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能随大流回家——回家的故事（2）

余杰

再次见到阿球的时候，他的心脏病已经不轻了。多年来的酒精的作用在刺激和败坏他的肌体。苍白的脸上显露着一丝无奈，有气无力的话语中是对于生活的不满。
我请他谈谈回家的故事。他说了一句：“这有什么故事，我是随大流的。没有大返城，我只好一辈子呆在云南那个鬼地方了。”

阿球，男，67岁。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如今病休在家。回到上海以后，阿球进了里弄生产组工作，每天8、9毛钱的日子里，他还是不改天天喝酒的习惯。好不容易结婚了，不管妻子如何骂他、求他，酒已经是他生命的全部。

5年前，他走了，67岁啊。

这是当年采访时他留下的话——

我是搞病退回上海的。
谁不想回家？到了云南的东风农场以后，天天在想。记得那些北京人行，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当上大官就可以把自己的孩子调回去了。我是什么？一个穷工人的孩子，家里孩子多，我排行老九。家里兄弟姐妹中我最小，可我跑的最远，到云南去了。真是生不逢时啊。
记得是在批林批孔的时候，大概是1974年吧，我探亲回到上海。已经在上海工作的大哥对我说，要不去浙江的农村，这样离家近一点。这好啊，我一口答应了。怎么去呢？大哥说，他们单位里有一个人，老家在浙江慈溪的农村，那里还算富裕的，过去江浙一带本身就是鱼米之乡嘛。听他讲，有不少在黑龙江、吉林那些地方的知青都跑到那里去了。女的嫁人，男的做上门女婿。这样户口就可以转到那里了。什么上门女婿，那时我真的搞不懂。反正只要可以离开云南农场，管它呢！我同意了。于是大哥就去托那个同事。几天以后，我和大哥就和那个人一起来到了浙江慈溪的一个村庄里。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上门女婿，就是我以后的孩子出生必须姓女方家里的姓。这有什么关系。我们家里根本不在乎的。说好了，就与那个女孩子见面了。天哪，这个长相实在是不敢说了，矮矮胖胖、黝黑黝黑的一个乡下姑娘。行，只要能够回家，我就豁上了。我在那里又是请客，又是送礼的，还给了介绍人一笔钱。这一呆就是一个月。坏了，我已经超假了。于是我赶紧准备回云南农场去。当时说好了，我回去以后，他们这里马上就为我办理结婚的证明。这样我就可以理由十足地离开云南东风农场了。

唉，天算不如人算啊。我已到连队，有人就告诉我有一份从浙江寄来的信。我还一阵高兴，心想人家可真当一回事情。等我拆开信一看，我顿时傻了眼。信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这件事不行。什么理由？说现在正在批林批孔，反对“走后门”，公社抓的很紧，对于外来的知青一律不批落户。紧接着，大哥也来信了，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花去的钱不说了，我的一片希望就此落空了。
我的命苦啊。从此，我将与酒结上了伴。借酒消愁啊。但是回家的念头一直在心里久久地散不去。只能随大流了，在农场混一天算一天吧。稀里糊涂地等到了1978年底，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是很感谢邓爷爷的，是他老人家让我们回家了。
唉，回家了，回家也有忧愁啊。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不说了。这些事情伤心啊。

阿球在1979年回到上海以后，到街道生产组工作，。这一路走来也是不太顺利。加上他爱喝上几口酒。久而久之弄得一身是病，最最严重的是心脏病，发作起来已经住了几次医院了。
阿球有很多的牢骚。
活着的时候，阿球说，我不是不想做好工作。老了，讲到底就是我们没有好好读过书啊。我们读书的时候，碰上了倒霉的“文革”。要工作了，来了一个上山下乡，白白浪费了我们十年的青春。回上海了，好不容易成了家，又要文凭了，你说我们这样的人拿的出吗？国家又不会管你的，他要改革开放也没错，倒霉的是我们啊。下岗了，起了一个新名字叫“待业”，真是胡说八道！连个保安我也干不了。怪谁呢？都是一些牢骚，没用的。我们知青中混的好的人不多。我绝对不会嫉妒他们。这是命，我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