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眼泪（散文）

ZY

故乡沙地傍着钱塘江，潮水每日两度扑打堤岸，咸涩气息随风钻入鼻腔，总让我想起父亲的眼泪。

父亲生得矮小清瘦，却偏爱笔挺的中山装。两支钢笔斜插在表袋，皮鞋亮得能映出人影，再拎上一只皮革公文包，精气神十足。自80年代去了趟欧洲，县里凯鑫西装厂特制的西服便成了他的新行头。走在小镇青石板路上，街坊老远就笑着喊：“小周，来啦！”

这声“小周”里，藏着三分亲切、七分敬畏。外人面前的父亲总是笑意盈盈，可一转身面对我和哥哥，便换上严厉面孔。只要母亲说句“你爹要回来咯”，我们兄弟俩放学后就一路狂奔回家，擦桌子、写作业，大气都不敢出。全家能从小镇搬进县城，母亲从集体企业调入国营工厂，哥哥进了杭州齿轮箱厂，我分配到建筑设计处又去大学进修，哪样离得开父亲的人脉和人格魅力？

记忆里的父亲像棵老杨树，再大的风雨都能扛住。却不料岁月如刀，悄无声息磨断了他的筋骨。五十五岁那年冬天，惨白的太阳挂在天上，西北风刮得人骨头缝发疼。父亲从围垦出差回来，扶着楼梯直喘气，双腿沉得像灌了铅，手指发麻，脑袋昏沉。他揉着太阳穴嘟囔：“许是累着了。”

可这病来得凶猛，如同涨潮时缠住脚踝的水草，越挣扎缠得越紧。查出高血压后，父亲只在相熟医生那儿随便配了药，却不知自己得的是肾性高血压。次年深秋，医院天井落满枯叶，检查单上肌酐、尿素的数值高得刺眼。

父亲瘫坐在走廊长椅上，消毒水刺得鼻腔发疼。他的手指深深抠进报告单边缘，纸张被捏出细密的褶皱。一滴浑浊的泪突然砸在“肾衰竭”的诊断字样上，晕开的水渍像团正在扩散的乌云。他慌忙掏出手帕，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他流泪——那个向来脊梁笔直的男人，此刻却佝偻下背，在惨白的光影里，活像棵被连根拔起的枯树。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着父亲泛红的眼眶，我喉头哽住，千言万语堵在胸口。满心盼着奇迹，盼着华佗再世、扁鹊重生。父亲红着眼圈，声音发颤：“小佬，去杭州请个中医？草药或许有法子。”哥哥在杭州四处奔波，真请到一位中医教授，让父亲药浴排毒。

此后，家里终日弥漫着中药味。砂锅咕嘟冒着白汽，药香渗进窗帘、柜子，连母亲衣角都是草药味。母亲守着药炉、浴缸，添水、看火、试温，一刻不停。可药效如朝露，泡完澡半日便消散。父亲枯坐藤椅，望着窗外枯枝，眼底的光一点点熄灭。

深秋的雨一连下了半个月，父亲的药罐始终煨在煤炉上，咕嘟声和雨声混在一起。当他第十三次把泡得发白的脚从药浴桶里捞出来时，指尖已经肿得像发面馒头。他对着镜子刮胡子，剃须刀在下巴停了许久，忽然说：“明天，去医院做透析吧。”那天夜里，我听见父母房里传来压低的交谈声，像风钻进破旧的窗缝。

每周两次透析，父亲竟慢慢有了精神，脊梁又挺了起来，还能回单位上班。1997年，肾移植手术像根救命稻草，父亲紧紧抓住。可术后的抗排斥药成了背叛者，一边护着新肾，一边吞噬他的免疫力。一场流感，瞬间吹垮了所有希望。

病房窗户结满冰花，父亲裹着毛毯缩在床头，盯着输液管发呆。我给他剥橘子，一瓣橘肉递到嘴边，他却突然别过脸。过了很久，他的声音从毛毯里闷声传来：“你们说，再试一次……还有希望吗？”哥哥背过身去抹脸，母亲把毛巾被又往上掖了掖，盖住他发颤的肩头。

父亲攥着我的手，指甲几乎掐进我的肉里：“再试一次。”我知道，他不是不怕死，而是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看着我们兄弟还没把日子过安稳 。全家倾尽全力，将他再次推向手术台。这次，新肾撑了十年。

这十年里，父亲在院子里种满了月季。花开时，他常坐在竹椅上，对着花影讲年轻时的故事。阳光穿过他稀疏的白发，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影子。母亲端来龙井，氤氲热气中，笑声惊飞麻雀，可钱塘江的潮声总在笑声停歇时漫进来，提醒着时光的流逝。

直到肺癌如潮水般涌来。重症监护室的门打开时，冷气裹着药水味扑面而来，混着远处隐约的潮鸣。父亲躺在床上，浑身插满管子。医生翻开他的眼皮，浑浊的泪水决堤而出。“准备后事吧。”医生的话像重锤砸在心上。

我握着父亲逐渐冰冷的手，监护仪的滴答声越来越远。潮水声突然在耳边响起，一波又一波，永不停歇。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