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 哲学 命运 ‍——我读《韩非子》及其它

周光辉

一

AI制作的韩非人物形象。

《韩非子》不是黎民百姓看的书

看完中华书局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的《韩非子》，再看了王邦雄的《韩非子的哲学》及高柏园的《人与经典韩非子》，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韩非子》不是我们平民百姓要看的书。我对韩非苦心孤诣炮制的君王之术不感兴趣，对其呕心沥血推崇的权、势、术法家宝典提不起兴致。

我询问DeepSeek，韩非的君王之术对现代官场有没有借鉴作用，它居然回答说没有什么积极的借鉴意义。我就觉得AI也学会了打官腔，说起道貌岸然的台面套话来，似乎也熟稔了法家操弄权术的招数。

但我对《韩非子》的文采与思想是无比的景仰与钦佩。诸子的文章莫不如此，将文思与哲思高度融合，文章不仅具有精美的文学性，更具有深邃的思想性。这也引发我的思考，写文章不只是单纯的叙事写人灌输道德观念，写景状物也不只是纯粹地去渲染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要为阅读者提供生命的智慧与实践的路径，将文学性与思想性统一，将思想性与实践性结合，将情景相融，将文情并茂，将事理相洽，将文哲相切，将知行合一。使阅读者获取深刻的感悟，在享受审美的同时，提升情趣，升华气质。激发起修身养性的情趣，正心律己，淬炼自身的品德与精神。

这或许是我阅读《韩非子》的切身感受。如此之外，就是对韩非子的悲剧人生唏嘘不已，对天下士子的命运感慨万千。

二

韩非与李斯

以己之道还治己身的韩非

韩非，出生于战国末期的韩国贵族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但因天生口吃，不善言辞，便专注于著书立说，致力研究君王的治国之道。

韩非与李斯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术”。李斯学用结合，深得升官进爵的门道，最终成为秦国的丞相。而韩非始终只是一名擅长写理论文章的学究，在韩国一直得不到重用。韩非师从儒门，但其哲学思想融合儒家、墨家、道家和名家学说，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韩非子》中，他系统阐述了“法、势、术”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强调法治、威势、权术的结合，以法制民，以势禁众，以术御臣，提出抱法、处势、用术的君王之道。秦王嬴政读了韩非《孤愤》《五蠹》等著作后，对他十分赏识，发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居然发兵迫使韩国派遣韩非入秦。但秦王对韩非赏而不识，他在秦国并没有实际的任职，仅只是一个上书献策的刀笔吏而已。非但如此，因其才华出众，反遭致同窗兄弟李斯的嫉恨，被诬陷“存韩叛秦”，最终在狱中被迫服毒自杀，时年约47岁。

战国时期的法家主要有四位代表人物，分别是商鞅、申不害、慎到与韩非，他们主张严刑峻法，强调富国强兵，对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主持秦国变法，是法家思想最彻底、最成功的实践者。其变法奠定了秦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为秦统一六国铺平了道路。商鞅是弱民、愚民、控民政策的力推者，他发明的连坐法及相互监视告奸，导致株连恶政及举报恶疾盛行不衰，被历代专制统治者屡用不爽。韩国宰相申不害，强调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认为君主应善于隐藏自己的意图和好恶，暗中考察、监督、操控臣下。赵国人慎到，强调君主掌握和运用权势的重要性，认为权势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关键。学者王邦雄认为：“商鞅任法而不知用术，慎到任势而未与法相结，申不害任术而不知立法，韩非则将法、势、术三者结成一体。”因而，韩非是法家思想最完整的阐述者，构建了完备的君主专制理论体系。他的法家思想被秦始皇采纳，成为秦朝统一六国的理论基石。其所著《韩非子》系统阐述君主专制理论，被誉为“帝王之术”，对后世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非对自己的法家思想是满意的，他在《大体》中说：“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 将法家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和整体策略的“大体”，描述得气势恢宏，抒写得诗情画意。诸子百家哲学思想追求的全大体，其实是一个“道”字，是事物的整体法则与根本规律。天下之道，唯有至道才能达臻覆天载地、海纳百川、日月光明的理想境界。

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道是超越常规理解和难以表达言说的。然而，世道无常，道之玄妙是玄之又玄。得道之人，常被无道之人贻误；有道之人，却难免无道之命。历史反反复复地证明，变法是有风险的，变法家的人生命运往往是悲催的。商鞅最终遭受秦惠文王的车裂之刑，申不害被刺杀身亡。韩非的命运同样如此，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尽管其精研君王的权谋之术，但最终也未能逃脱被权谋之术迫害的命运。

人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韩非是以己之道还治己身。

看完《韩非子》，我从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韩非子》文章中所引用的寓言，竟然跟韩非的哲学思想及其人生命运有着玄妙的关联。

三

老马识途

从“老马识途”，看韩非的君王之术

“老马识途”这一寓言出自《韩非子•·说林上》。说的是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应燕国请求，率军讨伐入侵的山戎部落，管仲随行。齐军凯旋时，因冬季地貌变化而迷路。管仲建议释放老马引路，齐军跟随老马找到归途。该典故后来衍生为成语，用来形容有经验的人在复杂情况下能够凭借自己的阅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用来比喻凭借经验或智慧解决问题。

韩非不老，他还很年轻，但他以老马识途的敏锐眼光，深刻洞察战国末期的政治局势与社会现实，并分析研判其社会政治秩序的基本逻辑。

战国末期，社会动荡不安，井田制瓦解后，新兴地主阶级与旧贵族之间的阶层矛盾激化。经过长期战争，列国兼并加剧，战国初期百余家诸侯国仅剩七雄，秦国强势崛起并逐步形成统一趋势。韩非所在的韩国作为"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国家，正面临秦国东扩的直接威胁，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韩非意识到战国社会将面临重大的变革，传统宗法分封制瓦解，持续的兼并战争迫使各国寻求快速富国强兵之策，法家所强调的中央集权思想契合了君主强化权力的需求。在这一“乱世求治”的背景下，韩非批判地吸收儒、道、墨各家思想，集"法、势、术"于一体，提出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最终形成系统性的法家思想体系。

韩非的君王之术，概括起来就是“法、势、术”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法”，指国家的法律制度。强调 “法” 是治国的根本，主张制定明确公开的法律，做到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赏罚皆依律法而行，认为法治是实现公义的根本途径。主张通过严刑峻法震慑百姓，认为重刑可止恶，以重刑连坐强化威慑，达到 “以刑去刑” 的目的，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

“势”，是指君王的权势权威。韩非子认为，君主必须掌控绝对的权力，“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通过权势威慑天下，使百姓和臣下服从。强调“抱法处势则治”，中等才干的君主只有凭 “势” 才能治理好国家，国家的法律也只有依托君主的绝对权威才能有效推行。君主要保持绝对的权势，警惕和防范六种隐蔽的权力威胁，韩非子将其总结为“六微”：“权借在下”，即防止权力下移；“利异外借”，即警惕臣下与外敌勾结；“托于似类”，即识别伪装的奸佞；“利害有反”，即洞察利益背后的陷阱；“参疑内争”，即压制群臣结党争权；“敌国废置”，即抵御外部势力干预。这“六微”，可谓是古今君臣矛盾的通病。历代统治者将韩非子的“势”论付诸实践，以“势”慑服天下，强化制度化的权力垄断，对皇权隐蔽性的威胁严厉打压。然而，这也导致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加剧，不断加速了专制政权的崩溃进程。

“术”，是指君王的权术手段。君主要运用隐秘的手段考察臣下的忠诚，通过分权制衡等权术防止臣下专权与结党营私。韩非将其总结为“七术”，作为君主驾驭臣下的具体手段。“众端参观”，即多方验证臣下言行，避免偏听偏信，防止被单一势力蒙蔽；“必罚明威”，即实施严刑峻法以立威，对犯罪者必须严惩，即使罪行微小也不可姑息；“信赏尽能”，即赏罚分明以激励臣下，奖赏需及时兑现，以激发臣民的积极性；“一听责下”，即逐一听取意见，通过单独听取汇报，识别庸才与能臣，淘汰尸位素餐者；“疑诏诡使”，即虚虚实实以试探臣下的心理，故意发布可疑指令或派遣密探观察臣下反应；“挟知而问”，即用已知信息套取未知情报，通过细节追问揭露谎言，防止臣下隐瞒真相；“倒言反事”，即正话反说以测试忠诚，通过故意违背常理的言行，观察臣下是否附和，从而识别异己。“七术”作为专制君主制度化权谋的统治标本，导致官僚体系效能内耗、治理机能失序坏死，引发社会道德基础崩塌，法律异化为诛锄异己的工具，最终必将导向权术政治的自我埋葬。当然，从古至今形形色色的权术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操弄权术者不乏后继有人，后起之秀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历史已经证明，越是精通权术的帝王，越是将王朝拖入深渊。

以上只是韩非君王之术的概述，《韩非子》中有对“权、势、术”全面而系统的阐述。我惊诧于韩非的智慧与眼界，其天赋异禀的学养，对政局准确的判断，对君权独到的见解，恰似管仲手头那匹迷途知返的老马。只不过韩非并非老马，而是一匹瞻巡战国乱局的良骏。将韩非的君王之术与老马识途联系在一起，虽然有些牵强附会，但这则寓言也的确暗藏了法家治国的一些奥秘。

老马识途这则寓言，是法家经验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实证，当管仲放开老马缰绳的那一刻，老马识途的蹄印与韩非子竹简上的文字出现叠印。在齐桓公的眼里，法律如同识途的老马，它能够为国家的存亡提供明确的方向和准则。管仲让老马引领方向，这种 “形名参同” 的思维，正是韩非子 “因任授官”的实践范本。齐桓公在军队迷路的危机中，将君主权势与权术统一，正是法家权谋图谱中“术”的具体实践。

“老马识途”的寓言，深刻隐喻了韩非法家思想对后世政治制度的持久影响力。作为构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关键思想源泉，韩非法家学说奠定了后世君主专制体制的重要理论基础。

四

郑人买履

从郑人买履，看法家思想对历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郑人买履”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出自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说的是郑国有个人想买一双鞋，他量好自己脚的尺码，等到了集市挑好鞋时才想起忘了带尺码。他对卖家说：我忘记带尺码了，于是返回家中去取尺码。等他再回到集市时，集市已经散了，最终没能买到鞋。有人问他：“何不试之以足？”他回答：“宁信度，无自信也。“意思是说，我宁可相信自己量好的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

这则寓言的寓意是讽刺那些死守教条、脱离现实、不懂得变通的人。韩非借此寓言的真实意图是批判儒家“法先王”的保守思想，认为儒家推崇的“礼”如同郑人的“度”，是脱离实际的虚文，无法解决现实问题。寓言的政治隐喻是，治理国家应立足现实，而非空谈仁义或盲目地效仿古制。

韩非以法家最激进、最现实、也最冷酷的一面，批判的锋芒直指战国末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的政治模式。他对周朝的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予以彻底的否定，视其为过时的枷锁；对儒、墨、道进行激烈的批判，视其为祸国殃民的“五蠹”之首；对“法先王”采取根本性的扬弃，认为它是国家衰亡的根源。韩非极力倡导以彻底的法治变革，建立以君主为中心的绝对专制集权国家。

韩非的法家思想，从战国末期到清朝末年，历经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及十二个朝代的更迭，被历代专制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成为古代传统政治制度的隐形骨架。

秦始皇首开先河，以韩非思想为指导，废分封、行郡县，将地方军政财权收归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建立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法家“集权于君”官僚体系。秦律以“轻罪重刑”为原则，通过严苛的法律维持社会秩序，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的治理框架成为皇权政治制度的标本。汉武帝通过“推恩令”削弱诸侯，设立刺史监察地方，以《汉律》规范社会，形成礼法并用的治理模式。隋唐的三省六部制，通过分权制衡强化皇权，实质是韩非“分职循名”的制度化。宋代设枢密院与三司分割相权，明代废丞相设内阁，清代设军机处，均体现韩非“权势不可以借人”的理念。尤其是清代军机处“跪受笔录”的运作模式，将君主集权推向顶峰。

从《汉律》到《唐律疏议》再到《大清律例》，虽以儒家伦理为立法原则，但这种“外儒内法”的实质，只是利用儒家思想作为道德外衣和合法性来源，实则是运用法家手段作为统治内核和权力保障，以维护和巩固皇权的绝对统治。汉武帝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以德治国”。但汉朝实际继承的是秦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和法律制度，以儒家伦理教化民众，用法家手段强化统治。唐朝实行儒法互补，既注重道德教化，又依靠法律约束，形成“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治理体系。宋朝程朱理学兴起，儒家伦理进一步系统化，延续儒法并用的治理逻辑。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强化，与儒家“仁政民本”理念完全背离。这种表面推崇儒家道德，实际推行法家暴政的行为，极为典型地体现出专制统治的伪善性。

韩非的法家思想从秦帝国的"治国工具"蜕变到明清时期的"专制护符"，其对历代政治制度的负面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最大的危害性在于严重阻碍了历史文明的发展进程，成为跨越历史轴线的思想枷锁。韩非的法家思想强化君主集权，将君主权力凌驾于法律和社会道德之上，直接催生了专制体制。法家的“术治”理论被统治者广泛运用，使得政治斗争趋于诡诈化，以致专制政治与权术文化盛行，加剧了权力腐败与官场黑暗。法家彻底否定儒家的仁义道德，使得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出现断层。韩非所谓的“法治”思想实际沦落为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将“郑人买履”这一寓言，与法家思想和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其中确有些值得玩味的关联。“郑人买履”的郑人宁可相信尺码不相信自己的脚，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愚蠢。历代专制帝王不蠢，至少不是很蠢。专制帝王甘愿做"郑人"，他们将法家的君王之术视为法宝，作为专制统治不二法门的“尺码”。他们效仿"郑人买履"的刻板逻辑，死守法家“法、势、术”这个“度”，推行畸变的法度、神化的权势、诡诈的谋术，其实质是将其作为"天子垂拱而治"的统治工具。治民若履，两千年前郑人未买到的鞋，化作法家思想僵死的教条，成为禁锢社会发展的脚镣。法家"法、势、术"这个“度”随着专制统治的没落与腐朽，专制君主源于对统治危机的恐惧，不断强化"度"的极端性，逐步恶化为有过之无不及的“度”，过犹不及的“度”，矫枉过正的“度”。过犹不及的“度”，导致内卷败落；矫枉过正的“度”，必致内乱衰亡。韩非君王之术的核心危害，在于使专制统治逻辑陷入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法家之"法"异化为专制暴政的合法外衣与理论依据。

韩非的法家思想成为专制统治者嗜好成瘾的精神鸦片，直接熬坏了古代政治制度的一锅汤。但法家思想中仍然有一些可取之处。如韩非提倡的"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律要通晓全国，告知于民，强调法律的公开性和普遍性。韩非深化了商鞅“刑无等级”的理念，明确反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观念，首次提出了“法不阿贵”的原则。适用古今的“循名责实”考核机制，韩非指出要依照官职名位考核官员的实际政绩，以此判断是否履职合格。韩非“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进化观是可取的，认为时代变化了，所面对的具体事务也要随之变化；事务不同了，应对措施也必须相应调整。韩非主张“废先王之教”，反对儒墨学派“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的守旧观念，认为盲目地效仿尧舜之法如同“守株待兔”，一味地“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必然导致失败，治国方略要与时俱进。此外，韩非“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对于两千年之后当今的世界乱局，可谓是神一般的预言。

五

自相矛盾

　从矛与盾的寓言，看韩非与天下仕子的命运

“自相矛盾”这一寓言出自《韩非子•·难一》，内容如下：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寓言故事说的是，楚国商人夸耀自己的盾无物能穿透，又夸耀自己的矛无坚不摧。当被问“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样”时，他无法回答。韩非由此点明，无法被刺穿的盾与能刺穿一切的矛，不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世界中。

寓言揭示了形式逻辑中的核心原则——矛盾律，任何夸大其词、前后矛盾的言论或行为终将暴露缺陷，商人夸大的言辞导致逻辑无法自洽。寓言警示人们应避免主观臆断与客观现实的割裂，映射战国末期政治与社会的多重矛盾。其时诸侯争霸激烈，社会动荡不安。百家争鸣的局面虽十分活跃，但也导致各学派观点的尖锐对立。儒、墨、道、法各执一词，儒家主张“德治”，墨家提倡 “兼爱”，道家倡导“无为”，法家强调“法治”，思想杂乱致使诸侯治国理念混乱。寓言中楚人夸大其词的言行，就是讽刺当时各学派为了利益空谈、自相矛盾的普遍现象，揭露了“言过其实”对实际治理的危害。

韩非未曾料到，他煞费苦心构思的矛与盾的寓言故事，竟然契合了自己个人的命运。寓言极尽讽刺之能事，不曾想竟揭示出韩非自己思想体系的内在冲突，折射出韩非思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

韩非的个人性格与其价值观是相互矛盾的。他内敛与才华并存，自信与自负交织，清高自傲，性格直率。他对人性极端否定，对人心极端的不信任。他将荀子的"性恶论"推向极致，认定人皆"好利恶害"，君臣关系不过是利益的交换。在韩非子的世界里，没有道德温情，只有利益博弈。尊君重国是他根本的政治立场，其思想是重国轻民与崇上抑下的尊君意识。这种思想不仅挑战了儒家的主流地位，也触动了权贵阶层的利益，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韩非的法家思想与实践运用存在着难以对接的矛盾。他在韩国遭遇"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尴尬境地，他的法治思想在战国末年的分裂局势中需要君主绝对权威的配合，但弱小的韩国既无力实践其理论，又无法抵御强秦的吞并压力。这种个人理想与现实处境的矛盾，使韩非陷入无解之局。韩非对儒、墨、道学术思想口诛笔伐的批判，但他没有意识到诸子学说的竞逐争端其本质是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也未能正确判断法家思想在实践层面与人性、利益的冲突。韩非主张的"法"是君主朝堂上的"制度之盾"，而他的"术”，是君主暗藏心中的"权术之矛"。当"法之盾"与"术之矛"在权力角逐中狭路相逢，便形成了公开规则与隐秘权诈之间的矛盾。"法"的公平性被"术"的权诈玷污，"术"的有效性被"法"的明确性削弱，最终形成看似逻辑严密实则漏洞百出的理论悖论。

韩非法家思想与君主专制特权之间的矛盾，早在开端就已被定下结局。当权力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理论创造者也难逃被权力吞噬的宿命。当韩非以韩国贵族的身份踏上秦国土地，在秦王嬴政的心目中，并不是对他作为思想家的崇敬，而是对他"强国之术"的贪婪。当李斯、姚贾向秦王进谗"韩非子终为韩不为秦"时，他陷入自己设定的术治陷阱，最终成为"术"的祭品。

韩非用"矛盾"的逻辑批判他人时，自己竟成为逻辑矛盾的例证。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表象下，实质是士人沦为权力附庸的开端。韩非之死揭示了士大夫阶层“得君行道”的理想与“伴君如伴虎”的现实，是专制政治制度下恒定不变的矛盾定律。

“矛与盾”寓言故事，暗喻了士大夫阶层理想与现实割裂的困境。士人们既是政治秩序的设计者，又是政治秩序的牺牲品；既是思想的启蒙者，又是权力的驯服者。儒、墨、道、法各家试图以自己的理论匡正天下，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思想和才能改变现实，但却无法真正摆脱君主专制的束缚。天下仕子渴望“兼济天下”，但难以逃脱“沦为工具”的命运。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士人虽才华横溢，却因权力斗争、政治阴谋或时局动荡而结局惨烈。以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为例，他们的命运集中体现了这一悲剧性。春申君黄歇惨遭灭门之祸，孟尝君田文晚年颠沛流离，信陵君魏无忌功高震主遭君王猜忌自毁，平原君赵胜功绩与遗憾并存。四公子悲剧命运的共同根源就是权倾朝野引发君主的猜忌，这种对“权势”的追求触犯了“君权至上”的核心思想。不仅战国四公子的命运如此，儒、墨、道、法代表人物的命运也如此。孔子的“仁政礼治”，始终未被诸侯采纳，其理想与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的现实形成强烈冲突。孟子倡导“民贵君轻”，但战国诸侯沉迷武力扩张，其学说未被采纳，政治抱负彻底落空。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但战国兼并战争不断，其反战理念与时代需求相悖。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但战国社会动荡、中央集权趋势加强，其思想被视为消极避世。庄子追求“逍遥齐物”的精神自由，但在乱世中无以实现，最终以贫困潦倒终老。

天下仕子们的孤傲像悬浮在空中的气球，它只适应风和日丽的气候，一旦遭遇暴风骤雨，他们的孤傲不堪一击。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与恶劣的人性面前，他们脆弱得束手无策。士人们面对强权的威胁与欺辱，真正能奋起抗争的不多，迫不得已只能选择逃避，选择妥协，选择自绝。士人们的自尊是虚弱的，犹如高山之巅的一株茅草，春天里你一枝独秀是风景，寒冬里你一蹶不振是废物。你只经得起春风的抚慰，经不起寒风的摧残。强权无所谓你的悲喜，暴政无所谓你的生死。专制政权下士人的悲剧无以谢幕，只会接连不断地重演。我们惟有祈望文明的力量像一渠清流冲刷专制的荒漠，让权力成为守护人性的铠甲，而非吞噬生命的利刃。我们惟有祈愿天下仕子坚守道德独立的人格精神，坚持入世担当的救世热忱。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

两千年后的今天，我在一株树下读《韩非子》，这棵树显然不是宋人“守株待兔”的那棵树。初夏的清风吹过，我竟然感觉这阵风是从战国时期的中原大地上吹过来的。风吹拂着树叶，发出窸窣的声响，我想那或许是韩非法家思想的千年迴响。温煦的阳光照射着树冠，反射出淡淡的光亮，我想那或许那是韩非精神的微光。

守株待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