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撷英（读《明史》之一〇七）一言难尽明朝寺宦沉疴（下）

平民

刘瑾遭凌迟，利刃寸刮，对宦官乱政起到了强烈的震慑作用，再加上继武宗为帝的世宗朱厚熜“习见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有罪挞之至死，或陈尸示戒”，内廷“皆谨饬不敢大肆”，此后百余年间，内宦干政的沉疴一直处于“蛰伏”状态，但它并未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一待气候适宜，便又沉渣泛起，再掀狂澜。公元1621年，“木匠皇帝”熹宗朱由校登极，一代奸宦魏忠贤即横行天启朝六年有余，恶贯满盈，成为历史上宦官乱政的集大成者，并因之后（直至满清王朝）再无内廷乱政重大事件发生，他的覆灭，便成了宦官干政恶性毒瘤消亡的终结标志。

魏忠贤，北直隶肃宁（今河北沧州肃宁县）人，“少无赖，与群恶少博，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明史》如是概述，透露三个重要信息，其一，与寺宦大多“少时入宫”不同，魏忠贤入宫已是二十啷当的男子汉，对正常人的生活习俗及其乐趣有着丰富了解，依其脾性，对男欢女乐亦应有所体验，要不然也不会与宫中乳娘客氏生成那么亲昵密切的伴侣同盟关系。其二，魏忠贤自阉入宫，并非为一般的生活困苦所迫，即使有赌债缠身的窘迫，如果没有别的企图，绝不会轻易自残解困，居心不容小觑。其三，魏忠贤不是淳良之人，具有强烈的赌徒心理，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和工于算计之外，更有孤注一掷、铤而走险、利欲熏心、不择手段、贪得无厌等一系列性格行为特征。也正是如此，魏忠贤一入宫，即有惊人表现。混迹市井，善于钻营的他，一旦谋定，即将投靠“贵人”作为自己的进身阶梯。投靠的第一个“贵人”，便是执掌东厂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孙暹，“夤缘入甲字库”。接着便将自己的未来作为赌注，全部押在皇长孙也就是后来的熹宗朱由校身上，因“求为皇长孙母王才人典膳”而巴结另一大太监魏朝，并与之结拜为兄弟。魏朝时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的亲信，魏朝因与魏忠贤交厚，也在王安面前说了魏忠贤不少好话，故而王安亦“善遇之”。此外，魏忠贤又因魏朝与皇长孙的乳母客氏“对食”而结识客氏。殊不知，魏朝此举实为引狼入室，时间不长，客氏即与魏忠贤“通”，形成新的“对食”伴侣。明时所谓“对食”，特指宫内同性或异性之间“搭伙过日子”，宫女与太监“对食”，除去性的生理需求不能满足之外，其他与正常的家庭夫妻并无差异。客氏既与魏忠贤对食，“遂薄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结”。而就是这一“结”，便创出奸宦与皇帝乳娘狼狈为奸，祸害社稷的唯一案例，虽史上前有西汉武帝乳母郭氏娇纵，东汉安帝乳娘王圣专权，但以乱政相比，皆不如“魏客朋党”之罪孽深重。

魏忠贤一番经营，有如豪赌，堪称“波胆”。与客氏勾结，让魏忠贤获得了超出预期的丰厚回报。“光宗崩，长孙嗣立，是为熹宗。忠贤、客氏并有宠。未逾月，封客氏奉圣夫人”，得熹宗赐名后，“忠贤寻自惜薪司迁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至此，本为小人的魏忠贤一改伪善面目，露出狰狞真相，最先遭其毒手的，竟是助他步步登高的贵人魏朝和王安。天启元年，“颛客氏，遂驱魏朝”，为了独占客氏，假托帝意，一纸文书将魏朝发配凤阳。“又忌王安持正，谋杀之，尽斥安名下诸阉”。原因竟是王安“劝帝行诸善政”，“中外翕然称贤”，无形之中，成为魏忠贤施展政治野心最大的绊脚石，因此，得势之后的魏忠贤便罗织罪名，将王安贬谪至南海子净军，唆使南海子提督刘朝先绝其食，“不死”再扑杀之。王安一除，魏忠贤便称霸于内廷，与客氏媾合，将天启朝拖入最阴暗的时光。

魏忠贤目不识丁，但却“担当能断， 顾猜很自用”，在与客氏结盟的同时，潜心在内廷培植自己的亲信力量，别有用心地“劝帝选武宦、练火器为内操”，并“密结大学士沈㴶为援”，从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专门的宦官武装力量，初时五百。这样，魏忠贤手中不仅有了依仗皇权的一支“枪杆子”，而且还获得了其第一次内外廷阴谋勾结的实战经验。

就在魏忠贤为了提升自己实力忙得不可开交之际，围绕光宗、熹宗接连继位以及“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的文官党争亦如火如荼，“盈廷如聚讼”，由东林学派衍化而来的东林党人占尽优势，“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斜党”。此时，迅速蹿升的魏忠贤内廷势力，自然而然就成了左右党争走势的重要力量。作壁上观的魏忠贤，先向形势占优的“东林”示好，被自视清高的东林派冷眼拒绝，而被东林压制的齐、楚、浙等文官地域势力则相反，竭尽全力“谋倚之以倾东林”，落魄外廷文臣徐大化、霍维华、孙杰“首附忠贤”，成为助纣为虐的帮凶和谋主。而朝中东林人物势盛权重，“力持清议”，其力主遵祖训，“严禁内廷宦官干政”的主张，则直接将魏忠贤代表的宦官势力设置为水火不容的死对头，天启元年，“刑部主事刘宗周首劾之”，从此魏忠贤便介入党争，以内廷宦官与外廷文官组合而成的“阉党”，与“东林”展开一场血腥残酷的生死较量。

天启三年，魏忠贤先“引其私人魏广微为大学士”，次“增置内操万人，衷甲出入，恣为威虐”，再“兼掌东厂事”。万事俱备，便发起了对东林党人的全面围剿，初时在互相攻讦中，双方还能打个平手，但当副都御史杨涟“劾忠贤二十四大罪”，惊恐之中，魏忠贤得到了客氏内应支持，熹宗帝在“懵然不辨”中，“温谕留忠贤”，“下涟疏，严旨切责”，本应持正的皇帝在这个关节点时却拉起了偏架，从而引起了东林党人更大规模的攻击。“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一番操弄之后，“一时罢斥者，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后数十人”，“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但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的行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息，随着《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雷平录》、《剃裨录》、《蝇蚋录》、《蝗蝻录》（合称“东林七录”）的接连出台，党狱大兴，在“乙丑诏狱”案中，杨涟、左光斗等六名东林骨干大臣被诬以“受贿”，杀人诛心，“掠治死于狱”，史称“六君子案”；接着又策划炮制“丙寅诏狱”，矫旨“逮治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诸臣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昇等。攀龙赴水死，顺昌等六人死狱中”，此为“七君子案”。轮番打击之下，东林党人被驱逐殆尽，“朝署一空”。魏忠贤乘机网罗党羽，遍及要津，“内外大权一归忠贤”，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阉党”命名的畸形政治派别杳然而出，魏忠贤之下，内廷阉竖之外，更在外廷形成了强大的党羽势力，“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鶴、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余者不可胜数，“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几乎都为魏忠贤死党把持”。后来崇祯帝粉碎魏忠贤阉党，钦定为逆党的高品阶官员就有258人。

魏忠贤对“东林”的残酷打击，不仅加剧了文官集团的分裂，而且也加快了朝廷政治的腐化变质，此之后，无论是浙齐楚之类宗派，还是东林清流，多数人都从“为天下计”的君子蜕变为“为自己谋”的禄蠹，成为大明江山颠覆最为险恶的原因之一。以致崇祯朱由检在煤山自缢前血书遗诏，悲呼“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论其根由来历，魏忠贤组织“阉党”，打击东林，颠覆纲纪，腐蚀官德，无疑是最具破坏力的根由，甚至不是“之一”。其它如擅权乱政、欺君罔上，以“九千岁”自居，遍立生祠，甚至参与客氏肆虐后宫，荼毒后妃，以致熹宗“乏嗣”等滔天罪行，即使比刘瑾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其危害，与他对文官集团乃至官德体系的破坏摧残相比，也只能以小巫见大巫论之。

多行不义必自毙，魏忠贤再怎么权倾当朝，最终都难逃正义和宿命的审判，以粉身碎骨告终。崇祯帝登基，时仅三月，“素稔忠贤恶，深自儆备”的朱由检便借嘉兴贡生钱嘉徴弹劾魏忠贤之“十大罪”，翦灭魏忠贤阉党，初“安置忠贤于凤阳，寻命逮治”，途中行至阜城，魏忠贤得知这一消息，遂悬梁自缢而亡。即便如此，崇祯帝亦未发过他，“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其之一党，客氏“笞死”浣衣局，魏忠贤侄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弟客光先皆弃市籍家，朝中阉党也受到了严厉清算和东林党人的残酷报复。魏忠贤等人该不该死，与党争有关的事情暂且不论，单就客氏在魏忠贤或默许或支持的情况下霸凌后宫，“裕妃张氏有娠，客氏谮杀之”，“皇后张氏娠，客氏以计堕其胎”，致使熹宗无子继位的谋逆罪行，就足够魏忠贤死个百次千次。然而，历史从来不是单维直线般的简单，如何看待魏忠贤的社会价值，一直是一个难以简单定论的复杂话题。对此，魏忠贤死前留言，“我死之后，大明必亡”，将自己视为大明兴亡的关键，是一种说法；熹宗朱由校临终前，曾对钦命继承大统的亲弟朱由检特别交代两件事，一件与皇后有关，言曰，“中宫配朕七年，常正言匡谏，获益颇多。今后年少寡居，良可怜悯，善事中宫”，意即要善待寡居皇后；另一件则与魏忠贤有关，他明示崇祯，“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宜委任”。将死之君，以“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即尽忠职守，可担大任评价魏忠贤，必是真心流露，而“宜委任”，态度也十分鲜明。可崇祯新帝对熹宗的交代，只听进去了与皇嫂有关的部分，而对于魏忠贤，则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与魏忠贤、朱由检生活在同一个年代、带有东林党人色彩的文学家冯梦龙，却在其记录李自成攻取北京城、明朝灭亡过程和细节的《燕都日记》中，以写实的手法，记述了崇祯与太监曹化淳的一段对话，中间有“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懊悔之语，并以“呜呼！此真谬举矣”，对对话内容加以否定。很多人以为这是谬传，据我查得的资料，冯梦龙也并没有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可能，可他为什么要把道听途说、明显有讹的事与话记入自己的《燕都日记》的原因，则非比寻常，至少是他认可这种说法存在的客观性。如果联系魏忠贤生前以征收工商税增加朝廷收入、支持关外将帅改善战守态势等方面的有益表现，可以想象的空间则更为广阔。如果客氏不戕害后妃，熹宗生有子嗣，那么，朱由检十有八九不会弟继兄位，大明朝可能再有一世幼主，依照当时的政治态势，年仅六旬的魏忠贤完全会继续把持朝政若干年，进而至少带来两个好处，其一，以魏忠贤为首的一边倒格局，可以相对稳定朝廷的运转秩序，现实地减缓“党争反复的频率和烈度，不致出现“文臣人人可杀”的恶魔诅咒局面。其二，凭魏忠贤的掌控和应变能力，后来崇祯朝发生的很多问题，包括朝廷财政极度匮乏、因党争致使应对内忧外患的战略乏力且多谬，一线得力将帅如袁崇焕等蒙冤受屈、自毁长城等致命缺失状况，都极有可能明显好于崇祯执政的实际情况。尽管改变不了明朝覆灭的必然宿命，但推迟一些覆灭时间还是有望的或然。

阅读过程中，我注意到，《明史》在《宦官列传》之后，还有《阉党列传》和《佞臣列传》，前者收录“自焦芳、张彩以下，迄天启朝”即刘瑾和魏忠贤专权时期的阉党代表人物，后者则主要是厂卫横行之“特务”头目及以谄媚、方术获宠，不入清流的官员，尽管二者与宦官尤其是大太监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联系，可其中却没有一个宦官身影，所有宦官无论好坏，都合在一起，独立成卷。此举颇有深意，编者所以如此，就是在告诉人们，宦官在明朝乃至以往，从来就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政治力量，即便在左右朝廷时，也只是供皇权驱使的皇家“奴婢”，有如寄生在巨鲸身上的藤壶，依巨鲸而生的同时，也会用累积的巨大体量妨碍巨鲸的行动，败坏巨鲸的机能，甚至危害巨鲸的生命，可一旦巨鲸命殒，藤壶的生命也就活到了尽头。因此，宦官的政治属性和历史轨迹，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其与皇帝、皇权在特定条件下的利益纠葛与对立统一。

其实，宦官是一个异常悲催的群体，就个体而言，他们无论是出自俘虏、案犯家族，还是来自贫困人家，都是身不由己的命运乞儿，加之阉割身残，更是被人鄙视的末流小人。苍穹之中，唯一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只有其毕生侍奉的皇帝老儿。因此，他们便以“天子家奴”的身份，成了天底下最忠于皇帝的那部分人，别人忠于皇帝，多少都还带有道德伦理的理性色彩，而他们则完全是以身相托、以命相许、利益与情感交织的“愚忠”。寺宦作祟，在现实中，并不具有整体的必然性，能够作祟，干政专权的，只是他们中的“精英”，占比极低，人数十分有限。也正是这极少的部分不甘卑微，虽然失去男儿身，但依然保有男子汉的胆魄志向，在近侍皇帝的过程中，寻找并不放过可以改变命运的任何机会。而真正管用的“机会”，最大且最有效能的莫过于来自皇帝的“宠爱”，因此，但凡寺宦，在皇帝和皇权面前，无不卑躬屈膝，谄颜媚骨，以“奴婢”为荣。常态中，在开国或有雄才大略的皇帝面前，他们这样做，可能收效甚微，但对那些在深宫中长大、与宦官宫娥朝夕相处的后世皇帝，尤其是幼时境遇多舛如孝宗朱佑樘，或生性顽劣如有“豹房之癖”的武宗朱厚照，寺宦的“谄媚”，则“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人鲜不为所惑”，得到“宠爱”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这种带有私人情愫的特殊关系，一旦过度，就成了宦官干政乱政专权最合适的土壤，正如朱元璋所言，“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宠爱之使然”。纵观明时阉祸，几乎所有的缘由，都与皇帝行事有违朝纲正义，践踏君德底线有关，而贻祸的太监，充其量不过是基于皇帝“宠爱”而成为皇权行使的衍生品。



人们一般认为，明朝宦官干政之沉疴，起于永乐，以太监郑和为“第一人”。但平心而论，郑和等太监在外廷任职，看似与太祖遗训不符，可从任人唯贤、不拘一格的角度看，则并无大错。永乐朝在太监使用上，真正出的大错，则是“皇庄”（皇族私有农庄）设立之后，派内廷太监代行皇庄管理经营权。且不说皇庄的出现，直接有违“天下为公”的至简大道，太祖朱元璋诫言，“人君以四海为家，因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何有公私之别”，可成祖朱棣偏不如此，不仅与理不合，而且还为直接破坏农耕经济基础、防不胜防的土地兼并打开了罪恶的闸门。加之让太监料理皇庄，不仅有滥用公权之嫌，而且也为寺宦牟取私利、在民间恣意妄为打开了贪婪之门。时至万历，更是在户部征税之外，另立针对工商业的另一套征税体制，由皇帝钦派亲信太监担任“矿监”、“税监”，四出搜刮民财，横征暴敛，说是弥补国用短缺，实则皆入内库，成为皇室财富来源，而太监借机贪墨的钱财多在入内库数量之上。这还是表面的危害，更大的危害则是，大幅激化社会矛盾，引发较大范围的冲突动荡，严重阻碍工商业的健康发展，客观上也遏制了矿业等新经济萌芽的发育成长。在这样的过程中，太监内宦就是皇帝满足私欲的工具和帮凶。

明朝是中国封建史上法制水平最高的朝代，其所奉行的“重典治国”、“严刑治吏”、“明刑弼教”（即礼法结合）以及司法与行政深度融合的施行机制，均发挥了比较好的作用，但其中也有一个潜在的巨大风险，那就是它对皇权专制的过度关注，如果皇帝享有死刑等重大案件的终审权，还有维护法治公平正义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在司法体系之外另起炉灶，凌驾法治制度之上，以厂卫机构的特务恐怖，维护皇权统治，强化中央集权，则明显具有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反动性。朱元璋的洪武朝，这一职能主要由直接听命于皇帝，负责皇帝仪仗护卫的锦衣卫承担公开军事机构负责，它所施行的特务手段，也主要是收集情报和监督官员，在社会治理层面，亦属必须，并无大错，说到错处，则主要是其设立“诏狱”，绕过“三法司”直接审理案件的专属法权。至于被太监介入，则完全是因为锦衣卫在皇帝心中的信任度下滑。朱棣用非常手段夺取皇位之后，为了监控锦衣卫，抑制其一家独大的权力扩张，便设立由心腹太监掌控的东厂，对锦衣卫进行监督，之后，又因为同样的原因，出现监督叠加的状况，出现了西厂和内厂，形成太监主导的特务机构恶行泛滥的不堪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真正的谋主和潜在的指挥，都是彼时的皇上。刘瑾、魏忠贤，看似与皇帝相差仅是“立着”与“坐着”，“九千岁”与“万岁”，魏忠贤甚至手握一万阉兵，居崇祯新帝近在咫尺，皇帝弃之而诛之，亦不废吹灰之力，易如反掌。离开了皇帝和皇权，再大的太监也依然只是任人驱使、任人宰割的奴隶而已。

阉祸在明朝屡发，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就是明朝实行文官治政和废除丞相，六部分治，设立内阁的政治改革，得相权削弱益处的同时，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便迅速上升，成为专制政权内部的突出矛盾。处于上升期时，因为尚有贤臣良相居中调和，亦有和谐严谨的朝纲官德约束维护，即使有矛盾冲突，也都能以不伤根本的方式得到妥善平复。而一旦这些条件受损，特别是嘉靖朱厚熜登基发起“大礼仪”争议，长达三年时间的博弈，一下子将皇权与文官治政的矛盾推到精锐对立，公开对抗的程度，为了压制文官集团，维护皇权威严，掌控厂卫特务机构的太监宦官便成了皇帝的掌中利器，先还是当打手使用，当文官集团内部分裂，党争纷纭时，皇帝更是放任刘瑾、魏忠贤之流凭借皇权支持，与文官集团中的部分势力苟合，拉帮结派，主导朝廷政事，打击摧毁文官集团中与皇权抵触的部分，最典型的就是魏忠贤“阉党”对东林党的残酷迫害和无情打击。好也罢，坏也罢，真正的主宰都是皇帝以及他们手中持有的皇权。

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些根源在，太监宦官在明朝从未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势力，始终只是专制皇权的附庸和延伸，成亦如此、败亦如是，这也许就是《明史》编撰者们在《宦官列传》中为后人预埋的一枚值得揣摹深思的硕大“彩蛋”。

2025.06.12.于淮水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