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沽失守  慈禧宣战

静宜观山（屈春海）

庚子国耻祭之二

八国联军在大沽登陆

大沽位于天津东南，海河入海的东南，东临渤海，北靠京山铁路，是通向北京的门户，乃天津的海防要隘，军事地位十分重要。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陆续对大沽炮台进行了修复和改造。到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之前，大沽炮台数目由原来的6座减为4座，南、北岸各两座，炮台的武器配备和设施都较前大为加强。火炮大都为德国的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式和国内仿制的产品。 此时，大沽炮台由天津镇总兵罗荣光和副将韩照琦率领的淮军六营及水雷营共计三千余人驻守。此外，还有北洋海军统帅叶祖珪所率“海容”号巡洋舰和“海龙”“海犀”“海青”和“海华”4艘鱼雷舰停泊在大沽口内。 大沽之战标志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式爆发。

英法联军入大沽，占领北塘炮台

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司令西摩联军以保护北京使馆为名，一支由英、美、德、法、俄、日、意、奥水兵组成的2000余人队伍，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清政府受到很大震动。6月13日，慈禧在上谕中说：外国若再增兵赴京，后患何堪设想？她急忙伤命裕禄等“实力禁阻”。又谕令正在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部调到天津至北京铁路沿线加强戒备，并令驻防大沽的天津镇总兵罗荣光“一体戒严，以防不测。”西摩联军在京津铁路沿线遭遇了清军与义和团的顽强阻击，致使铁路交通瘫痪，电讯联络亦随之中断，局势骤然紧张。集结于大沽口的各国海军将领，因信息渠道被切断，与北京公使馆及西摩联军之间的联系彻底中断，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各列强舰队指挥官分别于6月15日、16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抢先下手夺取大沽炮台，打通京津通道，并详细讨论了夺取大沽炮台的具体作战方案。

八国联军头目

6月16日下午，陆地上由德国海军大校波尔担任总指挥，共计900多人的联军陆战队在塘沽登陆，埋伏于炮台的侧后方。水上的联合舰队20余艘战舰布在炮台的内、外侧海河中，与登岸之兵，互为声援。

左一大沽守将罗荣光

联军在作战部署基本就绪后，于当晚9时向大沽守将罗荣光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军队于17日凌晨两点钟让出大沽南北炮台营垒，以便屯兵，疏通天津至北京的道路。如到时不让出炮台，将开炮轰夺。口气强横至极，双方交战已不可避免。 大沽守将罗荣光对于列强的最后通牒，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并下令“如果洋兵开炮攻打炮台，坚决予以还击，竭力抵御”，同时他意识到炮台守备力量不足，便又派吉善赴津飞报。还派专差通告驻守大沽的北洋海军叶祖珪，请其命令海军作好战斗准备，到时协同作战。 6月17日0点50分，停泊在海河中，黑压压的联军舰艇如同巨兽般猛然苏醒，炮口喷吐着烈焰，向大沽炮台发起了排山倒海的猛攻。守备在南炮台的罗荣光立即下达命令，督同副将韩照琦，共同率军奋起反击。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幕由各国海军正式揭开。

八国联军军舰在大沽口

以罗荣光、韩照琦为首的中国将士，面对敌军的猛烈炮火，犹如磐石般屹立不倒，他们坚守在炮位上，以雷霆万钧之势，将一发发炮弹精准地送入敌军阵中，重创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攻击北岸炮台的两艘军舰中弹起火，攻击南岸炮台的4艘军舰也只有俄“海龙”号幸免。 水中敌舰，虽大部起火，但火力配备没有受到破坏，仍能向大沽炮台猛烈轰击，由于大沽炮台为硬土建造，防御工事不甚坚固，清军各炮台损失严重。特别是西北炮台，正面有敌舰攻击，背后有从侧面包抄过来的联军陆战队，伤亡大半。17日早晨5点左右，西北炮台弹药库被敌炮击中起火，管带封得胜血战身亡，兵勇死伤相继。最终，因弹药耗尽，又无援兵到来，西北炮台在悲壮中沦陷。侵略军得意洋洋地拾起清军遗落的两门大炮，调转炮口，向南炮台和北炮台发起了更为猛烈的轰击。 西北炮台被占后，北炮台陷于孤立，很快也被联军攻下。侵略军们又占用北炮台的大炮，向南岸的炮台猛烈轰击。由于地势高，目标清，对南岸炮台造成了极大威胁。最终，因弹药耗尽，伤亡惨重，北洋海军援军迟迟未至，清军无奈撤退。6点30分，南岸两个炮台也被联军占领。罗荣光收集各炮台余部，扫通后路，退至西南新城。

大沽炮台失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继1858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之后的第三次失陷。它对战事形势的演变以及国家的未来安危产生了深远影响。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其中第八款专门规定，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路炮台一律削平。国门彻底向列强敞开，帝国主义的军队随时可以长驱直入，随心所欲地操纵清政府。

在八国联军大规模入侵面前，迫使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和义和团的基本策略发生了短暂变化，由一开始的镇压义和团，乞求列强停止进军变为暂缓对义和团的镇压，并“联团抗洋”，对外宣战。

慈禧太后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连续召开4次御前会议，研究局势，寻求对策。主张围剿义和团一派袁昶、许景澄等与主张安抚一派载满等争论激烈。此时，清廷又收到列强伪造的迫使慈禧太后‘归政’的照会，以及侵略军要求占领大清炮台的奏报，这一消息对慈禧太后震动极大，严重损害了她的自尊和权力欲。即“悲且愤”的情绪成为宣战的催化剂。6月19日，她接到了裕禄关于大沽炮台紧急情形一列强发出最后通牒的奏折，才下定决心对外宣战。应战的决心是定了，并下达了限定公使馆人员在24小时之内撤离北京的照会。可清廷却又迟迟不发表宣战声明，主要是因为这时慈禧太后还不知道联军是否确实已经进攻大沽，对列强的入侵还抱有幻想。6月20日，慈禧太后还在给裕禄的上谕中追问：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仗强占？同日，裕禄上报称联军已侵犯大沽炮台，天津清军与义和团已联手与联军展开激战。21日，慈禧太后接到大沽失守的奏报，遂于当日发布宜战上谕：……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所谓清政府宣战，实际上是对帝国主义列强“不宣而战”的一种“万不得已”的应战。联军进犯大沽炮台是侵华战争的引爆点。它最终把中华民族推向了更加苦难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