从王维辋川别业看古代士大夫隐居文化

心情好好

我几次探访蓝田辋川，去追寻唐代大诗人王维在此隐居的历史遗迹。心中总萦绕着一个疑问：王维当时并未辞官，他是如何做到当官与隐居两不误的？！

经考证发现，王维能够实现“亦官亦隐”，主要得益于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唐代官员的休假制度。唐代官员有旬假（每十天休一天）、节假（大节放假七天，小节放假四五天）、丁忧（父母亡故守制二十七个月）等多种假期。二是辋川别业地理位置的便利性。辋川距长安约60公里，骑马、乘马车、乘船均可当日抵达。三是王维践行了一种在唐代士大夫中流行的“朝隐”模式。

“朝隐”，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辞官隐居，而是“身在魏阙，心在江湖”的生活智慧。“朝隐”概念可追溯到汉代东方朔，但直到唐代才成了文人士大夫普遍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我们的印象中，真正的隐士就如陶渊明那样，挂印解甲、远离政治，回归田园、躬耕劳作，隐得彻底、生活清苦，被颂为“高士”；而唐代士大夫的“朝隐”，则是保留官职薪俸，只在公务之余优游林泉，日子过得潇洒，被视为“雅士” 。

王维“朝隐”辋川，大部分时间在长安处理公务，履行官员职责；只有在节假日休沐时才隐居辋川，与友人弹琴赋诗，参禅悟道。辋川别业不仅是他物质上的隐居地，更是他精神上的世外桃源。

追根溯源，我们来分析唐代士大夫为什么追捧“朝隐”？

①儒家与道释的融合：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道家的“无为”与佛教的“空寂”，都为士人提供了进退之路。

②政治与现实的妥协：盛唐官场竞争激烈，士人既需保全自身，又无法彻底逃离体制，朝隐成为折中的选择。

③禅宗影响：唐代禅宗主张“行住坐卧皆是禅”，为朝隐提供了“心隐”的理论支持。

我不禁想到另一个唐代“朝隐”的典型代表——白居易，是他，将“朝隐”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白居易《中隐》诗曰：“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他认为，小隐太清苦（没有官俸做经济保障），大隐太辛苦（既要上班又要隐逸，两头兼顾、难以两全），而中隐（担任闲散官职，既有俸禄又不用经常上班）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白居易不仅有理论，更有实践：他晚年主动求任太子宾客、河南尹等品高事少的闲职，定居洛阳履道里宅园，与刘禹锡等诗酒唱和；或者主动申请外任，比如任杭州刺史时，既修堤治水，又泛舟西湖，做到了“仕隐两全”。

与王维“朝隐”相比，白居易的“中隐”更加高明。他的“中隐”，反映了中唐士人在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策略——用制度化的闲职保障优渥的物质生活，以诗酒园林维系精神世界的高度自由。若说王维是“隐于朝”的诗佛，白居易则是“隐于闲”的智者。王维的“朝隐”是遭遇政治挫折后的被动选择，白居易的“中隐” 则是他在朝堂党争中明哲保身的主动之举。 王维晚年仍羁縻于长安官场，而白居易主动申请外放或担任闲职，远离政治中心，隐逸姿态更加彻底。

两者隐逸方式的差异，导致了后世评价的不同。王维因“朝隐”中的诗画与禅意被誉为“高雅隐士”；而白居易“中隐”因包含饮酒、蓄妓等享乐内容，被宋儒朱熹批评为“虚伪隐逸”和“俗隐”。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为中国文人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生活范式，展示了古代知识分子平衡仕宦与隐逸关系的高超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