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话满清（自驾旅行笔记之六）

天鹰

　　当我们“自驾游”的旅行脚步，即将踏进河北的燕赵大地和东北地区时，我们心里就清楚，明清两大帝制王朝的历史文化将迎面向我们走来；而当我们走进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时，这里将呈现给我们的是当年满清王朝权贵们在此进行一个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以及在此进行休闲避暑的“夏都”。而此处的美丽山水胜景，也完整见证了满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沧桑；可以这样说：北京故宫是中国明王朝的历史建筑遗存，而承德避暑山庄则是清王朝的建筑遗存，都是明清两朝兴盛时的产物；这两大历史建筑遗存，同时也都进入中国1985年评出的十大名胜景区之列。

当我们踏在承德这块土地上时，我首先回想起满清的前期历史：建立清朝的满族先世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肃慎人，他们生活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1616年，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建立后金政权；1635年，儿子皇太极废除“女真”旧称，定族名为“满洲”，简称满族。1644年，趁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之际，以摄政王多尔衮为首的满军，充分利用明朝镇守山海关辽宁总兵吴三桂和闯王李自成的矛盾激化（“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在吴三桂的引领下入关，并占领北京城，逐步统一全国。满族则成为统治中国的民族，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在想，这也是一个受到上帝宠爱的民族，在入主中原的前后历史上，就出现过多位颇具雄才大略的英主：入主前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他们父子两代人的努力下，满族在东北地区奋然崛起，为后续强势进入中原奠定坚实基础；而在入主中原时，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皇太极弟弟），长袖善舞、善用降清的汉族人才、招降纳叛、用软硬两手奋力开拓，终于让满清王朝在中华大地上站稳脚跟（只是多尔衮生前权势滔天，死后骤遭顺治帝清算，最终在乾隆朝获平反）。入主中原后，又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几位大帝，以及后续其它一些也才干不凡的帝王，以他们的才能和治国方略，统治着农耕和游牧两大民族达268年，而清朝疆域控制面积，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属于前列的（中国历史上疆域曾经最大者排列顺序为：元朝、清朝、唐朝），而对疆域有极强“实控力”的，元朝和唐朝都不能和清朝相比，这也是十分不易的；而在中华历史上，异族入主中原，全方位统治中国，也只有蒙古族的元朝和满族的清朝，但元朝也只统治了98年，大大少于满清的统治。故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两次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的统一多民族王朝，而清朝是其统治范围更广、民族整合程度更高的王朝；为此，这两个民族入主中原，也给中华民族扩展了大片领土，中国的疆域因此而大为扩大，奠定了我国近现代的疆域版图；

当然，异族统治中国，也是非常残酷的，而中华汉人的地位之低，也是前所未有，也被压到了历史之最低；如元朝统治时期，曾根据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顺序，将统治下的人群划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把南北方汉人压为最低等级，实行极残酷的统治；而满清入主中原时，为了征服汉人，而采取极残忍的屠杀行为，初期如“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均对汉人实行屠城，残忍之极！包括满清历朝对汉民族精英分子实行的“文字狱”，目的只有一个：以此来打掉汉人的反抗意志而已！

正如历史学者张宏杰先生，在他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中所言，经过异族的两次共360多年的极其残酷压榨统治，及长期经历的帝制政权统治，我国的民族性格，从春秋时期“品格清澈”的贵族性格、到汉唐时的“雄健阳光”的尚武精神、而到了元明清时的“流气痞气”和“奴性”加重；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般、飞流直下，有使之恶化的趋向，虽说不是绝对，但此见解，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值得我们深思警觉；（接下文）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5月21日的上午，在我们自驾旅行的第九天，我们终于走进了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可以这样说，承德避暑山庄的创建，首先归功于满清王朝前期那位康熙皇帝，而从这位皇帝遗留下来的画像来看，却是一个脸部瘦削的干瘪老头，但人不可貌相，想不到他却是一位雄才大略、也是颇有作为的皇帝，二者本质上高度统一：其“雄才大略”体现于战略眼光与政治智慧，“颇有作为”则是具体功绩的落地呈现。而当年康熙皇帝颇具眼光地选择此处修建这座皇家园林，就不止为了避暑，更隐藏着他深远的政治智慧；

当我们迈进避暑山庄大门时，即聘请了当地旅行社已退休的一位姓李的资深女导游，来为我们进行全过程游览解说。李导告诉我们：避暑山庄于1703年（清康熙四十二年）开始选址主持修建，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耗时89年最终建成。李导在带领我们在山庄内行走时，并首先重点介绍了避暑山庄的地形与当年建造山庄时借自然造景，融南北风格的布局的特点：

一是地形丰富：占地约564万平方米，约8400多亩地（相当于北京颐和园的2倍），分为 宫殿区、湖泊区、平原区、山峦区 四部分，利用天然起伏的地势，将山水、草原、森林等景观融为一体。

二是建筑风格：宫殿区（如“澹泊敬诚殿”）以青砖灰瓦、朴素典雅为主，体现康熙“崇俭戒奢”的理念； 湖泊区模仿江南水乡（如“芝径云堤”仿西湖苏堤）； 平原区设蒙古包、木屋； 山峦区则保留原始山林风貌，实现“不出山庄，尽览天下景”。

康熙创建避暑山庄，本质是以“政治功能”为核心，通过自然环境与人文设计的结合，实现民族融合、边防巩固与政务治理的多重目的，其环境特点则展现了清代皇家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智慧，也成为中国古代帝王“治国与修身”思想的物质载体。（接下文）

　　我们跟随着李导，首先浏览山庄内“宫殿区”正宫区域的“澹泊敬诚殿”，望着殿内正中康熙大帝书写的匾额“澹泊敬诚”四字，感受着当年三国诸葛亮诫子的名句“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深远意境；我们还走进松鹤斋、继德堂、乐寿堂、畅远楼等。还有皇帝们在此批阅奏章的万壑松风殿、鉴始斋、静佳室、颐和书房等处殿堂，这些场景环境优雅，确实是修心养性的好场所；

避暑山庄的“湖泊区”位于山庄东南，有大小湖泊九处，统称为塞湖，其中面积较大的湖泊有澄湖、如意湖、西湖等。当我们跟随着李导登上红色的湖区游舫，荡舟在澄湖上时，望着澄澈的湖水，在阳光照耀下清澈透明，波光粼粼，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倒映着周围的山峦、树木和建筑，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而遥望湖边堤岸上，杨柳依依，嫩绿的柳枝随风摇曳，像是少女的发丝在风中飘舞。柳叶已经完全展开，翠绿欲滴，与清澈的湖水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清新自然的画面，我们在游舫的摇荡中，感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游过山庄湖泊，李导带领我们坐上山庄的景交车，来到了“山峦区”，山峦区位于山庄西北部，面积约占全园的五分之四，这里地形地貌多样，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势高峻，最高处海拔510米，与湖区、平原区海拔相差180米。此地森林植被茂密，松树满山，有众多参天古树，夏日阳光透过树叶洒下，形成斑驳光点，宛如世外桃源。我们登高俯瞰，山脚远处外八庙的“小布达拉宫”（普陀宗乘庙）和“班禅行宫”（须弥福寿庙），两处有着鲜明藏式风格的建筑群寺院，显得庄重与华丽，全景尽收眼底，让我们称羡不已（当天下午，我们即驾车游览了这两处藏式建筑群，内容叹为观止）；

踏入避暑山庄的平原区，仿佛置身于一片绿色的海洋，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绿草，犹如一块块巨大的绿色绒毯，平整而柔软地铺展在大地上。微风拂过，绿草轻轻摇曳，如同波浪般此起彼伏，层层叠叠的绿浪向远方延伸，与天边的蓝天白云相接，构成了一幅无比壮阔而又和谐的画面。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与近处的绿草如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山峦的雄浑与草地的柔美相得益彰，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而平原区的万树园区域，则是蒙古包的主要分布地，硕大的白色蒙古包，点缀着淡蓝色的线条和图案，煞是美丽；平原区的西部是“试马埭”，这里的草地更为开阔平整，视野极佳，它是清代皇家用于 检阅骑兵、试马练兵 的场地，同时也是皇帝与少数民族首领、外国使节等举行野宴、摔跤、赛马等活动的场所；（接下文）

　　在参观山庄的平原景区时，我坐在“试马埭”松软的草地上在沉思：满清民族作为一个即经常骑在马背上、同时又从事渔猎和农耕活动的民族，满族和北方草原上的蒙族、以及青藏高原上的藏族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如在宗教上，共同信奉着“藏传佛教”；自从1644年满清八旗兵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政权后，就马上就意识到，如何和蒙藏两族建立友好关系、如何笼络和羁縻好这两大民族，事关政权的稳定。

故康熙大帝在离北京200多公里处的“热河”（当年承德叫“热河”，原因是承德避暑山庄里的一处有地下温泉的“热河泉”景观，就叫“热河”）的青山绿水间选址，即现在的承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此创建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作为和蒙藏两族王公们的会见之所，极尽礼遇之恩，而承德的“普陀宗乘之庙”（小布达拉宫），即是仿造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一为避开当时京城容易感染的“天花瘟疫”，因为生长在草原和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对此没有抵抗力；二为蒙藏两族信奉的“藏传佛教”，使之有一个方便祭祀的场所；三则为满清皇族有一个避暑和狩猎之地。而更重要的是具备如下几点重要功能：

一是取代长城，构建“心理边防”：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需打破汉族“修长城防游牧”的传统思维。康熙认为“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在于“怀柔人心”，即通过在避暑山庄周边设立“木兰围场”，以每年“木兰秋狝”（皇家狩猎）为契机，联合蒙古各部贵族参与围猎，既展现军事威慑力，又以“共同活动”拉近与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关系，形成“不修长城修‘心墙’”的统治策略。

二是笼络蒙古各部，强化政治同盟：避暑山庄地处北京至蒙古草原的交通要冲，康熙在此接见蒙古王公、西藏活佛等少数民族领袖（如册封班禅、举行会盟），通过赐宴、赏赐、修建寺庙（如外八庙）等方式，推行“因俗而治”政策，化解民族矛盾，将蒙古各部纳入清朝统治体系，巩固“满蒙联盟”这一清朝统治的重要根基。

三是建立“夏都”，高效处理边疆政务：夏季北京酷热，康熙将政务中心移至避暑山庄，便于就近处理蒙古、东北等边疆事务，避免因地理距离导致的决策滞后。同时，在山庄内接见边疆使者、部署军事行动，使这里成为清朝中期的“政治副中心”，提升对北方边疆的管控效率。

由此可见，对比明清两朝为巩固政权和应对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策略：明朝采用的是大修长城、设立关城，如明代所建气势雄伟的“山海关”，即想御敌于长城及关外；而清朝康熙大帝的理念则是“长城在人心”，以一种怀柔政策来对待异邦异族，可谓是软化人心，从后续的历史发展来看，可谓雄才大略，充满着自信，更是棋高一着。（接下文）

　　我在想，此处承德避暑山庄，虽环境优美，胜景处处，满目绿荫清凉，宛如一个世外桃源所在，满清权贵们在此风云际会、运筹帷幄，可说是当年“康乾盛世”的产物；但由于近代以来，从15世纪开始，世界大势发生极大的变化：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运动，欧洲逐渐开始走出中世纪，欧洲文明开始崛起，尤其15世纪—17世纪的世界航海地理大发现，并首先由西欧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开启，其它欧洲国家前仆后继，经过大航海的努力开拓，到达亚洲的航路开通、以及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已把整个世界联在一起，而后续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更让欧洲文明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而“西学东渐”的浪潮也已开始强烈地拍打着我国的海岸；

只可惜，当时身处东方的帝制满清王朝，闭目视听，还以中原王朝“天下之中”自居，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这里也有几个原因：一是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半封闭性，如东、南濒临太平洋，西、西南有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横断山脉等“世界屋脊”阻隔，北有蒙古高原、沙漠（如戈壁、塔克拉玛干），西北有天山、阿尔泰山等山脉，形成天然地理屏障；二是长江、黄河流域构成核心农耕区，四周山脉、高原、海洋环绕，形成独立的地理单元，文明在内部可相对缓慢独立发生发展，处于农耕文明的帝制中国，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

故此，当1793年9月初秋时节（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以祝贺乾隆帝80寿辰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访华，并来到此处的承德避暑山庄求见乾隆帝，这是英国首次派正式使团来华，借祝寿为名，实施英国希望打开中国市场，扩大贸易（如推销工业制品、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并建立外交关系（互派使节、开放通商口岸、减免关税等）等方略。而当时的乾隆皇帝把英国当作一个“藩属国”来对待，即首先要求马戛尔尼遵守清朝的三跪九叩礼仪，为此进见礼节就纠缠了好久；二是对马戛尔尼所带来的代表工业革命成果的一大批先进物品准备进献时，如天文仪器、武器装备、交通工具、毛纺织品及一些先进机器等无动于衷，持轻视态度，还觉得这些属于“奇技淫巧”；乾隆在给英王的敕谕中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拒绝了英国通商请求，这一态度反映了当时清廷对世界格局的认知局限，也错过了与西方平等交流的机会。可见，乾隆的态度反映了18世纪清朝的封闭心态，错失了接触欧洲工业文明的一次绝佳机会。（接下文）

　　世界上的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中，一个帝制王朝从它创建开始，一般情况下总会经历由盛转衰的过程，满清帝制王朝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乾隆帝后的时间段里，在避暑山庄即发生了一系列事件：

一、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帝在避暑山庄突然病逝（一说因中暑或心脑血管疾病）。此时距乾隆去世仅25年，但清朝已显露颓势；嘉庆朝是清朝由“康乾盛世”转向衰落的关键时期，其病逝于象征“盛世”的避暑山庄，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王朝盛极而衰的宿命。

二、道光帝（1820—1850年在位）曾多次到避暑山庄，但此时清朝已因鸦片泛滥、白银外流陷入更深危机；避暑山庄的维护逐渐松懈，部分建筑因经费不足开始破败，反映出中央财政的枯竭和统治力的衰退；

三、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前，咸丰帝逃亡避暑山庄，内忧外患下的王朝崩塌预演；咸丰帝最终在山庄病逝（1861年），临终前任命的“顾命八大臣”，却引发与慈禧、奕䜣联手的权力斗争，最终导致辛酉政变爆发。此事件虽以慈禧“垂帘听政”掌权暂时稳定政局，但也开启了晚清女主干政、中央权力结构失衡的局面，也更无法应对欧洲崛起世界大势剧变的局势，加速了王朝的衰落；

四、避暑山庄的彻底荒废：是晚清统治力瓦解的缩影，同治、光绪朝后，清朝内有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外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政局动荡，皇帝再无心情前往避暑山庄。山庄因缺乏维护，建筑损毁、文物流失（如列强侵华期间部分文物被掠夺或破坏），逐渐从政治中心沦为荒废的皇家园林；

从某种意义来说，承德避暑山庄从它创建开始及后续的时光，即见证了满清帝制王朝的从兴盛、衰落、灭亡的整个过程，成了回顾满清历史的“活化石”！后续的1840年和1856年起的中英两次“鸦片战争”，英国通过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而中国以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为标志，进入了近代史阶段；故此与后续的一系列事件及变革（如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变法等）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即从传统农业文明向近代工业文明转型的屈辱与探索历程；而1911年10月武昌响起的枪声，辛亥革命的爆发，满清帝制王朝的丧钟开始敲响！（接下文）

　　我还在想，上帝对满清王朝还算是垂怜的，在它即将覆亡的最后阶段，它面临的对手不是如当年“太平天国”洪秀全之辈喊着“杀尽清妖”的口号，及历史上的那些农民起义，否则满清权贵将面临血雨腥风，死无葬身之地！从历史事实看，辛亥革命最终是以相对“温和”的方式终结了帝制——武昌起义后，通过南北和谈，清室接受退位优待条件（如保留皇室尊号、获得经济补偿、保留北京故宫为满清权贵居住地等条件），避免了大规模流血残杀事件，在中华大地上保存了满族的一席之地，与汉民族共存，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世事鼎革时期，在中华王朝更替的历史上，可算是极其罕见的。民国政府在政治纲领中，并剔除了“驱逐鞑虏”条文，而以“五族共和”代替之，而其中的五族，即指“汉满蒙回藏”，并为之写入了民国《临时约法》里，也因此避免了国家因民族矛盾而分裂；这和传统农民起义中王朝崩溃时的激烈动荡（比如明末农民军进京后的局面）确实不同，某种程度上也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策略、立宪派的斡旋以及袁世凯等势力的博弈有关。从此帝制被终结，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民国政府登上历史舞台。它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俱往矣，“承德避暑山庄”当年以满清王朝的“盛世之物”而面世，历经世事沧桑后，最终沦为普通的“皇家园林”而供我们普通民众浏览欣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无疑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也终于证明：“皇冠终究要被打落”！

辛亥革命推翻皇权专制、建立中华民国，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推动了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历史功绩值得肯定。只可惜，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建立的 “中华民国”政府，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满清帝制后不久，却陷入了争权夺利、争权不争威的局面，而这个“威”，即是民主宪政！而且到了国民党在1927年北伐战争统一中国后，更陷入了最糟糕的“党国体制”，致使现代化转型之路，长路漫漫！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进行的如此艰难曲折，致使我们心生无限感慨！

我们为了继续旅行探索，终于离开了承德避暑山庄，向着东北的沈阳前行，但在承德避暑山庄所感受到的一切，却在我的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并让我想起刘禹锡的“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诗句。

“读史使人明智”是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我们跋山涉水、屐痕处处、一路走来，走进各种历史场景、走进各处历史名人故居，其中的目的之一，就想感受各处历史的遗迹和残留的气息，以现代眼光和理念，探索思考着各种历史现象和问题，我想，这无疑是有益的！

（完）

（写作于2025年6月13日）

以下图片，即承德避暑山庄外围“外八庙”中的“小布达拉宫”（普陀宗乘庙），一处有着鲜明藏式风格的建筑群寺院，

以下图片，即承德避暑山庄外围“外八庙”中的“班禅行宫”（须弥福寿庙），一处有着鲜明藏式风格的建筑群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