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昙花般开放的历史(4)～196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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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 58年“DYJ”后，乐山高级中学出现了一些人事变动。那时的校长奚方，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方针，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时。她还不是“宁左勿右，宁可坏事，宁可害人以邀功的人”，所以如肃反，如反右，她都没有扩大打击面，如对我、没给我更多的压力，还给我以照顾。但在轰轰烈烈地贯彻执行“总路线大跃进方针”的时候，她愿顶、敢顶、能顶吗？何况谁在那时就能在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面前明辨是非而预期成果哟？因此，她在领导全校师生大跃进之时，余盛泽就从彭山调来高级中学作副校长。风闻他有大专修业水平，在彭山工作时，运动中表现得出色，入了党，先调眉中，现又调高级中学任副校长。相对于我来说，他当然是际会风云而步步高的人物。不久，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听说奚方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受挫。而余盛泽走红，成了余书记。我的印象是: 他唯上命是从，不免“宁左勿右”，对下有些装腔作势，高深莫测。他调来高级中学，正值“大跃进”炽热之时，他就领导我们“前进”了。 另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是苏吉康，他于1957年秋调来高级中学任教导主任。他和余盛泽的性格不同。余有点俨然领导者，而一般是不大亲近人接近人的，苏则在生活上比较随和，较能与教师们接近。而苏吉康的政治态度则显得随风转，刮左风时，他“宁左勿右”，刮右风时，他又可以“宁右勿左”。不知他是重视实际还是没有定见，抑或是出发于什么目的。因此，什么运动他都特别积极投入，从不怕走得过头，斗争起别人来，也特别“义愤”而严厉。刘奉麟因恋爱问题而受批判时，他不仅严词指斥，甚至要动手去打，比任何人都显得“义愤填膺”。 “大跃进”时，他领导着我们“跃进”，“庐山会议”批“左”时，开“神仙会”，大家讨论“三面红旗”的得失，如我，主调也还得如报刊所宣传的主旨发言，力陈确是“得大于失”，得失之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而苏吉康和张光金（语文教师，家庭成分贫农，预备共产党员）则在我们语文组说，他们认为得失之比应该反过来，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之比，而且说时感情很激动。我们吃惊，但是谁也不敢附和。而当后来，“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时，批判哪些是“反三面红旗”的言论，则又是他们。 另一个党员杨志哉则还不是干部，是语文教师，和我同一个教研室。我们组里他最年轻，也成分最好，是贫民出身。才从青神调来高级中学时，还没有入党。我曾问他，条件如此好，怎么还不是共产党员。他说党的纪律很严，怕参加了太受约束。但不久他就入党了，因为在高中教师的队伍里，像他这样出身的知识分子太少。何况他为人也较严谨，谦和，工作态度好，在学校和大家都能相处，当然成为党的发展对象了。他入党后就更严谨，以一个党员应有的品质要求自己。因此，在各项运动中，他自然是依靠力量，参与核心，走在前面。正如他对入党也还犹豫过一样。我想，他对每一运动每一事件，他不会没有自己的思考与认识。然而已是党员，就要有党性，他就总是按党的要求办事，不落人后，却又得深沉稳重，对自己要求严些，对别人则不做得太过头。就在我前面写的拆房修街的夜战中，他从房顶上摔下，受了伤。后来他被评为优秀教师，去北京开过会。一九六二年以后他调去市府工作，后来作市文化局长，我们就未交往了，只在偶尔相遇时相互点点头。注1. 再就是我们的语文教研组长贺宗循，大小该也算个领导，但他不是党员，也始终未入党。我和他相处得最久，接触得最多，以后我将要写到他的地方也比较多。我先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他的情况，好些是他告诉我的。他的贺家是五通桥的大盐户之一，可算首富。至他的父亲，虽已开始中落，仍算富豪。他所告诉我的他的生活情况，也叫我这个还算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咋舌。他家的住宅有多宽大呢？他说，住一个师的部队进去也不会太挤。他幼年时也喜欢京戏川剧，爱哼哼唱唱，他父亲为了满足他的爱好，特请了川剧玩友和京剧玩友来他家唱，教他。自然要丰盛地招待，送红包。这些花销，在他家里是算不了什么的。而我小时则只能站在人群边听“打围鼓”，喝茶入坐的资格也没有。他和我同一年进入四川大学学习，他读的是师范学院国文系。他说，他第一年上学，带了全年的上学用费，可是才到乐山就去游了峨眉山，就用光了。可这点钱在他算不了什么，又回家去再拿就是。读书时，为了看川戏，他们同样是川戏爱好者也同样是富豪子弟的四个人，在悦来戏院（成都最好的川戏院，颇多名角）包了四个最好的座次，什么时候有好名角唱好戏，而他们又有兴趣，就去看看，否则，让那四个座位空着，票价照付。而我呢，也爱好川戏，很难得花钱去买票看戏，更出不起高价买好票。只有二哥他们上成都进货，有时叫我一道去坐在堂厢里看戏，我就觉得是最高享受了。所以当贺宗循告诉我这一件事时，我还和他开玩笑：“可惜我那时不认识你，如果认识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不去看戏，我就可以向你要票，乐得不花钱去看了。”他还告诉我，他们是两三个人请一个厨师为他们办伙食，不乐意吃自己的伙食了，就去进馆子。而我是吃大伙食团，还得轮流当值去采买操办。总之，解放前他该算是个公子哥儿，而过的也的确是公子哥儿的生活～一个人的积习要改也难，而现在他的生活也留下一些以前的生活的烙印。如果武亚泉的生活要被批评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么贺宗循的生活更有甚于武亚泉。贺宗循有一个景德镇的小瓷茶壶，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开水房泡上浓浓的一壶茶。他的烟瘾也很大，每天抽烟在一包以上，夹烟卷的手指都被烟熏得黄黑黄黑的了。他比武亚泉还多一样嗜好，就是爱喝酒，晚上去关帝庙处喝酒，他主动相约时不少。不过他没有武亚泉讲穿着。但是贺宗循不但未受什么批评，而且从一九五七年起接替刘奉麟作了语文教研组长，就一直到他后来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调去马踏，中间近二十年，可以说一直是受重用的。他和苏吉康就相处得好，他们的性格也确有投合之处，也许他更世故老练，更投机圆滑。 随着1957 年“FY”、1958年的“DYJ”运动的相继进行，大饥荒于1959年如影随行尾追而来。 农村人民公社先是经历了“放卫星”浮夸风后，伴随而来的是粮食的“高征收”、进而是“反瞒产私分”，在公共食堂仅吃了几天饱饭、食堂粮仓露底，农民开始先是吃“大锅清汤”稀饭、后来就“断粮断炊”、饿起肚皮了。毕竞不是城市人口，还有每月19斤供应粮来维持活着。 农村社员没有吃的，何来体力，便无人种地，即使种了不是被统购统销收走、便是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搜走，出现饿殍毙道，既而形成了饿殍与抛荒的恶性循环。 这时，学校加强形势教育: 从解放前后各家拥有的胶鞋、唐瓷盅，唐瓷盆…，来说明物质紧张是社会需求增大引起的，还论证红萝卜茵茵比红萝卜茎营养高。 学校一时成了救火队～四处“支农”。第一次我们带着学生去杨湾农场劳动，去收割小麦。远远望去，一大片整整齐齐的小麦黄澄澄的，迎风摇曳，确是喜人。大家都怀着丰收的喜悦，拿着镰刀，带着箩筐，准备去收那逗人爱的小麦。可是一进入地里，开刀割麦了，却令人诧异，麦穗为什么这样轻？仔细一瞧，原来麦株上没有麦穗了。开始以为顺路边的被人摘走。可是一往里走，仍是如此。有人分析：是田鼠吃了。可要多少田鼠才能吃掉这些麦呀！而且麦穗上没有鼠咬的痕迹，却是剪刀剪的痕迹和刀割的痕迹呢！就这样，一大片麦田不知是多少亩，竟颗粒无收。不，不是颗粒无收，而是被人偷着收了去。人们为了保命，打起这农场粮食的主意来已不惜一切了。 另一次去沙湾新华公社(乡)支农，我们是从安谷方向去的，过河时随身带的两罐珍贵的豆办暴瓶了、我随同学们处理这事，苏庆湘老师先走一步去安谷场用粮票订午饭: 2份2两～我与苏庆湘的，10份3两～10个学生的，每人一份红萝卜茵菜。我的二两饭及那份红萝茵下肚没有感觉，向馆子炊事员申请再要一份3毛钱的红萝卜茵遭拒绝，苏庆湘实在咽不下这红萝卜茵，把他那份让给了我，加上学生中多的一份红萝卜茵，我一下子吃了二两饭、三份红萝卜茵，肚子才踏实了，才支撑我走到了1百多里地的新华公社，但从此以后，说起红萝卜茵茵我就打干呕。 新华乡支农劳动是播种胡豆，由学生负责种。先打窝，再将胡豆种在窝里，然后盖上灰肥。第二天又干别的活。这时有同学发现有的灰肥像被人扒过，便走去一看，奇怪，灰肥下的胡豆没有了。又看其他的窝，也没有胡豆了。汇报给乡里，派人一查，竟然大多数的窝里都没有胡豆了。这当然不会是恶作剧，因为那胡豆是可以充饥的粮食呀！ 这样的事可能不少，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两件事。 在新华支农劳动中，一次我去刘奉麟、杨昌俊所在生产队，中午开饭我们三位老师按二两标准，每人分到一个大红苕的各1/3, 因为是红芯子大红苕3人都颇高兴，可惜在生产队，连如水煮盐伴的红苕叶菜也没有。说到菜也是在新华公社，我们乐山高级中学的一个堂堂正正的高中教师，竟去偷吃一家农民的泡萝卜。他姓邓，是才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来的外语教师，还戴着右派的帽子分配来的。因此还没有让他上课，先行劳动以便改造自己。他看似矮胖矮胖的。其实他不胖，是他因为水肿而面部腊黄浮肿了。当然，他没有资格进我们学校的“肿病医院”，他只能吃他的十九斤定量粮。他也随着我们去新华劳动。谁知他竟敢偷吃农民的泡萝卜呢？不就是那么几条泡萝卜吗？农民竟抓着扭着“做了贼”的老师，到大队部哭述被盗的情景。可那泡萝卜在当时是他们的命根子呀！ 那个邓老师偏偏又是个“右派分子”，自然罪孽深重了，只有批、批、批，斗、斗、斗了！不知这位邓老师最后结局、是否活到了“右派平反”的1979年。 我曾带着学生随工作组去割过“资本主义尾巴”。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是一个老年孤寡女农民的自留地，多出了几厘。这多出的当然得马上没收。这地上却栽种着青笋，已半成熟了。工作组下令学生将这多占地上的青笋铲了。那老妇也是贫农，响当当的社员，然而这时她不敢抗拒，只有哭着请求的份。她请求道：“同志们行行好！我交地，我一定交地，请让我把这些窝笋收成了，我一定交！” “同学们，铲！他们就是死拖白缠，想赖着不交。”工作组的人叫着，同学们却犹豫着，那工作组的人从一个同学的手里夺过一把锄头，就动手铲起来。他又向同学们叫道：“铲！执行政策不能手软！这是割私有制尾巴！这是铲资本主义温床！” 同学们也就只得铲起来，那老农妇跪在地下，哭喊着：“天呀！我的窝笋！我的就要收的窝笋！好可惜呀！……” 地本来就小得可怜，每人用不了几锄头，那活生生青葱葱的青笋就会被挖起，狼藉遍地，像资本主义一样倒了。 我们完成任务收兵了，我还清晰地听见背后那老农妇的哭声：“天呀！我的窝笋！我的就要收的窝笋！好可惜呀！……” 在那饥饿的年代，谁能估量这些为数不多的青笋，对这个求告无门的老农妇，是多大的价值呀！～也许能救一条命，她怎能不哭泣哀告？ “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已经是交出了土地的社员，听候指挥而生产，服从分配而领粮，他们尚有自主权去自己安排生产而又自由享受其成果的，就是不多一点的自留地了。而在“困难时期”“过粮食关”时，这不大一点的自留地则是农民的命根子了，因为它究竟能生产出一些可以吃，可以充饥的东西来。也许可以说，有些农民能够渡过“粮食关”而幸存，未必不是有赖于尚有一点自留地。 根据有关资料，困难时期的1961年，乐山地区粮食产量为231亿斤，比1949年还少30亿斤。注2. 而 “三年困难时期乐山地区因饥饿至少造成xx万人死亡”。注3. 困难时期的校园的生活 我们城镇人口像我究竟还有19斤粮，比大部分的农民的日子好过得多，但几平没有付食品，当然还是饿，高度营养不良。学校领导也不得不为全校师生的吃喝而操心，也千方百计想为大家弄到点填肚子的东西。 我们吃过槐花槐叶和着面粉的馒头 我们吃过芭蕉老壳蒸的粑。而且是以吃忆苦思甜饭名义。但我的胃子不接受，反起胃来。我赶快走出厨房，走到墙边一看没有人看得见我，忙将手中芭蕉头米粑抛出墙外，吐出了胃中含着的“米粑”。后来了解，因反胃丢粑的人不止我一个，连最不择食而食欲又旺的夏登涌，也只领了一个，勉强吞下肚。 学校把校园里凡可种菜的地，都划拨给教研组去种菜，收的菜，交百分之六十给伙食团，百分之四十留给教师自己安排，改善伙食。这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举措，尽管这可能被指责为私分“自留地”，可我们还是非常拥护。于是我们成了自给自足的农民，或者说成了生产自救的南泥湾战士。总之，我们在教学之外，还从事一些农业生产活动了。我们几乎都种的是容易活，生长最快，产量最高的厚皮菜。我们勤施肥，勤管理。那厚皮菜也的确长势喜人。我们每上交二十斤厚皮菜就可返回给我们八斤，我们组上差不多每人可有一斤。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可贵的一斤呀！一次，返回给我们二十余斤，由杨昌俊和夏登涌主办，他们叫全组每人各交二两计划粮，去买回面粉。不到两斤面粉，拌和着二十余斤厚皮菜，蒸了四大盆。我们不是吃面粉，而是吃有面粉味的厚皮菜。但是除了胃口不好的苏庆湘和食量不大的贺宗循外，都狼吞虎咽地吃着，吃了后拍拍大半盛的是水的肚子说：“舒服，舒服，总算吃撑了一回肚子！” 就这样，伙食团常吃厚皮菜，我们有时收了厚皮菜也加餐吃厚皮菜，有的人就称厚皮菜为“救命菜”。于是经历过那时的生活的人，一提起厚皮菜就反胃，因为那时吃得太多，吃伤了。而我呢，现在仍然喜欢吃厚皮菜，救命之恩不可忘嘛。只不过是偶尔吃一回，调料又好，做法又精比那时好吃多了 学校还组织我们养“小球藻”，觉得小容器养解决不了大问题，就决定修一个大的池。于是就紧挨着“八一”篮球场，修了一个有篮球场面积大的“小球藻池”。修好后，蓄好水，放进了小球藻。可是，小球藻长不赢浮萍，浮萍长不赢野草。各种虫子也繁殖起来了，也响起了青蛙的叫声。小球藻养不起来了，便在池上搭上架子，种起南瓜来。南瓜长势很好，收的南瓜交给了伙食团，也不无好处；而且另一好处，就是我和刘奉麟于深夜偷偷地来吊青蛙，用以解馋。据我所知，至少还有教导处的职员周文轩也吊过。 学校领导也有一些路子，就想法为教职工弄点吃的。比如酱油厂生产“人造肉精”，学校就想法去买。我也分到过一斤，“人造肉粮”就是酿造酱油的脚料（平时用作饲料）加工而成的，然而在那时却的确把它当成“肉精”，唯恐买不到。美美地吃完那一斤后，我还非常可惜不能买到第二斤呢！ 学校领导还争取去买干挂面来售给老、病的教职工。因为常吃红苕，面条就显得是可贵的东西了。我多么想买上一斤干挂面哟，可是我还没有买的资格。 肿病多起来了。学校领导也向医疗机构请求尽可能多给我们“康复散”。所谓“康复散”，是少量的黄豆面，少量的红糖与比例较大的细米糠拌和而成。据说这是能治肿病的药。是否能治，大家都明白。但谁都希望能领到它，因为它是不要计划粮就可领得的，可以充饥的东西呀！而且它比起芭蕉根之类好吃得多。这要患肿病的人才可得到。我得到过一包，我把它当成珍品，每天吃一些，吃了好些天。 负责工会工作的童湛，他也设法为会员买吃的，但什么也买不到。不知他走什么路子，终于去全华酱油厂买到一些酱油，愿要者可分得一斤。饿了时去喝两口酱油，确也不是什么滋味，调调味口而已。可是童湛却受到书记余盛泽的批评。余盛泽说，吃多了酱油之类的盐制品，就是发水肿病的，指责童湛做得不对。童湛是好心，他为我们谋求食物。余盛泽也是好心，他担心大家的肿病。总之，各方面都千方百计想弄到吃的。 刘奉麟、杨昌俊曾约我一同骑着自行车，来回跑一百华里，跑到甘江去出出高价吃了一回红萝卜饭。周文轩托我回甘江时，为他买点细糠。我回甘江时，带着两个侄女，特地去艾中河石坝上捉打屁虫。 …… 总之，千方百计想弄点吃的。饿呀！ 肿病医院 长期的营养不良，肿病流行了。 肿病就是水肿病。这种病没有什么病痛现象，就是水肿，是长期严重缺蛋质引起的。开始是两脚浮肿，乏力，当然饥饿想吃。逐渐浮肿向上部扩展，面黄浮肿，行动也难了。有的还勉强行走着，走着走着，走不动了，倒在地下，就再也爬不起来，成为路上的饿殍。“困难时期”，就是这肿病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我堂兄万泽循正是这时也成了“道有饿殍”中的一员，倒毙在去汉源求食的沟壑里。水肿病的良药就是有营养的食物，能够解决吃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肿病问题。有一个人患了肿病去医院请医生诊治，那医生和他相熟，就敢说真话。那医生说：“你吃什么药呀，去买一只鸡来炖着吃，肿就消了。”那医生又撩起自己的裤管，对病人说：“你看，我比你肿得凶，我却无法为自己处方。我知道鸡、鱼、肉等是良药，可市上也没有。” 我们究竟还有19斤保命粮，加上千方百计寻谋点吃的，还不怎么水肿。但是却不能说没有水肿，只是轻重程度不同而已。像贺宗循，身材矮小，活动量不大，消耗的养分就相对少些，加以他可以买点高价食品吃，所以他就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什么水肿。而如胡道一，身材高大，自来食量酒量都大，现在一下子只有十九斤粮吃，而且他子女多，爱人未工作，家累就很重，他还得顾一家子，于是自来就是工会的补助对象，现在日子当然过得更艰难了。所以他就首先水肿起来，严重时，两只脚肿得粗而发亮。也还有些年轻力壮的人，却因为他们的体能消耗大，现在长期亏损而无法补充，也就出现肿象了。这不能不引起学校重视，怎能让教师因肿病而路毙呢？于是设了“肿病医院”。这个“肿病医院”如果能保存下来，倒可成为稀珍文物呢！整个“医院”就是一张如设在食堂里的极其普通的餐桌，可坐八个人就餐，也就是八个“床位”了。因此最多也只能容纳八个病号。医药供应么，就是把病人的每月粮食定量提高到三十斤，每餐每桌的菜——当然也只有厚皮菜之类——供应丰富点，每天再发给一些“康复散”，如斯而已。医生就是我们的校医郜擎宇。 你别笑这医院太简陋，医药太可怜，那时要进这医院可还不容易呢。因为要提高粮食定量供应，就得上级层层批准，而在“困难时期”，要获得多批准一点粮食计划，那真是太难了。所以我们的“肿病医院”接纳的病员就决不能超过八人。而得肿病的呢，又不止八人，于是就牵涉到谁进谁不进的问题。但是谁也想争取进去，因为那三十斤的定量太诱惑人了，于是谁可以住院，必须严格把关。首先是郜医生必须对病人进行准确诊断，判断是否真是肿病，病情轻重又如何。诊断的主要手段就是用手指按病人的小腿，看是否浮肿，凹下去的程度如何。然后再把情况汇报给党支部，对情况进行分析，来决定谁该住院。 以我来说，对能否住院，就有矛盾的心情。说老实话，谁愿意得那会要命的水肿病呢，于是就希望自己的脚不浮肿。可是当自己的脚有点浮肿了，却又希望郜医生检查我时，能在我的脚杆上按起深的凹下去的窝窝，断定我是肿病，有资格住院。我也真住过两天院。相形之下，住院时吃每月定量三十斤的伙食，是比定量十九斤“过瘾”，是要饱得多。而那“康复散”，有些甜味，有些黄豆面粉香，真觉得好吃。于是竟又希望脚上的肿不要消下去，再去复查时又可诊断为该住院。然而我却又只住了两天，还真也感到失望。 和我同组的语文教师夏登涌，比我年轻，食欲比我旺多了。他的脚也浮肿起来，就去请郜医生诊断，郜医生认定他应该住院。经批准，他就住院了。他坐在“肿病医院”的餐桌上就餐，真透露出满足感。可是当晚一复查，就宣布他“出院”了。真是奇迹，“住院”一天，水肿病就好了。他太失望，他去问郜医生：“我的脚还是肿的，怎么才住院一天就叫我出院了？”郜医生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他只好解释说：“……名额太少，肿的人又多，轮流住一住吧。再说，你也肿得并不太厉害。”夏登涌只好悻悻然。 胡道一倒是一直“住院”，大家也没有意见。一则因为他年纪较大，一则的确他也肿得厉害些。 这就是我们的“肿病医院”！ 泪多还是汤多 还是那个夏登涌，高中教师，有一次却为了二两米的饭，就仅仅二两米的饭呀，他伤心地哭了。 已经是吃碗儿饭的阶段了，得各人为自己准备蒸碗儿饭的用具。一般瓷碗是不行的，水满了容易溢出，抛撒米饭，所以最好用大一点的搪瓷口缸。但由于已经是盛行吃吃碗儿饭的时代，搪瓷盅很快就脱销无货。代之而起的是陶瓷窑烧制的土盅盅。可是这土盅也供不应求，而且极容易破损。我还幸运，一次去犍为，在街上的地摊上花一元钱买得一个较大的没有把子旧搪瓷盅，一直用它来蒸我的碗儿饭。 夏登涌老师则用的陶土盅盅，破损了好几个，他真着急。他实在没法，就买了一个小陶瓷缸回来，它是一般陶土盅的容积的十几倍。厨房的工友也不了解夏登涌的苦衷，还认为他是故意装怪。因为那么大的土陶瓷缸在蒸笼里又占面积，又不好安放。于是工友也就装起夏登涌的怪来，来个恶作剧，将这二两米的饭竟装了满满一缸水。待到该吃饭了，早已饥肠辘辘的夏登涌，怀着即将享用他的二两米饭的心情，去厨房领他的饭。当他端到工友递给他的那陶瓷缸时，他懵了。缸里哪是饭呀，是满满一缸飘浮着一些粥花的还没有米汤稠的水！米是煮化了，无法舀出来吃。当粥喝吗？怎么喝得下那一缸水？不吃吗，又怎么忍受那饥饿的熬煎！ 就这样，一个堂堂的高中教师夏登涌，哭了。虽这泪水可没有汤水多，但这泪水流出的感情多么沉重哟！注4. 注1. 1963秋年我们考入乐山高级中学时的语文老师是杨志哉，因此杨老师调走应在64年及之后的时间。 注2. 参阅【海棠春秋】下卷P7。 注3. 引自杨邦俊【无庸纬言】P68。 注4. 缩编整理万鲁君【如此人生】P684~769。 PWK 2025年6月13日 　　昔日中西合壁的办公楼。 　　乐山高级中学、北京大学毕业的杨邦俊先生的【无庸讳言】。 　　其中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