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大将轶事

丹麦童子

黄克诚大将轶事

新婚约法

1941年，经阜宁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撮合，39岁的黄克诚和23岁女大学生唐棣华结婚了。新婚夜，黄克诚就和新娘唐棣华 “约法三章”，他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就要共同生活了，有些问题需要郑重地讲清楚。第一条，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得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婚姻的利益而妨碍党的利益，不能因为私人的利益而损害党的利益；第二条，我所处的工作岗位重要，你不能因为要求男女平等而让我迁就你，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比你的重要；第三条，我这里有军队的一些文件，还要经常找人谈话，你不得打听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唐棣华觉得第一、第三条都好接受，唯有这第二条多少有些大男子主义的味道。虽然当时有些不乐意，但她很快便想通了。婚后第二天，唐棣华就到阜宁县修筑海堤的工地上参加劳动了。她曾说过：“战争环境，他不苛求我，我也不苛求他。”对黄克诚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13]

两条家规

他曾给子女们规定过许多家规，其中有两条是：不准动用公家的汽车，不准找工作人员帮自己办事。[14]

脸盆接漏

黄克诚一家曾住在北京南池子一个四合院里。由于房子年久失修，经常漏雨，而他自己的卧室漏雨最厉害，若下大雨，需要放置多个脸盆接雨水。管理部门多次劝黄克诚搬迁，但他则说：“那得需要多少钱啊！现在很多群众住房还很困难，我们住的要比他们强很多倍，还是把钱省下来给他们吧。”[14]

拒绝治疗

1986年是黄克诚光辉一生的最后一个年头，重病缠身的他开始拒绝治疗和用药。不管医护人员和亲友怎么劝说，他就是坚持不吃任何药物，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他反复强调：“我这样一个油尽灯枯的人，为人民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只好强行为他注射、输氧。然而，他一旦清醒，就将身上的输液针头拔掉。

67年黄克诚被打得实在受不了，写信向四野首长求助：他们不懂历史

旧书卷里的长安

2024-10-20 23:19湖南优质历史

黄克诚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将，一生铁骨铮铮，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都敢坚持自己的看法、秉公直言，比如在他遭遇风波后，仍敢当面说毛主席死保四平的做法是错误的。

还比如有领导让他跟彭总划清界限，出来检举批判一下，但他摇头拒绝，最终导致自己也被批得厉害。这种硬，全军之中都少有！

不过，黄克诚在60年代也曾向四野首长求助过，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黄克诚跟四野首长关系并不好，为何要向他求助？四野首长又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那场改变黄克诚一生的风波，他完全是可以避开的。在上级还没有定性前，有很多老战友、老同志已经看出彭总在劫难逃，但其他人还有机会，所以就跑来劝黄克诚。

谭震林建议黄克诚跟大家一起随大流、一起批判，黄克诚听后没有领情，反而跟谭老板大吵了一架。

后来在小组会议上，黄克诚说及了自己的观点，大意跟彭总一致，直言目前粮食是个大问题，很多地方都在虚报数据。

这时风向已经很明显了，黄克诚仍顶着干，确实有勇气。上级还是想拉他一把，就让华东局柯庆施去劝：彭德怀之前不也批评过你吗？怎么不就这个方面讲几句？

这番话其实表明了上级还没有把黄克诚和彭老总看成一体的，只要黄克诚搞点材料、做做文章，就能够“过关”。

只是，这种事情黄克诚做不来，他摇摇头：我手里没有石头。即不愿落井下石。这个态度，导致他自己都被推进了井里。

后来在庐山上，黄克诚与彭总偶遇过一次，彭总见老搭档眉头紧锁、眼神复杂，就趁着周围没人，安慰道：别太紧张，也别太悲观。彭总担心被人说成私下串联，只讲了两句话就马上走了。

等这次会议结束，被批得比较厉害了几个人都赋闲在家，黄克诚多次给中央写信，奈何没有得到批复。

1961年的国庆，黄克诚受邀上天安门观礼，毛主席主动跟他说话：你的信我收到了，你还是那样敢讲真话，我很高兴。

接着两人又聊了聊外宾来华的事，黄克诚见气氛正好，便提出想出来工作。主席说“好”并询问：想回到军队吗？

黄克诚心里固然千想万想，但知道自己的处境不适宜回军队，就说准备做一些基层调查工作，到农村、到工厂都可以，获取一手资料后，给国家做参考。

毛主席点点头，没有再说话，但后续这件事也不知为何一直被卡住了。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彭老总再次被批，彭总气不过，上了一封“八万言书”，事态又一次紧张起来，黄克诚都被牵连进去接受审查。

最后，是毛主席写了八个字：不做结论，寄予希望。才让黄克诚暂渡难关。

1965年，中央为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安排工作，黄克诚得以出任山西省副省长，这让他非常高兴，毕竟能够重新为国家做贡献了。

到任以后，他立即前往基层调查，在去高平县帮助农民抗旱时，黄克诚想起了1940年与彭总在这里商谈反摩擦的往事，不由得写下一首《江城子·忆彭德怀》：

久共患难自难忘。不思量，又思量；山水阻隔，无从话短长。两地关怀当一样，太行顶，峨嵋岗。

犹得相逢在梦乡。宛当年，上战场;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富国强兵愿已偿，且共勉，莫忧伤。

虽然自己因彭总而落寞，但黄克诚依然在怀念着故人，这份感情很令人动容。

1966年5月，一场大的风波正在酝酿，黄克诚也听到一些风声，但他认为这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自己经过了长期审查，该解决的问题早就解决了，应该不会再被翻出来。

然而，1967年1月，一群来自北京的大学生，蛮横地将他带到了首都，先是一些年轻人自作主张审问，后交由专案组。

这些年轻人不懂礼貌、下手也没个轻重，黄克诚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有一天，十多个大汉突然出现在审讯室，见黄克诚不愿“承认错误”，就粗暴地将他架起殴打，直至休克。

等黄克诚醒来后，整个人非常气愤，他给四野首长写了封控诉信，也是求助信，将那些人残忍的手段揭发出来，其中有这样一句：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跟新中国的区别，不能理解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

黄克诚毕竟曾是军中高级干部，有个好心的哨兵帮他把信送了出去，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收到后，又递交给了四野首长。

四野首长虽然没有回信，但之后黄克诚的审讯方式就改为了说教、劝供，再也没有之前那么暴力。

或许有人会说，林总不是跟彭、黄站在对立面的吗？其实他们作为革命年代走过来的老战友，并没有觉得彼此是你死我活的敌人，只不过在想法和做法上有些区别罢了。

哪怕在庐山上，四野首长虽然予以批判，但都没落在实处，相反还帮彭总澄清了红军时期写信请求更换军队指挥的事。

当天会议结束后，彭总跟秘书高兴地说：总算澄清了一件历史旧案，整个人也轻松许多。

另外，彭总在被隔离审查期间获悉了四野首长的死讯，他激动地对看管人员说：

我相信他是革命的，打电话给周总理，我有话要说。就这样把林杀了我有意见，他这样死，我不同意，叫周总理亲自参加那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总理和董必武副主席，让他们来审我，我不活了。

这两件事都载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德怀年谱》，真实性很高，如果彼此有什么仇怨，彭总断然不会有这些说法。

不仅彭总，黄克诚对四野首长也没有什么怨言。上世纪80年初，林总一直没什么正面形象，有些绕不开他的革命历史剧，往往也是几句旁白、只拍背影。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对林总也是简单记录人生经历，基本没写贡献。是黄克诚坚持要实事求是，多次找编写小组谈话开会，才最终给了林总客观的评价。

所以，开国将帅们的感情，也不是简单几句话、简单的非黑即白就能诠释的，复杂得很啊！

80年代初开国大将黄克诚代表彭德怀向萧克、李达道歉

白马茶馆

2023-05-20 08:03

黄克诚传：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彭德怀，给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要点，主要是:(1)军队要继续缩减，要提出精简方案，军费减至35个亿，军队减到200万，节余的钱搞经济建设，搞新装备。(2)要好好总结八年来的工作，工业、文化中的教条主义最多，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不少也不多的中间状态。中央感觉，军队干部的思想比地方落后，思想认识不一致，要军委开一次整风会。3月24日，黄克诚主持召开军委会，传达了上述指示。4月上旬，彭德怀报请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决定于5月27日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共开了57天，至7月22日结束。全军1400余名高级干部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整风和研究整编，方法是大鸣放、大辩论。会议由彭德怀主持，黄克诚协助，实际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当时有个不成文的会议领导核心，人们称为毛(泽东)、邓(小平)、彭(德怀)三人小组，主管会议进程。黄克诚不断到毛泽东处报告，听取指示，向主席团会议传达。此前，就有人写信向军委和彭德怀反映军队有教条主义，特别是军事训练方面教条主义严重。1957年彭德怀到军事学院视察时听到反映，曾对此提出过严肃批评，并就此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这次会议开始不久就把主题转向批教条主义。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会议简报他都仔细阅读，并随时作出批示。

6月5日，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召集各位元帅和黄克诚开会，研究会议的开法。

邓小平指出，军委扩大会“温度”不够，暴露问题不够;还提出，会议可采取机关小整风的方法，只开小组会和大会。出大字报、小字报配合大会，小会发言，争取一周内造成鸣放的紧张气氛。次日下午，黄克诚向会议传达了这个讲话。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并很快把批判的重点集中到训练总监部领导人。

2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讲了军队历史上和当前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在召集主席团和组长座谈时，他指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全党全军。此后，会上整风、反教条主义的声势越来越大。会议夸大了50年代初期学习苏军经验中出现的难以避免的缺点，并把一些已基本解决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作为现实的错误加以批判，把一些单位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军性的系统的教条主义加以反对，特别是把本属于工作中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上升到反对党的军事路线的原则高度加以追究，对负责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和萧克、李达等领导人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总参谋长粟裕也受到批判。

由彭德怀主持讨论通过的大会决议中还提出:为了坚持正确路线，克服错误路线，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展开。这就一度把“反教条主义”作为全军的一场政治运动展开了，致使这次会议“左”的偏向扩大到全军，打击伤害了一大批从事教育训练的干部，给军队建设带来不利影响。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之后，回首此事，曾对身边工作人员懊悔地说:“这是一个错误，当时对刘伯承、粟裕、萧克等一批同志的批判处理太过火，言过其实，使他们受了委屈。虽然不是我的本惫，但我是会议的主持人，我有错误啊。”

20多年后，大约在80年代初，黄克诚约见当年受到批判和斗争的萧克、李达，就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斗争谈了他的个人意见。他说:那时的做法肯定是错了，彭总的讲话迎合了当时“左”的思潮，把一些不赞成或抵制“批判地学习苏军经验”的思想夸大为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进行了严厉批判，伤害了许多干部，你们二位首当其冲。彭总是会议主持者，应负主要责任。但他人已经死了多年，又受到那么重的迫害，我劝你们原谅他。我当时协助他工作，也有责任，我代他向你们道歉。黄克诚同时指出，这件事背景和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宜过多地追究某个人的责任。

黄克诚是赞成开会整风的，也认为有教条主义。早在1957年5月召开的全军整风座谈会上，他就号召全军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决定，学习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并指出:“我们现在教条主义很多，学校教育、组织编制等都有教条主义，大家都有一些，不仅是军事学院。军委有很多文件是经我手批的，要整教条主义就要先整我。”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作了检讨发言，会上提出的对军委及总参、总后工作的批评，他主动承担责任。他说:

“组织编制、动员和复员工作以及装备等，大多数是我主持处理的，其中组织编制、动员工作上也有机械搬运苏联经验的教条倾向。”

但是，这次反教条主义斗争声势那么大，毛泽东和中央如此重视，是黄克诚和彭德怀都始料不及的。黄克诚后来说:“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他分析说:“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担心我军领导出问题。也许这就是庐山会议的先兆。”

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的错误，开始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把不赞成或抵制“批判地学习苏军经验”的思想认识夸大为“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严厉的批判、斗争，当然是错误的。“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给我军建设和政治工作造成很大损害。”

与此同时，这次会议肯定了彭德怀提出的“以我为主”的方针，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因此，使这一方针在全军广大干部的思想上逐步确立起来。而这一思想的确立，对于后来全军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推动军队建设和整个国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长久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两年后在面临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所造成的困难时，在全军思想上所体现的积极指导作用尤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