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如烟往事——我的1996》第三章 豫东平原上的白幡

许院文

　　清明节过后一个傍晚，刚下班，徒弟余华买了些朝鲜泡菜和两瓶牛栏山二锅头。他说是答谢酒——上月的一个周日我带他去康二城煤矿干私活，修铲运机冷车启动故障，每人分了70多元。我又让他叫来电工2组的王平一起喝。正喝期间一个噩耗传来：母亲突发脑溢血，正在新兴铸管医院抢救。电话直接打到公司调度室。车间主任孟力让值班调度崔关堂开车连夜把我送到新兴铸管集团总医院。

下车后，我一路吭哧气喘地直奔医院危重病人监护室，娘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我的心碎了。大哥、嫂子、大姐、二姐都守在抢救室病房走廊里，泪眼婆娑。

　　娘生于1925年，属牛，和父亲同岁。她的一生太不容易。她的第一任丈夫解放前参军，牺牲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斗中。那时新婚不久的她接到阵亡通知，婆家上下哭得昏天黑地。娘承受不住这残酷现实，精神几近崩溃，多日水米不进，魔怔般站在滏阳河边（邯郸罗城头村）望着河水发愣。家里人寸步不离，生怕她想不开……解放后，姥姥家（邯郸县后井头村）见闺女整日恍惚，虽有政府和婆家照顾，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便将母亲小姨家（邯郸县大乐堡村）的女儿过继给她，这就是我大姐。五十年代后期，经地方领导牵线，娘才与父亲重组家庭。娘带着大姐，父亲带着大哥，组成了新家。

　　父亲从小是孤儿，1938年秋参加新四军，转战苏北，抗战胜利后又奔赴东北。在四平战役中再次负伤，转业到河北邯郸安家。当时他在邯郸交运局工作，大哥的生母早已病逝。后来，一家四口响应号召来到邯郸采矿公司（邯郸矿山局磁山铁矿前身）。六十年代初，娘又生过两个男孩，都因营养不良和医疗条件所限夭折了。这接踵的打击让娘身心俱疲，几度丧失生活信心。直到1964年和1966年二姐和我相继出生，她才慢慢缓过来。那时全家又搬到了矿山局的午汲选矿厂。我是父母重组后唯一健康长大的男孩，我的到来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父亲高兴之余，用退伍积蓄加一个月工资，买了一台崭新的燕牌缝纫机。从此，我们姊妹四人的衣服都出自娘的双手。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家家清贫。但二姐和我的降生，给爹娘灰暗的生活添上了亮色和希望。

此刻，急救仪器的荧光在娘脸上游弋。扣在她脸上的呼吸面罩，像她年轻时纳鞋底鞋帮用的鞋面布，紧紧压着布满皱纹的脸。心电监护仪的波纹起伏，让我恍惚看见滏阳河的涟漪——1948年，那个年轻的寡妇长久凝视的，正是这般无情的波澜。喉头还烧灼着牛栏山二锅头，余华带来的朝鲜辣白菜在胃里翻腾。这本是庆功的酒，此刻却成了送娘的断肠汤。苗苗稚嫩的声音穿透消毒水的味道，在耳边回响：“奶奶说，下次回去就能把新鞋子做好，让我上幼儿园时穿……”这画面还未消散，脑电波刺耳的警报声便撕裂了那个揪心的春夜。

三天后，娘永远离开了我们。停灵的床前，那台燕牌缝纫机在月光下静默伫立，为失去朝夕相伴的主人而哀伤。娘这一生尝尽了人间的苦。六十年代的饥饿让她全身浮肿，像个虚胖的祈福娃娃，腿脚肿得穿不进布鞋，只能套着雨靴。一锅红薯稀粥，煮好了总是紧着孩子们吃，她自己灌个“水饱”，还得出去抡锤敲石子、拉排车推铁精粉。三年困难时期接连失去两个孩子，这是何等的生命之痛。娘戴顶针的那根手指上，一直嵌着1962年夭折的二哥临终时乳牙咬出的伤痕——那是她用顶针撬开孩子紧闭的牙关，想喂进最后一勺米汤留下的印记。父亲老泪纵横，颤抖着手，用剪好的一方白布，蒙上了娘的脸。他凝视着那块孝布，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呆望着娘。那白布的经纬里，仿佛游走着四平战役的弹道轨迹，叠印着他苦难的童年、倒下的战友——1938年参军的孤儿，1943年从鬼子刺刀下死里逃生，1956年重组家庭的顶梁柱，1996年面对孝布遮面的暮年人……他在多舛的命运长河里，见证了三代人与共和国同行的艰辛。

依照父母生前商定的遗愿，百年后要叶落归根。我们决定送娘回河南老家安葬。老家在河南商丘睢县，还有五福以内的本家亲人。父亲退休后多次带我们回去探亲，就是为日后归乡做准备。家庭会上，父亲说：“回老家办丧事是大事。先得找车把你娘送回去，农村办白事花销大，少说也得一万块……”大哥接口道：“这一万块，咱姊妹四个平摊，每家先出两千五。不够再用爹的退休金补……爹娘养大咱们不容易，给父母送终，天经地义！谁有困难自己想法子克服。” 当时，千里迢迢运送遗体，找车是极大的难题，一般司机都不愿接。多亏亲朋帮忙，总算找到一辆北京吉普和一辆玉河牌柴油货车。可玉河车的司机推说家中有事，不愿跑这趟。天无绝人之路，我的朋友金永辉和周陆化听说后，二话不说赶来帮忙开车，一路把我们平安送到了河南老家。

真是麻绳专挑细处断。年前我刚因讨薪被关押，年后还没缓过劲，又要租房，工资连生活费都不够，这送葬的两千五百块，该从哪里凑？可正如大哥所说，给老人送终，天经地义，有困难自己扛。临出发前，我只得硬着头皮四处借钱。车间李铁山夫妇几乎把刚发的整月工资五百块全借给了我；两个小姨和两个舅舅家各凑了五百。这才勉强凑齐。这次借钱葬母之事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让我体会到在这个世界没钱的伤痛。从那以后我对钱又增添了更加强烈的追逐欲望。与其说是追求金钱，不如说是穷人没钱寸步难行深深地刺激了我的自尊心。

　　回到老家，大哥对我说：“二小，你去县城，给咱娘挑口好棺材吧，娘这辈子……太苦了。” 大哥的话让我心头一酸。盖棺那天，我看见娘手上还戴着那枚做针线的顶针。我不愿她到了那边还要操劳，俯身轻轻取了下来，留作永久的念想。金属的凉意刺入掌纹。这枚1947年婆家给的针线包里最结实的箍儿，曾箍住过滏阳河的倒影、夭折婴孩的余温、饥荒年代的补丁。如今它紧贴在我掌心，箍住了儿子对娘永世的思念。

出殡那天，我们子女围跪在娘的棺椁旁。“起灵——”一声高喊，杠夫们抬起棺椁移出灵棚。“娘啊——”我们姊妹四个、儿媳和本家晚辈跟在棺后，哭声一片。在村民们簇拥下一步步走在通往墓地的乡间小道。那天上午有些冷，豫东平原的朔风灌满宽大的孝衣，纸钱如同白蝴蝶在铅灰色的云层下翻飞。我们身着重孝，打着引魂的白幡，乡亲们随着哀乐，一步一趋地走在送葬队伍里……冻土在黎明前悄然松动。我抚过的柏木棺椁，年轮里仿佛裹挟着大别山的硝烟与铁矿的粉尘。杠夫们低沉的号子，唤醒了地层深处的记忆：“下葬——” 这呼喊惊飞了1938年的战马，1948年的孤雁，1962年的啼哭。纸钱如雪片纷飞，每一片都昭示着一段湮没的岁月。我捧起一抔黄土，撒向棺椁——这是我和娘最后的吻别。当棺材沉入墓穴的闷响震动冻土时，或许，午汲选矿厂的球磨机也在远方发出共振——那是大地母亲，在接收她历经共和国钢铁岁月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