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的回忆

早晨的光辉

每个人的成年记忆里，都有一段无法复刻的时光。如今回望知青岁月，除经历了酸甜苦辣，还从农民身上学到了对苦难的坚韧抗争‌和‌对生活的朴素温情‌。

1976年我高中毕业。学生时代，我性格内向、孤僻。父母也希望我静下心来接受锻炼，认为青年应以理性之勇主动淬炼，以清醒之智远离沉沦；拒恶习而不避世，尝艰苦而不自戕。父亲特意向知青办申请，将我分配到偏远的山区生产队。

我与高中的一位同学一道插队落户于四川西昌地区裕隆人民公社新俗大队第一小队。这里主要种植水稻、小麦和玉米。父母认为生活条件可以艰苦，但粮食不能缺少。

第一小队地处牦牛山的山脚下，‌不仅是公社最偏远的生产队，也是全西昌地区最穷的生产队之一。‌ 每天一个工分‌从未‌超过三角钱。家家户户每天只吃两餐：清晨出早工前‌不吃早饭‌，早工后及夜间再分别吃饭。不仅没有通电，通往小队的道路也只有羊肠小道。这里的农业技术落后，耕地完全依赖‌传统‌的牛耕方式。

这个小队是汉族、‌回族与彝族共居的生产队，彝族的生活条件与习俗比汉族‌和‌回族更加原始简单。老队长呷子木枷就是彝族人，我常看见他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用破旧的大瓷碗喝白酒，没有菜。我住宅的对面小屋也居住着彝族爷孙俩，他们靠为生产队放羊赚工分。他们屋内没有一样称得上是家具的东西：没有灶台，大铁锅下面三块土砖便是“灶”；没有桌凳，吃饭围锅席地而坐；没有床，是旧门板架在四堆土砖上，上面铺的是稻草，白天穿的擦尔瓦（彝族披毡）也是晚上睡觉的被子。他们剃头用的是镰刀，拔牙用的是尖嘴钳。

在数百万知青大军中，其实我算是幸运的——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仅有‌两年多的时间。不过，在那两年里，国家仍大力推行“知青扎根农村”的政策宣传。高考落榜后‌，返城的希望逐渐渺茫‌，我怀着近乎“无期徒刑”的绝望。‌越是‌没有希望，就越是安分下来‌，与村民打成一片。当我想家、想亲人的时候，就去二十多里外的‌、‌父亲好朋友的儿子——老知青岳大哥‌那‌坐坐聊聊。

至今已四十七年了‌，乡亲们的许多名字及形象特征我还记忆犹新：彝族老队长呷子木枷、参观过大寨的‌年轻‌队长赵学胜、会计赵学兴、赤脚医生孙宏权、兽医赵图品、彝族放羊娃王甲子、回乡青年赵图兴与洗学亮、木匠赵学湿、烟斗不离身的彝族农民康炳科、会拉二胡的赵学渊、弟弟被国民党抓壮丁的肖毕文大爷、患有抑郁症成天自言自语的队长母亲、脖子上患有碗口大肿瘤的兽医母亲……。

越是贫困的人，心肠反而越善良。虽然我们知青来自大城市，相对贫困的农民，算是见过世面的，但他们认为我是离乡背井的青年‌，始终怀着‌泥土般质朴的怜惜‌‌。自我到生产队后，我几乎没有去公社集市卖过菜——‌总有不留名的乡亲在我窗台上，搁下几匹带着露水的白菜叶、三两枚沾着泥的土豆，或是一根水灵灵的萝卜‌‌。

在村民们的关怀下，我很快从孤独中走出，融入了生产队这个温暖的大家庭。离开父母后的第一个春节，我是在生产队度过的。按照国家政策，知青插队第一年的口粮由国家供应，我每月能分到35斤大米；第二年才开始和村民一样，靠工分挣取粮食。

记得那年春节，风格外凛冽，呼啸的风声如同京剧《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那场戏里的伴奏，凄厉而苍凉‌。在风声中，感觉有敲门声，我试着拉开门。突然，狂风卷着尘土从门缝中扑进屋内，刺得我几乎睁不开眼。定睛一看，是肖毕文的孙子——孩子裤腿和袖口早已磨成了破絮，赤着双脚，褴褛的衣襟下摆还沾着羊圈的草屑。手里捧着一个豁了口的粗瓷大碗，怯生生地问:“叔叔，借碗米，好吗？”我赶忙将他拉进屋，关上门。“好，好，好的……”我左手撑开米口袋，右手接过碗，深深插进米袋，顺时针一转，再缓缓提起，米粒在碗口堆出小小的山尖。递给他时，我刻意放轻了动作，生怕洒落一粒。当他接过米碗转过身去，我注意到他皲裂的脚后跟已冻裂紫红的血口子。望着他小心翼翼捧碗离开的背影——这画面与村民们悄悄放在窗台上、带着霜露的蔬菜重叠在一起，让我第一次触摸到这片土地的脉搏——像牦牛山上的岩石，粗粝中藏着地热的温度。

一天清晨，如同往天一样，老队长的哨声刺破了村子的寂静。出早工的社员们三三两两聚在村头的石板坎上，等着年轻队长分配当天的农活。我碰了碰身旁的社员陈明胜，低声问：“昨晚你听见狗哭了吗？”他猛地转过头:“肖毕文的儿子昨晚死了，你不知道？”赤脚医生曾说过，他得了二号病（霍乱），肖大爷没钱送儿子去县医院，就一直趟在家里，没有想到昨晚就死了。收工后，我去了肖家。土房的木门已被卸下，横在堂屋中央充作灵床。西昌的土屋本就窗户小，没电灯的夜里，煤油灯成了唯一的光源。冷风从窗缝钻进来，煤油灯的火苗忽明忽暗，将门板上的影子拉得扭曲变形，像张牙舞爪的鬼魅。房间内气氛凝重如铁，煤油灯投下的阴影与啜泣声交织，压抑得连呼吸都显得刺耳。突然，有个女人的尖叫声划破死寂。我回头望去——门板上的影子竟直挺挺坐了起来。那一瞬，空气仿佛凝固。直到肖毕文踉跄着扑过去，颤抖的手摸到儿子的鼻息，半天才发出四个字:“没死！没死！”煤油灯仍在摇晃，可那诡谲的影子，此刻却成了生命的奇迹。

我在生产队也始终受到队长的爱护，从不让我干重体力的活，经常安排我在晒场翻谷子。一天，社员们从田埂那头挑来一担担刚脱粒的稻谷，扁担压得咯吱响，汗珠混着稻谷扬起的尘土，在烈日下结成一道道浑浊的泥印，顺着社员们黝黑的脊背蜿蜒而下。忽然，人群里炸开一桩奇闻——肖毕文收到了一封香港来信。那年月，海外通信管得极严。农村的涉外信件需先经公社武装部拆检，确认无“反动内容”才能转交收件人‌。这穷山坳里竟收到香港的来信，简直太稀罕。

收工后，我正在煮饭，肖毕文就攥着信来到我宿舍。老人枯瘦的手抖得厉害，信纸簌簌作响:“帮我写个回信吧。”我接过信，原来是他失散三十年的亲弟弟写来的。解放前在西昌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全家都当他战死沙场了。信中的繁体字句句显得生涩:“……他们都去了台湾，我留在香港教堂做事，如今退休，住在二十多层的小格子间……家里还有几亩田？还有几头牛？”‌这时老人眼眶通红，血丝蛛网般爬满眼白。我知道肖大爷此时的心情，家里的困顿该如何向远在香港的弟弟诉说？回信还需经公社武装部审查，何况肖大爷是富农，仍然属于被严格监督管理的对象。我犹豫了一会，从箱子里拿出信笺和笔，写道: “……新中国解放后，人民公社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修建了水库与灌溉的水渠，大队配套有学校与卫生站等公共服务设施……”又写: “我们全家子孙满堂，孙子都已经十岁，我们生活很幸福，望你无需挂念”

两个月后，肖大爷收到了弟弟的第二封回信。信纸很薄，透着光能看见背面工整的钢笔字迹：“来信收悉，得知家中一切安好，我放心了。”随信还附着一张黑白七寸照片，照片上的老人西装革履，虽然已是白发苍颜，却端坐在一把精致的扇形竹藤椅上，显得格外精神。肖大爷用颤抖的手指摩挲着照片，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些什么，最终却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张照片上的景象与他记忆中那个被抓壮丁的年轻弟弟相去甚远，更与晒场上佝偻着接受批斗的自己形成了鲜明对比。照片上的划痕及手印污痕显示，这封信已经经过许多人接触过。

我注意到肖大爷的嘴唇微微颤抖，枯瘦的手紧紧攥着信纸。他望着远方连绵的农田，眼神渐渐变得恍惚，仿佛透过这片土地，看见了香港那边陌生的“小格子间”。最终，他将照片小心翼翼地塞进了贴身的衣兜里，脸上的表情是一种难以言说的茫然与隐忍。

我下乡的这两年（1976年至1978年），正值中国历史上关键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连接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与改革开放的启动，同时也是人民公社制度弊端暴露并走向解体的阶段。当时，行政权力全面掌控农村资源，实行统一经营和平均分配，导致社员普遍消极怠工。‌即便‌有上级蹲点干部在生产队监督劳动，‌即便‌部分社员原本有积极性，最终也‌沦为‌出工不出力。有些社员越穷越懒，甚至沦为烟鬼，成天无精打采，‌那只装着烟丝的破军用挎包从不离身，出工时总是不停地卷纸烟抽‌，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也有人试图通过勤劳改善生活。‌一些有头脑的社员想凭借家族传承的手工编织技能增加收入，但当时农村集市贸易尚未完全放开。虽然家庭副业政策处于松动阶段，基层执行仍受“左”倾思想束缚，发展空间极其有限‌。有一天，我去公社集市赶集，路上遇见生产队的‌洗大叔‌，‌他‌用扁担挑着新编制的竹篓、簸箕、箩筐等农具去集市售卖，半路被大队支书截住，‌勒令‌他写检查并警告“下不为例”，否则按“投机倒把”论处。

我们这届知青的经历，‌若‌与整个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尤其是“老三届”）相比，‌无论在物质生活的艰辛还是精神层面的苦闷上，都难以企及他们的程度‌。我们下乡一年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两年后，开始妥善安置知青就业。大家通过高考、招工陆续返城。‌对‌我而言，这两年知青岁月的核心价值，‌在于‌艰苦环境中锤炼的意志、耐劳的精神、感恩的情怀以及强健的体魄。

▲这是2009年，我重返离别三十一年的第二故乡时，在村口第一个看见的乡亲是憨厚老实的赵学龙大哥，我也不知为什么，突然就叫出他的名字，随后他也吃惊地喊出我的名字，我们特别地激动，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喜悦的泪花滚落在我们的脸颊。

▲这是2009年，我重返离别三十一年的第二故乡时，在村头与当年木匠赵学湿、会计赵学兴、回乡青年赵图兴、会拉二胡手的赵学渊、年青队长赵学胜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