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卢氏性悟家族随旗占地解谜

昆仑lsm(文学领域优质作者)

凤卢氏性悟家族随旗占地解谜

卢盛莽

卢崇富《宗谱原序》说，始祖卢性悟“於顺治八年间，由(小)云南拨入奉天厢黄汉军。……嗣后，户闾（音lú）繁昌，各分门多外徙，若草河口扛草甸子、通远堡、大荒沟、小黄沟、北屯堡、大甸子、四门子、上店堡、弯垄地；若碾其沟、大小虎沟、东西二道房；若樊家台、大小青沟草河大背；若海城严堡，兼省西大陆烟台(灯塔市)、以并外府州县。纷然杂处，不一其地。

这段文字说明两点问题：一是始祖卢性悟于“顺治八年拨入奉天镶黄旗汉军”，二是说明之后由于“户闾繁昌”，开始“分门外徙”，各占一处的地名。即开始占地。笔者考证发现，从始祖卢性悟拨入奉天镶黄旗汉军后，到进字辈占地，整整七十多年，为什么没有占地？为什么进字辈才开始“各占一处”？原来占地与不占地都与当时的土地政策和家人的社会地位有关。

一 、封禁与求生：移民潮与清廷政策的矛盾

清朝建立全国政权后，将东北地区视为“龙兴之地”，实施严格的封禁政策。清廷在东北设立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实施军事化管辖，并在山海关等重要通道设置关口，长期禁止关内人口迁居。根据官方规定，“移民之居住有禁，田地之垦辟有禁，森林矿产之采伐有禁，人参东珠之掘掳有禁”(四禁止)，往来人员必须持有官方颁发的“路票”方可通行。这种封禁政策导致东北地区出现“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荒凉状况，与关内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形成尖锐矛盾。

山东地区在清代前中期经历了人口爆炸式增长，从明代的1000余万激增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2400余万，到道光年间更达到3143余万。人口密度从乾隆十八年的86.43人/平方公里，远高于全国平均24.06人/平方公里的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巨大的人口压力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使得山东农民陷入生存危机。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制的、悲壮的谋求生存运动”驱动下，山东农民不顾朝廷禁令，掀起了持续二百余年的“闯关东”移民潮。

清廷对东北移民政策经历了复杂演变过程：从顺治初期(顺治八年1651年)的招民垦荒，到康熙七年（1668年）的全面封禁，但始终未能有效阻止移民涌入。康熙年间，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者日盛，“每查办一次，辄增出新来流民”，他们“不但不肯回籍，抑且呼朋引类，日积日多”。这种政策与现实的矛盾，迫使清廷对东北地区采取“时开时禁”的灵活态度，为后续土地政策的调整埋下伏笔。

康熙在位，1661年至1722年，共61年。从顺治八年到康熙结束70多年正是我卢氏三代没有占地时间。原来是我始祖卢性悟拨入奉天镶黄旗汉军后几年，就赶上“龙地封禁”，没有占地政策。另外，家族中也无职位显赫者。

二、“随旗占地”：旗地制度下的土地分配模式

2.1 随缺地的制度设计与分配规则

“随旗占地”是清代在东北地区实施的一种特殊土地分配制度，主要体现为“随缺地”授予，即“随职务”授地。这种制度是八旗军事体制与土地分配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清廷按照八旗官兵的品级和职责分配不同数额的土地，以保障其生计和军事装备所需。

随缺地的分配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

高级官员：如头、二等侍卫（三、四品），每员可获得10名壮丁的土地，每名壮丁地为30亩，合计300亩。

基层士兵：前锋、护军每人可获得6名壮丁地（180亩），马甲每人可获得5名壮丁地（150亩）。

特殊分配：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盛京旗地余地在拨付随缺官员地16，900余垧、兵丁地48，500余垧后，其余地亩一律入官。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特别规定：“盛京马甲之随缺地亩，皆为养赡该处满洲而设。

我四始祖卢进孝雍正四年被封“铁岭四品大夫”。“四品大夫”正赶上“随旗占地”政策颁发，占了政策红利，可以占多少地呢？这与我《宗谱原序》的近字辈开始“各占一处”的说法就一致了，也与我们的家传“我们是随旗占地”的说法一致。雍正，康熙第四子，清朝第五位君主（1722年—1735年在位），在位十二年。接下来是乾隆继位，在位60年。

2.2 随缺地的性质与功能演变

随缺地具有鲜明的军事经济特征：

职位关联性：土地分配与官职、军职直接挂钩，“随缺不随人”，官兵离职时需将土地移交继任者。

免税特权：旗地享有免纳赋税的特权，与民地形成鲜明对比。

生产组织：初期主要由“壮丁”（农奴）耕种，康熙朝后逐渐转为出租给汉民佃种。

这种土地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经历了显著变化：最初作为维护八旗战斗力的经济保障，但随旗人生计恶化，旗地典卖现象日益普遍。尽管清廷一再禁止旗民交产，并多次动用国库银两赎回典卖的旗地，但到乾隆后期，政府不得不承认旗地买卖合法化，旗地加速向民田转化。这一过程在东北地区表现为“随旗占地”的实际形态——汉民通过佃种、典买旗地，逐渐获得土地使用权乃至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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