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风云之《壮士出关》

那年明月

1874年，因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由，侵占台湾所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也让清廷开始警醒；从而意识到了海防的重要性。

这个时期，也正是左帅准备筹划出关，收复新疆的关键时刻；沙俄已经武装强占了伊犁，阿古柏盘踞新疆喀什等地，为非作歹，也就在这个大背景下，清廷内部爆发了“海塞之争”。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组织朝臣对国防政策进行公开讨论，海防派首脑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上奏朝廷称：新疆远离京师，朝廷每年都投入巨资却泥牛入海.入不敷出，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东南沿海是朝廷赋税重地，京师又靠近海洋，应该放弃新疆，全力经营海防，确保京师安全。

李鸿章等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力排众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将彻底招致英、俄渗透。

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 强烈反对李鸿章重海轻陆的战略，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建议。

他上奏称：新疆是西北防务的第一线，它守卫着屏障北京的蒙古；而蒙古又是北京的屏障，他们彼此相连，唇齿相依，一旦放弃历代清军浴血奋战得来的疆土，有愧先烈的英魂。

宗棠的慷慨陈词掷地有声，无疑给满朝文武以当头棒喝！这个愧对先祖的大帽子没人敢于承受。于是慈禧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采取折中方案”海塞并重，先解燃眉之急！”

1875年4月，清廷采纳左宗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原则，一面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失地；一面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

应该说这场争论促使清政府调整国防战略，从重陆轻海转变为海陆两防并重，并着手筹划近代海防建设。洋务运动中初步建成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也推动了晚清国防观念与国防建设的变迁。

大概也就在这个时期，上海的《申报》开始卷入了这些朝堂风争。因为杨月楼案和杨乃武案，《申报》也彻底得罪了上海县令及浙省诸多大小官吏。

无独有偶，在报道新疆用兵的过程中，《申报》又卷入了李鸿章和左宗棠关于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的争论，其立场和观点让左宗棠深恶痛绝。。

1875年，左帅率军进入新疆讨伐阿古柏，因军费缺乏，经红顶商人胡雪岩介绍，向洋商贷借巨额款项。当时《申报》论及此举，颇多非难。左宗棠闻之大怒，骂《申报》主笔为江浙无赖文人。

西部边疆辽阔而漫长，缺少天然屏障，生活在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不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而如何抵御反击这种来自边陲的入侵，一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一直没有遇到过来自海上的主权威胁。所以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塞防而无真正的海防意识。长期的地缘政治实践，使中国形成了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地缘政治观：国家防御主要集中于西部北部，自先秦至明朝，历代王朝不惜耗尽国力修筑长城，以此扩张地理屏障，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同时对西域费心经营。

随着工业革命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远洋航行不仅打破了世界文明之间的孤立状态，使各国大规模直接交往成为可能，但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也与日俱增；中国单纯陆上防御的时代由此终结。

1840的鸦片战争，英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海疆大门，根据《南京条约》开放的五个口岸都是清王朝的海疆门户和海防前线。中国的海疆从此不再平静，国家防御也从单纯的陆上防御转向了海陆并行。

1875年5月，左宗棠奉旨督办新疆军务，各部队开始集结。西征的军费，主要是继续使用原陕甘军费中的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协饷和5个海关的关税，以及东南七省的厘金。上述各款总计约900余万两，但左宗棠实际只能收到500万两。截止1875年秋，各省拖欠西征饷银已达2600余万两之多。为挽救危局，左宗棠致信两江总督沈葆桢，提出再次筹借洋款1000万两。并上奏朝廷，请沈葆桢代借这笔外债。

但这次筹款遇到了困难。

首先，奏请时遭到了沈葆桢的反对，认为此举耗息甚多，使“海关应接不暇；如果再借洋款，海关更无坐扣之资。

其次，英国方面，驻华公使威妥玛借马嘉理事件要挟停止借款；与此同时，上海的《申报》也发表了一些舆论，对出师新疆及借外债之举颇有微词。

要知道，当时的申报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并且它的舆论导向，会直接影响政府的判断和决

策。

在历经波折之后，清政府批准左宗棠借500万两的外债，其余由户部直接拨款200万两，各省协饷300万两，方始凑足1000万两。到1877年6月，500万两的二次借款才达成协议。

左宗棠委托胡雪岩向洋商借款的事宜，也一波三折，受到不少阻挠。而申报在此事件上的借题发挥.推波助澜，也让左宗棠对《申报》深恶痛绝。

前文我们说过，申报的幕后老板是英国人。而西域边疆辽阔，彼时的印度恰恰又是大不列颠的殖民地。

英国和沙俄都对西部边疆虎视眈眈垂涎已久，但双方又都忌惮于对方的实力，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新疆也就作为这两个列强的博弈缓冲，明争暗斗。

所以收复新疆看似简单，实际上也是一场由英印土耳其和沙俄在后面站队的代理人战争。

如果我们要深层解读新疆的局势，也可以简单的把它分为南疆，北疆两派。

1865年，阿古柏入侵中国新疆，建立“哲德沙尔”汗国。英国为了抵制沙俄在中亚和中国新疆的扩张，同时也为了打开中国西部市场，有意扶植阿古柏政权。1874年，英国福赛斯使团与阿古柏签订条约，英国承认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地位，阿古柏允许英国在新疆享受关税优惠、英国商人自由贸易、居住等权利。

我们再说说北疆的妥明，他的背后，就站着对土地欲壑难填的北极熊。

对土地的痴迷，是北极熊永不放弃的追求。

晚清时期，俄罗斯帝国的土地面积有2280万平方公里左右，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5%。当时俄罗斯帝国的土地面积在世界排名中位列第三。排在第一位的是大英帝国，其在1920年时面积达355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面积的23.84%。

而同时期的清朝，在1790年面积约为1470万平方公里，到后期由于列强侵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领土有所损失。但在晚清时期，中国的国土面积依然较大，在世界各国中也处于相对前列的位置。

而在所有列强的侵略里，北极熊对中国土地的鲸吞蚕食，也是居列强之首。

同治四年（1865年），在沙俄的怂恿下，妥明与乌鲁木齐提标参将索焕章发动反清暴乱，占领了迪化、玛纳斯、吐鲁番等地，使清军后方大乱；而沙俄，也趁机入侵，占领巴尔喀什湖（外西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

后来，妥明在与阿古柏的对抗中处于劣势，不断向沙俄求救，沙俄虽因自身兵力分散等原因，未直接出兵，但暗中对妥明提供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企图把妥明培养成与清政府和阿古柏势力对抗的力量。

所以，阿古柏身后是英印势力和土耳其，而妥明的身后，则站着气势汹汹的沙俄。

就算到了晚清后期还是民国，无论是杨增新还是金树仁，抑或是盛世才所统治下的新疆，都脱不开北极熊那壮硕的背影。唯一能够巧妙利用这一点，变不利为有利，驱逐白俄残军的是杨增新。而彻底投身于北极熊，依靠苏联红军出兵，取得新疆政权的，却是盛世才。

由此可见，无论谁在新疆执政，都离不开英俄势力明里暗里的渗透；特别是北极熊的幕后操纵。

当公理被强权淹没，道义和国际法只是一纸虚文。

聊到了这儿，我们基本上可以对新疆的整体局势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与其说左帅入疆平叛，需要面对的是这些妥明和阿古柏，不如准确的说，是他将面对由英国和沙俄在背后撑腰支持的这些少数民族叛军和入侵者。

而这，才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如此一来，新疆的局势便扑朔迷离。在看似简单的后面，是和各种境外势力的角逐。

纵观晚清后期的一些国内战争，每每都脱离不了境内外势力的相互勾连。无论是曾经在金积堡的马化龙，还是肃州的马文禄，以及新疆的妥明，以及云南的杜文秀，都有和境外勾连的影子。他们对叛军支持的大量武器，便是最好的佐证。

而新疆乱局的最初，也是沙俄入侵不力，在正面战场没有讨到便宜，在无法名正言顺的大举入侵之时，便转换了思路，采取剑走偏锋，培养内奸，扶持代理人，才有了后面的一系列西部祸乱。

实际上我们纵观这场祸乱的前期，沙俄军队正是因为在边关要塞之地，在同驻防的边军在一次次的碰撞失利之后，才开始与内奸联合，转变了套路。

事实证明，也正是毛熊这一系列阴险的操作，才使得彼时新疆各处要隘的边军屡屡出现里应外合的情况。

到了最后，守将不再信任军中的少数民族，或者是派来增援的绿营团队。因为往往就因为这些隐藏的少数内奸分子内外勾连，而使边陲要塞接连失守。

纵使彼时的朝堂之上腐朽不堪，但远在万里之外的边陲将士们，依然迎风而立.并未放弃守护的华夏疆土。

也正因为这些边疆士卒誓死不渝的坚守，才使得毛熊的袭击计划，一次次铩羽而归。简单的讲，毛熊的正面进攻实际上始终没有占到便宜。

彼时的大清边军，战力依然彪悍。在北极熊的优势火力打击之下，他们并未弃守要隘；但最坚固的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打开！

在这个当中，回奸充当了侵略者的马前卒，尤为可恨！

而新疆局势的一步步恶化，幕后的推手都少不了这些境外分子和内奸的遥相呼应；到了最后，俨然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

总结南北疆遍地烽烟的乱象，一场本来可控的小规模叛乱，也就是有了少数判乱分子和境外势力的勾连，于是变成了滔天大火。到最后，席卷了南北疆这片原本平静的土地。

在诡谲莫测的风云之下，左宗棠无疑就是那个第一个看透新疆玄机的明眼人。第二个是此刻正站在南北疆的土地上颐指气使.风头正盛的入侵者阿古柏。

我们就以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土地面积而论，约166.49万平方公里。

大约等于4.7个四川省，5.6个陕西省，

16个江苏省；

27个台湾省，55个海南省！

其地域之辽阔，约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1/6，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在这里，我们指的还是被沙俄蚕食后的新疆面积对比。

由此可见新疆这块土地的辽阔，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而左帅深知南北疆地区对国家的重要性，同时也看到了新疆问题后面的深层复杂性。

可以说那个时候的新疆名义上归大清节制，但实际上已经成了沙俄和大不列颠帝国的博弈场。与此同时，印度土耳其，日本，也都觊觎已久。只不过以他们的力量，要么是地缘限制.鞭长莫及：要么就是只能隐在幕后，还不足以撼动新疆的风云而已。

战争，打的就是钱！既要有坚强的意志.悍不畏死的军队作为底气，也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后勤保障；否则，一切都是凭空臆想.纸上谈兵。

左宗棠托付胡雪岩出面，以江苏、浙江、广东3省海关收入作保，分别向英国渣打、汇丰银行借款1795万两白银。除了支付饷银和粮食运输费用外，还在上海购买了德制克虏伯后膛炮等先进武器。并且经过历年的锤炼，由左帅主导，枪炮专家赖长所负责的“甘肃制造局”，也陆续仿制改良了大批的德式枪炮，来装备清军。

可以说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复疆之战，可谓倾国之力，凝聚了满朝文武的期盼；也是大清国最后一场舒展臂膀的宣威之战。

在历时近两年的准备停当之后，左宗棠做了万全的部署。

依据军队的现实进行了调整，强调”兵贵精实“，首先对西征军进行了裁减。

除此之外，左宗棠也对自己所部进行了精选壮丁、裁汰冗杂。

这个主要是基于关外的气候和严酷的地理环境，千里荒漠，部队的粮草辎重运输极为关键！所以包括部队所用的壮丁挑夫，都必须保证年富力强。

1874年，在裁去奇、捷等营马步勇夫1千多人后，左帅又对马步40营也进行了裁减。同时还将一部分战力较弱的兵勇转为农垦劳力，有效节省了军饷和军粮。

受命后的左宗棠在兰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西征的系列部署论证。

就早些年，在与林则徐的湘江夜话时，林则徐就把自己在新疆多年绘制的南北疆草图，以及军事纪略交给了这位被他寄予厚望的晚辈。

而这些年，左大帅也一直在关注国际局势，以及新疆的地理和宗教构成。

可以说，左帅对出兵新疆是做足功课。他提出，“先北后南”“缓进急战”。

这是根据敌方的兵力部署量身定制，因为阿古柏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南疆一带而北疆势力，则比较薄弱；还有新疆的地理环境以及历史经验。

拿下北疆迪化，易于先声夺人，同时也可解除进击南疆的后顾之忧。

“缓进急战”，则是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深思熟虑！但一旦进攻，就要速战速决，一鼓作气！

　收复新疆之战的关键在于解决补给问题。西北之地自古贫瘠，丘壑山林，大漠孤烟；百姓靠天吃饭，自供尚且不足，更无多余的粮草补给六七万的西征大军。

朝廷让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被一一拒绝，左宗棠不得已，只能请早期在剿灭太平军时就为自己筹备军饷的胡雪岩，出面向洋人借款。但这，也给后来这位屡次帮助自己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家族，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些以三地海关收入作为担保，先后六次借得1700多万两外债，都需承担高额的利息。但国库空虚，实出无奈。

当他收到这笔巨款后痛哭流涕，痛惜无奈，是这个老臣最为真实的心里写照。“其无耻也，臣之罪也”。

他深知举借外债不仅要承担高额的利息，而且还会令国家丧失主权！洋人的钱不会凭空出现，都是有苛刻的先决条件。可在当时举步维艰的财政体系下，为了为了捍卫国土的完整，别无选择。

西征军六七万人每年的军费支出约800万两，而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收到的各省协饷，却只有500万两。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你有孙大圣的七十二般变化，也顶不住囊中羞涩的空虚！

西北用兵，“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从甘肃到新疆路途遥远，群山沟壑漫漫黄沙。不光要穿越千里迢迢，还得随时应对变幻莫测的天气。

所以只有提前筹划好进军和补给路线，保证粮饷供应的绝对充足，才有望获得胜利。

西征军的主要运输工具是马、骡子和骆驼等畜力，以这样的运输条件供应几万大军的吃穿用度，补给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费尽周折，才筹措到的粮草和军饷，如何运到前线，又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严峻课题。各位不要小看了这个运输问题，这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后期的事实证明，南路运粮一年每百斤的脚运费高达15两，而北路运粮则为每百斤8两的脚运费。到了最后，运价10倍于采价。由此便知运输之难，成本之高，远远超乎想象。据后来的统计，光西征粮草转运及后勤人员的开支，就占了总军费的34.4%。

在反复谋划推敲以后，左宗棠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分别设立北局和南局，负责南北两路的粮草补给。

为了把有限的银子都用在刀刃上， 左中堂在南北两路都做了精细的成本测量试验。 从车载到驼队，几乎做到了精准的策划计量，可以说用心良苦，鞠躬尽瘁。

此刻的肃州，已经集结了以刘锦棠、金顺部、张曜等部为主的七万西征将士。

在前锋的统帅之中，左宗棠依然坚定的选择了刘锦棠作为前锋主帅。

当时朝廷推荐了两个人，一是景廉二是金顺。

但左帅认为景廉缺少应变之才，而金顺虽勇武有余，但为帅，则少了一些谋略。

为了应对英俄两大势力的突发干预，

左帅亲率20余营坐镇星星峡以东，担任作为战略预备以防局势突变。

尽管与刘锦棠所率领的3万精兵入主新疆，并无多少优势。但他相信以这位少帅的指挥得当，更能贯彻自己“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

而事实证明，这位飞将军刘锦棠后来的表现，淋漓尽致的发挥了闪电战的特点；如一缕闪电划破苍穹，一路摧枯拉朽。

所以我们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火车跑得快，还得车头带。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再怎么锋利的尖刀也要因材试用，也得看他掌握在谁的手里。无论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关陇三杰于多隆阿多帅的帐下，还是飞将军刘锦棠之于左大帅的帐下；亦或是黄万鹏，董福祥.张曜之于刘锦棠的账下……

他们无不建功立业，所向披靡。

但换言之，如果主帅换一个人，平庸无能。再怎么璀璨的将星，也不会散发耀眼的光芒。

所以古人就有了一句话，宝剑配英雄，红粉赠佳人。

因为只有当将遇良才恰逢伯乐识马，才会让历史的篇章更加跌宕起伏。

1876年4月，肃州城外，几万西征将士列装待发。

祁连山上的冰雪尚未消融，旌旗猎猎下是一张张壮士出关的坚毅面孔。时年已经已经64岁的左宗棠登高祭旗，为西征将士壮歌起行；三军雷动，马踏西域！

祁连雪冷铁衣寒，左纛凌风卷暮烟。

三尺霜锋惊朔气，九重丹诏出甘泉。

刘郎剑指天山月，胡马魂销瀚海鞭。

莫道玉门春色晚，昆仑今夜起龙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