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吕梁英雄传》

东方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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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英雄传》：一部镌刻在吕梁山中的红色史诗——

在晋西北的苍茫群山中，不仅矗立着见证历史的“晋绥解放区烈士塔”（图1），更生长着一部用热血与信仰铸就的文学经典——《吕梁英雄传》。

这部由马烽、西戎合著的章回体长篇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吕梁根据地为背景，将真实历史与艺术虚构熔铸一体，既是对烈士塔中英魂的深情告慰，更是中国革命文学中“人民性”与“英雄气”的典范之作。

一、历史褶皱中的英雄群像：从现实到艺术的凝练

《吕梁英雄传》的故事始于1940年前后。

此时，吕梁山区已被日军铁蹄践踏，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正悄然扎根。

小说以“康家寨惨案”为起点，讲述村民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觉醒，组建民兵队伍，与日寇、汉奸展开殊死斗争的历程。

作者马烽、西戎均成长于吕梁这片土地，熟悉这里的山川地貌与乡土人情。

他们并未刻意拔高英雄形象，而是以白描手法刻画出一群“有血有肉的凡人”：如康家寨的农会主任雷石柱，本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因亲人遭难、家园被毁而挺身而出；武工队长武得民沉稳机敏，用“土办法”破解敌人的“扫荡”阴谋；就连曾有旧思想的村民孟二楞，也在斗争中完成蜕变……

这些角色共同构成了“人民战争”的立体图景——英雄不是天生的“超人”，而是在民族危亡之际挺直脊梁的普通人。

二、章回体的“旧瓶”与革命叙事的“新酒”

作为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吕梁英雄传》在形式上大胆创新：它继承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回目对仗、情节连环”的传统（如“众英雄血洗村公所”“老武工队计破敌据点”），又融入了革命文学的通俗性与战斗性。

语言上，作者摒弃了晦涩的文言，采用山西方言与口语化表达（如“日怪”“憨货”等俚语），让晋西北的乡音跃然纸上，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这种“旧形式装新内容”的尝试，既契合了当时根据地群众的文化水平，也让革命故事更具传播力。

正如封面（图2）中质朴的色调与人物坚毅的神态所传递的：小说不追求宏大叙事的华丽辞藻，而是用“接地气”的方式，让“英雄”二字扎根于土地与人心。

三、从小说到丰碑：红色精神的代际传承

《吕梁英雄传》出版后迅速风靡解放区，甚至被改编为秧歌剧、戏曲，在田间地头传唱。

它的魅力，不仅在于故事的跌宕起伏，更在于真实记录了一段“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

书中所写的“民兵战”“地道战”“地雷战”，并非艺术夸张，而是吕梁军民真实斗争的缩影；烈士塔上“先烈情绩，山高水长”的题刻（图1），正是小说中无数牺牲者的精神注脚。

如今，当我们翻开这部泛黄的书册，不仅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更能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力量——它告诉我们：英雄从未远去，他们活在吕梁的山水间，活在每一寸被鲜血浸染的土地里，更活在后人对红色基因的传承中。

从晋绥解放区烈士塔的庄严肃穆，到《吕梁英雄传》的字里行间，吕梁山始终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这部小说不仅是文学经典，更是一曲献给平凡英雄的赞歌，它让我们记住：所谓“英雄”，不过是普通人在民族大义前的挺身而出；所谓“历史”，正是无数这样的“凡人”用生命与热血写就的篇章。

重读《吕梁英雄传》，竟读出了与少年时不同的热辣。

当年只爱看民兵打鬼子的痛快，如今再翻，满纸都是泥土里渗出的血与火——康家寨被烧剩的焦土、老乡们躲在山沟里的呜咽、雷石柱攥着地雷时颤抖的手，原来英雄不是天生的，是被苦难磨出来的硬骨头。

书里的方言还是那么亲切，“日怪”“憨货”里藏着吕梁人最朴素的狠劲：没枪没弹，就用铁锹、锄头、土雷拼；怕吗？怕，但更怕的是子孙后代再遭这份罪。

合上书页，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突然懂了：所谓“英雄史诗”，不过是普通人在绝境里咬碎牙也要往前奔的劲头。

这劲头，从来没离开过我们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