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坎坷人生

忆江南

本文纯文学杂志《谷雨》第一卷全文发表，献给那些在岁月长河中默默耕耘、饱经风霜的父亲们。

我的父亲，生于1920年9月，卒于1989年12月25日，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中国农民，一生历经沧桑。他出生在安徽省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的高安泥埠村，一个名为董屋基的小村庄。1939年的冬天，他与比他年长两岁的母亲成婚。1940年秋天，大哥降临人间，1943年的秋天，二哥也来到了这个世界。

父亲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二。在那个地少人多的地方，上有哥哥，下有两个弟弟。为了生存，1943年底，他挑着坐在两个箩筐里的大哥和二哥，在母亲的陪伴下，迁至库山脚下的田湖，一个因荒田众多而得名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搭建了一间草棚，安了家。1946年8月，三哥出生，接着1948年夏天四哥，1954年7月我，1956年秋天小弟相继出生。父亲36岁时，已是连身八口之家。据父母说，他们不仅生育了我们六个男孩，还有四个女儿，但都因故在幼年夭折。一个没有继承任何财产的家庭，仅凭自己的血汗在贫瘠的土地上求生，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母亲因封建礼教缠了小脚，无法正常参与田间劳作，生活的重担大多由父亲承担。小弟出生两个月后，被送给了没有生育的程姓夫妇。

我记事时，父亲有一个“驼子”的绰号，这并非生理上的驼背，而是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腰。我的童年正值中国的大饥荒，那个年代称吃“六两”，即每人每天只能吃六两粮食，最少时每人每天只有2两3钱，饿死人是常事。

记忆中，父亲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深夜回家时，他常从怀里掏出带着体温的大饼或粗粮馒头分给我们兄弟吃。这是他参加重体力劳动时增发的食物，他忍饥挨饿省下来给我们。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父亲欣慰地笑了。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我们兄弟五人都活了下来，他们的艰辛可想而知。

父亲的一生虽平凡，但在我记忆中也有不平凡的经历。小时候常听他说起多次到日本鬼子占领的库山头做“鬼子工”，帮日军挑水、挖战壕，与侵华日军面对面接触。参加新四军的三叔，在皖南事变后逃出，曾在我家躲藏，是父亲巧妙与伪保长周旋使三叔脱险。解放战争前夕，父亲参加民兵组织，成为游击队的“地步哨”，护送党的干部过江。1963年二哥参军，父亲因此有了军属的光环。1964年四清运动中，因表现突出，父亲参加过繁昌县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还见过参会合影。据说大跃进年代，《芜湖日报》记者曾为在横山河捞塘泥的父亲拍过照片，有人在报纸上见过，但年幼的我无法确认。

父亲还多年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兼保管员，保管员相当于现在的出纳会计，负责管理生产队的现金。

父母亲从高安搬到马坝老宅基地（手机实拍）

父亲的一生是勤劳奋斗的一生，他精通各种农活，对廿四节气与农业的关系了如指掌，各种农业谚语都能掌握，堪称种田的行家里手。1958年8月22日，《繁昌报》报道了一颗粮食亩产四万三千斤的卫星，父亲听后坚决不信，说这肯定是假的。他还告诉我，当年为此与大队书记发生过争执。

父亲的一生是艰苦朴素的一生，他爱抽烟，喜欢喝酒。儿时记忆里，父亲最早抽的是劣质烟叶旱烟，后来我常到小卖部为他买纸烟，至今记得烟的价格：九分钱的“丰收”，一毛四分钱的“大铁桥”，家里有客人时买一毛九分钱的“玉猫”与“江淮”。父亲虽喜欢喝酒，但家贫平时很少喝，逢重大节日或家中有客人来，他才拿出珍藏的每斤六毛六分钱的地瓜酒，那酒虽便宜但特别香，每年除夕与大年初一晚上，我也能喝到两小杯。

父亲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1979年农村实行大包干，快六十岁的他干活不比年轻人差，1985年他仍参加田间劳动。

父亲生前耕种过的土地

艰苦的生活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父亲五十多岁时患了胃病。1972年因胃出血到县医院住院治疗，因家庭经济拮据未做胃切除手术，仅保守治疗。从此以后，父亲经常胃痛，且病情日益严重。1987年夏天，我陪父亲到县医院检查，查出他患了胃癌晚期，医生对我说只能让他吃好，没有办法治愈了。

从医院回家后，他忍着病痛坚持种菜，然后把自己种的新鲜蔬菜挑到马坝市场去卖。晚年他与母亲一起生活，除口粮大家摊派外，自己用的零花钱都是靠种菜卖来解决，不给我们添麻烦。后来父亲的病情不断加重，只能靠杜冷丁缓解痛苦。

已故父亲的坟墓

1995年1月8日母亲病逝，2003年至2013年，我的四个哥哥也先后离世。人生短暂，世态炎凉，原来热闹的谷氏大家庭，如今只剩下我和给程家抱养的两兄弟。

自2009年底我去北京生活后，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克服重重困难回故乡祭扫父母的坟墓。在这父亲节到来之际，愿九泉之下的父母安息！愿天下所有的父亲吉祥安康！

40多年前的老家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