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给香江一部历史底稿

心画

　　余超(1885~1967)，号少文，厦门人。1915年全闽师范学堂毕业后，回厦门创办励业女校，1917年任省立十三中学教师。余超的夫人严能静，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她的伯父严复，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的后人也都是知识分子，创办学校 ，担任教学，在教育领域颇有造诣。

1919年余超参与创办厦门图书馆 ，1930年担任第二任馆长，在任期间，他推行改革，引入西方现代分类法：编制《暂定统一分类法》，建立系统目录卡片体系；创办专业刊物《厦门图书馆声》月刊，开创本地图书馆学术交流先河；三次出席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提交的六项提案均获通过。推动大众化转型，使图书馆成为公共文化阵地。一度任市教育会会长。卢沟桥事变后，余超以图书馆为抗日宣传基地，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发表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文章。

1938年5月，日军侵占厦门，厦门沦陷前夕，余超为保护珍贵文献古籍，免遭落入敌手和被战火损毁，被日伪通辑。他携古籍撤离，全家十口人到鼓浪屿万国公地避难，因身处困境，他先行携带图书馆珍藏的两种善本书《埤雅》和《注陆宣公奏议》乘坐轮船到了香港。夫人严能静随后带着全家老小从当时称为“万国租界”的鼓浪屿浸会医院，坐“庆丰号”轮船到了香港与余超会合。余超在福建银行谋了一份职业，领着微薄薪水，严能静在福建商会开办的学校兼一份教书和做一些临工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十分清贫。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同时，日军攻打香港，英军无力抵抗18天，节节败退，在25日香港沦陷。香港突遭战火，民众无辜被日军残暴枪杀，纷纷躲进避难所。余超（余少文）在避难所记录写下了“香港一十八日攻守记”（国家图书馆保存发表刊物）。然而，日本人在香港大势搜捕文化人士，日伪派人威逼利诱余超返回厦门出任馆长，被余超严词拒绝当这个伪馆长。可是还在读书年仅16岁的女儿余绿波（原名余雪丽）却不知去向，两个儿子也因病得不到及时医治病故。

日寇占领了香港三年零八个月，这是香港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上百万的同胞被迫离港，颠沛流离之中因战祸、疾病、饥饿而死的人不计其数，无处逃离的市民在日寇的暴虐统治下身处人间地狱，苦不堪言。

抗战胜利后，余超（余少文）在港发表“香港三年八阅月沦敌回忆”（国家图书馆保存发表刊物）。1946年，他和家人携带文献古籍回到厦门，文献安全完璧归赵，余超保护了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可是，女儿余绿波至从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几年来，家人不知道她是死是活，究竟流落到了那里，直到全国解放后，1950年，军委会给余家送来了【光荣军属】的牌匾，家人才知道余绿波在香港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转战粤中纵队、南路抗日人民解放军。随军继而参加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解放。她还活着，尚在人间。

　　1947年11月6日，余超家人在厦门鼓浪屿合影。

香港十八日攻守记

余少文（余超）

当民国卅十年，恰值英人领治香港百周年。时第二次战幕虽开，香港繁荣，不但毫无影响，且蒸蒸日上。兼以我国正在抗战，附近人民，避港日众，人口增加，已在百万以上，可称香港全盛时代。港政府正举行治港百周年纪念，特制纪念邮票，并种种铺张，以崇盛典。不意十二月八日晨，七时五十五分，弹声破浪，突破市民好梦。我急登高一望，遙见九龙新界，浓烟四起，因出查探，一般市民，均以为平常演习，及深入了解，乃知太平洋战争已拉开大幕。我因而咏一绝云：炮火无端蓦地来，东洋战幕一时开。市民好梦遭惊破，犹作平常演习猜。

我既闻此消息，急即回家，一路拥挤不堪，寸步难行，海外交通，即时断绝，可怜此孤岛居民，正如蝼蚁乱穿，由上环移避中环，或由中环移避下三环（香港市区原分为三环），无论如何迁徙，皆不出战区范围，战机声轧轧，大炮声隆隆，全市电车汽车，行人来往，拥挤至甚，且多列长蛇之队，抢购粮食，各种物价，飞涨数倍。而九龙方面，有前粤疆沦陷时，突围之数百名英勇国军，在九龙集中营，即时参加杀敌，奋其抗敌精神，出敌不意，大破敌军，追亡逐北，敌尸遍野。第三日，敌急由广州各处调来援军，再行顽抗。第四日传闻我国大军已逼近九龙新界，与英军前后夹击，敌军将被歼灭，莫不喜形于色。第五日早，市上突贴有港督布告，群众争视，以为胜利来临也，我亦张目注阅：“英军已退守本港有利阵地，以便歼敌云：”方知九龙已沦敌军之手矣。

九龙与香港，实如唇齿相依，九龙既失，则唇亡齿寒。香港一弹丸孤岛，既无海军抵御，（战时香港，仅有一二小舰，不堪应战），空军基地（香港机场设在九龙）被包围之势已成，胜负之数，无从谈起。是午，敌军两女士，驾一叶扁舟，各执和平旗帜，中伏一军官，由九龙抵港。呈书港督杨慕琦，接洽和平条件，杨坚拒之，时香港尚未遭炮火也。

第六日早黎明，港九即发生隔海炮战，英军据太平山上各炮台，发巨弹以击九龙，敌人亦由九龙发巨弹，以射太平山上各炮台。居民环聚太平山麓，每巨弹均越头上飞过，而敌机復盘旋上空，投弹扫射，港中防空洞，仅有数处，距离甚远，逃避为难。时元旦将届，全市关门闭户，昼夜炮声不停，若把旧符一换，大似除夕景象，我于炮火声中，戏咏一绝云：“闹市商场门俱闭，终宵爆竹响连天。旧符若把新桃换，景象宛如送旧年”。

但弹炮之声，不绝于耳，地方秩序，安稳如常，双方炮火，偶尔消声，全市来往，热闹如故，一时宛若太平也。我复咏一绝云：“炮浪双方止息声，青山绿水足陶情。喧哗车马仍过市，顷刻恍如是太平。＂

第十二日，敌方再用和平使者来与港督接洽复被坚拒。第十三日，敌机多架轰炸。第十四日，敌机增加，投弹尤巨，时有陈正忠律师，寄寓上环，一出不返，其牺牲于无情炮火或被害于汉奸？彻查莫明真情。陈律师字孙受，闽之惠安人也，在厦门当律师多年，亦曾任各处法官，素行敦厚，廉洁自爱，厦岛沦陷，只身避港，年已过耳顺矣，每与人谈论抗战，皆坚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国。虽糟糠充饥，败絮御寒，厦门敌伪，遣人威逼利诱，均坚决拒绝，此可谓岁寒松柏，而为忠贞爱国之模范矣。

十五日夜半，西环突闻海上机关枪声甚烈，似敌军强行渡海，实乃敌声东击西之计，东角赤柱，已被敌暗渡登陆矣。越早九龙方面，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均喜为援兵已到，查为太平山上炮台，以巨弹射中油池，避免资敌。

第十七日，浅水湾，筲箕湾，跑马地，湾仔，均发现敌军，敌炮敌机，尤甚猛烈轰炸，英军分途抵御，剧烈巷战，炮声震耳。

第十八日，为十二月廿五日，英军参谋长阵亡，士兵亦伤亡过半，器械炮火，渐感缺乏，外援不至，港督迫不得已，与敌方和平解决。

而百载繁荣之香港，全部沦陷于敌人之手矣。我因咏一绝云：“据守香江十八朝，弹倾力竭外援遙。太平山上降旗立，百载繁华一旦消。”

总之，香港此次十八日攻守战，多属隔海互击，甚少陆地对壘。故炮火虽烈，损失甚微，高楼大厦，巍然无恙，地方秩序，镇定不扰，市民一场虚惊，实未受重大惨禍也。

当廿七年五月十一日，厦岛沦敌，我即赴庆丰船，泣别故乡可爱江山，正是满怀愁思，十三日扺港，距今仅三载余，復遭此一十八日之炮火，烽烟遍地，莽莽环球，竟无一方净土。香港自前清道光廿二年，南京条约，割让于英，英人苦心设计，历经百载经营，已臻繁荣极点，焉知今日之港督，竟代日本人乎，我蒞港未久，其繁荣与衰落状态，均见及之，宛如阅过一篇红楼梦，又不禁有盛衰之感焉。

卅年十二月廿五日夜记于香江避难处

香港三年八阅月沦敌回忆

余少文（余超）

（一）倭军登陆实行占领

自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廿五日晚，太平山上，降旙一树，港九均沦于倭敌之手。标其名日：“香港占领地”，翌日即举行所谓皇军入城式，高趾扬威，不可一世，膏药式旗，飘摇市上，全港顿笼罩恐怖空气，居民均紧闭户内，街道寂无行人，数日后才有少数往来，但均要举高双手，受敌军搜查，稍有畏缩，立被鞭笞。贴出佈告略为：重庆要人，不必隐避，特开香港大酒店为招待所，名为礼遇，实质别有用意也。海滨巍峨铜像，及汇丰银行门首两铜狮，均被拆除。港土重光后，有向敌方追回者，幸未全化子弹。

（二）消灭英文提倡东语

英美文字，概行禁绝，商行招牌，以及车站街名，均涂擦英文，改换日文，学校章程，亦要变更，以东语代替英语，并加中日亲善诸学院，以惑青年。但有学识家长，宁任其子弟赋闲，不愿送入伪校，多数以书包散卖零物，以维生计，一时道旁小贩，均为男女学生

（三）扰乱金融贻害民生

当敌军初占香港，即佈告：所有港币，只许暂用一元至十元，凡十元以上大帀，概行禁用。惟当炮声一起，市民均争收大币，便于藏带，大帀既禁，小帀复乏，富豪之家，无异贫民。越数日即发行军票，以一比二，即以港币二元换军票一元，再数月，复变为一比四，并强迫所有港币换军票，否则军法从事。迨日酋屈膝，英舰队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三十日收复香港，仍任军票流通并无禁止，亦无宣佈要用何币，因物价一时骤降，军票反觉提高，迨九月十五日，港政府突佈告：仍以港币为本币，一时港民均无存港币，竟以千元军票，换用港币一元，须知此千元军票，为当时付出四千元港币之值，今只换得港币一元，是损失三千九百九十九元港币也。其扰乱金融，贻害民生，实非浅鲜。

（四）驱逐民居为藏娇所

香港湾仔洛克道一带民居，被敌强迫迁出，以为藏娇之所，一时餐风露宿，惨莫可言。后来盟机突飞数百架轰炸，顷刻间楼屋尽毁数百座，死伤数千人，虽敌眷被炸大半，而附近民居，亦不免波及，诚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五）筑忠灵台毁宋皇塔

敌筑忠灵台一座，于跑马地高峰，以壮声色，复于九龙拓展启德机场，将九龙城宋皇台古迹炸殷。考宋皇台，乃宋朝末代皇帝，为元兵所追，由闽至粤，曾逃于此，后越深水埔至荃湾渡海，欲往安南请援，中途沒于岗（石旁）洲，庙号端宗，台之西北有杨侯王庙，祀杨太妃弟亮节，亦一并炸段。港土重光，殓以敌所筑之忠灵塔，有碍观瞻，即以炸药数分钟间毁平焉。

（六）赋敛倍征行政简化

敌军占港两年后，召回矶谷总督，另派田中为第二任总督，其吸血抽脂，较前尤甚，各项税则，变本加厉，巧立名目，日异月新，营业所得税，由政府抽六成，商家只得四成。娱乐则大倡林立，行政藉言简化，警察减少，清道裁工，电灯电车，一概停止，全市变黑暗世界，一片污秽景象。而盟军重叠多次轰炸，每次多至三四百架，其目的在炸敌军事机关，及追击逃港敌舰，惟敌舰紧靠码头，以冀投鼠忌器。因之民居亦时受影响，故港民无不昼夜盼望胜利来临也。近田中已执行死刑，而矶谷亦宣判无期徒刑，可谓罚当其罪焉。

（七）强迫疏散贫富遭厄

敌人藉言本港人口过多，励行强迫疏散，用大部货车，见有面色苍白，衣衫褴褛者，无论男女老幼，均拘上汽车，载出港外，不知踪影。（或云投诸荒岛）间有子被拘而母哭绝，夫被拘而妻晕倒，悲哭之声，惨不忍闻。人民多愿埋头闭户，不敢轻出，但为了生计，不得不整齐衣冠，往来道上。再数日，则西装革履，服装齐整者，亦多被拘，全市顿成恐怖，莫知适从。越日敌方布告：富户多为业主，坐食分利，亦在强迫疏散之列，实则籍此以抢夺财富也。

（八）海上被锁资源枯竭

当民国三十三年，为敌军占港第三年，海上交通，多数为盟军封锁，孤岛资源，日渐枯竭，百物飞涨，薪米尤甚，居民多食米糠，麦糠，木薯粉，豆渣，玉米，番薯叶等，以充饥腹，因思昔颜子箪食瓢饮，不堪其忧，斯时则欲求颜子之享受，实不易得，古语云：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今则欲求菜根之咬，亦其难焉。我咏一绝云：资源阻滞未通流，斗米千金不易求。每餐笑倍何曾费，一食尤惭似马牛。时有厦门黄孝廉鸿翔，素有胃疾，因食杂粮，致使胃出血而伤生，惜哉。黄孝廉字幼垣，祖居台湾，己未割台内渡，归籍福建龙溪，博闻强识，廉介正直，社会事业，多与有力，曾任厦大教授，及创办育才学社。厦沦陷时，于五月十一日，与我同赴庆丰轮避港。

（九）纵犬噬人惨无人道

所颁条例，朝令夕改，峻法严刑，惨无人道，多次清查户口，查时须全市各楼人口，排列路旁受点，稍有不对，立被鞭笞或拘禁。敌警常带狼犬出游，偶犯小规，如路旁贩卖之类，则放犬噬之，致鲜血淋漓，哀嚎遍市，可谓残忍至极。夜间戒严后，禁绝往来，偶有外出，被狼犬噬杀，每黎明时，道旁常见被犬噬杀遗尸，状至惨酷。当民国三十四年，为敌占港之第四年，民生疾苦，日甚一日，跳海跳楼者，报不绝书，饿莩载途，老弱转壑，而酒肆茶楼，仍均滿座，大抵为敌人军政机关，暢饮欢乐。时见敌军沉醉途中，突入商店醉卧，其衰败暮气已露，而军纪亦蕩然矣，识者早知其必有屈膝之日也。

（十）英舰进港履敌受降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黎明，市上高呼卖报，每张索价五十元，较平时高出十倍，知必有特异消息，急倾囊买阅，突见敌酋屈膝，不胜喜悦。一时欢声遍地，爆竹纷飞。而敌军仍三人一队，垂头丧气，徐行道上。至八月三十日，英舰队抵港，九月一日，举行受降典礼，军舰炮台，巨炮齐鸣，盟机盘旋上空，盟国旗帜，飘摇全市。被敌俘虏者，悉数放出，皆体无完衣，一见市民，莫不举手相庆，欢笑异常，市民亦皆鼓掌以贺，或燃爆竹以欢迎之。而敌人占领香港三年八阅月之浮威，尽且扫除矣。当民国卅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幕一开，多数愁眉百结，而我则甚默喜，盖从此倭人为世界公敌矣。时有厦门名孝廉吕渊甫先生，咏甲午中东战事：为语倭奴休幸胜，普天左衽尽同仇。之句，今已成谶。而我国抗战力量，亦可获得道多助，以前盟国助我，仅属虚衍，且一面讨好敌方，如封锁滇缅路三个月，是一例也。今则同舟共济，同仇杀敌，助我即以自助，原无彼此之分。而我国以数年独力抗战，牵制数百万敌军，陷深泥淖而不拔，亦大可削弱敌方军力，胜利之数，无难逆覩。惟是国民方面，势必倍加苦痛，自香港沦，港民在此三年八阅月，受敌人铁蹄下虐政，直接间接之惨死者，数以万计，南洋各岛，华侨惨遭战禍者，为数尤多，是国民之大不幸也。但国民虽属不幸，而国家终将有幸，今则敌酋屈膝，国土重光，国际地位，并列四强，国家之幸，亦即国民之幸也，今后岁月，但愿国家与国民共同永远幸福。

难忘的港九大队战斗岁月

余绿波

1942年4月15日，我在香港新界参加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被分配到刘春祥、林冲中队当卫生员。我们正在沙头角的乌蛟藤、涌尾、金竹排、横岭头等半渔半农的沿海村庄活动，向群众宣传一致抗日，号召村民支持游击队。我们的队长林冲也经常给我们新战士上课，讲他们如何在香港沦陷前后化装潜入香港，秘密营救我国文化精英，如邹韬奋、何香凝、廖承志及国际友人等事迹，我们十分佩服他们的果断勇敢。

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我到港九大队医务所工作，医务所在横山脚村，在一起工作的有吴影子、张惠文、黄仔、麦雅贞、林英等人。我每天早上要走十多里路到乌蛟藤村请一位医生为伤病员看病，下午要为伤病员洗衣服、敷药。甚至敌人来扫荡的时候，我们就在山上搭草棚掩蔽，村民相当拥护游击队，还不时为上山我们送点吃的。

有医护经验的麦雅贞医生和张惠文教卫生员如何护理伤员，用扎萝卜来练习注射等医疗常识。请英军服务团外籍医生来上课，黄作梅作翻译，就这样，一支战斗在港九战地救伤医疗队也随着成长起来。站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前沿阵地，直面日军，打击敌人。不论什么工作都肯干，卫生员不够，临时叫我值夜班，乐于接受，并积极向组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一个隆冬时节，组织派我去护理一位海南籍且有身孕的林同志。在阵阵北风呼呼吹来的一个早上，林同志快要生小孩了，我和从山下村庄赶来的大娘一齐接生，林同志生下是个男婴，她抚摸着孩子的头，看了又看，然后不舍得说，儿子要送人。为了革命，为了打日本鬼子，林同志忍痛将亲生骨肉托付给了这个新界大娘收养。

1943年3月，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夜晚，我忽然听到屋外传来一阵阵痛苦的叫声。原来是在沙头角晏台山扎营的政训室被日本鬼子突然袭击，13岁的交通员铁沙梨勇夺敌人的枪，被敌人刺伤肺部，章平的嘴也被敌人刺伤，由交通员把他们送到医务所来，我们立即给他们清洗伤口，止血敷药，又将他们转移到其他地方养伤。

不久，组织上调我到副官处工作，同在副官处的还有罗欧锋、何华、曾仔。我仍负责卫生员工作，平日我们都要化装，头戴凉帽，身上系上一条围裙，脚穿草鞋。如有谁生病，我就以客家女装束，挑起竹篮，沿着羊肠小道去为伤病打针敷药。回到副官处再将药品放进铁箱，然后把铁箱藏在后山的草堆里，以防万一被日军发现。

这一年的夏天，我们住在大滘村，有一天早上，天下着大雨，我突然发现海上有很多舰艇，无疑是日军来扫荡，该村农民一片喧哗声，叫嚷着“萝卜头来了”，大家顿时簇拥在村口的一块空地上，日军一到，便狂呼乱喊：“有无游击队在这里?”但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面对鬼子明晃晃的刺刀，没有一个村民出卖我们。但此时我不知道罗欧锋他们三人现在是否安全？不一会，只见他们穿件蓑衣，头戴草笠，赤着脚和村民一边走，一边叫卖“有鲜鱼卖啦！”兄见他们大大方方地向海边走去，日军没有怀疑他们是游击队员。他们登上了渔船，在海上绕了一个大弯，就这样避开了日军的袭击。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罗欧锋和我在村口交谈，他问我的家庭情况以及对部队的了解，又问共产党好不好，我说共产党当然好，延安有共产党，我知道政训员黄高扬同志是共产党员，因为他是从延安来的。又过了几天，罗欧锋拿了一张表给我填，介绍我入党。1943年7月1日，在沙头角乌蛟藤村后山的一片树林里，举行了我的入党仪式，何杰是监誓人，他说：“余绿波今天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鬼子大肆扫荡进攻，我们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要坚持共产党人忠于人，不怕牺牲和艰难困苦的革命气节，与侵略者战斗到底……！”从这一天起，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也是这一年年底的一个明月皎洁的晚上，何杰同志找我谈话，组织上调我去学习电台通讯知识。我收拾行李，在两位交通员的护送下乘船渡海，于天亮时到达了大鹏半岛土洋村的东江纵队司令部报到，我成为了一名东江纵队的电台通讯战士。

今天，香港回归，国耻昭雪之际，我们追思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永远不会忘记新界群众与游击队结下的深厚友谊，更格外怀念在斗争中牺牲的战友，香港回归也凝结着他们的心愿和贡献。为人民而死的烈士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归日

海外赤子献青春

—一缅怀东纵派出的报务员吴文辉

余绿波

吴文辉，原名郑华玉，广东中山县平岚洪山头堡村人。父亲是非洲华侨，母亲是非洲人。吴文辉出生于非洲，1932年随父亲回到家乡就读。后来他去香港读无线电专业，学习机务技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毅然从香港回到中山县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参加我党外围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1939年日军两次侵犯横门，他两次都参加抗先的战地工作队，奔赴横门前线，打击和赶走日军。战斗中他表现很非常英勇顽强。平时他在工作上任劳任怨，出色地完成任务。因此，由郑永辉、郑仲基、郑捷佳等同志介绍，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虽然中山军民团结合作，打击日军的多次进攻，但国民党当局不仅不支持群众抗日救亡工作，而且蓄意要解散抗日先锋队。为了保护这支队伍，吴文辉和黄旭、陈积、梅雨等一批抗先队员接受组织安排，建立中山抗日武装斗争核心，在五桂山区的企和、沣沙、南庄一带活动。同时，吴文辉还抓住各种机会收集一些无线电零配件，自己装配一台无线电收音机。从此，战斗在闭塞的农村的陈积、黄旭等同志能及时收听到新闻和音乐，既了解时局的变化，又丰富了生活。记得有时听音乐广播时，吴文辉就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地跳起非洲舞蹈，显得那么年青、活跃，给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战友们带来欢乐。

1940年组织上调吴文辉到交通站工作，他除了负责传递信件之外，还和抗先队员一起在三乡一带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白天和农民群众一起劳动，晚上教群众读书识字或演戏、唱抗日歌曲。他热情洋溢，朝气蓬勃，不畏艰难，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抗先队员留下深刻的印象。

日军占领中山县后，组织上安排他教书，以此掩护，做地下工作。1941年秋，地下党李进阶同志派他到顺德县勒流南胜围建立护耕队，担任副队长，并团结镇长廖竹溪先生共同抗日。由于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所以在独立工作环境中，能以扎扎实实的作风，克服种种困难，胜利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42年秋冬之间，由于我党领导的中山抗日义勇大队迅速壮大，组织上调他到中山县五桂山区主力中队任副队长。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珠江三角洲抗日游击队遵照党中央和省临委的指示，派遣主力武装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并决定建立无线电台，以便与在东江的广东省军政委员会联络。1944年初，吴文辉奉命从五桂山区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无线电台学习报务技术。在一起学习的还有丘海生、张婉玲、李子芬和我共5位同志。当时他已逾而立之年，记忆力不如我们，但他从不气馁，以顽强的精神，勤学苦练，克服种种困难，终于熟练地掌握报务基本功。在学习无线电机务方面，他一丝不苟地狠下功夫，经常向张础老师问这问那，直到弄清楚每一个原理才肯罢休。

1944年10月，我和他以及李子芬、伦永谦先后从东江纵队调到中山县，派到即将挺进到粤中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司令部（挺进部队到达中区后，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电台工作，吴文辉任电台指导员，并负责电台机务工作。

我们随部队越过三角洲的河叉水网，挺进到鹤山一带中区抗日前线。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对我挺进的抗日部队，不仅不密切携手合作，团结抗日，反而疯狂采取堵截、“扫荡”等等内战行动。我部队的斗争条件非常险恶艰难，既要不断向粤中人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又要不断行军打仗。我们的电台刚组建就受到极大的影响。在那困难的环境中，吴文辉以分秒必争的精神，利用战斗的空隙，抓紧发射机的组装、调试。由于天线和发射机输出部分不匹配，他对组装的机器装了又拆，拆了又装，一会儿加线圈，一会儿又减线圈，不断校对频率，忙个不停。他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令我们几位战友经久不忘，他的行为使我们深深认识到沟通电台通信联络是通信兵的神圣职责。

1945年2月中旬，刚刚过完春节，细雨霏霏，天寒地冻。部队从高明的小洞出发，于22日上午到达新兴县的蕉山村住宿。由于连续的长途行军，部队疲惫不堪，吃过早饭后，战士们躺在地上很快就进入梦乡。为了保证通信及时畅通，吴文辉提前起床烘烤收发报机。下午4时左右，突然在驻地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第二声，原来是国民党一五八师分兵三路向我军驻地袭击。吴文辉马上大声呼喊：“同志们，敌人来了!”我们立即背上行装和机器，冒着枪林弹雨，朝着副司令员谢立全同志指挥的突围方向，冲出敌人的火力网。摆脱敌人包围之后，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两支突围出来的部队，终于在恩平县驹勾咀马石村会师。在会师的长长行列里，竟然找不到吴文辉。后来询问了和吴文辉在一起的叶佐平，他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告诉我们：突围开始时，吴文辉背着一部机器冲出村口，跟着部队政委罗范群、政治部主住刘田夫以及广东省委领导连贯等同志。第2天他背着电台机器向着天露山方向突围，罗范群看见他体弱走得慢，就让警卫员留下照顾他。可是当大部队到达天露山顶一个小山窝夜宿的时候，警卫员跑来报告说：“吴文辉同志因爬不上天露山，已就地掩蔽。”

当我们听完叶佐平的叙述后，无不感到悲痛，有的同志泪如泉涌，泣不成声。但是我们不相信他就这样永远离开我们。于是，我们总是怀着一线希望，一次又一次地向上级打听有关吴文辉的下落，后来终于证实他牺牲了。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同志，为了救国，他毅然从非洲返回祖国，参加抗日。在那披荆斩棘的征途中，每逢部队行军的时候，他都习惯地担当电台的后卫，关心大家的安危，唯恐同志们摔跤或掉队。当遇深沟或难走的地方，他总要扶着战友们走，让战友们顺利地通过后，才赶上队伍。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他经常和大家谈心，及时解决同志们的思想疙瘩。为活跃大家的情绪，他有时开玩笑地对我们说：“由于生在非洲，我什么都不怕，就是怕冷。”他的话使我们捧腹大笑。由于他性格开朗，感情真挚，热情大方，富有幽默感，又长着象非洲黑人的脸孔，因此，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国际友人”。这位热爱祖国的海外赤子，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终于在抗战胜利前夕离开了我们。自那以后，我们再也得不到他循循善诱的教诲，再也见不到他那动人的形象了。他献出宝贵的生命，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蕉山战斗突围出来的部分电台人员，在1985年到蕉山战斗革命烈士陵园缅怀战友。

前排左起：黄磊、余绿波、曹冰

中排左起：李新韶、叶佐平

心画/资料整理

#从东江到粤中的大地上竖起了第一竿红色天线发出了永不消逝的电波#

红色电波在粤中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粤中部队的工作片断

余绿波

一九八四年元月写于厦门

去年春天，我应广东省军区邀请，到广州市参加广东省军区召开的“华南武装斗争史通讯会议”。当我见到在战火纷飞年代并肩战斗的战友们的时候，当我重游了曾经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浇灌过的这块土地的时候，感到是这样的亲切、熟悉，使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在粤中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的一段经历，犹如放映电影一样，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1944年夏秋之间，由于日寇准备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将集结在广州，三水一带的兵力分为西、北两路进攻，一路由韶关、衡阳向粤汉线北进，一路向广西的南宁、桂林与贵州独山直逼重庆，迫使国民党屈膝投降，同时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巩固其南侵地盘，支持其长期的侵华战争，但是国民党长期执行不抵抗日本鬼子的政策，对于日寇的侵略，不战而退，闻风而逃，把半壁大好河山拱手给日寇。

根据形势发展，党中央做了指示，为了给日寇一个有力的痛击，为了扩大敌后游击根据地，中央已决定由王震将军率领一支部队经中原南下直到广东，同时指令在广东的人民武装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分别向粤汉和粤桂边区挺进。

于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的一部主力，打起背包，浩浩荡荡地踏上新的征途，他们横跨过多少溪、涧、河、江，跋涉过多少崎岖山路，向着新会、鹤山、高明、新兴、恩平、阳江、阳春的皂幕山、云雾山、老香山等地山脉前进，当部队到达皂幕山区的云乡、白水带、宅梧等山区的乡村活动的时候，广东省委和省军政委员会指示，为了适应形势需要，便于领导，将挺进到粤中的部队成立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

由于开辟新地区的部队需要建立电台，因此，先后从东江纵队司令部电台调我和伦永谦、吴文辉、李子芬等四位同志到珠江纵队，并跟随珠江纵队挺进到粤中地区去。

伦永谦是由东江派到珠纵去的先锋，他第一个到中山五桂山区的时候，就准备将原来中山部队历次打胜仗缴得来的无线电零件作为建台之用。当他把这些胜利品打开一看，原来都是接交流电用的收音机，不能作为装配收、发报机设备之用。那么，没有建台的通信器材怎么办呢？经向政委罗范群同志请示之后，罗政委立即决定派伦永谦同志前往澳门购买，因而，伦永谦便化装成一个商人，由一位女交通员带领他走出山区，越过平原，搭上自行车尾架，通过日伪层层封锁关卡检查盘问，终于到达澳门，在澳门地下党组织的协助支持下，他不仅购置了建台之用的通讯零件，而且多购了备用配件，当他完成购买任务之后，上级就派武装部队的同志，前往澳门边境接运，同时护送到中山县的五桂山区。这时，他就和刚刚从东江纵队调回到五桂山的吴文辉分别负责装配收、发报机。在他们装好收、发报机之后的不多天，我和李子芬也从东江纵队先后到达。因为形势发展需要，先后从部队及地方党组织挑选一些同志到电台学习和工作。电台政委吴文辉、台长伦永谦，我和李子芬是报务员，还成立了学员班、手摇机班等共十七人。

1944年10月，一支将要挺进到粤中部队的新闻台正式诞生了。我们就在五桂山区的槟榔山一间华侨房屋的楼下房间里，第一次收到从革命圣地——延安新华社发出的非常清晰而又漂亮的手发电讯新闻。从此，我们可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

根据上级指示，我们电台的任务主要是建立联络台和东江的广东省军政委员会联络，同时建立新闻电台。我们新闻电台已经建立了，那么联络台怎么样呢？由吴文辉同志组装的发射机虽已装好，但由于天线和发射机输出部分不匹配，所以我们能够听到东江电台呼叫讯号而东江却听不到我们的讯号，仅仅有一次，东江回答:“已听到，但声音很小”。因此，我们就日夜抓紧试验发射机，呼叫东江。

由于日寇大举向广西桂林进攻，部队追击日寇的任务 刻不容缓，因而，一个初生的电台只能跟随部队离开中山，挺进到新地区去。

挺进的部队离开珠江三角洲，跨越过辽阔的西江。十多天之后，部队就到达群众基础较好的鹤山县云乡，我们就在这个比较安定的环境，继续试机呼叫东江。有一次，我们收到东江发来一份电报，但是东江仍然听不到我们呼叫。这时，我们除收新闻之外，还给学员同志上约的达达报务课。在这批同志中有张健、黄磊、黄伟文、杨铭、曹冰、汤建平等六位同志（除黄伟文之外，其余五位全是女同志），虽然人数不多，但是都是经过部队或地方组织认真审查，才到电台学习的，如张健同志，原来是在阳江县地下党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又例如黄磊同志，是台山人，由于她父亲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被国民党罗卓英杀害了。她在父亲的进步思想和英勇牺牲的影响下，全家参加了革命，1940年她就在台山参加妇抗会，担任过地下交通及宣传工作。因此，我们的学员除了要学习电报业务之外，还要负责给摇机班同志上政治课，文化课，从政治上关心摇机班同志的进步，摇机班的同志虽然文化水平较低，但都是经过连队挑选表现好的同志到电台来担任摇机工作。

为了建立抗日根据地，部队从云乡开始攀登海拔达八百多米高的皂幕山区，进驻具有战略意义的白水带，不久部队又夜袭鹤山的金岗，在这个战役中国民党挺三纵队司令部的特务中队长秦炳南起义过来。紧接着，部队又在高明县的癫狗山伏击敌人，生俘国民党一五八师四七三团团长黄道遵。部队不仅有立足之地，而且所到之处声势浩大，所打之仗，捷报频传，旗开得胜，所向披靡。国民党呢?则兵败如丧家之狗，当时群众中流传一句“一五八，无办法，一五九，无得走的顺口溜。

在这战斗频繁的日子里，只要部队稍能在村庄驻扎下来，我们的联络台就抓紧试机、特别是对机务比较熟悉的吴文辉同志，他以极端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对发射机的线图是折了又绕，线了又拆，又是加圈，又是减圈，又是对波长，经常见他满头大汗，废寝忘食、聚精会神的试机、一到晚上，伦永谦同志就对对方呼叫，静静地收听东江有无发出收听到我们讯号的回答，直到蕉山战斗的前夕，伦永谦还上机呼叫东江，因为上级命令要行军出发了，才收好机器，跟着部队出发。

1945年2月中旬，刚刚过完春节，部队从高明小洞出发到新兴县的稔村掩蔽休息，部队原来计划夜袭新兴县城，可是在午后，突然接到情报说:“在新兴县城的敌人已有所戒备……”因此，司令部决定放弃夜袭新兴县城的计划。部队主力于当晚直向云雾山区转进，以开辟云雾山区新的游击根据地。傍晚时，天气由多云转阴，一下子乌云密布，大雨滂沱，真是天不从人愿，但是部队还是按计划行军，同志们一个紧接着一个出发行进，在大风雨中，人人全身淋得湿漉滚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背着越来越沉重的背包，踩着泥泞的岩石山路，涉过多少齐腰深的河沟，脚不由已沿途不知跌了多少次跤，同志们是摔了又爬，爬了又摔，多少同志简直摔成一个泥塑人一样，没有一个叫痛，没有一个叫苦，还是笑呵呵的继续前进。行军至22日凌晨到达离新兴县城二十多里路的蕉山村驻扎。由于部队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地行军达八十多里路，疲惫不堪，人乏马困，便一方面喝又热又辣的姜糖水，一方面烧起柴火烘烤机器和衣服背包。吃完早饭后，一个个躺在地上就睡入梦乡了。到了下午四时左右，罗范群、谢立全等部队首长正在研究如何加强警戒，突然枪声一响，侦察员急忙地报告说:“国民党158师分三路向我军驻地合围……”，在这干钧一发之际，付司令谢立全亲自率一团指战员急上后山，猛烈地扫射敌人，同时指挥其他团队同志坚决阻击来犯之敌，掩护司政机关人员撤退。罗范群、梁鸿钧、刘田夫、连贯等首长则率领司政人员向东边方向突围。记得当时枪声一响，还在酣睡的我们，只听到在楼下烘烤机器的吴文辉同志大声呼喊:“同志们，敌人来了!”我们这些还酣梦在楼阁中的女同志被唤醒后迅速下楼，却不见吴文辉同志了，我们就查看了电台用的机器是否已经由摇机班的同志担挑出去了，由于敌人是从右侧后山和从该村的前面来包围，所以我们一走出房屋门口，就向左边横巷跑出去，我们都是十多岁或二十岁左右的女战士，从来未遇过给敌人包围袭击的危急情况，所以就在该村的一片香蕉园地蹲了下来，伦永谦再次回驻地检查机器是否全部撤出，他途经这片蕉园地的时候，见到我们这些女同志，就高声大喊“那么傻瓜，敌人来了还蹲在那里岂不是要当俘虏么？快冲出去!”武装部队的战士们一面开枪瞄准扫射敌人，一面大声喊叫:“快冲出去!冲出去!……”，密集的枪声炮声，该村农民的哭啼声，以及部队战士们高喊冲出去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我们这些女同志就踏着又湿又滑的泥路，一个个的跟着前面的同志，冒着敌人从头上、身边穿棱而过的枪林弹雨，一鼓作气爬上后山坡，背着敌人的方向，向着左前方边趴着边走下山。连日来下着倾盆大雨把所有的山路都变成泥浆糊一样，严重的阻碍着我们的行动。

当我们的脚踩进一步的时候，鞋已深陷在泥浆里被粘住了，谁也顾不及用手伸进去泥窟内拔出来穿再走，只得光着脚板，踏着沙石、竹剌走路。在这紧急的突围中，李子芬同志穿在身上的红色大衣已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一个洞。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我们只好把披在身上仅有的一张御寒的毛毯和一套衣服全部摔掉了。我们就这样地下了蕉山村的后山坡，走过一片菜园，再爬上东边的香炉山，沿着该山的前边山坳径直地走。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就在转角处从一段约有十多尺高的陡坡峭壁滑跳下来，我们的学员曹冰同志在滑跳中被一枝树头卡住，就滚跌到山脚下一个三尺多深的水潭里，她在水潭里极力挣扎着解开帽子，竭尽全力地爬上来，霎时间，她感到天昏地暗，既不能出声，也不能走，动弹不得。这时，正巧在政治部工作的周敏玲同志走过来，她就叫声“曹女！你为什么不走?”曹冰说：“我跌伤了，不能起来啊”，周敏玲同志就伸手把她连拖带拉并扶着她走了一段路，曹冰就说:“大周同志，我是跌伤腰部，不要管我，你先走吧！我自己来！”腰部严重扭伤还在阵阵剧痛的她，突然哪里来的一股劲呢？树有根，水有源，她！曹冰，中等身材，胖胖的脸笑眯眯的，和蔼可来地迎着同志，她原是台山广海人，在一岁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年青的母亲带着她和姐姐、哥哥三人含辛度日。抗日烽火燃烧到台山，母亲被抗战歌声唤醒了，便和他们三兄妹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可是在一个霍乱蔓延的年头，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她母亲的生命，遗下了曹冰兄妹三个孩子。那时，曹冰才十三岁，过着孤苦伶仃的悲惨生活。是党象母亲一样关怀着他们的成长，培养她成为一个坚强的战士。在这个危急时刻，她想着党，党对她的爱抚像一股热流温暖着她的全身鼓舞着她，给她战胜困难的勇气。于是，她浑身是劲，走啊！走！走得很快，紧跟上大家来了。到了河边要下河了，我们女同志在武装战士的帮助下，手挽着手趟过一条齐胸深而又冰冷的河流，当我们走完这条宽达200多米的湍急河水的时候，夜幕将要降临了，在蒙蒙细雨中，隐隐地还可以见到突围出来的同志。上了岸，抬起头来，看到那么魁梧高大的付司令员谢立全同志，正在了解和看望各单位突围出来的同志。

电台的机器及同志突围情况怎么样呢?经台长检查，我们日常工作用的四担机器基本到齐，但一付发射天线及在稔村将要出发之前才调集来的机器和新来的人员却不见了。此外，我们电台吴文辉、黄伟文、李新韶等三位同志均未见在场，究竟他们到那里去呢?我们都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愿望，估计他们可能是跟着罗范群、刘田夫等首长同志率领的一路突围出去吧！

夜深了，同志们才懂得又冷又饿，大家自觉地把身上仅有的生活费凑合在一起，由一位同志到小店买些饼干来充饥。买来的饼干一个人还分不够半块，但是大家还是你推我让，吃得甜滋滋的。

　　这时司令部有人喊，曹女已经来了，已跌伤了半天的曹冰同志，才感到腰部阵阵地剧痛起来，我们扶着她到一间祠堂里去休息，在她的伤处慢慢地按摩，一方面烧起柴火，大家围坐或蹲在这堆柴火的旁边，连人和衣服在火边烘干。我穿的衣服后边给烈火烧成一个小洞，没有感觉到，是同志们叫了一声我才知道的。当各单位突围出来的同志吃完了饭，付司令员谢立全同志将受伤的同志安排掩蔽治疗之后，队伍就按照平时行军秩序排列连夜出发。我们电台由于有一个摇机员同志脚被扭伤，女同志就轮流背着一部机器，跟着队伍马不停蹄的行军。队伍沿着新兴县的和盛洞、高村等行进，从高山上的层层梯田穿插而过，翻过多少高耸入云的山岭，趟过多少没膝的河流，走过多少羊肠小道，踏过多少沼泽地带。有一次我们已煮熟了饭，狡猾的敌人又来了，我们只得急急忙忙包装好饭，边走边吃。当我们出了村尾，敌人已进入村庄了。由于有农民群众的掩护，我们终于安全脱险。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风餐露宿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我们穿着单的衣服，忍饥耐饿，任凭风吹日晒、雨淋，身上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谈不上有什么衣服可换，头上根本没有一个同志能戴上象样的帽子或竹笠。有的是在山路旁边拣一块破烂布包扎在头上，好象一个印度警察一样的打扮，有的甚至拣老百姓不要的粪缸盖在河水里洗一下，就戴在头上遮风雨。脚指头给岩石碰破出血了，到哪里去找红药水或腆酒来敷上呢？只有在山边摘些草药在口里嚼烂了，撕破一块烂布包扎伤处，又继续行军。跌伤腰部的曹女，也没有得到任何药物治疗，便由同志们轮流扶着她行军。我们的李子芬同志，有时疟疾复发，冷得发颤，或发高烧，也是顽强地跟着队，战胜疾病的威胁。突围后不过三天，上从司令员，下到炊事员打杂小鬼，没有一个同志身上不长虱子，有时在煮熟的米饭里见到一只虱子，照样装在碗里吃进肚子里头。在夜行军的时候，同志们是边走路边打瞌睡，要是前面的同志们传来了“休息”，同志们就立刻坐在山坑路上贪婪于睡梦之中，仅仅睡了十多分钟的时间，就好像睡了大半天一样，醒来之后显得精神百倍，劲头十足。有时在树林里过夜露宿，只有天当被、地当床，同志们就三两个背靠背地吸取同志热，便睡得甜滋滋的。如果没有敌情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就在老百姓家里烧了一大盆热水，让大家的脚一齐伸进去浸在木盆里，既可取暖，又可以消除一日行军的疲劳。一躺倒在床上，就熟睡下去了。起床的时候，每个人都咬着牙齿 啊呀呀地叫，因为两条腿的筋骨都麻痹得好像刀刮针刺一样，痛得无办法伸直，腿部多么艰难地站不起来，简直寸步难行。有些俏皮的同志就叫:“妈妈呀!我的腿不是你生给我的，不然为什么不听话呢”令同志们啼笑皆非，哭笑不得。可是当脚板开始行走之后，就再也不痛了。在白天行军当中，如果肚子叽叽咕咕作响或口干了，要是有条件就吃些生番薯，没有条件我们就伸出双手捧着由悬崖飞瀑直泻的泉水如饥似渴地喝着。我们的摇机员杨叔同志肩托着三十六斤重的手摇发电机行军，肚子饿了，他就将一把白盐放在口里，然后又捧着清甜的泉水一饮而尽，就算是填饱肚子，继续托着马达行军了。尽管千辛万苦，同志们都能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因而沿途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要是上级宣布就地宿营，同志们就张开嘴巴乐呵呵地大声唱

来来来来，

你来我来，

他来她来

我们大家一齐来一齐来

来唱歌来唱歌

……………

一霎那，整个气氛又活跃起来了，有时还边笑边指着对方打扮的样子说:“你好像卓别林，或像什么少数民族”，逗得同志们又是哈哈大笑一场。有一次，在风雨交加，需电闪闪的时候，我们在一间祠堂里，边跳舞，边唱歌，雷电啊得越大声，我们就唱得更大声，一定要和雷公比个高低，什么艰难困苦，什么危险、饥饿全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天，部队在恩平县的骝勾咀马石村驻扎了。第二天早上，娇红的阳光照耀在这个山野上，我正准备打开收报机检查机品，只听得李子芬同志急急地奔跑大叫:“绿波！快收机器，山顶上的哨兵报告发现有敌情……”。伦永谦同志立即召集电台同志，紧跟司令部的同志们行军。大约走了十多分钟的路，走在前面的同志突然停顿了。那为什么呢？当我们正在向前边的同志打听时，却又传来了令人兴奋的消息说:“谢付司令员用望远镜见到对面山头的队伍，不是敌人是罗范群、刘田夫、建贯等等首长率领突围出来的同志……”这是喜从天降的好消息，同志们无不兴高采烈，眉开眼笑。我们将盼到十多天来日夜盼望的战友们了。在行进中，同志们都伸长脖子边望着前方，三步并做两步焦急地奔跑，深怕走慢一步。当两支突围出来的队伍在这个万山丛中胜利会师时，大家都象久别重逢一样的亲热，紧握着双手，热烈的拥抱，亲切的问候，热泪盈眶，同志们的欢呼声使这片沉睡的山坡欢腾起来了。同志们的欢乐心情顿时不约而同地高唱出：

为了国为了家，

我拿着枪骑着马，

生活在战斗的黑夜里，

也驰骋在火热的阳光下，

战斗已几年了

我没有回过家 ，

眼前是黄金一片

又是收割的时候了 ，

回去吧!不！

我不能把枪放下!

我不能把枪放下。

这首从珠江河畔到云雾山脉流行的雄壮歌声响彻云霄，震撼了整个粤中山岳。当西支突围的战友会师之后，我们电台的同志，只见到了事务长李新韶同志，吴文辉和黄伟文两位同志都没有见到，这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当我们见到电报机要员叶佐平同志，就急忙地问他:“你见到吴文辉同志么?”叶佐平同志怀着悲痛的心情说:“在我听到枪声走出来的时候就见到吴文辉同志背着一部机器出了村口，我和文辉同志都跟着罗范群、刘田夫他们一路，向着东边的香炉山方向突围。为了收容突围出来失散的同志，我们在香炉山山顶的一间庙宇等待，一直等到晚上十二点多钟了，队伍才向新兴的勒竹塘方向行军，由于敌人连续追击我们这一路，所以同志们已有四至五 餐粒米未进肚子，但是老百姓对我们很好，沿途的农民拿些生姜或生番茨给我们充饥，当部队向着恩平的铁炉山爬越的时候，我看见吴文辉同志还背着一部机器，他已经有气无力地爬着山峰，由于饥寒交迫，加上敌人不放松地追击，在他确实不能再走路的时候，对罗政委说:“我已爬不动了”。罗范群政委马上留下自己的警卫员照顾他，帮助他慢一步赶上队伍。可是，当我们到达天露山顶一个小山窝夜宿的时候，警卫员回来报告说:“吴文辉同志爬不上这座大山，就地掩蔽……。”当我们听到叶佐平同志叙述之后，大家都无限悲痛地流出滴滴的眼泪，泣不成声，泪如泉涌，沉痛地思念着他。吴文辉同志，长得多么魁梧的身躯，他那积极工作，埋头苦干的精神，他那对党无限忠诚老实，经常是以温顺的态度关怀着同志，不就是经常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么!他—— 吴文辉(原名郑华玉)广东省中山县三乡人，出生于华侨家庭，母亲是南美洲人，父亲是华侨，因此，他长得好象非洲黑人一样。在东江学习电报业务时，他经常穿着一件长袍，所以东江电台同志给他一个外号——“大师”。调回粤中之后，他是电台政委又负责装收、发报机，由于和东江联络不通，他感到责任重大，经常利用行军转移或战斗中空隙来试机器。每逢部队行军时候，他都负责我们电台的后卫，要是在难走的地方，他总要扶着同志们的手，关照同志们的行动，免至于掉队或摔跋。在平时要是空闲他会给你讲些革命故事，做思想工作。他还善于开开玩笑，有一次，他风趣地对我们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是怕冷……”使得我们这些调皮的女同志又是哈哈大笑。由于他确实和我们不同的肤色和脸孔，在粤中部队的同志就称他为“国际友人”。后来司令部苏凝同志写了一首悼念革命烈士的诗里头就写了“国际友人吴文辉”。我们党有这样好的干部，怎样能够离开我们呢?我们真不敢相信。于是我们总是怀着一线希望一次又一次地向上级打听有关吴文辉同志的下落。哪知道所有的回音都是令人失望的。后来，终于证实他牺牲了。

可是黄伟文同志到那里去了呢？经过多次向其他单位的同志了解才知道。“在突围的时候，他还背着一部机器出了村口，后来就不见了……”。据分析，由于他有严重的近视眼，可能看错了方向，在突围中牺牲了。自从蕉山战斗枪声响了之后，在行军的时候，我们望不到他们在这长长的行列里。在学习或开会的时候，我们听不到他们宏亮讲话的声音。在收听新闻电讯的时候，找不到他们来当班。在开晚会的时候，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真的，我们再也见不到吴文辉、黄伟文这两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爱护电台机器胜于自己性命的优秀共产党员。在那战斗的日子里，我们无论行军、打仗、学习、当班工作，他们的光辉形象，时时活现在我们的心里。他们是苍松翠柏永远挺立在气势雄伟的云雾山上。

那么，跟随罗范群同志突围那一路的李新韶同志，为什么能够坚持到底呢?李新韶同志虽然是个女同志，但她长得比男同志还高大，有着结实的身体，平时走起路来健步如飞，所以我们都称她为“高李”。在这次突围中的第二天，部队行军到勒竹塘的一个高山，由于司令部唐贞同志体质较弱，行动艰难，罗范群政委就请她背着唐贞同志下山先找地方掩蔽起来。当她们进了一条村庄，在老百姓家里，唐贞同志换了一套干的衣服。她俩刚刚走出了老百姓的家门，村外又有敌人来堵击。听到枪声时，高李还是背着唐贞走了一 段路，由于敌人越来越近，唐贞同志唯恐影响高李同志的安全，就要自己在草堆里掩蔽，高李还是不肯放，在唐贞同志再三催促下，高李同志才放下唐贞同志，自己急忙地走出村庄，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跟上突围的队伍。这样，我们电台有我、李子芬、张健、黄磊、汤建平、曹冰、杨铭、李新韶共八位女战士，都是共产党员，年龄最小的是汤建平同志。疾风知劲草，在那峥嵘的岁月里，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大家亲如姐妹，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不畏困难、不惧艰险，没有一个掉队，没有一个开小差，没有一个被敌人俘房，没有一个牺牲，全部胜利会师于恩平骝勾咀的山谷中，因而，得到首长及其他单位同志们的热烈称赞。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多么猖狂，来势汹汹，妄图一举歼灭我们部队于奥中山区的崇山峻岭间，可是我们的部队还是胜利地突围出来，会师于恩山区。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建立新的根据地，部队在遭受到这一次挫折后，又重整旗鼓，辗转迂廻在恩平县的军子山、大仁山、青湾、岑洞，阳江县的大八、珠环。阳春县的七星岭、八甲、三甲、盘龙、恶坑等地活在那群山环抱的山山水水，在那崎岖的悬崖消壁，哪里没有我们部队战士们的足迹呢？我们部队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工作，每到一个村庄，部队总要和群众开晚会，演节目 、访贫问苦，宣传部队的政策主张，讲解抗日救国形势:于是多少年青人成群结队来参加部队，粤中部队又在斗争中迅速壮大发展起来了。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但是部队依然弹尽粮缺，部队要在荒无人烟的山区，向群众借粮度日，同志们基本上还是奔着蕉山战斗突围出来的单薄衣服，三套衣服两人穿，几个人共盖一条毛毯，赤着脚板走山路。电台的发射天线问题，虽然部队首长很重视，多次托地方党的同志到白区购买，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一天，经过休整的部队，象猛虎下山似的，从恩平的岑洞出发，长奔获阳春的春湾镇，缴获敌人港币三十六万元，国民党法币二千多万元。电台的同志在这次胜利战役中，也共同保管一百万元。但是发报机天线还未能得到解决，仅仅缴束一些电池、真空管等等零配件。由于这一胜仗，给敌人重大打击，敌人又企图对我部队扫荡、围剿，我们部队立即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再一次粉碎敌人的阴谋。

　　1945年4月部队在人烟稀少的阳春山区活动。在这片贫肴的山村老百姓的生活很穷困，他们吃的是木薯、麦豆，住的是杉木树皮搭起来的房子。我们经常在老百姓放牛的房屋里收电报。一个晚上，星星件着洁的月光，照在这片寂静的山沟，我们一些女同志正在唱:

北斗星灿耀

豆油灯闪照

这夜的光芒啊!

伴看我们到明朝。

呜……

一声长啸

电波射破重重的夜幕撒遍云需。

——….——…..

V的信号在天空中交流！

广阔的，永恒的缭绕。

笔在纸上伸展

手在电键上跳

齿轮紧推齿轮

真空管象地下火在燃烧

不是沉默

我们在欢笑

因为

天将破晓。

我们刚刚唱完这首由东江纵队司令部电台老前辈创作的“通讯兵颂”的时候，当班时间到了，台长叫我接班。他说:“今晚有重要消息，七大开幕了，你要保证一字不漏地抄好……”。他的话音刚落，忽然见到罗政委来电台看望我们。伦永谦同志就对罗政委报告说:“党的七大开幕了，中央一定会有新的指示，可是我们感到很惭愧，由于发报机天线在蕉山战斗中遗失了，我们未能很好完成党交给的联络台任务……。罗政委却以鼓励和安慰的口气对伦同志说:“是啊！七大开幕了，中央和省委一定有重要指示，可是目前新闻电台对部队也起了很大作用，有了她，我们可以了解整个国际国内形势，有了她，今天我们才知道七大开幕了……。”在这一段时间，我和李子芬、伦永谦三个人抄收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由能写得一手好字的汤建平同志缮写，再由部队的正义报油印成小册子，分发到部队各单位及地方党组织的同志们学习。要是白天没有行军，我们还抄些中央社的国际新闻，供部队首长参阅。由此可见，新闻电台也是部队的耳目之一，有了她，我们可以知道老大哥八路军、新四军痛击敌人的消息。有了她，可以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她是我们部队战士学习政治课、文化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源泉，是全军指战员吸取思想营养的精神粮食。也是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的炮弹。由于部队经常行军、打仗，流动性大，因而影响所收的电讯还会片断不齐。但是对于一支和延安隔着干山万水的战斗部队，能够从红色电波里收听到党的声音，做到隔山隔水不隔音，确实真象“一字值千金”啊。

1945年7月份的一个白天，晴空万里，艳红的太阳，把恩平的山色照得更加壮丽，部队接到情报“日本鬼子要在广——湛公路经过……。

我们部队就在恩平县的大槐顶伏击痛歼日本鬼子，把日本鬼子打得尸体遍地皆是，打得日本鬼子心惊胆战。我们部队则军威大震。当部队回到那吉圩镇的时候，沿途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和热情的慰劳。

1945年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部队在恩平县的大田圩活动，我收到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我边抄边高兴地大声喊:“日本鬼于投降了……。”同志们都争抢着把这份新闻译好。经伦永谦检查无误之后，立即送到司令部给罗范群、刘田夫、谢立全等首长阅。顿时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播开了，个个奔走相告，整个部队都欢跃起来了，群众也知道了，个个都欣喜若狂。可是国民党的报纸却大肆吹“日本鬼子的投降，是因为美国在广岛上空投两颗原子弹的威力……。这时罗范群政委就根据我们党中史发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重要文章的精神，向全体指战员做了形势报告，强调日本鬼子的投降是由于“苏联百万红军参战进入东北和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所取得的……”部队指战员及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央发表的文章精神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和驳斥国民党的诡辩。

1945年9月间，部队进驻恩平县荫底墟，金秋的阳光把这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巍峨险峻的山景映得更加令人迷恋。粤中特委就集中在这里召开会议。我们在这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全神贯注地抄收毛主席到重庆去谈判的“双十协定”，以及国共谈判的有关文章。部队的指战员多么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啊!虽然电台在部队还是个保密单位，我们的代号叫“雁门关”，但已是公开的秘密。有些团连的负责干部都偷偷地，到电台，细声地询问台长:“喂！好朋友，今日有什么好消息么?毛主席回到延安么?”直到毛主席安然地返同延安的报导发表后，大家才消除担心毛主席生命安全的心情。在这段时间里，部队进行了休整，开集体活动，我们电台也出了些活报节目和部队的兄弟单位联欢，并派张同志参加全军的女高音独唱比赛。司令部的领导带头出节目。老红军谢立全副司令员，还有梅仲清同志等参谋处领导干部也组织一个歌咏队，歌唱抗日时期的流行歌曲。政治部的宣传队则演了“朱大嫂送鸡蛋”、"丈夫去当兵”等等节目，搞得整个部队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

但是好景不长！国民党反动派施用反革命伎俩，一方面谈判，一方面调兵遣将。国民党六十四军的主力和三个保安团及几个县的反动地方团队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清晨分兵六路，向我粤中部队活动的地区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妄图团团包围并消灭我们部队于云雾山区。

1945年10月22日拂晓，我们司政机关早已吃了早餐，刚刚走出荫底墟的一条村庄。在离我们队伍一百多米的田沟，就见到穿黄色衣服的国民党部队。他们正在吹冲锋号。敌人已经很近，但是我们都很冷静，有秩序的向左边高山攀登。这时电台的摇机班班长金叔挑着收、发报机及电池上山，在电池这一头给一颗树枝卡住了。当他要去解开这条绳子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突然横穿过来，打伤了他的腿部。金叔同志的鲜血直流，但是还挑着收发报机跟着队伍走。另一位摇机员岑河同志也在这一突围中给敌人子弹击中了胸部，但他还是忍着伤痛挑着机器爬山越岭，他们都用自己的鲜血来保护电台机器，整个摇机班的同志都表現得英勇、坚強，没有丢失一件机器。

在这荫底战斗中，由于我们武装部队在黎明之前早已登上荫底后边最高峰的观音尖山顶，居高临下，顽强地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并于黄昏后全军胜利突出敌人重围。结果敌人不仅没有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英勇的战士打得血肉横飞，遭到重大伤亡。我们终于胜利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六路围攻。

自从蓢底战斗之后，由于时局的变化，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电台已不适应在部队工作了，组织上就调我和伦永谦、李子芬、岑河等同志到郁南县。我们先在郁南县的都城镇由地下党开设的“美行"皮鞋店住下来。这时，我们开始认识了王瑛同志，她是山西夏县人(原名贾振)一九四〇年在延安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毕业之后曾先后在重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电台及在广东粤北的南委、省委电台工作过，她待人非常诚恳、热情，要是有空，她会给我们讲些在延安的革命故事。为了工作需要，我们打扮成一个小家庭。王瑛是我们的阿嫂，我和李子芬是她的小姑。同时由王瑛的婆婆弄来了一批批的火柴木片，我们就开始糊火柴盒，约有一个月时间。云浮地下党组织已把我们原在部队工作的电台机器，从新兴运到腰古，放置在云浮县地下党员陈宏骏同志家里，再由陈宏骏同志派出我党打进国民党伪乡公所当所丁的陈钊、黄金、陈新、汤照等四位同志，携带驳壳枪负责接运电台机器，从腰古经洚元、麦洲直到都骑圩。这时，，我们暂时在都城的五位同志，就在地下党员麦长尤、麦冬生两位同志的关怀下，安全地到达都骑圩的一间大当铺，这一间大当铺，高达五层，在第五层楼上的中间有一间小套房，四边都是走廊，我们就在走廊架设室内天线，抄收新华社电讯。为加强党的领导，成立党支部，王瑛任支部书记、伦永谦任台长。王瑛同志经常在会上强调保密工作和加强组织纪律性，提高警惕等等问题。这时杨铭也到都骑来当付班、译电，约一个多月就往开平去了。王瑛的婆婆则背着小孩子在捕门口摇货摊，卖些火柴、饼干、糖果、桔子等等东西。虽然都骑圩的自卫队是我们地下党控制的，但为了预防万一，每逢圩日，我们则把机器收藏好，待集市散了，我们立即架线开机收报，每日所收的新闻电讯、由岑河同志或麦冬生的小舅舅、年仅十二岁的吴杞光抱着小孩把新华社电讯新闻送到麦洲村给谢立全、周天行等首长参阅。

凛冽的北风阵阵吹来，已是冬天的季节了，我们有时站在这幢五楼的走廊间，远眺着奔流不息的西江，望着对岸的德庆县的上地、中地等山村小景，怀念着在蕉山战斗中牺牲的战友，怀念着革命大家庭中的部队生活 ，怀念着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志们，怀念着教育我们成长起来的首长，想啊!想啊!有时简直眼泪横流。一天下午，谢立全同志突然出班在我们五楼，真是喜出望外。他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电台，使我们感涕零。他——一个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是那么平易近人，和我们一起围坐在一张床上。伦永谦、王瑛、我和李子芬同志还有岑河同一齐学习国共谈判文章和讨论形势，最后由他做总结式的发言。无疑的，这对我们这些远离母亲的孩子是多么大的鼓舞啊!等到天将黑了他才化装离开我们电台。

我们几位同志，就是关在这幢楼房日以继夜地抄收新闻电讯之后翻译，译完又抄，外边有什么事情，我们很少过问。一天下午，云浮县地下党负责人麦冬生叫他爱人给我们送些大粽子来，我们也饱尝了一顿香喷喷的美味可口的云浮过年特产。当我们吃完以后，听外边的鞭炮声才知道己是一九四六年的春节了。和我们一起在都骑过春节的，还有周天行同志及打进国民党自卫队的戴卫民等几个武装同志，实际上，他们早已在云浮县的麦洲、都骑等地负责保卫我们电台的工作，才使我们能够安然地抄好新华社电讯。

一个黄昏，我们刚刚收拾译好的新闻电讯，关好机器，收好天线，准备吃晚饭之前，见到谢立全、周天行、李进阶等三位首长早己在楼下的大厅里谈话。一问，才知道我们电台又要转移了，饭后，我和李子芬、伦永谦三位同志与谢立全等三位首长一起乘前进渡火轮，沿着西江直下到江门。第二天，我们电台三位同志已经购到从江门到开平赤坎的船票了。当我们进一间叫“绿波”的酒家吃完饭后，走到码头乘船，糟糕，船已开走了，怎么办呢？经过问了附近工人之后，立即搭自行车尾架到北街检查站，才追上这艘客轮。经检查船票之后，才让我们上了船，焦急的心情才平静下来。我们电台的机器由地下党员负责，利用我们党开设的宏兴酱油糕的货箱包装在里边，和其他货混放在一起，由在前进渡任经理的地下党员黄子彬同志安排另一位党员陈高同志负责看管，直接运到开平赤坎。当我们到达开平赤坎之后，地下党的同志又把我们三个同志安排到北炎村余春蓬家里一间楼房工作。这里是广阔的平原，又是著名的侨乡，很多女孩子都喜欢找我们玩，向我们问长问短，问我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我们就讲是来做生意的。于是，就由伦永谦同志出面，由地下党组织运来一批云浮的宏兴酱油糕到这一片村庄出卖。这一下就传开了，附近群众都知道我们是卖酱油糕的。到了晚上，我们就轻手轻脚地上到天台架好天线，将引线垂下到三楼的窗门里来，然后把所有的窗门都关上，用黑布遮掩得密密的，点上油灯，打开机器抄收新闻。四月份的一天，当我们收到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四位中央首长乘的飞机，从重庆到延安中途不幸遇难的消息之后，我们个个悲痛万分，边抄新闻，边流眼泪，边骂国民党蒋介石。

在这一段工作期间，组织上还调曹冰、杨铭西位同志来北炎村工作她们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因而，白天她们在北炎村教书，晚上就到电台来当班及译电、缮写。我们电台三位同志的伙食费用，还是要由她们两人当教师的工资来开支。年轻轻的她们，要为我们电台担当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担子。不多久，约在四月下旬，伦永谦从三埠回来，传达上级指示，把收、发报机包装好，交给地方党负责保管。我和李子芬、伦永谦三位同志就离开了粤中地区，经过澳门去香港接受新的战斗任务。当我们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向开平县北炎村地下党同志告别的时候，当我们挥泪向着风景秀丽的粤中地区告别的时候，我们坚信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我们一定要让革命的红旗永远在祖国的上空迎风飘扬。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厦门晚报推出“不能忘却的记忆——厦门儿女抗战风云录”大型策划 。本期讲述余绿波的故事，她与丈夫伦永谦冒死守护红色电波，想方设法重建电台，保障与延安的通信。

东纵电台工作片段

伦永谦

一、从香港转移东江

1941年秋，我刚读完香港广州大学附中三年级，党组织让我停学到我党地下电台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从此我就由参加公开的青少年抗日救亡活动，完全转入进行秘密电台工作的生活，开始了我革命的新一页。

在香港九龙城某街道一幢独立楼房里，住着老少6个人的一“家”，这就是我所在的秘密电台的“家”。为了掩护电台工作，我和母亲、妹妹3人一同居住。当时电台台长王彦芝，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同志，在电台工作的还有戴机、江群好，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在这个“家”里紧张而又愉快的过了几个月，电台的工作是顺利的，我的学习也有收获。但好景不长，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王彦芝、戴机、江群好3位同志匆匆离“家”转移，电台停止活动。这个“家”只留下我和母亲、妹妹3人，还有电台和器材。日军于1941年12月18日全面占领香港、九龙，禁止老百姓通行。我的“家”无法和组织联系，既无钱又无食物，加上日军不分日夜闯入民宅搜查，处境艰难。我把电台和器材藏匿好后，日军多次入屋搜查，翻箱倒柜，但一无所获。战乱稍停，地下党领导人申光同志来找我们，看到我们和电台均安全，他十分高兴，叫我先把电台转移到旺角张础（又叫“大张”先生）那里。从九龙城到旺角，沿路都有日军岗哨盘查行人。我进行乔装打扮通过重重关卡，完成了转送电台的任务。

在申光的安排下，我的母亲和妹妹2人回原籍高要家乡暂住，我返东江游击区。待全部“家”产处理妥当之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和戴机、江群好会合，随身携带着不多的行李，跟着交通员，混在难民里面，翻过大雾山，进入东江宝安白石龙游击区，继续我的电台生活，这时已是1942年的初春。

二、东纵的通讯兵

从城市到农村，从和平环境到战争生活，对我来说又是一件新鲜事物。我到宝安白石龙抗日游击区时，部队的力量还不是很大，活动地区比较狭小，我们电台跟随着政委林平同志活动，大部分时间住在山上的草寮里，还得经常转移，生活艰苦，工作和学习的条件很差，但由于我们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年青活泼，电台自领导到学员都情绪饱满地工作和学习。

当时戴机是电台台长，江群好是报务员，我算是一个老学员，他俩仍是我的老师。我以学习报务技术为主，亦学机务技术，急用先学，收发报课主要是学习英文字码、阿拉伯数码的抄收和拍发，英语会话，通报勤务用语；机务课主要学习无线电基础知识和电台的使用及维修。此外，还要牢记电报明码约2000字左右，一个中文字由4个阿拉伯字拼成，须得苦钻巧学。同时，我还要学会在香港时没有的课程，如焊接电源，把许多节大号电池焊成一个大“饼”；用嘴巴练习收发报，一有空就从嘴里发出“嘀嘀哒哒”的音响，嘴巴变成了“高频喇叭”和电键。

随着部队力量的扩大，电台的驻地也从宝安迁到惠阳又迁到九龙新界，学员也陆续增多，何太、潘雪琼、韩继元和丘海生、李文等先后来到电台，由“大张”先生教我们学机务知识，从磁生心、电生磁的原理学起，大大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

在1943年12月2日，正式成立东江纵队前后，电台人员增加，机制逐步健全，联络台和新闻台正式分开。我到新闻台工作，晚上抄新闻，白天译明码，有时人手少了，就两个人轮换，睡两个小时起来换班抄收两个小时，真有点像机器人。我们抄收延安发出的整党文献时就是这样，当时是在土洋村的小教堂附近。后来随着学员陆续结业，新闻台人手增加，如果环境许可白天也抄收。新闻稿除供给领导参阅外，还向《前进报》发稿，把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况以及解放区的建设和对敌斗争的消息，传播给整个东江纵队。新闻台工作虽然单调，没有机密性，但我们工作得甚欢，在战争环境许可时，我们就下海去摸鲍鱼，改善伙食：或在大风大浪时畅游沙鱼涌；我们在九龙新界、半天云、大山围等地山上搭茅草寮住宿，在附近海边的沙滩上留下了不少足印。

抗日战争的烽火越烧越旺，东江纵队日益壮大，各抗日游击根据地需要加强通讯联络。上级决定我和吴文辉、余绿波、李子芬4人随特委罗范群到新建立的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担任组建电台的工作。我们在1944年春天，离开了哺育我们成长的东江，从大鹏湾的海边走到中山的五桂山，在辽阔的粤中大地上，竖起了第一竿“红色”的天线，发出了永不消逝的电波。

#粤中游击区电台机要工作的建立发展#

1944年8月，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土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队的领导干部以及连贯、罗范群、邓楚白、饶璜湘、饶彰风、黄宇、李嘉人等各方面的负责同志。会议由省临委书记林平主持，通过了《关于今后工作的决定》，提出在全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等战略方针，标志着华南抗日武装斗争进入新阶段。 ‌

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1944年日军企图打通湘桂线，华南局势紧张，中共中央要求东江纵队北进敌后，建立新的根据地。土洋会议制定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明确以日军、伪军为主要打击目标，同时开展反摩擦斗争。会议还提出“发展人枪，扩大部队”的战略，将部队整编为支队编制。 ‌

遵照中央指示精神，会议决定：

1、在全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东江纵队首先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根据地，并向东江、韩江之间伸展，然后准备向粤闽边、粤赣湘边、粤桂湘边开展。中区则普遍发展，然后向西江、粤桂边及向南路前进。然后两方面配合，取得对广州的包围之势。”“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不放松向运动战发展。”

2、决定恢复和加强党的组织活动，号召共产党员都要参加到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革命斗争中来。前东特委书记林平（后为黄宇)；后东特委梁威林、饶璜湘；粤北特委黄松坚、邓楚白；珠江特委罗范群、刘田夫；西江特委冯燊、梁嘉；南路特委周楠、温焯华。

同时，决定连贯、梁鸿钧、周伯明到珠江地区工作。

土洋会议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的转折点，推动了全省敌后游击战争的全面开展，使东江纵队从局部斗争转向外线作战。

会后报告了中央和南方局。中央复电完全同意报告所提出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并指示要动员全省党员为实现“八月决议”而努力。要注意开展广西的工作。这次会议对全面开展广东武装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为此，其中，派出东江纵队电台人员到粤中地区开展工作。

#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的电台机要工作：是在1944年10月根据中共广东省临委的指示，东江纵队派出台长伦永谦，指导员吴文辉，报务员余绿波、李子芬，机要组负责人叶佐平到中区纵队建立电台，以沟通省临委和东江纵队同粤中地区党组织和武装部队的联系。其任务一是要建立联络台与省临委和东江纵队通报；二是抄收新华社新闻电讯，供领导参阅；三是培训报务学员。当时，中区电台培训班有报务学员黄磊、张健、杨铭、曹冰、汤健平、黄华强，还有电台事务长李新韶。期间，伦永谦、叶佐平电台随中区纵队进入到粤中地区活动。

中区纵队建立电台所使用的机器，是由打前站的伦永谦和吴文辉在中山装配起来的。那时，中区纵队从敌人缴获的机器配件不够装用，于是领导派伦永谦化装成商人，经过日伪重重关卡到达澳门，然后通过地下党的同志想办法把买好的机器运回五桂山。吴文辉是负责机务工作的，他和伦永谦一起，利用战斗空隙抓紧组装机器。他们对组装的机器装了又拆，拆了又装，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终于把收发报机组装起来投入使用。在试机时收到了延安新华社的新闻电讯，电台正式开展工作。但中区纵队与东江纵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联络，东江纵队听到粤中的呼叫，中区纵队却收不到东江纵队的讯号，始终与东江纵队联系不上，没有完成密码通讯联络任务，只是在收听新闻方面发挥了作用。罗范群政委安慰电台的同志说：“虽然联络不上东江纵队，但你们抄收了党的七大开幕消息及重要文件，可了解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对部队起了很大作用。”

1945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同时撤销了中区纵队。原在中区纵队工作的电台机要人员全部跟随已采用新番号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进入新开辟的区域。但不断受到国民党的袭击，战斗频繁。1945年2月22日，部队宿营于新兴县蕉山村，突然被国民党反动军队三面包围袭击，炮弹爆炸声和轻重机枪声响成一片。电台的同志们临危不惧，余绿波、李子芬、张健、黄磊、杨铭、曹冰、汤健平和李新韶八位女同志，迅速收拾好机器、行装冲出门外，一时分不清突围方向，就暂时隐蔽在一片蕉林中。刚好台长伦永谦回驻地检查，发现了她们，随即带领她们冒着密集的弹雨，爬上山坡向着后山突围出去。当时，曹冰在滑下山坡中跌断腰骨，严重受伤，情况更加危急，但是，大家的共同决心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电台机器。为了尽快冲出敌人的火力网，她们扔掉背在身上的毛毡和衣服互相搀扶以最快的速度通过一片开阔的田野，敌人的子弹把稻田里的水打得四处飞溅，非常危险。电台全体人员经过千辛万苦突围出来，保护了电台的安全，不幸的是在这场战斗中吴文辉指导员和报务学员黄华强光荣牺牲了。吴文辉出生在非洲，为了救国，1937年他毅然回到中国参加抗日，1938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他有着非洲血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国际友人”，这位热爱祖国的海外赤子，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他永远活在电台人的心里。抗战胜利后，电台机要人员叶佐平、黄磊被调回东江纵队，并在1946年初派往海南岛帮助琼崖纵队恢复电台机要通讯联络工作。

解放战争初期，广东区党委根据国共两党关于东江纵队北撤谈判的协议，要求留下坚持隐蔽活动的武装人员暂不主动开展武装斗争，部队以“灰色面目”出现。从此，粤中游击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粤中地区的电台人员也随着形势的变化作了相应的安排：李子芬、张健跟随东江纵队部队北撤山东，汤健平回乡读书。留下的人员坚持隐蔽在开平北炎乡的一座碉楼里。楼上是电台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楼下是伦永谦以老板身份作掩护开设的杂货店。曹冰、杨铭白天在小学当老师。他们一直坚持白天打工、教书，晚上回到碉楼楼上，由伦永谦、余绿波负责抄收新华社新闻电讯，曹冰、杨铭负责译报，后送领导阅。1946年初至1947年8月，伦永谦、余波绿、杨铭、曹冰先后调离粤中，电台工作结束。

194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同时，纵队组建了电台，以沟通与上级机关的机要通讯联络。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调派香港新华分社工作的报务员周荣前来担任电台台长，派分局机要科机要员曹冰担任机要组长。当时，曹冰携带放在头蜡盒底层的密码本，从香港秘密回到粤中游击区。一起在粤中纵队电台工作的还有报务员汤健平、汤耘、黄英等。纵队的电台机要工作正式建立起来后，因电台发报设备的原因，联络台一直没能开通，与上级领导机关未能开展电台机要通讯联络工作，电台只负责抄收新华社新闻电讯，供纵队领导参考。

1949年11月，粤中纵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解放了粤中地区全境，纵队部队整编。从此，粤中纵队电台机要工作任务结束。电台机要人员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历史使命，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从东江到粤中的大地上竖起了第一竿红色天线发出了永不消逝的电波#

翻看旧书稿，微卷的书边，发黄的纸张，这是旧书的品相。粗糙的纸面，氤氲的樟脑香气，这便是一本旧书的气韵。清晰的文字，鲜活的纪实，是一本旧书的灵魂，纯粹又悠久，令人思考。

整理阅读大量资料，采访和寻找旧址，到图书馆和纪念馆，它的电波密码有多长，我仿佛也走了有多长的路。我对旧书的爱惜和理解，有自己的见解。旧书有对历史真实的记载，它的评论，汇集了睿智。旧书有珍贵的历史等你来发现，我认为，书虽旧，但仍放出光芒。

旧书从漫长的时光里走过，用不同年代，不同岁月的语言，静静地驻立，将往事向你娓娓道来，让人体会书中的历史，风云变化，往昔的峥嵘岁月，让我更加清晰的了解过去。

前辈们的生命年轮镌刻着抗日的血色黄昏、解放战争的黎明曙光。这不只是历史记忆，更像是一部底稿。从历史当中追忆他们，整理讲述历史背景下的红色故事，也是寻找血脉里的红色基因。

——心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