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的迷惑

陈恒祥

　　平静的大一生活很快就过去了。作为清贫单纯的学生，我们仍然在憧憬着美好的明天，全然不知政治风云的变幻，更没有想到这是一场巨大内乱来临前的平静。

自然风暴来临之前是烦闷，政治风暴来临之前是折腾。极左时期，无是生非，无中生有地让你参与一些折磨人的活动。首先是进行阶级教育，天天开会讲阶级斗争，要时时讲、月月讲、年年讲，写作文要写阶级斗争家史，不时要忆苦思甜，思想汇报要经常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这让农村子弟毫无压力，把自己家庭在解放前的苦大仇深生活轻而易举的反复讲述，一次比一次苦。却让少数家庭出身比较高的同学背上沉重的包袄，他们見人矮三分，苦不堪言。这时外界巳有“红五类"和"黑五类“之传闻，更是对人的一种公开侮辱。进而又清查家庭历史，让有亲属在海外、境外的，特别是有21种人的，都要一一交代清楚，让这些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和谐的人际关系被人为的分裂了，今天调查你有问题，明天又查出他有隐瞒，与个人表現毫无关系，人世间的复杂，由此进入了还是孩子们的心田。

然后是重新组建基干民兵，让人吃惊的是这次纯粹是以家庭出身为标准。出身无问题，就是身体再差甚至残疾，也是当然的基干民兵。出身虽好，亲属有问题的第一批也不能进入名单。出身较高的，原来是学生干部的也只能望洋兴叹，这样让不少原来表現优秀的人物迷惑不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还只是刚刚开始，极左的政治气候还在不断升温。。

　　1966年5月，各校开始停课闹革命，6月上旬，短短十天时间，《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等8篇社论、2篇评论员文章，反复强调文化大革命要“横扫盘据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大量的牛鬼蛇神”，“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各高校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不断升温，大字报贴满校园，看得人眼花缭乱。各种政治帽子滿天飞。我们天天批《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破"四旧"。

　　暑假刚过，各院校进驻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学习中央18条通知。工作组一来，原有的党团行政组织机构都一律靠边站。他们按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样，首先访贫问苦，找家庭出身好，苦大仇深的学生了解情况，摸清政治底子，然后确定骨干力量。依靠家庭历史清白的学生干部为中心，再确定一批积极分子名单。为了当积极分子，还专门要我们写自传，特别要交代清楚自己的亲属，尤其是有问题的亲属，这种折磨，无以言表。

也是我们班有福气，分配来的工作组员是十分贤惠的女工人黄大姐。她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恶习。在我们班很平和的进行运动，她态度温和，让我们感觉不到压力，对我们心灵的伤害不大。但这种以纯洁出身划线的形式，让我们经历了大人们参加政治运动的滋味，单纯的心灵变得复杂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掀起了涟漪。是毛主席的威望让我们坚信，这些都是把我们培养成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需要，绝对服从。

正当工作组的活动进入到第三步，开始批判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防止修正主义产生，集中力量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的时候，突然通知各院校的团干部、积极分子到省军区大礼堂开会，宣布撤消工作组。与进驻时轰轰烈烈的场面相反，走之前还发动大家帮助工作组整风，然后走得悄无声息，灰灰溜溜，连个欢送仪式都没有，前段运动白忙活了！直到文化革命以后多年，我们才知道，围绕派工作组问题，高层产生了分歧。1966年8月4曰，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大发脾气，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第二天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我们压根儿没想到，今后一段文化大革命会由青年学生唱主角。但毛主席发话了，要相信群众，相信革命小将，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不要当小绵羊。而且肯定学生运动是个好办法，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毛主席一句话，我们又不是资产阶级接班人了，而是革命小将，青年学生一下子沸腾了。革命激情爆发，势不可挡，仿佛在一夜之间，长沙变成了红色海洋，红旗、红标语、红宝书。大多数学生都时兴着军绿色衣服裤子、戴军帽、挎军用包，佩上刚发行的毛主席像章。不久街头上整日充满了人群，有贴大字报的、看大字报的、辩论的、游行的、看热闹的、外地来串联的。很快学校就不平静了，开始出现大字报、小字报，进而有人开始进行大辩论。上街游行是常事，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颁布文件、两报一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都会进行游行庆祝，绝不过夜。人们都习惯于参加或观看游行，如果有几天街上或学校内没有人游行，反到觉得有点异常。

　　同时，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現出來。最早成立的是”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市中学生总部“，成立于1966年8月17日，一直是旗帜鲜明的保卫中央和省市党委的。两周后又出現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以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为口号。此外，“湖南井冈山红卫兵”也在稍后出現在长沙。红卫兵开始是以破“四旧"为主，火烧旧书籍、砸烂寺庙、折除封建社会历史人物的纪念碑、坟墓等。再就是批斗单位的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尔后才在拥护和反对“三相信"的问题上出現分岐。公开的对抗表現在1966年8月19日，那天上午，湖南大学土木系的一部分学生，打着“湖南大学土木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帜，提出“打倒三相信"的口号，冲击长沙市委机关，受到另一部分群众组织的围攻，又游行到湖南省委机关，与工人赤卫队和红保军发生对立，直到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副书记王延春接見并发表讲话后才结朿。据传当时王延春讲，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只过了4天，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明显是指长沙8.19事件。当天下午就有不少人上街游行，支持湖大学生，从此，湖南省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由学校和单位走向全社会，内乱开始了，我们进入了”站不完的队，流不完的泪，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时代。

为什么我们最相信的各级党组织突然成为了走资派的集体？为什么我们尊敬的师长会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为什么单纯的同学手足之情会为莫须有的派性而四分五裂？为什么派出工作组又批判工作组？迷惑不解？还有许多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