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那天，在知青的一次聚会上，我问老林，能不能说说回家事情。“回家？”老林注视了我许久说：“还提这些事情干啥？心痛啊！”<br> 老林，男，今年72岁。1970年去云南农场，1979年回到上海。现供职于一家私营企业当仓库管理员。其实是仓库的搬运工。每天卡车来了，他的任务是根据进货单或出货单，点好数搬上车或者搬下车。年复一年、周而复始。<br> 如今老林已经退休了。他告诉我——</h1> <h1> 去云南的时候，爸爸妈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送我到火车站。车开动的时候，我看见妈妈昏倒在站台上。家里就我一个儿子，我知道做父母的心就像被刀绞似的。没有办法，谁叫我们生在那个年代呢。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都不读书了。我们又是69届的初中生，那时的政策是“一片红”。不管你是谁，统统上山下乡。<br> 记得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我是假装睡着了。其实我在偷偷看爸爸妈妈帮着我最后一次整理随身携带的行李。那天，爸爸一直在抽烟，一根接着一根。要是在平时，妈妈一定不允许他这样抽烟，因为爸爸已经染上了肺结核病。妈妈眼里的眼泪一直没有停过，嘴里一直在说，这么远的路，这小囡去了怎么办啊！整整一夜啊，一个不眠之夜至今我都不会忘记。<br> 说回家？到了农场，我是天天想回家。怎么办呢，我们是没有一点办法回家的。最难受的是两件事情，第一是回家探亲，想想还要回农场，所有的高兴劲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点劲也没有了。第二是看见人家回家了，再也不来了，心里的难受啊像刀绞一般。我们何时能够回家？我一直在问自己。</h1> <h1> 要说我回家，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到了1978年底的时候，我们云南知青开始“造···反”了，大家都可以回家了。苍天有眼啊，终于为我们打开了一条生路。那时，大家是各显神通了。有搞顶替的、病退的、困退的。我最羡慕那些可以顶替的，有了一个好爸爸妈妈，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了一个好位子。我呢，父亲等不到我回家就去世了。母亲是没有工作的。我只好是搞病退回上海。<br> 什么病？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很混乱，没有其他办法回家的人，都可以采取病退的办法回家。再说，我们在农场十年了，谁没有一个病呢？那时的心情就是管它什么病，只要能够回家就行。具体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一个连队一半的知青都是搞病退回家的。<br> 记得最后一次离开农场回家的时候，我们乘坐的火车到了南昌。对了这个站叫“向塘西”站，离南昌不远，离上海只有一天的路程了。大家把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买了酒和菜在列车上狂吃起来。庆祝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吃着吃着，我们都哭了。想想这些年的苦，我们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说不来大道理，什么三中全会、什么真理讨论，我们就知道能够回家了。那天，我已经能够想象到妈妈在上海的北站来接我的情景了。几年过去了，爸爸的去世、我到云南、姐姐妹妹到也上山下乡，家里只留下一个小妹妹，说是进了上海的“工矿”，其实是分到一家食品厂里当工人。一家人真的是妻离子散的样子。现在我可以回家了，姐姐早就在农村结婚了，孩子都要上小学了。妹妹也可以回来了。唉，这些年我们家可是多难啊。<br> 不说了，一说起这些事情，我就会掉眼泪。</h1> <h1> 老林说不下去了。<br> 回到上海以后的老林，被街道安排到生产组工作，一天就是9毛钱。老林告诉我：那个时候苦啊。回到上海以后，一把年纪了，快28、9岁了。要成个家实在是很奢望的。要钱没钱，要房没房。人家一听我们从农场回来的，家里又这样困难，上海的姑娘那个会嫁给我？<br> 老林一直到34岁的时候，经朋友的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婆。谈了半年结婚了。先是挤在家里，晚上睡觉就拉块布。后来，总算分到了一间12平方亭子间。老林的老婆生女儿后，得了产后糖尿病。一直到今天就是靠药维持着。老林只有拼命地工作，总想多挣点钱来维持这个家。后来街道生产组倒闭了。老林成了“下岗工人”。他曾在一所大学当保安，因为学校里发生了一件刑事案件，一下子就把他们这一批保安全部辞退了。每月1000元的收入对老林来说是多么重要啊。他只好陆陆续续在不少的企业打工，每个月仅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费。最主要是老婆的药费，必须要保证的。<br> 老林说：没办法，我们一没有文凭，二没有靠山，有的就是在农场锻炼的力气。现在这样的社会已经没有我们这样的人的位置了。还是太太平平过日子吧。生活很难，但总要活下去！ </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