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抗日最前线

闲兵

　　走上抗日最前线

一抗战中母亲张恺的故事

1935年夏，母亲张恺以总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当时妈妈一心想读书就业、以求自立，所以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在班内名列前茅。

在进步学生的影响下，妈妈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游行等活动。但大部分精力还是放在了学习上。

　　

（一）失学

1937年夏，妈妈正在枣庄家中过暑假。

“七七事变”后，由于战争，妈妈已经不可能返回天津求学，读书就业，以求自立的愿望随之化为泡影。

8月中旬，日军飞机几次轰炸枣庄，战事迫近，妈妈随姥娘曾到乡下躲过一阵。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求学不成，就业无门，救国无路。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危机关头。

这时，枣庄市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日夜高涨。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妈妈出于朴素的爱国思想，便与几个同学一起，自发做了一些有益于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二）入党

母亲的活动引起了中共枣庄地下党组织的注意。

妈妈在枣庄中兴职业中学的同学张鸿仪（曾任铁道游击队政委、抗战中牺牲。）李作森（解放后曾任浙江工商局长）等地下党员主动和妈妈接触，推荐《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进步书籍，介绍我党我军坚决抗战的主张和事例，讲述抗战和革命道理。让妈妈从失学失业，有救国之心、无救国之门感到走投无路的极度失望中，找到了应当选择并坚决走下去的人生之路。

在党组织的引导下，妈妈更加积极主动的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提出了入党申请。

1937年10月20日，妈妈经张鸿仪、李作森介绍，在枣庄街李汝佩（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妇联主任）同志家秘密参加了入党仪式。同时入党的还有李汝佩和袁化坤（解放后曾任上海港务局工会副主席）同志。

上级党委派来主持入党仪式的李微东（枣庄区党委委员、解放后曾任宁夏人大副主任。）戴着大墨镜和口罩，看不清面貌，也不知姓名。

屋里漆黑，挂着窗帘，点着小油灯。主持人首先宣布批准妈妈等人入党，并讲了些党员的条件和对党员的要求。然后领着宣誓，随后把誓词放在油灯上烧掉了。

由李汝佩、袁化坤和妈妈组建了枣庄市第一个妇女党支部。

1938年1月，台儿庄会战前，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来到枣庄。他们穿着国民党军装，拿着国民党津贴，可实际上有我党秘密党员李浩然（解放后曾任中国港湾工程公司总经理兼副董事长等职）同志参加领导。

李浩然同志到枣庄后，即和地方党取得了联系，请求派遣部分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服务团工作。

妈妈受组织委托参加了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到滕县等前线慰问川军的活动，激励将士们保卫祖国、保卫家乡。

　　

（三）从戎

1938年3月，枣庄沦陷前，党组织决定在公开团体工作的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撤出枣庄到山里去打游击。

妈妈告诉家人要去山里打游击时，姥姥哭着说；“要知这样，还上什么学，不如早点嫁人。”姥爷着急地说；“你们女娃娃去打鬼子，不是送死吗？你要去先把我杀了。”妈妈坚定地答道：“我不嫁人，更不杀你，我就是要去打日本鬼子，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妈妈悄悄离开家时，家里没有一人送行或说些什么。妈妈身无分文，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带出一件，毅然决然地去参加了游击队。

当时，撤出枣庄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大约有100多人，有穿长袍马褂的先生；有穿学生装、旗袍的男女青年学生；有工人、农民；有穿国民党军服的四川旅沪同乡会的乡党；还有带着孩子的中年妇女。

四月未五月初，鲁南的几支抗日游击队整编为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下设三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若干个中队。

张光中任总队司令员（解放后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何一萍（抗战中牺牲）任总队政委。枣庄出来的青年学生大多分配任中队任政治指导员。

妈妈分配到三大队四中队任指导员。

三大队队长朱玉湘（后叛变、1950年被我政府枪毙。），教导员朱道南（《大浪淘沙》的作者、主人公的原型，解放后曾任上海房管局长）。

四中队长由副大队长李浩然兼任。不久，文立正（曾任铁道游击队政委，抗战中牺牲。）任指导员，妈妈改任副指导员。

中队的战士大多是枣庄出来的工人、农民，多数不识字。中队的政治工作主要是教他们文化，讲抗战必胜的道理和向老百姓做些宣传工作。

连队只有妈妈一个女同志，妈妈剪短了头发，脱下旗袍，换上军装。和战士一起学习训练，一起行军打仗。

参加游击队后，学生出身的妈妈首先要过生活关。

那时，基层政权大多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游击队募集的的主要是酸煎饼，吃饭时没有菜，只好夹点辣椒或盐粒就饭。这样艰苦的生活妈妈很不习惯，每次吃饭都很为难。吃吧咽不下去，不吃又怕战士说小姐气。

时间长了，营养不足，妈妈在颈后长了丹毒，俗称锁口疔，发高烧，疼的睡不着觉。懂中医的邱焕文（解放后曾任卫生部中医中药研究所长）同志让妈妈赶快去后方医院，妈妈就一个人走了20多里路到了总部医院。

所谓总部医院，也就褚雅青（曾任运河支队副支队长、抗战中牺牲。）和袁化坤两个人。由于缺医少药，妈妈已经昏迷，组织上也已经准备了后事。

这时党组织的负责人、懂医的郭子化（解放后曾任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医研究所长）亲自给妈妈看病开药，并连夜派梁克懿（解放后曾任宁夏商业局长）同志到50余里外的城市去买西药，梁克懿当夜往返百余里路取回药，在中西医同时抢救的情况下，妈妈走出危险并很快恢复了健康、从此身体也经得起摔打了。

（四）参战

妈妈第一次上战场，是跟随游击队参加了伏击日本军车的战斗。

由于当时山东军阀韩复渠未放一枪丢弃山东，日寇进入山东后耀武扬威，根本没想到会遭到缺枪少弹的游击队袭击。

枪声一响，意想不到的日军就丢下几具尸体和车辆，仓遑撤退。时任指导员的妈妈握着配发的两颗手榴弹和战士们一起冲了上去，缴获了几车军需物资，主要是罐头等食品，游击队好好改善了一把生活。

让妈妈欣喜的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就亲手缴获了自己手中的第一支枪，配齐了钢笔和手枪“两件宝”，有了文武两个方面对敌斗争的利器。

妈妈第一次有了枪，内心非常高兴，学着怎样擦拭，怎样使用。从那以后，妈妈手中的枪虽几经调换，却始终枪不离身。穿军装时，扎在皮带外面，穿便衣时，藏在衣服内。直到建国后，才恋恋不舍的把手枪交给公安机关统一管理。

1938年7月，妈妈调到总队工作后不久，土顽申宪武（伪保安2师师长，1945年8月被我军击毙）部向我部主动进攻，经过半天激战，我们胜利了。但意想不到总政委何一萍却中敌人冷枪牺牲。

年轻的妈妈在战斗中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从此更加勇敢的战斗在抗日最前线，曾参加沂蒙山区反扫荡的战斗，曾孤身战斗在敌伪据点，曾带领区小队在拉锯区打游击，是当地传说中的“双枪女八路”。

几十年后，我曾问过妈妈你真的拿着双枪上过战场，妈妈淡然的说道；“拿过，我们这代人，投笔从戎，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时代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