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文的美篇

于建文

（ 上 篇 ）

北京大学档案--缄封的一位西安北大人追光“赛先生”的故事

（兼贺 西安北大校友会四秩华辰）

在我家中珍藏有一个“北京大学档案”字样的信封。封面左侧印有“一八九八 —— 二零一八”，右侧印有“民主 科学 爱国 进步”字样。这是2018年北京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时，我和陈雷、张漓、郝莹、刘宽、石欣等十位同学在北京洛克时代中心陈永同学办公室聚会商议成立“北大区块链俱乐部”时，崔丽同学带给大家的纪念品。自那一天起，我将“区块链信仰”封存进“北京大学档案”中永远铭记。

在北大读本科的同学对北大燕园校区28-31楼中间空地上的“德赛先生”雕塑比较熟悉。这是一尊不锈钢雕塑，高2.5米，形状是英文大写字母D和S的组合。D代表“民主”（Democracy，昵称“德先生”），S代表“科学”（Science，昵称“赛先生”），S上有一圆球，寓意“民主”、“科学”遍全球。这被视为“五四”精神和北大意志的象征。

记忆中八十年代本科四年读历史和哲学专业时，民主、自由、独立、博爱等方面的东西确实没少看没少学，以至“学潮”都成了时髦词，像打鸡血似的拥抱西方泛民主化思想。好在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如今已是“东风压倒西风”，全世界都在学习东方智慧，要用中华文明拯救人类社会的新时代了。

而那时对科学的了解好像只是知道钱学森、陈景润和北大的王选是科学家，科学仿佛只是西方世界的文明产物。西方工业化成果主导世界科技进步的顽固思想在毕业后的全民经商、工人下岗、双轨制经济、国企托斯拉垄断的一次次改革中一直牢固占据我的认知，在两桶油工作的我仿佛生活在于科技绝缘的世界里。“赛先生”对于北大毕业的我竟然形同陌路，没有“赛先生”，只有“赛老板”，“拿来主义”最省心。🤦‍♂️

改变发生在2017年。

离开两桶油后我在新疆一家非银行类金融性质的第三方支付公司母公司当书记。身在庐山外，我逐渐意识到实业实际是在为金融打工服务的，而金融的逐利本质带来的周期性危机应当通过科技手段制订新的规则予以解决。互联网金融极大改变了传统金融，而改变互联网金融的会是数字金融吗？制订规则的科技会是区块链技术吗？这看似乌托邦文明规则的社会极有可能就是跨过“劳动异化”、“科技异化”、“文明异化”的社会发展阶段实现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

全世界最爱学习的民族在中国，全中国最爱学习的人在北大。

2017年我在西宁高原，用半年时间象打鸡血似的废寝忘食学习了区块链基础理论，如炼狱般磨难逼迫自己弄明白量子物理、密码学、计算机学和数学等相关知识，终于拿到“量子学派”罗金海CEO 签名的毕业证书。身为擅长联想的文史哲生，我作出“在区块链技术状态治理下的社会可能无限接近于共产主义”的判断。时至今日，我依然坚信着这种所谓的“区块链信仰”。😊

这一“信仰”的炼成得益于其融合了太多的“赛先生”的共同“信仰”。

2017年末，与同时取得毕业证的四位朋友在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西街注册了陕西嘉禾汇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想到在相对落后的地方或许人们会更热诚接受前沿科技知识，于是2018年“新疆云汇通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便在乌鲁木齐软件园落户。这家公司虽在一年后主动注销，但从筹划伊始直至今天都与“赛先生”结下了不解缘分。

“岂曰无衣，与子同仇”

与智者并肩，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远方。

当时我们认为，公司要成为西北地区集有高端技术平台支持、有成功的应用场景、有合规的法律监管、有掌握区块链技术原理和实践方法的团队、有央企（中央汇金子公司控股我们公司）背书的一流前沿科技公司。奈何自身条件不够，只好老师校友来凑。

2017年末，在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车库咖啡结识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教授。交流后得知他在致力于法律监管下的区块链应用实践研究，遂生与其合作的想法。

为稳妥起见，我又打听到北大计算机系白硕学长（上海证券交易所总工程师）在区块链技术研究领域的大咖地位。2018年我在上海过春节时，找到曾在新疆挂职的上交所纪委书记兴业兄帮忙。对方说学长已到万向集团区块链研究院上班了，见我廹不及待的样子念过往交情，终于通过上交所工作的白硕学长徒弟约好见一面。白硕学长认真听取我用新疆一卡通会员管理系统达成共识构建区块链社区生态的做法后，热情肯定了技术可行性并接受指导我们业务的邀请。白硕学长对与人大杨东教授的合作予以肯定，一再说“他是能人，在北京很有能量”。

不久后，“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新疆中心”便亮相在乌鲁木齐软件园。这块招牌也明确了公司的企业定位：合法合规的区块链技术研究和应用，不碰矿机、矿场、发币、炒币灰色地带业务，简述为呆在“链圈”、不进“矿圈”、不入“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