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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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法国《世界报》为迎接新千年，策划了”千年英雄”专题。评选出12位代表过去千年（1000—2000）人类文明精神的杰出人物。亚洲唯一入选的是中国宋代文学家苏轼。其他入选者包括莎士比亚、达芬奇、牛顿等西方文化科学巨匠。

林语堂称苏轼为”全才式的天才”，他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诗人，是哲学家、美食家、教育家、水利专家……其跨界成就与人格魅力，千年独此一人。苏轼，活成了我们心中的神话。

公元1036年12月19日出生于四川眉山，传说他出生那年，眉山一座原本郁郁葱葱的大山，忽然花草凋零树木枯萎。

苏家是个小康之家，自己有田产，比一般中产之家还要富有。他的祖父是高雅不俗之士。衣食无忧，悠哉悠哉，时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一遣时光。

他的父亲苏洵天性沉默寡言。秉赋颖异，气质谨严，思想独立，性格古怪。不易与人相处，直到27岁才开始发奋读书。苏轼，苏辙两兄弟进京赶考时，苏洵也拿自己的著作想去求个一官半职。虽然苏洵的冷淡自负的态度，在朝廷的领袖人物心目中并未留下什么好印象。但那部著作论为政之道，战争与和平之理，显示出真知灼见，这一著作使京都文人包括德高望重的文坛盟主，以求才育才为己任的欧阳修对他刮目相看。

但是当老苏正在等待京中任命消息的时候，终于有圣旨下降，要他赴京参加一种特殊考试。他给皇帝上一奏折，以年老多病为辞谢绝前去。但是在给朋友的信里则说:“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万幸的是，老苏被任命为校书郎，并未经考试。正合他的本意，后来又授予新职，为本朝皇帝写传记。这本来就是作家的事，他自然乐意接受。

再说回苏轼的母亲程氏。程家极为富有，有财有势。有一次程氏教苏轼读《后汉书》中的《范滂传》。书上记载，后汉时期朝政不休，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不惜冒生命之险反抗小人统治。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叫范滂。赴死之前跪别母亲，不忍老母流离。但范滂的母亲对他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小苏轼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妈，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1056年春天，苏轼离开眉山，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前往汴京参加科考，当时北宋文坛流行险怪奇涩，空洞浮华的文章。文坛领袖欧阳修决定扭转这种风气。

阅卷时，欧阳修读到了一篇文风质朴、立论深邃的文章。他拍案叫好，打算把此人取为第一。他又觉得如此绝妙的文章一定出于自己的学生曾巩之手，觉得给自己的学生第一名不太好，于是就给了个第二名。拆去糊名的纸片，才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苏轼。

欧阳修对同僚梅尧臣感叹：“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极言苏轼的才华“数百年罕见”，足以开一代文风。欧阳修对苏轼超越时代的才华做了终极肯定，而苏轼的一生恰恰证明了这一评价的精准。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与苏轼相关的年谱。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至嘉祐八年（1023—1063年），其中1061—1064年，苏轼任凤翔通判。他在凤翔就职，负责协助知府陈希亮掌理日常事务。府衙中一些仰慕苏轼的小吏，尊称苏轼为“苏贤良”，苏轼不免有些飘飘然，坦然受之。不料陈希亮听到后勃然大怒，当着苏轼的面下令杖责小吏，并怒斥“判官就是判官，有什么贤良不贤良的？”令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一向以文章自负，但他写的公文经常被陈希亮毫不客气的涂抹删改。种种矛盾，让苏轼认为上司是在无端打压自己。于是与陈希亮交恶。其实陈希亮是看出苏轼有些骄傲自满。就想打压一下，让他能够收敛一下锋芒。

后来陈希亮在凤翔境内建了一座凌虚台，让苏轼撰文记录。年轻气盛的苏轼决定借机报复上司，他在文章中洋洋洒洒写下几百字大讲“兴废之理”，意在借古讽今。苏轼本以为陈希亮会像以往一样对文章大肆修改，没想到陈希亮却命人把这篇《凌虚台记》一字不差的刻在石碑上。

苏轼才明白陈希亮一直以来的苦心，后来，陈希亮死后，苏轼为他写了墓志铭，在其中表达了”少不更事”的悔恨。

后来，陈希亮的儿子陈懆成了苏轼一生的至交。“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轼诗里的“龙丘居士”就是陈懆陈季常，而陈懆拜苏轼所赐，当之无愧成了”河东狮吼”的当事人。

值得一提的是，与苏轼同榜录取的章惇也在陕西凤翔做官，二人公务之余经常结伴出游。有一次二人同游到南山。走到一座独木桥前，桥下是万丈深渊，章惇怂恿苏轼同到桥对面的崖壁上题字留念，苏轼不敢，章惇攀住一根树枝，一下荡到桥对面，在崖壁上刻下“苏轼章惇游此”，然后面不改色又一下荡回苏轼面前，苏轼笑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的，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性命。”

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却一语成谶，章惇命定是苏东坡后半生宦途上的克星。就是这位狠毒的章惇得势后对苏轼穷追不舍一贬再贬，居无定所，“应似飞鸿”。但是他可以控制苏轼的身体，却无法控制苏轼的灵魂，即使身处蛮荒，苏轼依然可以自得其乐与民同乐。

英宗治平元年至四年（1064年—1067年）苏轼任职史馆（1065年2月—1066年4月）1065年5月8日，妻王弗丧。1066年父苏洵丧。苏轼和苏辙于是回乡服丧（1066年4月—1068年7月）苏轼在安葬父亲的山上种了三千棵松树，希望将来长成一片松林。

他出外做官前把老父的坟茔以及自己亲手种植的松树托付同乡照管，然而他一生颠沛流离，没能有机会再回到他心心念念的故乡。

时间来到神宗熙宁元年至元丰八年（1068年—1085年）苏轼娶王闰之，1069年返京继续任职史馆（1069年2月—1070年12月）任告院监官（1071年1月—6月）。

一场政治风暴刮起，即将引起燎原大火，焚毁宋氏江山。“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拗相公”王安石执意要进行变法改革。导致全国官员分成两个阵营，陷于朋党之争，一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

事实上正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都是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

但是王安石一意孤行，把反对派全部贬黜或者贬谪出京。他陷于孤立无援，就拔生些不相知的“才不胜职”之辈，譬如李定、吕惠卿、章惇等。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是利用他以遂其私欲。

所谓新法，实际上是榨取民脂民膏已充国库，并不足以言富国之道。为此司马光曾九次上奏折，建议废止新政。却未见成效。1071年9月，欧阳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怒不可遏，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写了《上神宗皇帝万年书》，他相信皇帝会看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也不为清议所容。他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全国人都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借权力压制人民。

按苏东坡的政绩，他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但王安石执意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通判。于是1071年6月—11月他携眷前往杭州，1071年11月—1074年8月，任杭州通判。

杭州像是苏轼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雄壮的庙宇，更是由于他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苏东坡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有一天他去游寿星院，他一进门便觉得所见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92级便到向忏堂，结果证明他所言不误。不仅如此，他还可以一一道出寺院后面的建筑，庭院，树木，山石……

杭州三年任期届满时，也就是1074年9月—1076年11月他请调至密州。因为当时子由正任职济南，两地都在山东，相距不远。 然而密州就职两年，他却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弟弟子由。

子由沉稳、实际、拘谨、寡言，而东坡则轻快、开阔、好辩、天真、不顾后果。在朋友同僚的心目中，子由为人可靠，而东坡直言无隐，玩笑戏谑使人害怕。他的短处就是老向客人谈论自己的心思，写文章也是无所顾忌的发挥自己的见解，子由对哥哥太了解。有时哥哥口无遮拦，子由会用手捂住他的嘴，告诉他以后要三缄其口。

但是苏轼对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所以苏轼过得快乐，无所畏惧，他的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

苏轼在密州的政绩体现其"以民为本"的为官理念。他通过务实举措缓解民困，他勤政爱民，抗旱灭蝗，自掏腰包购买粮食，或劝说富户放粮赈济饥民。

灾荒中百姓无力抚养子女，弃婴现象严重。苏轼拨款设立"收养所"，并号召官员百姓收养弃儿，救活数千儿童。他后来在《与朱鄂州书》中提及此事。

修缮密州城墙、庙宇等设施，重建超然台（其名作《超然台记》即写于此），倡导文教，提振当地文化风气。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等作品均创作于密州时期。并留下大量文学作品，使密州成为其精神历程中的重要地标。后人称他"所至民安乐"，密州两年正是这一形象的生动写照。

1076年12月—1079年3月，苏东坡任徐州太守。苏东坡到任徐州三个月之后，黄河决堤，洪水到了徐州，水深达到两丈九尺，水高一度超过了徐州城内的街道。

苏东坡奋不顾身抢救城池，有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加强外圈的城墙。富有之家纷纷逃难，苏东坡在城门口劝阻他们，以免引起人心惊慌，他说“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这样把大家劝回去。洪水威胁徐州城45天才开始撤退。苏轼对临时的堤防感到不满，修表呈奏朝廷，请求拨款加强堤防。皇帝对他的成就特颁圣旨嘉许。

建堤建楼费了半年工，苏轼为之取名“黄楼”，黄楼属于全城的居民，它是将来防洪的保障。落成仪式举行时，全城万人空巷前来参加。一起登楼，一览周围的景物。后来“黄楼”一词成了苏东坡在徐州所作诗歌总集的名称。正如他在密州建筑的“超然台”成了他在密州所写诗集的名称一样。

在神宗熙宁元丰二年（1079年6月），一个御史把苏东坡谢恩表中的四句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数日之后，他们又找了几首苏东坡的诗，内容关于农人青苗贷款，农人三个月无盐吃，还有燕子与蝙蝠争论的寓言。说苏轼写的那种诗，显示他不但考虑欠周，也是不忠于君。

此时苏轼刚到湖州任太守（1079年4月—7月），他很喜欢这个新职位。朝廷的官差押送他启程时，全城的百姓都出来相送。他八月十八日被送进御史台的皇家监狱，御史台外常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故被称为“乌台”。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无需赘述。这场文字狱使他在狱中待了四个月又二十天。舒亶、李定欲趁此机会置他于死地。幸而皇帝信任他，将他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1080年2月—1084年4月苏轼谪居黄州。苏轼在等待家眷之时，暂时住在定惠院。他和僧人一同吃饭，午饭与晚饭后总是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不久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徐太守热诚相待，常以酒宴相邀。他们在庙宇、私人庭园，树荫掩蔽的溪流等处探胜寻幽。

家眷到达之后，由于太守的礼遇，他们住在临皋亭，他在给范镇的儿子的信中说:“临皋亭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多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贤者便是主人。闻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以不如君者，无两税及助役钱尔”

1081年，苏轼真正开始务农了。他开始自称“东坡居士”。苏东坡的邻人和朋友是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还有一个说话大嗓门，跋扈霸道的婆娘，常和丈夫吵嘴。黄州徐太守，武昌朱太守也对苏东坡佩服的五体投地。

还有马梦得始终陪伴着苏东坡，非常忠实可靠。过去已经追随苏东坡二十年。东坡农场正是马梦得“哀余乏食，为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茅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

他又建了雪堂，墙是由诗人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宋朝大山水家米芾那时才22岁，就是到雪堂认识的苏东坡。并与苏东坡论画。

自此，他成了真正的农夫: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麻三百尺。

今年刈麦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他在农舍雪堂和城中临皋亭两处住，每天两处往返，那不过是一里三分之一的一段脏泥路，却变成了文学史上最出名的一条路。他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的时光。他往往被醉汉东推西搡或粗语相骂，“自喜渐不为人识”。

苏轼对陶潜极其佩服。他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他越读陶诗越觉得陶诗正好表现自己的情思和生活。

1084年三月初三，他与朋友畅游甚乐，在定慧院后面的商家花园逍遥终日。酒宴之后，他还在一个小楼上酣睡一觉，醒后漫步踱出东门。在东门看见商店一个大木盆买下来预备存水浇瓜。然后沿着一条小溪，进入何氏花园，何家请他在竹林中喝几盅。一个朋友端出一盘糕，东坡巧予命名“何甚酥”。大家都喝酒，只有参寥和尚只喝枣汤。东坡忽然急想回家，他看见何氏园有橘子树，他要了几棵树苗，要回去种在雪堂的西畔。

但是两三天后，他收到了皇帝亲手书写的旨意要他谪居汝州，汝州离京师较近，生活亦较为舒适。其实皇帝有意使他掌史馆，却被左右所阻。于是1084年4月—1085年3月苏轼不情愿的离开黄州去往常州。去往常州路过南京时去看望了王安石。

皇帝驾崩，太后摄政。在他物色到退隐之地宜兴时，还不到十天，就得到消息，朝廷派他到登州做太守。他不情愿的到达登州后五天，他又应召进京。苏东坡总是得到历朝皇后的荫庇，在他受审时，是仁宗的皇后救了他的命。现在又是英宗皇后拔擢他得势。甚至在他一生较晚的岁月里，若不是神宗的皇后代摄政事，他就客死蛮荒了。

司马光又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实际上等于副首相职位。任命司马光的情形很有趣，皇太后是派武装兵士把他从家中“请”出。一直护送到官衙里去的，所以用这种方法是唯恐他接到任命之后会延迟赴任，甚至会辞谢不就。也是不得已而别开生面了。

在苏东坡时代，四个皇后当政，都极贤德，并且有的十分出色。皇帝一去世，太后即召司马光当政。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部终止或径于废除。

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9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它由第7级上升，经过第6级跳到第4级。最后止于第3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当时他四十九。

“翰林学士知制诰”，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首相的前一步，苏东坡这时已经接近顶点。苏家全家现在开始享受京都富贵的生活，在这种气氛的生活里，苏东坡还是照常练他的瑜伽和养生之道。

每隔一夜他就要睡在宫中当值，但是不论在宫中或在家中，他总是黎明即起，梳头发100次，穿上官衣官靴。然后再躺下小睡，他说那种小睡之美无物可比。等该出门上朝时，他已衣冠齐整，于是出门骑上镀金鞍鞯的白马，往东华门而去。

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他只要肯玩政治把戏，就可以为所欲为，富甲天下。但是倘若如此，他就不是苏东坡了。相反，他一直想摆脱这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

在两年之中，他以其强烈的名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苏东坡觉得皇太后所收到的弹劾他的本章，一定比他知道的还要多，可皇太后始终是搁起来不理。他曾请求将那些本章公开，以便给他机会申辩澄清，但是皇太后不答应。

苏东坡知道他的政敌是决心要推倒他，甚至他草拟惩处奸佞小人吕惠卿的圣旨时，他的政敌都认为文字里还有毁谤先王的话，他真是厌倦了驱赶那些苍蝇臭虫了。他觉得自己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

他再三恳求外放，他对太后说:“臣若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伏望圣慈念为臣之不易，哀臣处此之至难，始终保全，措之不争之地。”

朝廷终于允其所请，1089年4月—1091年2月，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到任后他全心全意从事工作。秦观与苏东坡同住，有一年半期间，他没看见苏东坡打开书。他是用太后的恩宠请求特别拨款，进行重要革新方案。

在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这个医院叫“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及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馑的工作。

1091年1月到8月，他又被召回朝往京都任吏部尚书。1092年3月—8月又任扬州太守。1092年9月—10月任兵部尚书。1092年11月—1093年8月任礼部尚书。这一段时间他奋战不懈，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深渊中救了出来。此时子由也一路高升，到现在已是尚书右丞。兄弟二人均为高官，招人艳羡与忌惮。于是苏轼在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的风暴欢迎之后，越发想离开京都，乃第五次第六次恳请外放。

1093年秋天，苏东坡的两个守护神逝世，就是苏东坡的妻子和当政的皇太后。她俩的去世和苏东坡命运的逆转，赶的极巧。皇太后刚一去世，苏东坡便获得外放，1093年8月到9月，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苏东坡开始修缮营房，整饬军纪，对腐败军官予以惩处与革职，先使士兵吃好穿好。

此时身登王位的幼主年仅十八，性好女色，章惇，这个苏东坡当年预测会犯谋杀罪的人，他曾和他族叔的情妇通奸，曾经从窗子跳出来，砸伤一个街上的行人。现在他利用年轻皇帝的好色，左右逢源，步步高升，官拜相位。他立刻把旧日的狐朋狗友都召还京都，一起阴谋推翻皇帝，甚至要把太后的灵牌排除在祖庙之外。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简直密如雨下。

他当然会首当其冲向苏轼开刀，1094年3月到1097年4月，他把苏轼贬到了惠州，苏东坡是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个人。他以第一个牺牲者的身份与家人启程南下，横越中国南部巍峨雄伟的山脉。受难之中却有一份卓然不群的优越感。命中注定他要与政治完全断绝关系。这符合他的夙愿，他无忧无虑，心中一片安谧宁静，去度求之已久的常人生活。

他的生活绝不寂寞，所有邻近地区的官员都利用此一难得的机会来与这位杰出的诗人相结交。其他至交比如杭州私人参寥，常州的钱世雄不断派人带礼品药物，书信来探望。

苏东坡在宜兴的两个儿子，老不曾听到父亲消息十分焦虑。苏州一个姓卓的佛教徒听到。他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是在天上。是不是？若是走着去，总可以找得到”姓卓的便步行出发，走上这条漫长的道路，横越大庾岭，走的满脸紫檀色，两脚厚趼皮，他走到了，用这种方法，苏东坡不断的与家庭保持联络。

次年三月，他开始在河东40尺高的一座小山的顶上盖房子。这座房子虽久经岁月冲刷，但到现在还存在。人都称之为“朝云堂”。但是其实新房子还未竣工时，朝云得了一种瘟疫，竟尔身亡。

盖这栋房子几乎把苏轼的钱全花光了。他以为晚年可以在惠州安居。但是在他的新居落成之后，大约两月光景接到远谪海南岛的命令。原因是他曾写了两行诗，描写在春风中酣美的午睡。一边听房后寺院的钟声，章惇看到那两句诗，他说:“哦，原来苏东坡过的蛮舒服”。于是颁发了新贬谪的命令。

海南岛那时是中国文化藩篱之外的地方。 他听说弟弟子由被贬谪到雷州半岛，就设法与弟弟子由相遇。雷州太守一向仰慕苏氏兄弟，他盛情接待两兄弟，并送酒食，结果第二年因此遭受弹劾。调离任所。

1097年6月11日，苏氏兄弟分手，这次是生离死别。苏轼7月2日到达目的地儋州。县官张中对苏轼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和苏轼的儿子苏过成了莫逆之交。他常常终日和苏过下棋，苏轼在旁观战。

由于张中的热诚招待，苏东坡就住在张中公馆旁边的一所官舍里。不过也是一所小旧房子，秋雨一来房顶就漏。所以夜里苏东坡就得把床东移西移，因为是官家的房子，张中用公款修缮一番，后来因此为他招了麻烦。

海南岛根本不适宜人居住，在夏天极其潮湿气闷，冬天雾气很重，阴雨连绵，一切东西无不发霉。这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是真正的灾难性的流放。苏东坡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唯有一幸，无甚瘴也。”

后来朝廷把苏东坡从官舍逐出，当地的居民，尤其是那些穷读书人子弟。来亲自动手在城南的一个椰子林里帮助他盖了房子。他名此新居“桄榔庵”。在他自己盖了三间陋室之后的两年半期间，他过的倒是轻松自在，只是一贫如洗而已。食粮不济，连稻米都不可得。他就用“食阳光”的方法止饿。当然他的好朋友，好邻居也不会让他挨饿。

他和默默无名的读书人，匹夫匹妇相往还。他从没有一天没有客人，若是没人去看他，他会出去看邻居。带着一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随意到处游逛。和村民在槟榔树下一坐就畅谈起来。庄稼汉震于他的学识渊博，只能说“我们不知道说什么”，苏东坡就说“那就谈鬼，好，告诉我几个鬼故事”。

苏轼在儋州开设学堂（后称“东坡书院”），亲自教授当地学子经史、诗文和写作。他破除当地“荒蛮不学”的旧俗，吸引许多学子前来听课，甚至有人从琼州（今海口）远道而来。

学生姜唐佐在苏轼指导下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后中进士），苏轼曾赠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勉励他。此后海南文风渐兴，明代丘濬、海瑞等名臣辈出，与苏轼的启蒙密不可分。1100年前半年，朝廷要由神宗之后新皇太后摄政，那年4月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罪。遭放逐的儒臣，都蒙赦罪，或于升迁。

苏东坡终于辗转接到可以随意道出居住的命令。他和他最孝顺的儿子苏过启程北上，所到之处都受人招待，受人欢迎。

那年夏季突然来临，而且非常炙热，他得了大概是阿米巴性的痢疾。“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饱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苏东坡的病时而觉得好些，时而觉得软弱疲乏。

回到常州也依然因这场痢疾缠绵于病榻之上。他预感大去之期已不远，就对每天来看他的钱世雄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

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去了，享年64岁。

苏轼这一生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厉害，则一概置之度外。

他的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肉体虽然已死，但他的精神已成为天上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惠及众生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