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于我是重生

汪少华

我生于三年困难时期末，长于十年文革全过程。

1959年至1961年，因连年天灾，加上征购制度扭曲、连年政治运动折腾，粮食严重短缺，普遍吃不饱饭甚至没饭吃。所以发育时为弥补儿时营养不良，妈老让我吃些乡下俗称“包”的难咽之物，也即胎盘。

三面红旗

啃树皮

虚岁7岁上小学，那时校名东方红，后改庆同小学，1973年起先后就读初、高中，时间线与十年浩劫基本重合。

少不更事。小时候既非学霸，亦非学渣，中等偏上，时梦时醒，有点小调皮，也不失小聪明。后进入体制，故乡故土于我的许多传说未免失真。

高中毕业，因知青政策调整，长子不用下乡。但招工要等指标，游荡社会怕学坏，地方政府便组织应届生统一学工，没编制没工资，每天30个铅角子。

我被分到双林丝厂机修车间做木工。因丝厂青年女工多，尤其是城里姑娘多，国营厂待遇又好，是小镇让人羡慕、向往之地。

木工班有5个正式工，班长金伯林，是我后来拜蹄髈的恩师。还有两对师徒，会开模具的莫蓉人盛阿宝、颀长寡言的菱湖人沈守衡及各自的徒弟章清祥、张海林。

木工班主要是维修，缫丝的茧桶、扬翻的箧子等等，偶尔也开个模子，打些新家什。因材料设备齐全，机械化程度高，工作不忙也不闲。

小镇安宁安逸，波澜不惊，好日子自在又短暂。

1979年初，招工指标下来，没国企，只有二轻集体。就这样，我成了双林针织厂的正式工。那时编制最是硬通货，没编制就是黑户口，一个额子足以让你扁扁伏伏。

针织厂证件照

我是1月15日上班的。当时厂长莫加英，一个矮小却慈眉善目，坚强又笑容可掬的女强人。因与妈交好，私下我管她叫莫阿姨。书记程阿惠，黑黑瘦瘦，烟瘾大，人不坏，只是不太管事。

陪莫加英厂长出差哈尔滨

2024年11月13日陪父亲专程到双林看望莫加英厂长

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改革的震波尚未传导下来，书记一言九鼎。报到时，书记斜叼着烟，就哼了一句：“工作商量过了，具体找老莫。”

小地方，熟人好办事。莫阿姨热心的把我领到针织车间，不厌其烦向主任章昆山介绍。清癯、犀利的主任后来成了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师傅。

此后6年，我摇过横机、做过合缝、干过机修，后来想是莫阿姨关照，做了设计打样的工艺员，最后调人事科，给好好先生张永根打下手。

那时，大锅饭已然被砸，企业自产自销，自行对接市场。原料从尼龙、腈纶到羊毛，密度从7针、9针到11针，织法从四平、鱼鳞到罗纹等，不一而足。为了解市场动态，借鉴市场新品，我有机会走南闯北，参加各种订货会、展销会等，东拼西抄，拿来主义。

师傅因技术过硬，尤擅钻研，不久便提了副厂长，也成了全省针织行业的专家。当时全省尼龙衫质量标准就是由我厂代拟，师傅携我起草的。痛惜的是师傅英年早逝，没有过上好日子。

工厂生活繁复而单纯，忙碌又简单。进了体制方领悟，那是我一生最充实、最自由、最纯粹的日子。

合缝机

职工文化考试合格证书

1984年，是共和国改革极其重要的年份，也是我个人命运跌宕起伏、重大转折的一年。

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城市成为改革重点，沿海城市加大开放，乡镇企业风起云涌，环境保护纳入国策，国企自主权扩大，海南行政区筹建，农民落户政策放宽。中英签署香港问题联合声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改革干部管理体制，如此等等，环环相扣，目不暇接。

撒切尔与赵紫阳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改革促进了繁荣，也凝聚了人心。1984年，全国GDP增长15.2％，财政收入增20.2%。许海峰在洛杉矶实现奥运金牌零突破，国庆阅兵游行中北大学生自发举起“小平您好！”，这是对小平的礼赞，更是力挺改革的世道人心。

射击运动员许海峰获得洛杉矶奥运会金牌

我的转折，源于以撤地建市为特征的机构改革。

1983年以前，地区是我国地级行政区的主要形式。作为省级政府派出机构，地区行署行政职能有限。为强化地方治理，激发地方活力，1983年2月，中央发文要求各地大胆试行撤地建市、地市合并。即撤销原地区及其管理机构，设立层级相同的地级市及其政府。

撤地建市不仅是机构的改革，更是自主权的革命。作为正式一级行政区，地级市立法、财政和行政权相对完整，税收空间更大，有利于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发展格局，促进城乡一体化。

地委、市委所在地西大院

1983年初，省委确定嘉兴地区一分为二。地委1月底开始吹风。2月底，省委派工作组来湖考察选拔干部。3月7日，地委正式部署。7月27日，国务院行文撤销嘉兴地区行政公署，分设嘉兴市和湖州市，实行市管县体制。省委书记王芳于8月12日亲临湖州，宣布决定。

地区撤地建市动员部署大会

同年12月，湖州市举行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次年5月，召开第一次党代会，市委、市政府班子悉数就位，撤地建市至此告一段落。

湖州市党代会

湖州市第一次党代会开幕

湖州市第一次党代会闭幕

市委一届一次全会

由于干部大量分流，机关出现真空。为顺应干部制度改革，补充有生力量，1984年起，市级机关连续数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因那年代科班大学生稀缺，“五大生”由此应时而转，应运而生。

1984年3月21日，市委批复湖州报社、市广电局，同意在市区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中招聘新闻工作者35名，其中报社15名，广电5名，其余15名统一分配（实际都去了市级机关）。

3月24日，《湖州报》发布启事，明确招聘条件。除常规要求，须大专毕业或具有大专文化水平，包括电大、业大、函大学习期满一年以上，自学成才实际文化水平达到大专程度，城镇全民所有制单位全民编制职工。

因我是集体编制，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20天后，《湖州报》头版再发《重要启事》，修订重发了招聘简章。范围从市区扩大到全市，条件从全民放宽到集体，报名延至21日到23日。后来得知但未经证实，原先的报考条件导致报名数量不足。

在几个赤膊兄弟的捣鼓簇拥下，我骑着借来的飞鸽新二八大杠，经旧馆到湖州东街郊区招待所报名。

初试在湖州四中进行。5月5日下午是政治（含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时事政策），6日上午考语文（含现代、古代汉语，语法修辞、写作知识、作文），下午是中外文学史和史地。风闻试卷源自上海《解放日报》，出题思路新颖独特，极具开放度。每门发一张16开试题纸和三张8开答题纸，各有12道题，任选10题。

我在5考场114号位。记得有场考试结束，正独倚栏杆舒压喘气，有仁兄仰天长叹，主旨是试题于他偏简单。

6月7日发榜，我意外得了451分，高出复试线89分，其中政治82、语文80、中外文学史90、历史99、地理100，平均每门90分。当时复试要求除总分外，语文、政治平均得70分以上，其中1门低于63分者淘汰。

复试6月10日在新风小学进行。上午现场采访湖州印刷厂厂长严旭初，并写出500字以内的新闻稿；下午是改写一则关于含山砖瓦厂节能增效的信息，实操性都很强。

按照规则，初试合格参加复试，再根据复试成绩确定口试，最后经体检、政审，择优录取。复试前，报社副总编张世英言辞恳切，殷殷希望我选择去报社。

8月8日上午6点，我们按要求在报社集中，排队到九八医院体检。此前，招聘办已悄然展开了政审。

同道学长庄小平保存的当年笔记

9月初，入围的乡党夏晓星、茅晋进先后接到录取通知，晓星星星点灯，被报社录取，晋进则晋升进军市委宣传部。

因惺惺相惜，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天天聚首。当他们赶到我厂，方知成绩靠前的我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惴惴数日，终于盼到招聘办来书。拆读完毕，无语凝噎。函告如下：这次招聘是经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用的，你由于某方面原因未予录取，希望你正确对待，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继续在现有岗位上为“四化”多作贡献。

多少年后，我仍对这段冰冷、客套、玄幻的伪君子文刻骨铭心，耿耿于怀。心想册那！换你试试，能正确对待？

小镇嘴碎，众口铄金。我虽装得满不在乎，其实度日如年，浑身乌头烟。此前邻里闻我考得不错，政审更无大碍，脚碰脚的都了解。不想竟无端授人以口舌，更苦恼的是无从解释，自己都不知个中原由。联想到那天赴湖报名，返程竟连人带车掉下沟渠，不仅擦伤数处，更心疼的是赔了50块现大洋。不由揣摩这跤是否摔的就是宿命。

就在无绪无边追根溯源时，报社要闻部主任陈渭因与爸同事过，悄然致函，除客套我的成绩，主要透露了我体检未过，希望家长重视并及时诊疗。估摸父母当时也懵圈，好端端的，突然能得啥大病？

生活有时就这样悲喜交欣。

我爸将来函收进他那谁都不敢动的记事本里，恰巧我去父母房间，见抽屉没关紧，便上前推了一把，因柜子年迈，不仅没推进去，反而卡住了。无奈用力一拉，抽屉出来了，东西也翻了。由此，惊天秘密随之昭然。

其实我明白，父亲是怕我不能承受。所以决定独自行动，下午四点，我赶到双林医院，要求按九八医院检查检验项目复查一遍，接诊大夫似乎不太乐意，一会说不是空腹不能做，一会说一瓶试剂要做几个人，给我一个人做浪费。我据理力争，并足额支付了费用，总算如期拿到了报告。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复查居然没任何问题。一向果敢的妈当即拍板，明天就进城再查，如确有差错，必须讨个说法。妈说，去不去是小事，错不错是大事。

从9月4日首次复查，到9月24日，我先后在湖州一院、二院、九八医院数度检查。此时，录取工作已然结束，招聘名额悉数用完，招聘办也不知去向。

人在走投无路时，唯有父母，才是最坚实的支撑。

尽管湖城举目无亲，爸妈还是穷尽各种可资反映的渠道。一方面翻报纸，摘录有关领导和部门信息，以便有针对性反映；一方面千方百计联系熟人故交，打探信息。后来我明白，这，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上访。

长达三个月的穿梭，我们逐步掌握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造成我体检没过的原因是乙肝表抗呈阳性，其实无非是健康带菌者，而我数度复查均无此问题；二是这次招聘牵头人是沈荣林、凌普灿、葛圣平三常委，具体由宣传部实施。

为此，我们先后找相关领导和部门反映情况，表达诉求。那时，机关风气尚好，门难进、脸难看不多见，大多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唯独事也难办。一切入正题，便立马讲原则、讲大局，语重心长劝导教育一番。

市委宣传部干部科长俞逞祥是位老同志，个头不高，镜片厚厚，一腔正气。当听到我要讨个说法时，老俞一顿正能量输出。我脱口怼道，都说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你们自己错了，难道就不该实事求是吗？呛得他一时语塞。

我们也遇到不少古道热肠的仁义之士。如组织部干审科的王志宝、青干科张健，市委办徐泽政等等。最难忘的，一是浙报记者站长胡炳忠，看罢我的材料，立马表示将写内参向领导反映；二是刚从粮食局借调到宣传部干部科的侯水建，是他指点我们找到了最终解决问题的贵人。他同情道，招聘工作已结束，到处反映无济于事，要找就找能主事的。并指指楼上，去那找门上没牌的。一语点醒乡下人。

湖州市委第一任书记吴文谦

就这样，我们在三楼邂逅了外出归来正开门进屋的市委常委、秘书长葛圣平。

当我像拉救命稻草一样拽着他胳膊时，不苟言笑的秘书长居然笑了笑，“我又不会跑，有事进来说。”平复了下心情，我们坐在窗前米色卡其布沙发上，简要叙述了来龙去脉，屋内一片寂静。几分钟后，葛圣平从沉思中捏着那摞成绩单、体检单缓缓道，“这些留下。”又指了指我妈放在桌上那捆十几厘米厚双林湖州来来回回的车船票，“这个拿回去。”行将出门，我听到了足以温暖我一辈子的话，“不要急，一个礼拜听回音”。

12月初的湖州，暖阳拂照，空气清冽。

正在上班的我接到了市委办机要秘书包大姐的电话，通知我明天上午到西大院，有人送我去复查。次日，由老杨、老俞陪我到九八医院，检查完毕，我坚持在医院等结果，确认没问题才离开。

湖州市委第三任书记葛圣平

数日后，包大姐再度致电通知我报到。自此，我挥别故乡，只身踏进湖城，开始了37年的机关浮沉。从市委到区委，从浙江到新疆，从党委到法院，从司法到民政，从政府到政协，一路跋涉，不一而足。

后来慢慢得知，葛圣平为我的录取，曾在市委常委会上慷慨陈词，据理力争。表决时，书记一锤定音。常委会次日，葛圣平便奉调德清县委书记。又悉，葛圣平离开秘书长岗位后，有关部门以种种借口推脱办理特招手续。葛圣平责成市委办副主任王克文直接督办，并每次回来参加常委会，都要垂问市委办领导我的近况。

士为知己者死。有如此关怀备至、体察入微的领导，夫复何求？

人的一生，机遇机缘很重要，时势大势更关键。

我常寻思，没有改革开放，哪来机构改革？没有干部制度改革，哪来机关公开招聘？没有电大这平台，哪来我的舞台？最根本的是，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诞生葛圣平们那些胸怀坦荡、秉公任直、磊落光明的领导干部。

我要感恩的，不仅仅是葛圣平们，更要感恩的，是那个令人激荡、催人奋进的时代。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这四十年，揭示的是一串记忆。家国春秋，世事沧桑，三年天灾，十载人祸，改弦更张，改革筑梦。

这四十年，展示的是一段累积。光阴续接，人事更迭，历经青涩，认知担当，领略道义，感悟责任。

这四十年，预示的是一个轮回。岁月不居，改革不死，褪去浮华，革除沉疴，重拾初心，无惧毁誉。

这四十年，开示的是一份礼赞。生命可贵，生活不易，小平伟大，改革万岁，有幸见证，不负往生。

——记于2025年6月13日夜

2024年撤地建市40周年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