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一书一世界，开卷即有益，莫负匠心，静享阅读时光。

滕剑翔

　　近阶段看了不少长篇历史小说。书籍在手，细细耕读，语句流畅，情节跌宕，引人入胜，感慨万千：书籍凝聚作者心血，承载作者智慧与思想。

作者唐浩明花费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三部历史长篇《曾国藩》、《杨度》、《张之洞》，读来无不令人赞叹。作者黄冠均六易其稿，耗费七年心血，写成浩浩长篇《南宋王朝》。

两位作家以时光为砚墨，执笔为刻刀，在历史的长卷上精雕细琢。黄冠均七易寒暑、六改其稿，终成《南宋王朝》的恢弘画卷；唐浩明甘坐十五年冷板凳，淬炼出"晚清三杰"的史诗篇章。其他书籍的作者，同样呕心沥血，投入其中，铸就辉煌。

这般近乎朝圣的创作姿态，不仅让泛黄的史册重焕生机，更令我们指间翻动书页时，触到历史深处的脉动与体温。这些用生命长度丈量出的文字，恰似陈年普洱，值得以心灵的温度慢慢醒开，细细啜饮。

书籍凝聚作者心血，承载智慧与思想。我们应珍视书籍：轻翻慢放，妥善保存，让墨香长存。我们更应该用心阅读，精读细品，汲取养分，让文字照亮心灵。

一书一世界，开卷即有益，莫负匠心，静享阅读时光。

【包青天】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中国北宋政治家。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登进士第。累迁监察御史。庆历新政失败后，曾主张严格选拔官员，裁汰冗杂、贪暴、懦弱的官吏，年老的官吏应强令致仕，以解决冗官问题；停止招募士兵，拣斥老弱，以解决冗兵问题，并选将练兵，训练义勇以备边；抑制贵戚和宦官等的权力，轻徭薄赋，节省开支等。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及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后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知谏院时，多次论劾权贵，建言兴利除弊。再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升任枢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享年六十四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后世称其为“包孝肃”。

包拯审案明察，执法严峻，不畏权贵，不徇私情，清正廉洁，令行禁止，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身后成为家喻户晓的“清官”典型。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转世。南宋和金朝时已有以包拯为主题的故事、小说和戏曲，元剧中有大量包公戏，后有小说《包公案》流行于世。有《包拯集》（《包孝肃公奏议》）传世。

本书上中下三册，分别讲述了包拯出生、成长、科考、及第的故事，以及狸猫换太子、陈州赈灾除恶的故事。通俗易懂，读之轻松，是消遣时间的最佳方式。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今双峰县荷叶镇），是“晚清第一名臣”、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

曾国藩原名子城。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升迁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前往南下主持乡试，途中其母去世，获准还乡，丁忧守制。咸丰三年（1853年）又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次年于田家镇大胜北伐的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同年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学局，重印经史典籍。同治六年（1867年），拜大学士。次年出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因对西方列强采取谋求和解的策略，次年又被调回南京原任。同治十一年（1872年）病逝。

曾国藩善于讲“道德”说“仁义”，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变化。“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曾国藩工诗与古文。其诗宗苏轼、黄庭坚，雄峻排奡；其文宗法桐城而能扩大，变雅洁为雄肆。曾国藩还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曾国藩——血祭、野焚、黑雨》是唐浩明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

《血祭》——描绘了曾国藩从湖南双峰一个普通农家子弟，通过科举入仕，在官场中逐步崛起的过程。重点刻画了他组建湘军，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的经历，展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曾国藩在军事、政治方面的才能与困境，同时也描写了他复杂的内心世界和在困境中不断挣扎、坚持的精神。

《野焚》——讲述了湘军在与太平军的长期对抗中逐渐占据上风，最终攻克安庆等重要城池，对太平天国的战略布局造成重大打击。此部还描写了曾国藩在处理军政事务时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难题，包括与朝廷、地方势力以及湘军内部的关系，展现了他在权力斗争和复杂局势中的应对之策。

《黑雨》——以湘军攻克天京为背景，描写了战后的混乱局面以及曾国藩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朝廷的猜忌、湘军的裁撤、与各方势力的矛盾等。同时，刻画了曾国藩在功成名就之后的迷茫与反思，以及他为了维护晚清政府的统治所做的种种努力，最终以曾国藩的去世结束，展现了一个晚清重臣在历史浪潮中的起伏与无奈。

整部小说通过对曾国藩一生的描写，展现了晚清动荡的历史画卷，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有血有肉的曾国藩形象。

【张之洞】

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原籍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生于贵州贵阳六洞桥。曾任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国晚清重臣、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

1850年，张之洞回原籍参加乡试，中举人。1863年，中探花，授翰林院侍讲学士。1881年，出任山西巡抚，开始筹办洋务，设广东水陆师学堂、枪炮厂、矿务局、广雅书院。1884年，张之洞擢升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抗击法军。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1894年，署理两江总督，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组练江南自强军，加强国防。1907年，其又任军机大臣，次年十一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病卒。

张之洞是晚清时期的重要政治家、教育家和改革家。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振兴中国。

张之洞是教育改革先驱。他大力推动教育改革，创办了多所新式学堂，如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等，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之洞提倡实业兴国。他在担任湖广总督期间，积极兴办实业，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企业，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

张之洞政治立场复杂。作为晚清重臣，张之洞在政治上既支持清廷，又主张改革，试图在保守与革新之间寻找平衡。他的思想和行动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之洞被认为是晚清时期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者，他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的改革并未能彻底改变清朝衰落的命运。

张之洞是晚清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其主张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在此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超越传统产业结构的思想主张。后将西学的视野从器物层面转向了政治制度层面，该理念的转变促使其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张之洞这些“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对于促进向西方学习具有积极作用。其还主张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强调师范教育，后与张百熙主持制定新学制，时称“癸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颁布的在中国普遍实行的学制，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石。其著有《广雅堂集》《輶轩语》等书，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宰辅。张之洞也是一个备受奚落的人物：起居无时，号令无节，行为乖张，巧于仕宦。

张之洞有着一系列耀眼的业绩：打败法人的入侵，策划并督建京汉大铁路，创办亚洲最大的钢铁厂。张之洞也是百年来屡招责骂：好大喜功，糜费挥霍，崇洋媚外，沽名钓誉。

张之洞为谋求中国的富强，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但直到瞑目的一天，他也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的影子。

张之洞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架构，作为官方大员，他第一个大力倡导“中体西用”。但他的这个设想，无论其生前还是其身后，都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嘲讽。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人不应忘记近代人物张之洞。

【杨度】

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复杂且颇具争议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他的一生跨越了晚清、民国初年两大动荡时期，其政治立场和思想经历多次转变，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中的探索与挣扎。

杨度最显著的特点是政治立场的频繁转变，这种“善变”使他饱受争议：早年受儒学影响，主张维新变法，后成为清末立宪运动的核心人物，推崇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试图挽救清王朝。

杨度支持袁世凯称帝。1915年，他撰写《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理论支持，并组织“筹安会”，成为帝制派领袖。这一选择使其背负“帝制余孽”的骂名。

杨度晚年转向革命。袁世凯死后，杨度政治理想破灭，逐渐倾向革命。1927年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周恩来介绍），利用身份掩护革命活动，并在上海资助左翼文化事业。

这种转变既体现了他对救国道路的不断反思，也暴露了其政治理想与现实脱节的局限性。

杨度早期主张以宪政改革实现国家富强，强调法治与民权，其思想受梁启超、严复等人影响，但比康有为等人更注重制度设计。

杨度的国家主义倾向。他认为中国需要强权集中（如君主立宪）以避免分裂，这一思想与袁世凯的集权需求不谋而合，但也导致他低估了民主革命的潮流。

杨度的佛学与救世情怀。晚年钻研佛学，提出“无我主义”，试图以宗教精神化解社会矛盾，同时暗中支持革命，体现其“救世”理想的延续。

对杨度历史评价的两面性：

负面评价——

杨度因支持袁世凯称帝被长期视为“反动分子”。章太炎曾讥讽他“愚而好自用”，胡适也批评其政治投机。帝制失败后，他一度成为众矢之的。

正面评价——

杨度晚年转向革命，尤其是秘密加入中共的经历，在建国后得到一定认可。周恩来曾称他“晚年找到了真理”。此外，他在法学（如《中国宪政大纲》）、佛学领域的学术贡献亦不可忽视。

杨度是时代夹缝中的悲剧性人物。杨度的复杂性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困境的缩影： 他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但过于依赖“强人政治”，低估了民众力量；学术才华横溢，却因政治选择屡遭批判；最终在迷茫中转向革命，但已无力扭转个人历史评价。

杨度的生平警示后人：在剧烈变革的时代，知识分子需在理想与现实、道路与手段之间谨慎权衡。尽管争议重重，杨度仍不失为近代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标志性人物。

杨度（1875年——1931年），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他中过举人，当过满清四品官，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好友，曾参与了晚清变法，失败后又支持袁世凯称帝。

杨度前半生一直在探索救国之道，但无一成功。李大钊先生的牺牲，令杨度万分悲痛，也让他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同时为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清末到民初，杨度始则反对共和革命，继则参加袁世凯的复辟活动。他的君主立宪救国理论在实践中处处碰壁，最后彻底破产。

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革命运动使他看见了中国的未来。他长期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接触，世界观也有了根本的转变。1929年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的批准，成为秘密党员，为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31年逝世。

纵观杨度一生，有人讥讽他是一个善变的”投机者“，从立宪主义，到三民主义，再到共产主义，先附袁，又附孙，最后再入共产党。某种程度上来看，杨度确实”善变“，但他的”变“却不为私利，也并不盲目，他始终坚持着济世的梦想和抱负，他希望国富民强，却又害怕革命牺牲，于是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掌控权势的统治者身上，或许，这正是矛盾所在。也许，杨度的”信仰“在变，但他信仰所指的方向，始终是救国医民，始终是国家和民族，这一点，他从未变过。

　　【谭嗣同的萌动、觉醒、怒放三部曲】

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华相众生、海褰冥氏、寥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晚清官员谭继洵之子。中国清末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戊戌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少年时先后师事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等浏阳学者。成年后为父命所迫，曾六赴南北省试。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谭嗣同开始致力于维新变法，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提出变法主张。北游访学时结交了梁启超，翁同龢等维新人士。回到湖南后，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以及延年会，群萌学会笔等，宣传变法维新。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谭嗣同被荐进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反对新政并发动政变，对维新派残酷镇压，谭嗣同为变法献身，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终年33岁。

谭嗣同代表著作有《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词仅存一首《望海潮》。其诗文风格雄健，感情真挚，富于民主思想与爱国精神。谭嗣同撰写的《仁学》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

维新之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时年30岁的谭嗣同在家乡满怀忧愤，即努力提倡新学，呼号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

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深重的民族灾难，焦灼着谭嗣同的心，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签订和约，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开始“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他感到“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才能救亡图存。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谭嗣同入京，结交梁启超、翁同龢等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谭嗣同旋奉父命，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在从北京去江苏任职的途中游历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间，开始创作著《仁学》。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月17日，谭嗣同写成其重要著作《仁学》，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支持下，与唐才常等倡办时务学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败”。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日益恢张。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又倡导开矿山、修铁路，宣传变法维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红顶商人盛宣怀】

盛宣怀（1844年——1916年）字杏荪，又字幼勖、荇生、杏生、号次沂、又号补楼、别署愚斋、晚年自号止叟。汉族，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今常州市）人，死后归葬江阴。清末官员，秀才出身，官办商人、买办，洋务派代表人物，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

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他在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个大型民用航运业轮船招商局后，主持创办的企业、学校有：中国第一家电信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家内河航运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国内第一条南北干线卢汉铁路、第一家国人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第一个理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以及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华盛纺织总厂和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等。

他通过办洋务大事而成为全国首富，有人估称他的财产达白银2000万两，并逐步达到做高官目的，曾先后任天津海关道、大常寺少卿、会办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等职。他首倡“东南互保”，企图稳定长江流域不受义和团运动影响，又曾因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激起四川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线，并因此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曾出走日本，民国五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病逝。

盛宣怀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他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

初出茅庐——同治元年（1862年），盛父盛康任湖北盐法道，四川与淮北互争引地，长期相持不下，盛宣怀建议川、淮并行，难题得以解决。盛康益勉以有用之学。当时先后担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严树森都是经世派著名人物，军务、吏治严明整饬，冠行于各行省，盛宣怀耳濡目染，事事研求，也慨然以匡时济世自期，“生平事功基于此矣”。同治五年（1866年），盛宣怀与二弟一起回武进县应童子试，双双入泮，补县学生。同治六年（1867年），祖父盛隆去世，盛康扶柩回籍。盛宣怀乡试落第。盛康家居守制，一意为惇宗睦族之事，设义庄，增祭田，建义学，修宗谱，盛宣怀也都参与规划。

协办洋务——同治九年（1870年），入李鸿章幕，协助李鸿章办洋务。受到李的赏识，第二年就已升到知府的官级。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委盛宣怀办理湖北煤铁矿务，从此盛又开始办理矿业。光绪二年（1876年），盛宣怀在湖北广济盘塘设立"开采湖北煤铁总局"，雇英国矿师郭师敦查勘湖北煤铁矿藏。

经营海运——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郭师敦等勘得大冶铁矿。十一月盛宣怀赴黄石港会同大冶知县林佐等对铁山土地产权，进行详勘。又自民间购得部分铁山土地产权，准备在黄石港东吴王庙旁（今沈家营）设炼铁厂，后因经费难筹，李鸿章未批准。光绪五年（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光绪十年（1884年），赴粤办理沙面事件，署天津海关道。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招商局督办。光绪十二年（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烟台独资经营客货海运，航运范围不仅扩大到山东整个沿海，而且还开辟了烟台至旅顺的航线。

協助香帅——光绪十五年（1889年8月），张之洞决定将原准备在广东兴建的炼铁厂迁至湖北。适逢盛宣怀以事谒张，言及炼钢之事，张提到尚无铁矿，盛当即表示愿将原在大冶购得之铁山矿交给张开办。年底，盛又和张面谈开办铁矿事宜，并提出四条有益建议，为张出谋划策。张之洞遂兴建汉阳钢铁厂，开办大冶铁矿。大冶铁矿于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矿山。

办学天津——光绪十七年（1891年春），在烟台设立胶东第一广仁堂慈善机构。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奏设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于天津。马关条约签订后盛宣怀一再请求自己的免职，一再不准。

平步青云——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并被授予“专折奏事特权”，接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奏设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于上海。授太常寺少卿衔。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5月27日），他还在上海外滩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先后与比利时、英国、美国签订铁路借款合同草约。12月，被补授大理寺少卿衔。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1月），因保护东南地方有功，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任正二品工部左侍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盛宣怀在上海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同年他将他手下的铁路大权让给唐绍仪，这是以唐为首的、在北洋政府初期权力巨大的交通系的开始。7月，奉谕：着加恩在紫禁城内骑马。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盛宣怀奉召进京，次年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因汉阳铁厂受制于日本，仍不能获利，需扩大生产规模。盛宣怀遂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公司，被荐举为公司总经理。在冶、萍两矿设总办，与汉阳铁厂鼎峙而三，广招商股，以解决扩大生产的资金。宣统元年（1909年），盛宣怀鉴于“商业振兴，必借航业，航业发达，端赖人才”，在南洋公学增设航政科，办航海一班，后于1912年独立成为吴淞商船学院，是为今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前身。宣统三年（1911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重用，升任邮传部大臣，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这个措施遭到了许多地方的反对，四川、广东、湖南和湖北发生了保路运动。盛宣怀命令各地加以镇压。

革职逃亡——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盛宣怀请袁世凯出山，同时他遭到了各方的谴责，许多人责怪他的收路政策导致了动乱，盛宣怀被革职移居大连，永不再用。盛逃亡日本神户。

借款日本——民国元年（1912年）初，盛宣怀在日本看到民国政府需款作军费，便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办法取得日本借款，与民国政府搭上关系，想以此来挽救自己的不利处境。于是与日本垄断财力秘密策划，民国政府分别在神户和南京同三井和正金财团签订两个性质相同的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2月12日，盛宣怀从日本正金银行提取300万日元借款，把这笔钱的一部分转三井洋行，三井洋行转给南京政府约250万日元。消息传出，举国哗然。盛宣怀在人民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同意废约，并辞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职务。

受邀回国——民国元年（1912年）11月30日，中华民国建立后，盛宣怀受孙中山邀从日本回到上海，在上海租界中继续主持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民国二年（1913年5月），盛宣怀又出任汉冶萍公司董事长，重新掌握汉冶萍公司大权，根据宣统元年第一届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着手兴建大冶铁厂，扩大公司生产规模。为解决基建资金，于同年12月2日，与日本制铁所、横滨正金银行签订5个合同。以汉冶萍公司全部财产作抵押，借款1500万日元，其中900万日元用于兴建大冶铁厂，600万日元偿还日本旧债，订明用头等矿产1500万吨，生铁800万吨供给日本，作为偿还之用，40年为期。并聘请日本人担任最高工程顾问和最高会计顾问。这些合同使日本制铁所将汉冶萍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完全控制在手中，使汉冶萍公司逐步走向没落。

病逝上海——民国五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病逝，他遗嘱将其家产的一半，捐赠为慈善基金。庄夫人为他办了极其盛大的葬礼，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租界当局进行了交通管制。

主要影响——兴办实业发展航运。1872年，盛宣怀建议李鸿章用建造商船来提供建造兵舰的费用，被李采纳，李委任盛办理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公司之一），这是盛办理轮船航运的开始。同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1873年， 轮船招商局正式营业，盛宣怀担任会办，从此他开始正式成为清末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情系电报光绪五年（1879年），盛宣怀建议李建立电报事业，李采纳之，又命盛督办。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1年，盛宣怀被任命为津沪电报陆线的总办，从此进入电讯业。1882年，为了阻止外国人在中国沿海建立电报网，李委任盛建立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1883年，盛宣怀督理天津海关，他挪用海关钱粮来资济电报事业，混淆各个部门的经费，因此受到处分，但因多方说情未被降职。

【南宋王朝】

长篇历史小说《南宋王朝》共分30章，计百万字。起自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金兵北撤前夕，立张邦昌为帝，俘徽、钦二帝北撤，北宋灭亡。止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高宗禅位，孝宗为岳飞平反。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本书与学术专著不同，演义当然必不可少，而且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没有当前十分流行的媚俗情节，也没有违背常识的戏说成分，而总是尽可能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作者对这部小说的定位是:“既是小说,更是历史。”正由于此，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坚持“先读史家(不是史书本身),搞明白他为何而写,为谁而写”,使人们“从历史的谎言中,读出真相”。

宋高宗赵构是宋朝第十位皇帝，南宋第一位皇帝（1127年—1162年在位）。

早期经历——赵构是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大观元年（1107年）出生，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博学强记，喜亲骑射，且有较高艺术天赋。宣和三年（1121年）受封康王。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进攻，他主动请缨当人质，后又奉命出使金营求和，中途折返，任河北兵马大元帅。

登基为帝——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灭亡，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元建炎，建立南宋。之后，他一路南逃，曾驻跸扬州、杭州等地，甚至逃亡海上。

在位后期——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绍兴十一年（1141年），他授意与金朝达成绍兴和议，对金朝称臣纳贡。同年，削诸将兵权，杀害岳飞。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赵构将皇位禅让给养子赵昚，自己退居德寿宫。淳熙十四年（1187年），赵构驾崩，享年八十一岁，庙号高宗。

政治举措——设立各种官职，实行绍兴更化整顿官僚体系，但也长期委任秦桧为相，导致朝政腐败。迫于形势民心，任用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抗击金军，取得一些胜利，但后来为了与金议和，解除大将兵权，杀害岳飞，打压主战派。重视农业和商业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生活。抑制佛教，兴办大量学校来发展文化，著有《翰墨志》，传世墨迹有《草书洛神赋》等，对后世书法产生深远影响。

历史评价——赵构的历史评价存在争议。一方面，他建立南宋，延续了宋朝血脉，使宋朝在南方得以继续发展；在初期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稳定政权，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另一方面，他胆小怯懦，面对金兵侵扰往往选择逃避；重用奸臣，杀害忠良，导致朝政腐败；且为了偏安一隅，不惜对金称臣纳贡，签订屈辱的和约，这些行为也饱受后世指责。

【大清官，晚清名臣彭玉麟】

彭玉麟（1817年——1890年）字雪琴，号退省庵主人、吟香外史，祖籍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渣江），生于安徽省安庆府（今安徽安庆）。清朝晚期军事家、书画家，人称“雪帅”。

彭玉麟曾于道光末年参与镇压李沅发起事。后至耒阳为人经理典当，以典当资募勇虚张声势阻退逼近县境之太平军。复投曾国藩，分统湘军水师，是湘军水师的创建者。半壁山之役，以知府记名。以后佐陆军下九江、安庆，改授提督、兵部右侍郎。同治三年（1864年），督水师攻克九洑洲，进而截断天京粮道。

太平天国起义被平定后，定长江水师营制，每年巡阅长江。中法战争时往广东督办军务，率部进驻虎门，上疏力阻和议。晚年累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封一等轻车都尉。光绪十四年（1888年），扶病再阅长江水师，以衰病开缺回籍。光绪十六年（1890年），彭玉麟病逝于衡州，享年七十五岁。获赠太子太保，谥号“刚直”。

彭玉麟为人清廉刚直，不治私产、不御姬妾，以“不要命，不要钱，不要官”著名，一生六辞崇职，自称“以寒士始，愿以寒士归”。他于军事之暇，作画吟诗，尤以画梅闻名。所绘梅花“老干繁枝，鳞鳞万玉”，被曾国藩称为“兵家梅花”。其“诗书皆超俗”，诗文作品由友人俞樾整理，分为《彭刚直公奏稿》《彭刚直诗集》。今人辑为《彭玉麟集》。

筹防江海——同治四年（1865年），同治帝命彭玉麟署任漕运总督，他再度疏辞，理由是自己不懂漕政，性情褊急、见识迂愚，不会与各方圆通相处。同治帝鉴于其言辞诚恳，只得作罢，但让他与曾国藩等商议湘军水师善后事宜。同治七年（1868年），彭玉麟会同曾国藩奏定长江水师营制。次年（1869年）春疏请终制回籍，得到允准，由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掌管长江水师事。

巡阅长江——彭玉麟回乡后，长江水师逐渐不守规制，崇尚奢靡，篙工、舵工竟不能驾船，以至于有人建议废除长江水师。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逝世，同治帝起复彭玉麟巡阅、整顿长江水师。他上奏清廷，详酌长江水师事宜，认为将才宜慎选、积习宜力除、军政宜实讲、体制宜复旧。并认为长江水师不宜兼习弓箭。此外，他弹劾不称职的将官一百余人，还为黄翼升申请开缺回籍养病，推举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接替其任职。经他整顿后，“长江水师又大振”。年底，彭玉麟入京觐见，在养心殿东暖阁接受同治帝及两宫太后的召对。慈禧太后问及长江水师利弊、筹防江海等事宜，彭玉麟一一作答。随后署任兵部右侍郎，获赐“紫禁城骑马”的荣誉。适逢同治帝大婚，他充任宫门弹压大臣。随后彭玉麟辞去朝中职务，仍回巡长江。

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6日，彭玉麟行抵瓜洲江岸，与新任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面晤，将长江水师应办事宜商酌周妥，交代布置一切。11月5日，彭玉麟巡阅长江完毕，回到衡州原籍。光绪元年（1875年），彭玉麟上奏清廷，认为欲图自强，需从清吏治、严军政、端士习、苏民困四个方面着手。光绪二年（1876年），彭玉麟由衡州出发，巡阅长江。光绪七年（1881年），彭玉麟被署任为两江总督，他接旨后即上疏请辞，隔日后又再次上辞疏。清廷无奈，于是让大学士左宗棠接替，但仍留彭玉麟督江防、海防。有朝臣建议长江提督应该驻于吴淞口外，彭玉麟上疏提议：“江南提督的职责在海防，请多添置兵轮（军舰），使其独立一军于海上。长江提督职责在江防，请仍由臣督同巡阅，改驻吴淞，会同操练兵轮，以通江、海。”光绪八年（1882年），彭玉麟在京察考核中得一等，次年（1883年）被擢升为兵部尚书，他仍推辞。在之后的京察中，彭玉麟仍列一等，是罕见的“以既开缺之侍郎、未任事之尚书而三载考绩与焉”的官员。

复起抗法——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彭玉麟奉旨赴广东会同筹办防务。他招募四千人随行，驻军大黄駪。派部将王之春、黄得胜防守琼州、钦州、灵山，娄云庆、王永章等驻守沙角、大角，与粤军联合。同时增加士卒、设置堡垒，整编沙洲人家和渔舟，分派其把守内海港口。不过法军最后没有到来。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军在镇南关、谅山一战获胜。不久后，清廷决定议和，停战撤兵。彭玉麟疏请严备攻守之势，以防后患，并陈述六条关于海防善后的建议。光绪十二年（1886年），彭玉麟捐俸银一万二千两，建船山书院。

病重离世——彭玉麟之前在西湖时，已得偏瘫之症。在广东三年，被瘴疠侵蚀，旧病发作。等到自广东北上时，已经不能饮食、言语，行走都需要四个人搀扶。他屡屡疏请致仕，均被清廷温言挽留。光绪十四年（1888年），彭玉麟扶病巡阅长江水师，这是他最后一次巡阅。当到安庆时，安徽巡抚陈彝见彭玉麟病势沉重，将其病情奏报清廷。清廷这才允许他开缺回籍，仍保留巡阅差使。此后彭玉麟的病势日趋沉重。

光绪十六年三月初六日（1890年4月24日），彭玉麟病逝于衡州湘江东岸退省庵，享年七十五岁。据说其临终前身边仅有老兵数人。四月壬寅日，光绪帝闻其遗疏，下诏褒奖彭玉麟，追赠太子太保衔，照尚书例赐恤，赐谥号“刚直”；又下诏于衡州原籍及其立功省份为他建专祠，将彭玉麟生平的战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擢升彭玉麟之孙、候选员外郎彭见绅为郎中，彭见绶、彭见粹也得到吏部引见。十一月，葬于衡阳章木寺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