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南北：河南洛阳（3）

二明

洛阳的这座“契约文书博物馆”并不起眼，也没有多么大的名声，却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纸质文物博物馆。 　　馆藏的6万余件珍贵的契约文书等资料，生动再现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与民俗风貌，记录了平凡小人物的生活点滴，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和人生百态。 这张结婚证告诉我们：1952年12月30日，20岁的小伙子于惠恒和同样是20岁的大姑娘刘顺蕙在郑州走进了神圣的婚姻殿堂，结为合法夫妻。 1950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设定男性20岁、女性18岁的婚龄，废除了《大清律例》男性16岁、女性14岁的婚龄。 1980年新修订的《婚姻法》将法定婚龄上调至男22岁、女20岁，旨在配合计划生育政策，通过延迟婚育抑止人口过快增长。 近年来有专家建议将婚龄下调至18岁，以应对少子化与老龄化，释放生育潜力。 但有反对者认为，18岁群体多处于求学阶段，缺乏经济能力与婚姻稳定性，同时可能加剧农村地区早婚换彩礼等不良风气。 目前在国际上多数国家法定婚龄小于或等于18岁，如日本18岁、英国16岁、荷兰12岁、俄罗斯16岁。 　　这是一张清道光三年山西稷山县衙的征粮银告示。 告示说：“奏定章程合县额征地粮共银四万六千七百二十七两四钱九分九厘，丁徭银四千八百八十六两五分九厘，计每地粮银一两应摊丁徭银一钱四厘五毫六丝。” 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清朝社会还处于相对稳定时期。 清朝的赋税制度延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等各种税收简化成一个统一的银两税。 这种制度使得税收更加规范化和稳定，减少了地方官员的随意征税行为。同时，清政府还实行了“永不加赋”的政策，承诺不再增加百姓的税收负担。 据统计，至1840年清朝的人均税收负担仅为1-2两白银，到1910年更是降至不足一两。 这一税负水平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低的。 1958年的早春二月，37岁的张良良“学完扫除文盲课程，成绩合格，准予毕业”了！ 这张“识字证书”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哪段“扫盲运动”的峥嵘岁月。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文盲率高达80%，尤其是农村地区竟高达95%以上。 文盲问题严重制约着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扫盲成为新政权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 从1950年到1964年，我国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全民扫盲运动。 第一次从1950年开始到1952年； 第二次是从1956年到1958年； 第三次是1958年到1964年，37岁的张良良就是在这次扫盲运动中摘掉文盲的帽子。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已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52%，一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这是民国二十七（公元1937年）河洛日报社社长史梅岑聘请谷瑞麟先生为该报特约记者的聘书。 河洛日报是1932年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批准创办的洛阳地区第一份正式报纸，标志着洛阳近代报业的开端。 河洛日报社的社长史梅岑先生是位传奇性的人物，他在担任日报社社长期间，同时担任中统洛阳站站长，在洛阳沦陷期间，亲自指挥了追杀日本间谍头目的行动。 1949年史梅岑在台湾创办《中华日报》，并著《中国印刷史》等著作，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印刷学家。 　　博物馆里收藏有大量的兰谱。兰谱又称金兰谱，是旧时结拜兄弟或姐妹之间交换的谱帖。 兰谱上会详细记录结拜者的姓名、生辰八字、父母及祖上的信息等，这些信息在结拜时交换，象征着彼此的信任和忠诚。 违背誓言者可能会被要求当众烧毁兰谱，以示“断义”，这种惩罚机制强化了结拜者的道德责任感。 通过兰谱，结拜者之间形成了类似家族的关系，强化了“不求同年同月生”的兄弟情谊。 兰谱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古代，尤其是刘关张三兄弟的桃园结义故事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明清时期，结拜仪式形成了一套讲究的“换贴仪式”，男的用大红册页，女的用粉红册页，通常折成信封大小。 兰谱的序言常常引经据典，述说历史上生死之交、义结金兰的事实，用以表达结盟的虔诚之心。 　　这是清同治五年的一张买卖土地的地契。 清代的地契分为民间私立的“白契”和经官府验核的“红契”。白契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订立；红契则需加盖官印或粘连“契尾”，并缴纳契税，具有法律效力。 地契通常包含卖主的姓名、立契缘由、土地面积及四至范围，交易价格、交易时间、中人名单等，部分还附有原契据以证明交易完整性。 　　这是清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四月十一日发生的一件事：洛阳人闫淮要将自己的二儿子闫金桂过继给弟弟闫清当儿子，闫清的财产由闫金桂继承，特立此过继文书。 清代过继文书是传统宗法制度下重要契约文件，主要用于无子家庭通过过继、招婿等方式确立宗祧继承人，以延续香火并解决财产继承问题。 过继与收养不是一回事，根据《大清律·户律》的规定，“嗣子须与嗣父同宗同姓，并且辈分相当，不得立女性为嗣。” 而收养却是一种非亲属间的关系，不论同姓异姓、不分男女，均可收养。 这是“赵彭兼祧两房合同”，如果说过继或收养我们当代人还能听说，那么“兼祧”却已彻底废除。 “兼祧”是清乾隆时期正式确立的一项制度，即一个人在不脱离原来家庭的情况下，再被过继到另一个家庭作嗣子，这样他就可以同时为两个家庭传承香火。 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曾被称为“一子顶两门”，并且两个家庭都会为他娶妻，称为“兼祧两妻”或“两头大”。 梅兰芳就曾兼祧过王明华、福芝芳。后王明华去世，梅兰芳又兼祧福芝芳、孟小冬。 　　《武美成三兄弟的分家契约》：契约上详细列举了父母留下来的家产和债务，在堂兄武美恒的主持下分成三份，美成、美伦、美寿三兄弟各得其一的事由。 事情发生在道光二十六三月。 分家契约是家庭财产分割的重要法律文书，主要用于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分配问题。 　　《娼妇从良执照》：告妇王月英为家贫无靠不幸入娼门每日送旧迎新悉是风流不过露水夫妻若一夫一妻终身有道是洞房夜一夜欢娱一夜夫今夜有郎非昨夜如妓其状甚苦为人妻从良永出水坑上告准此顺从夫刘满喜永乐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 明代的“娼妇从良执照”是官府颁发给娼妓的正式文书，允许其脱离贱籍、从良嫁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女性地位。 《司玉贵卖妻儿文约》：立写本夫卖本妻带一双小儿字据，文约人司玉贵因为年光不好，糊口及日无度用，无耐将妻子三口绝卖与张步鸿名下永远为妻，许氏年四十一岁，长子九岁、次子三岁。同谋证保人当面交大洋七拾圆，证两家各出情愿，如有反言，到官不得理便，恐口无凭，立写绝卖字据存证。此人前名山东东昌府阳右县南官有家。民国十一年阴历八月拾九日司玉贵立同谋证保人柴金玉呈世茂 民国人口买卖契约是乱世中弱势群体“自愿”交易的畸形产物，其文本形式、地域差异及政策互动，共同构成中国近代社会史的重要切片。 　　这是一张民国时期的诉讼判决书，通过这张法律文书，想对民国时期法律发展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民国法律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 在这短短的三个月内，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法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体制的诞生，宣告了封建帝制的灭亡。 政府组织法、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等法律也相继出台，确立了总统制共和政府和三权分立的原则。 二、北洋政府时期（1912年—1928年）这一时期，法律体系逐渐形成，包括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等六大法典体系。 北洋政府继续推进法律现代化，但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导致法律实施效果有限。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1949年） 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完善法律体系，形成了以“六法”体系为核心的法律制度。 这一时期，法律体系更加系统化，涵盖了“六法”的多个领域。 1936年，国民政府公开颁布了关于开展抗日斗争、惩治汉奸、保护抗属等单行法，进一步丰富了法律内容。 　　这是清咸丰十年风水先生给雇主白府选择茔地出具的一份文书。 　　这是清光绪三十四年的一张算命文书。 清代的算命先生是在官与民之间生存着的，官方的态度是压制与警惕：首先是文字狱阴影，算命文书若涉及国运、帝王寿命等敏感内容，直接触犯皇权禁忌，按谋逆罪论处，反映朝廷对“天命解释权”的绝的垄断。 算命先生被归为“三教九流”，需向官府登记并纳税，官方默许其存在但限制传播范围。 民间对算命先生预言的需求，往往渗透在日常生活的重要节点和精神困惑之中，这些需求既是民众对未知的敬畏也是对命运的主动探寻。 一是生存焦虑，如农耕气象，对旱涝虫灾的预测、播种收割吉日的选择，还有对疾病、寿命的预测。 二是对人生命运的转折预期，如婚姻、科举功名，求子预言、富贵金钱等。 三是商业预测与抉择等。 总而言之，这些需求实则是农耕社会脆弱性的精神补偿。 在馆藏的六万多件珍贵文物里，这里介绍的仅是凤毛麟角、浮光掠影而已。 故纸拾遗，无论是故纸内容的文字，还是文字背后所蕴含着的故事，都是汇集在历史长河里的涓涓细流，流淌着、接续着中华民族的血脉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