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成 内蒙古早期革命与抗日交通员 康根成内蒙古第一批共产党员妻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文史编委

玉成（1905~1936）

玉成 内蒙古早期革命交通员 康根成内蒙古第一批共产党员妻子

玉成 女 蒙古族 1905年生 土默特沙尔沁村人。玉成是党和国家优秀领导人乌兰夫同志的亲二姑爱爱的女儿。

《塔布赛的儿女 记我的大家庭》           — 云清（乌兰夫胞亲妹妹）

“祖父、祖母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祖母开始生的孩子夭折了，按照当地的传说，人们说要抱养别人家的孩子，自己再生孩子就好养活了。于是,祖父、祖母抱养了一个女孩，起名叫兰兰，这是我的大姑。家里人对她很好，和自己亲生的一样。我长得很大了，才知道她是抱养的。后来，祖母生了我的二姑，起名叫爱爱。老三是我的伯父, 叫那木吉。老四是我的父亲，是他们最小的孩子，叫云明亮。因为排行老二，人们习称为二明亮。......

兰兰姑姑出嫁到土默特锁哈村,和我们一直来往很多。我小时候常见她来住。1930年代初期,他们村收成不好，他们全家索性搬过来住在我们的西房里。爱爱姑姑嫁到察素齐北面的沙尔沁村，离塔布子村较远, 爱爱姑姑的家境好些，人口少,家里又种地，又养牲畜，忙得不可开交,很少回来。爱爱姑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女儿出嫁给土默特巴什村的康家,嫁给康根成。”......1958年我因病住院，康根成正好也住院，他那时任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刚从苏联回来时间不长。他给我详详细细讲了他自己的经历和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表姐玉成的许多事情，1925年,康根成和我大哥乌兰夫等人一起去苏联学习。后来因工作需要，乌兰夫回国，他留在了苏联。1934年斯大林大搞肃反，他在苏联人眼里是外国人，怀疑他是特务，受尽了折磨和摧残。他被流放到苏联的西伯利亚很多年，下煤矿当劳工，超量的劳动,挨打骂，吃不饱，非人的待遇使他几乎死在那里。他一直深深地怀念他的妻子，可没办法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费尽周折50年代中才回国。回来后他才知道，自己久久怀念的妻子早在30年代就去世了。历尽沧桑的他，本想为祖国多做一些事,回国没有几年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而死。......”

玉成是一位传统的蒙古族女性，出生1905年，她的母亲爱爱在娘家学习识字知戏文，所以给她女儿取名玉成，玉石质细而坚硬，有光泽，略透明，是宝贝；成的戏文是做好，做完，成功。玉成和她的相貌名字一样清秀美好。

土默特大青山脚下把什康家与塔布玉成母亲的娘家都是蒙古族两家早有老亲关系，所以，玉成与康根成二人的结合是情理之中。

康根成长相清秀，聪明伶俐，与玉成两个舅舅的儿子云润、云泽都是土默特学校的同学和好友，玉成知道自己嫁给康根成，内心是很开心，玉成从小是女孩子没有读书但和母亲爱爱学过识字写字，心里热爱读书有学问的人，两人的结合也算是天造地设，这个婚姻对于两家来说也是天大的福气。

当年康家的情况比较好是巴什的大户人家，村里间叫大门院，康根成是长子，玉成过门就是长媳与大嫂，过了门就主家助公公婆婆操作家事，公公婆婆坚决支持康根成婚后继续出门求学，玉成也是如名字一样希望自己的丈夫玉成一番天地，虽然整个家庭的担子与婆婆家的事情相言在这个只有18岁的女孩身上，但玉成她别无所愿，只希望丈夫能够努力读书，她相信母亲相信自己不会选错人，自己的丈夫康根成一定会有大出息。

玉成嫁给康根成后，在家里里外外一把手,受到亲朋友人的好语。玉成人很善良，性格温和，从不和人吵架，她随母亲爱爱信佛，烧香供佛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左邻右舍有困难时总拿粮食、衣服用品给人家。玉成能干在家做的针线活好,家里老人、孩子的衣服与鞋都做的来。

玉成嫁给康根成不久婆婆生下一个女儿不准备留下了，玉成坚持并劝婆婆留下并帮助带着，这个女儿取名叫贵女（鱼）也就是康军后来的蒙古族八路军女战士，抗战时期中央毛主席的密电发报员......。

康根成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没有辜负妻子，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蒙藏学校，1923年康根成与云润，云泽等土默特青年赴北京学习，1924年9月康根成和玉成她们的孩子出生了，玉成和公婆特别到土默特旗镇托书寄信告诉康根成，康根成回信为自己女儿取名单字双读梅梅，希望孩子像在北京所识的梅花一样美丽美好。

1923年冬天到1924年春天，康根成、乌兰夫和多松年、吉雅泰、赵诚、佛鼎、贾力更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了第一个蒙古族团支部。他们大部分人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内蒙古产生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战士。

日子虽然清透，玉成从偶尔书信由读书先生说出言语知道丈夫日渐学有所成，孩子也健康成长，玉成觉得十分美好与值得。

1925年，康根成与云润，云泽向北赴莫斯科求学，说是去三年，玉成算来将和丈夫分离前后要五年，这五年的时间，玉成将是助康家的支柱，她对丈夫决定丝毫没有所言，她知道丈夫干的事儿才是大事儿，是关乎土默特蒙古未来的事情。

1925年这一年的八月十五，读书后没有回家的康根成终于回家和家人团聚，看着丈夫的样子，玉成心里五味杂陈，心里的激动，劳累都化成了泪水，一时间喷涌而出，康根成深知妻子对这个家的付出，也理解妻子的煎熬和劳累，但是自己立志为改变积贫积弱的蒙古土默特而远离家乡。

中秋过后，康根成与云润，云泽等再次离开家回到北京，赴上海转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内蒙古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1929年，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的同意，决定从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蒙古族干部中选派中共党员佛鼎、乌兰夫、联共（布）党员特布尔巴根、朋斯克、列宁共青团员德勒格尔等5人回国。6月末，乌兰夫等一行5人在蒙古国与共产国际驻蒙古国代表阿莫嘎耶夫和中共驻蒙古国党组织负责人王瑞符会面，共同研究和部署回内蒙古开展工作问题。根据内蒙古革命形势和任务，商定佛鼎等分三路回内蒙古。佛鼎、乌兰夫与在乌兰巴托的奎璧、李森、三德胜为西路回绥远，以归绥、包头为中心开展革命工作，并以佛鼎、乌兰夫、奎璧3人成立中共西蒙工委，佛鼎任书记，后佛鼎回莫斯科，乌兰夫任书记。8月19日，乌兰夫等人随经商驼队到达大青山北麓，成员就地分散开来，乌兰夫负责以绥包为中心，在土默川一带农村开辟工作。他和中共地下党员李森在美岱召、把什、察素齐等蒙古族为主的村镇建立联络点。美岱召内的达赖庙是乌兰夫、李森等同志革命活动的主要联络点之一。......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运动》

1929年中秋前，云泽由苏联途经外蒙古与四子王旗翻大青山回到土默特，先到沙尔沁亲姑爱爱家短暂停留了解土默特和塔布家的情况后到把什康家住下。玉成见到云泽舅亲说不完的话说不完高兴，三句话离不开康根成长，康根成短，玉成从云泽言中知道了康根成学习有成，大学毕业又上炮校军官毕业去了中国满州东北任队长当军官了，玉成高兴太开心了。玉成从云泽言中也知道舅亲是搞革命的他到母亲爱爱与玉成家是观察土默特与亲人的情况为日后开展土默特布线设联系据点的事。玉成牢记云泽舅亲的话愿为丈夫与舅亲的革命事而干事。云泽停住二天后回塔布家月余转土默特学校据地开展革命活动……。

土地革命时期在全国各地，国民党统治、各地军阀、土默特绥蒙王公贵族统治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秘密交通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它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传递组织之间互相来往的文件、护送人员、运送特别物资和经费等。1929年起，云泽、佛鼎等成立西蒙工委在组织部内设交通联络点基本都是以自己至亲为主，奎壁、李森、康根成玉成的家、云泽姑姑爱爱家、云泽舅舅三毛家、美岱召、喇嘛洞召、归绥城土默特学校等从1929年底起西蒙工委初步建立起秘密联络落脚互联交通。便于开展革命工作与掩护，革命工作重要在当时又很分散工作，各个联系点的亲戚都是交通员，形成建起比较严密的体系，建立起环环相扣的秘密网。

巴什康根成家的玉成、康根成的弟弟福成与贵成和公婆都是革命的参加者。

“一九三0年春至一九三二年秋，特别红旗军侦察情报科派康根成到中国满洲齐齐哈尔中东铁路沿线从事秘密军事工作，任上尉翻译情报组长。期间，康根成曾寄信给阔别六、七年的家里，要家里给他凑二百块大洋（据资料介绍当时：五个银圆（亦作银元，也就是现大洋）可以买一头大水牛，一个银圆可以买一担米；一个银圆是一担谷。当时的薪水水平：工人工资月是5～10个大洋；蔡锷将军（云南总督月薪65个大洋）；毛泽东做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5个大洋），说"革命成功后再还"。年迈的母亲武芸芸和父亲康海明与媳妇，听说儿子与丈夫还安在，即烧香磕头，望神保佑儿子，妻子玉成盼丈夫平安无事早日返家，全家上下四处筹借银票银元由归绥城汇往齐齐哈尔市康根成处。”

妻子玉成将自己的全部嫁妆到察素齐镇当铺换成银票又回到娘家找母亲爱爱借，第一次下归绥城土默特学校找云泽商议，云泽给玉成讲康根成干的大事是为了蒙古人为了建立新中国一定支持并凑了凑交给玉成20块大洋一起给康根成汇过去。

大青山脚下的康家自己成三进院落，大门与三个院落的各自院门能进大车与房间多且互通非常便于进出与离开，康家的长子康根成、二子贾力更（康富成)、三子康福成、四子康贵成、长女康爱鱼、幼女康贵鱼（康军）与公婆都是革命的参加者，康军是共产党在土默特的根据地与交通联络地，经常掩护做地下工作的同志，给同志们做饭、放哨，为同志做向导带路......，公婆康海明、武芸芸是村子里的善良和蔼的人，康海明明里是负责维持村里的村长，实际上是帮助共产党做事的，村里人都知道她们家是群众关系好比较牢靠的人家。

玉成利用自己是媳妇带着女儿的便利经常以回娘家走亲戚的借口进出村子道路传送消息与信件，玉成前后参加了二弟贾力更（康富成）由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主办的学习回来后与二弟妻子纳贡一起动员传送孤魂滩事件/革命火种-引燃孤魂滩的义事的起动，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弟康福成参加的王若飞途径归绥去包头建立西北特委、百灵届抗日武装爆动起义的消息与信文的送达.......

1936年冬玉成与女儿梅梅因患伤寒疫情于土默特沙尔沁母亲家病故。

虽然玉成与女儿不幸过早的辞世，但相信她们是带着对丈夫的感情和事业一定会成功的信念走的，因为透过她们参加革命活动知道了许多许多，看到了许多人的持续参加革命......

康根成 男 蒙古族 1905年生 土默特巴什村人

1923年夏收康根成与玉成结为夫妻，1924年9月康根成与玉成女儿，康家第一个孙女，康梅梅出生。

民国21年即1932年户口册

康根成（1905－1966），曾用名加里宁.谢苗米哈依洛维赤。蒙古族，土默特左旗把什村人。康根成兄妹六人，男子他排行老大，二弟康富成，蒙名贾力更，中共七大代表、抗战期间任中共绥远省委委员蒙政部部长兼任中共蒙古土默特委工委书记，绥察行政公署蒙政处处长，1841年春与侵华日军作战中牺牲于土默特大青山。三弟福成与四弟贵成和康家长女爱鱼均参加革命活动与工作。小妹康军（贵鱼）赴延安参加革命，是蒙古族八路军抗日女战士中央毛主席秘电发报员。

康根成从1914年至1918年间，在本村私塾读书。父康海明在本村蒙古族中以勤劳著称。虽不识字，但开明通达，对其子女读书学习非常支持。

1918年，康根成被送入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土默特高等小学读书。学生除衣服外，住宿、书籍、文具等皆是官费。此外第个学生第月由土默特旗政府发给饭费一元二角银元。与康根成同期在高等小学读书的有乌兰夫(原中国国家副主席）、多松年（革命烈士）、云润、奎璧、赵诚等。北京伟大的"五四"运动，使这座塞北古城沸腾。尤其是城中有许多青年学生，思想活跃，对国家、民族前途都非常关心，当时的康根成也很快成为这些热血青年之一员。

1923年在"五.七"四耻纪念日，归绥学生在学生联合会的组织领导下，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康根成同土默特高等小学的同学乌兰夫、多松年、云润、奎璧、赵诚等及归绥中学、师范学校的李裕智、吉雅泰、孟纯等走在学生队伍的前列，他们不顾学务局头目的劝导与警察的阻拦，在归绥旧城的大北街、大南街上高喊"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翌日，当学生队伍走到当时以销日货为主的"盛兴时"商号时，康根成和同学们一怒之下砸了这个洋行这一举动轰动了归绥全城。

1923年夏收康根成与玉成结为夫妻，1924年9月康根成与玉成女儿，康家第一个孙女，康梅梅出生。

1923年秋天，康根成、康济民和乌兰夫、多松年、吉雅泰、佛鼎、朱实夫等一共39名同学一起考进北京蒙藏学校。他们因为不满北洋军阀政府和校方对进步学生的种种限制，连续发动了几次**，赶走了反动校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看到这些蒙古族学生是蒙古族的优秀代表，亲自来到蒙藏学校了解蒙古族的情况，对他们进行革命启蒙教育，还为他们开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中共北方区委还派遣邓中夏、赵世炎来到蒙藏学校开展工作，从理论上提高蒙古族青年的思想觉悟。

1923年冬天到1924年春天，康根成、乌兰夫和多松年、吉雅泰、赵诚、佛鼎、贾力更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了第一个蒙古族团支部。他们大部分人陆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内蒙古产生了第一批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战士。

2021年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习近平作了发言。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已经对党史学习教育作出全面部署，要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早在建党之初，我们党就十分关注民族问题。

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和参与在蒙古族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工作。

1923年，内蒙古产生了包括乌兰夫在内的第一批共产党人。”......

康根成娶了乌兰夫亲姑姑云爱爱的女儿玉成（乌兰夫的妹妹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孔飞夫人云清回忆录），妻子玉成思想进步反对封建礼教支持丈夫革命信仰。

【塔布赛的儿女 记我的大家庭】

              云清

...“祖父、祖母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祖母开始生的孩子夭折了，按照当地的传说，人们说要抱养别人家的孩子，自己再生孩子就好养活了。于是,祖父、祖母抱养了一个女孩，起名叫兰兰，这是我的大姑。家里人对她很好，和自己亲生的一样。我长得很大了，才知道她是抱养的。

后来，祖母生了我的二姑，起名叫爱爱。老三是我的伯父, 叫那木吉。老四是我的父亲，是他们最小的孩子，叫云明亮。因为排行老二，人们习称为二明亮。”...

...“兰兰姑姑出嫁到土默特锁哈村,和我们一直来往很多。我小时候常见她来住。1930年代初期,他们村收成不好，他们全家索性搬过来住在我们的西房里。

爱爱姑姑嫁到察素齐北面的沙尔沁村，离塔布子村较远, 爱爱姑姑的家境好些，人口少,家里又种地，又养牲畜，忙得不可开交,很少回来。爱爱姑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出嫁给土默特巴什村的康家,嫁给康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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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因病住院，康根成正好也住院，他那时任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刚从苏联回来时间不长。他给我详详细细讲了他自己的经历和他的妻子，也就是我的表姐玉成的许多事情，1925年,康根成和我大哥乌兰夫等人一起去苏联学习。后来因工作需要，乌兰夫回国，他留在了苏联。1934年斯大林大搞肃反，他在苏联人眼里是外国人，怀疑他是特务，受尽了折磨和摧残。他被流放到苏联的西伯利亚很多年，下煤矿当劳工，超量的劳动,挨打骂，吃不饱，非人的待遇使他几乎死在那里。

他一直深深地怀念他的妻子，可没办法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费尽周折50年代中才回国。回来后他才知道，自己久久怀念的妻子早在30年代就去世了。历尽沧桑的他，本想为祖国多做一些事,回国没有几年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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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五年九月，在中共北方区委员会领导人李大钊的主持下，由韩麟符、刘伯庄共同决定选送在蒙藏学校学习的蒙古族青年乌兰夫、多松年、云润、康根成、张瑞等五名党团员赴苏联深造，贾力更、王建功等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当毛泽东的学生。临行前康根成和弟弟贾力更在校园里彻夜长谈，兄弟俩互相勉励，要为祖国民族命运和家乡父老奋斗。康根成他们由上海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然后改乘火车到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同学其中包括吉雅泰、佛鼎、邓小平（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原中国国家主席）、刘伯𠄘（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及蒋经国（中国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康泽（中统领导人）郑介民（军统领导人）等，由中共"五人团"作党的领导工作，他们是朱务善、俞秀松、周达文等。

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经苏联顾问鲍罗廷建议，开始在莫斯科筹备中山大学的建校工作。康根成、多松年、乌兰夫等是首批学生。是年十月下旬，他开始在该校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形成发展史、西方革命史等课程。在学习期间即一九二六年，康根成转为列宁主义青年团员。并担任班内的团小组长。康根成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积极投身参加在莫斯科大学间与莫斯科的革命社会工作。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山大学毕业后共产国际东方部选派康根成进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军事。同去的有朱瑞(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之父）、王昌希等。在此期间他仍担任联共团小组长。未参加过任何左、右派别并坚决反对这两种倾向。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于莫斯科效外在共产国际与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指导下召开，莫斯科炮兵学校康根成、王昌希参加了会议接待工作，朱瑞参加会议秘书工作，乌兰夫参加会议重要翻译工作与会议重要会议精神的解释翻译和秘书工作。

一九二九年十月，康根成由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毕业，共产国际东方部把他和一位由法国到苏联读书的王同志由炮校迁居于红场国际旅馆居住，并买衣服，照相，经德国大使馆办理路经西欧护照，准备派康回中国苏区，从事军事工作。因中东铁路冲突事件，共产国际在远东伯力城附近红河组织中国游击纵队，十一月间东方部改派康根成到伯力城加入中国游击纵队。这支中国游击纵队，由黄平、刘伯承两同志领导，黄平是党代表，刘伯承（后任解放军元帅）是大队长；游击队下属三个骑兵纵队，一个重机枪（炮）纵队，康根成担任重机枪（炮）纵队队长。

一九三0年初日本正策划侵略中国，首先是东北满洲，根据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长（情报部）

【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四局）。简称《格鲁乌》一直是世界上机构组织最为庞大、工作效率最高的情报机构。由它获得的情报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其竞争对手、克格勃的前身契卡。现在格鲁乌（Главное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意为情报总局）总部一直设在莫斯科市阿尔巴特街的苏(俄)军总参谋部内，代号是44388军事部。总部内约有5000余人，派到外国的谍报人员另有一万一千三、四百人，各类人约15万人，每年经费预算为15亿美元。】

局长别尔金将军同志、第四局远东科长尤思科维奇同志派你去远东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情报科）工作。这是命令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指示，中国游击队党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黄平是这样介绍康根成到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后称侦察情报科）工作。康根成的介绍信的内容是"伯力加宁街一零二号卡尔波夫同志，派加里宁.谢苗米哈依洛维赤康根成去你处工作。"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第四科（情报科）直属于莫斯科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情报部）领导，康根成从此成为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一名苏联红军上尉情报军官，一名共产国际的红色国际特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康根成在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四科工作一开始就是学习无线电报收发技术，学习密码的编辑与跳码的记忆。此期间康根成经常到四科专用楼地下室学习冲洗复印照片，并学会了将胶片作化学处理，作成薄薄的仅有形像或文字薄膜，同时学习用特种照相机翻照文件等。当时与康根成在四科的中国同志有周云庭、苏子元、范传甲、王光禄和专作无线电教员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依万诺夫、安得烈夫等同志。当时他们对外和彼此之间都使用俄文名字，穿苏联红军军服，是苏联红军正式编制的军人。

一九三0年春至一九三二年秋，特别红旗军侦察情报科派康根成到中国满洲齐齐哈尔中东铁路沿线从事秘密军事工作，任上尉翻译情报组长。期间，康根成曾寄信给阔别六、七年的家里，要家里给他凑二百块大洋（据资料介绍当时：五个银圆（亦作银元，也就是现大洋）可以买一头大水牛，一个银圆可以买一担米；一个银圆是一担谷。当时的薪水水平：工人工资月是5～10个大洋；蔡锷将军（云南总督月薪65个大洋）；毛泽东做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5个大洋），说"革命成功后再还"。年迈的母亲武芸芸和父亲康海明与媳妇，听说儿子与丈夫还安在，即烧香磕头，望神保佑儿子，妻子玉成盼丈夫平安无事早日返家，全家上下四处筹借银票银元由归绥城汇往齐齐哈尔市康根成处。康根成负责的情报向上传递的方式有两种:用文字说明的情报或紧急情报用无线电收发报机发出,由于伯力红军第四科直属于莫斯科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领导所发出的电报,红军总参第四局和伯力第四科同时收到;一般性的情报,或者照像胶卷,照片,图表等,每十天或半月由交通员通过国境送到苏联国境交通站,急密文件及时派人送去过去。康根成也经常通过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四科苏子元具体负责领导的交通站传递情报和接受密令。在此期间康根成共产国际的红色特工一名军事情报员，曾与博古（秦邦宪）、阎宝航、萧三、周保中、任国桢、吴丽石、韩乐然、孙乐天等著名革命同志结识、交往共同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红军总参情报局命令伯力远东红旗军司令部第四科（情报科）在中国东北建立情报网，搜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情报。为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共满洲省委配合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情报科一起建立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情报网，特别是建立留存现在的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二卡地下交通站（红色景区）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四科齐齐哈尔地下军事情报站的负责人是苏子元。康根成在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利用母亲武芸芸父亲康海明与媳妇分次汇来的银票银元和上级的经费突出的协助参与建立了秘密地下交通线和交通掩护工作点，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搜集了大量日本的政治与军事情报。共产国际的任务和来苏联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使这位蒙古族青年康根成，既要克服主观能力所不能，又要克服经验所不及，去做起初自己"根本不了解和想象"的军事情报工作。情报人员在日伪的严密监控下，经常运用化装侦察、打入内部和发展情报人员等方法，搜集在东北地区的日伪军事、经济情报，如军队的编制、番号、武器装备、驻防和调动的情况，以及哈尔滨地区的、齐齐哈尔地区的军事设施、兵营和军需工厂等，每天时刻都处在敌人跟踪、监视、逮捕、杀戮的危险之中。当时的东北是中华民族反抗日寇压迫的战场，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情报战空前激烈。齐齐哈尔既是敌人的军事要地，又距国境线相对较近，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侦察情报科在齐齐哈尔建立中心情报站。为掩护地下工作建立了"龙江医院"作为情报站的中心联络站。同时，在靠近苏联边境的扎赉诺尔、二卡及绥芬河、萝北等地建立起情报交通网，并开辟了六条护送人员去苏联的路线：一是满洲里国境线；二是扎赉诺尔、二卡国境线；三是瑗珲国境线；四是萝北国境线；五是绥芬河国境线；六是佳木斯国境线。交通员每次去苏联送情报时，都是指定路线而行的。

二年左右时间康根成非常出色的完成了上级交付的侦察情报工作任务。

一九三二年四月特别红旗军第四科长卡尔波夫大校调回莫斯科，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瓦林上校来到伯力特别红旗军四科任科长，苏联驻中国广州武官伊利亚钦克上校和远东特别红军司令员加伦将军秘书纪略夫中校任副科长。其他不少工作人员，如翻译、秘书，情报分析，技术侦查，中文俄文汇集等大都是康根或在莫斯科学习时的中山大学同学、克拉辛炮兵军校的战友。

一九三二年九月底，康根成因工作被调回伯力城四科，康根成曾请求侦察情报科科长瓦林大校，请求把自己转送到苏共远东边疆党部，进而送回共产国际东方部去，以便返回祖国从事革命工作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中国革命献身。然而当康根成到苏共远东边疆党部时却将康根成派到伯力城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的《工人之路》报社工作。

一九三三年六月初，原定远东特别红旗军司令部从伯力迁往伊尔库茨克的计划撤消，日本苏联不侵犯协定正在交涉，将中东路卖给日本的交易正在讨价还价，日本已基本占领了全东北地区，此外，日本军队内部关于南下太平洋，北上苏联的战略在争论中。苏联红军为了加强战备情报工作，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培训军事情报敌后尖兵和工作人员。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四局（情报部）指示根据当时远东地区多种工作安排和康根成在此之前军事情报工作成缋请红旗军侦察情报科派人到巜工人之路》报社并商共产国际东方部兼报社总编辑主笔周达文同意，调康根成回侦察情报科任上尉继续从事侦察情报工作，这样短短离开数月康根成没有回到中国而又回到伯力特别红旗军司令部四科（情报科）工作，一九三七年康根成升任苏联红军少校情报官。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康根成更加努力的工作多次申请回到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保卫家乡。时刻准备好行装准备回家乡投身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康根成等待来的不是回国而是.........

一九三八年八月也就在此时，苏共党内开始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莫斯科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情报部）与伯力远东特别红旗军四科（侦察情报科）主要负责人正副局长，正副科长全被投入内务部监狱中。康根成所在的侦察情报科因运动扩大化而集体蒙冤。八月十日由伯力城内务处来人，康根成不明何帮就被逮捕起来，入狱两个半月才开始检审，并宣布诉状；第一叛变祖国，第二暗杀，第三破坏，第四是有组织的日本间谍。其根据是诺扎老夫（侦察情报科第二股股长，同年被捕）、鲁赫马脑夫（侦察情报科第三股日本翻译、同年被捕）与周文达（伯力城《工人之路》总编辑主笔）之口供。诺扎老夫与鲁赫马脑夫说康根成：于一九三七年被红旗军侦察科电报密码翻译股长贝老夫招收入日本间谍组织，并曾在一九三五年到哈尔滨给日本人转送情报材料云云。这使康根成莫明其妙。当时他要求审问员对口供，但被拒绝。康根成申辩说："为何没有贝老夫招收我加入日本间谍组织的口供？一九三五年全年内，我在本科工作，查阅每月上班纪录即可知我并未离城一步，此外出国须有内务处发给护照，这也可查知，既然说我是日本间谍，为何一点证据也没有？我根本不是日本间谍，而是苏联忠实的侦察情报工作人员之一。"在审问过程中苏联审判员采用非常手段威逼他，康根成虽受重刑，但终未说谎言。接着案子转送到伯力城远东军事第二法厅，在预审会议上作了如下决议：因为起诉状缺乏真实具体材料，所以军事法庭拒绝审判。案子仍旧退回内务处。但内务处既不宣布康无罪，又无权判决，结果将案子送交苏联内务部下属的特别审议会。特别审议会竟违法判决：取消自由，在"劳动营"强制劳动三年。康根成遂含冤入"劳动营"。

三年期满后，本应于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释放，但德国进攻苏联，苏方处于战争状态，苏军招募西伯利亚劳动营里面的苦役犯(包括苏联前期被“大清洗运动”波及的大量政治犯)赴卫国战争前线打击德国侵略者，康根成由于在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过机械设备理论知识在劳动营边劳动边协助负责机械设备的修理保养，苏联卫国战争的持续卫国战争弹药枪炮机械配件相当部分转入远东西伯利亚等地生产，西伯利亚劳动营从此也在劳动营为卫国战争生产多种军需枪炮机械弹药等物资，康根成没有受募赴前线而尽自己的力量为卫国战争所需去战斗。至此康根成一直拘留于西伯力亚劳动营至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才由劳动营放出，并指定居住地点，实是半监禁。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至一九四九年九月九日，康根成在指定居住地一家修理汽车工厂当翻砂工。九月九日早九点，本地内务处人员到康根成住处，第二次把他逮捕起来。送到XXX城大狱中照旧案审问。并要请军事检查员来，康根成说："不知苏联有无这样的法律，不论什么人在过去是否违犯法律，但他已被执行惩罚，并且超过执行惩罚五年多，为何现在又照旧案逮捕并审问呢？"捕者回答："因从前未详细询问，故现在又重新加以检查。"这样审问了五、六次，后将案子仍送到苏联内务部下属特别审议会，判决为永久"充军"于遥远的XXX村。"充军"规则是每月三次到内务部军务处报到签名，不得许可不能出外村去。

从一九五0年一月至一九五六年二月，康根成就在该村当木匠。他身处异地，被所在国当局无故二次投入监狱，并强近其"充军"、流放；回国的夙愿也无法实现，只得默默地等待着。在此期间，康得了一声致命的肺病。病魔常常使他虚汗满身，哮喘不止。幸而有一位养蜂的俄国老太太常给他吃蜂蜜，并热心服伺，使他侥幸留于人世，在恹恹中感到了人间的温暖。康根成十分想念祖国、家乡，年迈的母亲和结发的妻子（他哪里知道，此时妻子玉成和女儿梅梅都已离开人世）。......

一九五四年六月间，由苏联内务部与苏联最高检查员命令，结束"充军"生活，并取消审判，给以政治上平反，康根成终获自由。他即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去信请求办理回国手续。得到许可后，经苏联红十字会与苏联外交部办理回国字据，于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由莫斯科乘火车经蒙古人民共和国归国。

康根成于四月三日拎着一个盛满烂衣服的破皮箱和一个伴随他渡过"充军"生活的旧小铁筒，走出北京站。他的联系人让他在车站等候，但一去未还。他只好自己去中共中央组织部联系，中组部让他先住招待所，等候审查分配。

一天，一位女同志，在招待所的过道上问："康根成住哪间屋？"康回答："我就是。"女同志喜出望外地说："那你就是我大哥了。"交谈中康根成才知道这就是自己离家时仅两岁的牙牙学语的小妹康军。十六岁上小妹康军就徙步由内蒙古土默川家乡去了延安，入延安女子大学，成了蒙古族抗日女战士中央毛泽东主席身边秘电报务员。如今已经三十出头了随丈夫于占彪（刘志丹同志警卫员，陕北红军团长，八路军抗日绥蒙独立二支队司令员，时任西北煤田地质局局长）工作生活在陕西省西安市。"康军回忆康根成回国后她和家人如何见到大哥康根成的故事：康根成找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介绍他住前门鲜鱼口胡同组织部招待所，他去西单石狮子胡同蒙藏学校找有没有把什村人，我们本家侄儿康裕厚在，他问父母双亲在否？妻玉成在否？回答他人先后去世了。他回国那年我正在北京开会，我侄儿康裕厚给老家写信，我四哥康贵成给我写信寄往西安市我丈夫给我打电话，我知道某天去招待所找他，他出来叫我进去，进门后他住一间房内一人床，床头墙上贴中国女人和苏联女人画像。我说找我大哥康根成，他说他就是呀。我们认了兄妹谈不少话。不几天我大姐与三哥均来北京看他，三哥叫康福成，大姐叫爱玉我们四人合影留念。像如今还在。他们回去了，我四哥康贵成又来看他。"

本年五月，康根成向中组部请示，要求回内蒙工作，中组部同意他的意见。决定康根成回到内蒙古。内蒙古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内蒙古高级法院副院长。在国外颠沛流离了追求共产主义事业三十多年的康根成此时因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工作感到无比欣慰。

康根成在法院工作期间，任劳任怨，秉公执法，得到全院同志的尊重。可国外长期的"充军"、监狱生活，使其身体总是不佳，一九六六年终于病倒，经内蒙医院检查是白血病，即血癌。后转往上海治疗，无效。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日在上海逝世，终年六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