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反水被国人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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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文明之五十五：胡适的反水被国人忽视！

走出疑古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疑古者用假设、类比、夸大等方法而辨古，假定上古史是古人编造的，然后再为这个寻找证据。若典籍不能自证清白，就被判为伪史；历史和民间故事只要相似，就判定历史和民间故事一样是瞎编乱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典籍中发现一丝矛盾或错误的地方，就可把整个典籍否定。用“有罪推论”及细节上的小瑕否定大事件，其本身就无法立足。可以说，用这些法子疑古，可以推翻全部人类史。但明白了疑古风盛之因才能对症下药，反其道而行之就可走出疑古之阴霾。

首先是看清疑古者的真面目。日本是个缺乏文明史的民族，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白鸟库吉否定中国古代历史，为抬高日本、矮化中国所作的政治背书，达到日本隔绝中国文化、倒向西方之目的。他割裂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将西北、东北少数民族剔除出了中华民族：“长城以北非中国论”、“满蒙一贯独立论”、“中国南北对抗论”，为日本吞并东三省侵略中国提供历史依据。

钱玄同、胡适、顾颉刚疑古否史同样是为了斩断中国历史文化之根，让中国人失去一直崇拜的祖先，已达全盘西化中国之目的。这些人无一不是见风使舵、唯利是图、明哲保身之人，为达不可告人之目的，可以歪曲事实、毁史灭祖。在民族处于危难关口、国家处于存亡之时，他们不是寻找救亡图存之道，却反道而行，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外国人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否史是元凶，其害不大。中国人对中国历史知之很多，否禹是帮凶，其害无穷。元凶不可恼，帮凶最可恨，中国的历史几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许多人还天天为疑古考古乐此不疲，时不时的像发现新大陆激动万分，但却不知这是在自掘坟墓。相信他们，等于否定自己。

外国人怀疑中国的历史，远没中国人自己更有计谋、更有说服力、更有影响力。陈寅恪讽刺说:“顾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这种顾头不顾尾之人的观点也能得到人们认可，让人匪夷所思。鲁迅说：“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徐旭生在1943年出版《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批评顾颉刚“把传说得东西一笔抹杀，把文化的黎明时期完全不谈，我国的历史因此就被砍去一截！”幡然醒悟的胡适把顾颉刚的观点说成是“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封神台上去”。

中国古史文献内容丰富、蕴含智慧，既符合人类各古老民族历史的呈现方式，也与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相一致，很难虚构，很难推翻。史料中存在虚假成分，这是必然的客观存在，但若因此而否定全部史料，因小失大。真正走进历史的人会清楚，先秦史料拧巴拧巴，能拧出二两水，之后的史料能拧成一条河。质疑、否定上古史，之后的史料则成垃圾。

其次，叫停考古，坚定自信。推翻疑古最简单的办法是考古，所有人不约而同地走进地窖，百年考古始终无法推翻疑古。在这条路上也许再过千万年也没人能找到铁证。

对考古的局限性要有充分而清醒的认识，厘清考古之害。说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对历史的不自信，等于变相承认了疑古有道理。然考古做了那么多工作，效果如何？疑古、否夏的人越来越多，等于帮倒忙。对中华文明的解读出现了“二风”，一是用出土物质展现中华文明成风，二是用空泛的概念解读中华文明成风，国民对历史的自信与文明的自信未增反减。孙庆伟《鼏宅禹迹》说：“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实践表明，学术界对于夏文化的认识不但没有形成共识，反而有渐行渐远的趋势，甚至有学者开始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夏代。

用考古靠想象做学问，等同于交白卷。疑古者首先把上古留下的史料认定为春秋——汉代人的著述或造伪，然后再从其它史料的只言片语找漏洞，已达否定古代史之目的。人们却以此为出发点来重建古代史，研究的越多问题也会越多，总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甚至会认为疑古者说的有道理。而事实也确如此，通过考古诠释古代史，发现的越多，存在的漏洞就越多，小漏洞不但无法填补大漏洞，反而增加更多的漏洞，会成为疑古者的证言，直至迷失初心。

一个国家只有坚守正确的历史方向，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考古解读中国文化得到只是皮毛文化，考古探源中华文明看到的只是假象文明。人类有着千万年历史，这是事实。古人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这是事实。通过考古能知者不足千万分之一，这也是事实。考古同用瓢量海，一瓢之水，不可言海。一物之证，岂可成史！考古又犹如盲人摸象，只不过是把古人遗留于地下的东西挖出来，推测一番，鼓吹一番，文饰一番，得出考古结果与史料基本一致、或相反的片面结论，仅此而已，别无它义。

文明是人创造的，并由人传承，文明只有通过人才能充分展现出来。不管你赋予文明多宽泛的含义都是概念性的，没有活力与生机。人类的发展是个物质不断积累创造的过程，但文明的形成不是物质能体现，更不是物质进步的累积。通过考古看到的只是物质，不知文明的缔造者，只能得出偏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无法全面、准确解读中国的历史、文化、文明。

李零先说：“考古是基础工作，似乎是个自我满足的体系，我离开谁都行，谁离开我都不行。”在考古人的忽悠下，考古的地位不断提高，从大学的考古学院到社科院的考古研究所，至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市县考古科，加上各种明目的考古机构与考古项目，全国的考古部门多如牛毛，从国家文物局到省市县文物局等等，部门如此之多，机构如此庞大，如今又都是最烧钱的部门，每年浪费的人力物力惊人，却不知这一切反成了疑古之风的最大动能，毁灭历史文明的最大杀手。多数考古者不会成为信古者，只能成为疑古者的帮凶；考古不能灭疑，只能助长疑古派的气焰；考古之“虚拟史”产生的误导，只能把人心搞得更乱。百年考古始终无法厘出一个脉络清晰的历史，始终无法看到一个真实的古代史，始终无法展现中华文明之风貌，取得的最大成绩是，历史文明距我们渐行渐远，永远看不到古代文明的模样。历史由过去的以史料为主线，到如今完全用考古解读，古代史成了文物史，历史变得似是而非，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傅斯年的古史重建把史料看成间接材料已失去了公允，他提出要注意“间接材料（传世文献）”和“直接材料（出土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如果“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结果如何？他用一星半点直接材料印证间接材料，看到的始终是一幅残破的古画面。这些名人发表的著述，无一例外地失去重心倒向了“直接材料”，没有一人能打倒疑古派，没有一人能确立夏，没有一人能全面解读中国文明，只能说明他们之研究完全偏离了正确轨道。

如果说疑古是股邪气，那么考古就是个陷阱。人人称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而考古挖出的破铜烂铁根本无法知道诸子百家之文，也不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是如何称霸天下的，更不知文明是什么样子。考古对夏的所知也一样，约等于零。一个世纪的考古，历史被碎片化，文化被空心化，文明被物质化，距真正伟大的中国历史、文化、文明相差千万里，其破坏性远大于疑古，造成的负影响罄竹难书，考古早该寿终正寝了！

1979年，考古学家邹衡断言：中原地区已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而夏朝应是客观存在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朝代可以更替，文化不会断续，而且会是历史运动的主因。通过考古即便是还能取得新的发现，又能怎样？考古之物质文化对中国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让考古走下神坛，疑古者自然偃旗息鼓。

在中国这片陆地上，人类已经生活了几十万年，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至今，中国的历史脉络、文化脉络、文明脉络都十分清晰，相互衔接，从未断裂过，因几个人疑古就去字正腔圆反而自乱阵脚。中华文明自古至今生生不息，是因为文明始终存活于中国人的心里，只要问一问自己，听一听心声，或者到生活中去，听一听百姓的声音，亦或融入历史，听一听古人的声音，都可全然而知，没有必要通过考古探源中华文明证明中国的历史。

历史的价值在于借之而鉴今。抓住历史的关键点，找到文明得失的主因，来纠正历史之错而改变现实才是正道。能做好这一点，考古无能为力，还得靠史料。在中国历史这个大舞台上，考古只能是九流小配角，史料才是真正的主角。只有通过史料才能看到一个多维的立体的真实的历史。对有望突破的问题，不要轻易否定史料，让历史平静下来；对无望突破的重大问题，依据史料，找出最接近真相的观点予以认定，让历史清晰起来，这是学者应有的责任。基于目前的历史现状，做好这几点很有必要，也很重要。疑古、考古、建古三股势力争斗了一百多年，谁也没有把谁怎么样，谁也没有向前推进一步，反而把中国的历史搞得暗无天日。再糊弄百年、千年又会怎样？该叫停了！

只有大历史观，才能重建史学新体系。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说：“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殷商文化不会空降于人间，夏高雅文化不在地下，在历史里、在现实生活中。目前的学术界困于寻找夏文化，寻找古文明，还是受制于疑古、考古。夏文化一直在那放着，却视而不见，要用考古寻找夏物质文化，这本身就是件毫无意义怪事。不承认夏，人类文明会一直淹没在考古的地窖里，不知未来的路在何方。学者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如何用夏文化、夏文明去改变世界、造福人类，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伟大发扬光大，不辜负历史，不辜负古人。

研史、考古之目的都是追根溯源，但这个根不是人类的诞生日，这个源不是遥远的原始社会，而是中华文明的活水源头，历史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此。寻到这个活水源头，构建起新的学术体系，史学体系，文化体系，文明体系，话语体系，让每一个中国人读懂自己的民族史，增加自豪感、归属感、自信力、凝聚力，进而让世界读懂中国文明，中国才能和平融入世界，引领世界。

有人的地方就有文明，文明起源于何时，不可知也。但真正的中华文明形成于夏，定型于夏，有了夏禹文明才有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只有夏禹文明最博大精深，最契合生命本源、最适合人类社会。只要相信自己的历史，全面解读夏禹文明，坚守自己的文明，疑古之风不吹自灭。

三是树起新的学术名人，文明引领风尚。历史是英雄的历史，社会是名人的舞台。正确的名人生文明，错误的名人出妖邪。百年之中国，上半场是疑古名人的天下，把历史文化搞得面目全非。下半场是考古名人的天下，把中华文明搞得遍体鳞伤。

只有学术的领先，才会有国家的领先。疑古、考古名人之观点闹闹哄哄，对真正的文明百害无一用，徒增困惑无数。无论是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的疑古，还是傅斯年、王国维的古史重建，他们所做的不是寻找真相，而是证明自己是对的，合心意的大肆宣扬，背其论的视而不见，无关对与错。这样的名人越多，歪风邪气越多，对中国文明的认识越模糊，疑古之音越大。

导致文明丢失、不自信的还有历史界、文化界的一些名人，他们对历史对文化对文明的解读也存在诸多问题，是中国文化不能入世、中华文明不能引领世界之主因，都需一一批驳。

只有把历史理顺理清，把道理讲透讲明，清晰复盘夏禹史，高标准解读中国文明，树起新的学术名人，疑古不打自倒。

胡适的“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观点成为“疑古”的楷模，甚至影响了后来的学术研究方法‌。《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胡适为支持顾登高一呼，鼓吹“层累说”是一次“史学革命”，“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但到一九二九年胡适却迷途知返，他对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要信古了！顾听了这话，出了一身冷汗。之后，顾胡两人分道扬镳。在顾颉刚如火如荼之时，胡适来了个金蝉脱壳，就这样拍拍屁股走了，不留一片云彩。当然，胡适也许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疑古是故意错的，罪恶感也一直追着他，直至不堪重负。而“出了一身冷汗”的顾并没因此而反省“怀疑”自我，反而更加疑古，一身冷汗白出了。一个名人一旦走上政治舞台，若承认自己错了，就会被打入地狱。因此，顾始终坚守错误。

顾的学生童书业反顾，称疑古的胡适为头号战犯、顾颉刚为美国的头号走狗，没人重视也就罢了，疑古的发起人胡适反水，证明疑古已没有活路了，执政者却视而不见，让疑古继续害人，真是造孽呀！

错了就改，才能做好学问。一错再错，只能成为历史的罪人。胡作为顾疑古的引导者能幡然醒悟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相信只要做好以上三点对症下药，会有更多的疑古者转为信古，最终彻底干净的消灭疑古风。

今日之中国非昔日之中国，再怀疑自己的历史，才是真正的愚蠢！那些吹捧顾颉刚的名人，用考古建古、探源文明的名人，他们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他们的学术观又有哪个是正确的？政治不应再被这些名人绑架，坚守自己的根才是唯一的选择。

掘史之宝熠熠生辉，问史之漏其害累累。历史是一门能改变实现与未来的学问，抛弃这门学问，无异于作茧自缚。人类最大的悲哀不是无知，而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欺骗利用而不知。为历史拨乱反正，为文化拨乱反正，为文明拨乱反正，应摆在当前国家发展的重要位置。只有驱散疑古之迷雾，走出考古之死胡同，才能走进历史的大观园，寻到中华文明这颗参天大树，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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