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北京红卫兵（常家树）

我的微信

山雨欲来

北京西山脚下，圆明园废墟旁边，一棵棵穿天白杨掩映中的清华大学附中，可谓上世纪60年代全中国屈指可数的“第一流的中学”。学生们来源于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高干子弟偏多。这里学生挺拔俊秀，教师秀外慧中；教学高质量堪称一流，综合素质名列前茅。

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高等教育部决定在清华附中试办学制2年的预科班试点。清华大学决定从清华附中学完高一课程的学生中择优选拔90人进入预科，要求在数学、外语、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方面，适当提高程度，使之和工科大学本科的要求更好地衔接。继六四届完成一期后，1965年9月，又择优选拔，建立了预科651班、652班。这批预科班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思想比较活跃，其中以预651班的学生最为突出。

60年代的学校教育，理想主义居先。由于环境的封闭和教育的片面，学生们并不知道现代世界文明程度和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全貌，容易以偏概全，把自己接触到的东西当作是最好的。当时青少年普遍认同的是：“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最幸福的，而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则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64年党中央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学生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当年11月高等教育部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谈话纪要》中提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清华附中作为清华大学的一个部门，也在教职工中传达了这一精神。清华附中党支部还向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高中学生作了专门传达。

1965年夏天，毛泽东与在北京外语学院进修的侄孙女王海容进行过一次谈话，其中谈到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是“没出息的”，鼓励学生违反学校的纪律，造学校的反。这次谈话的内容后来逐渐被透露出来，在北京的一些大中学校里悄悄地流传着，使不少中学生感到特别带劲，备受鼓舞。毛泽东在谈话中所倡导的那种“造反”精神很快就被一些中学生所接受。毛泽东关于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接班人的主张，以及他对正规的学校教育的轻视和轻率的否定，对当时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阶级斗争观念”已经在他们头脑中打下深刻的烙印。

学生中有许多人已经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地学习。当时，《光明日报》上正组织“怎样才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进行学习”的讨论。清华附中预科651班在这个讨论中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许多人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小字报，贴在本班教室后面的板报栏里。1965年10月28日，预651班学生骆小海在板报栏里贴出一张题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其中写道：“造反，造旧事物的反，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拿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育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的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

造反有理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会议召开，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会议期间，随着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动，政治嗅觉异常敏锐的清华附中预科两个班的学生开始骚动不安。一些学生开始自发聚会讨论怎样解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问题。并在一些小字报上署名“火车头”“向日葵”等代名。

有一天，张承志对卜大华说，自己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卜大华一听，连声说好！“这个名字很贴切”，就这样，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不如都署名“红卫兵”。

就在中央五月政治局会议闭幕的第二天，5月29日傍晚，落日余辉笼照圆明园遗址上，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来个学生正在聚会。大家认为，当前阶段斗争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有必要成立一个自己的组织。当年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创作的小说《青年近卫军》启发了他们的灵感。大家议论说，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为了保卫斯大林，苏联青年自愿组成“青年近卫军”，中国大革命时期也有工人阶级组建的工人赤卫队，我们这个组织就叫“红卫兵”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聚会学生举手赞成。这一天就成了红卫兵的诞生日，从此揭开了红卫兵运动的造反序幕。

5月3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邝桃生、骆小海、卜大华、王慧成、张晓宾、王铭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清华附中存在的问题。信中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我校党支部共有党员24人，预备党员5人。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出身，工农出身的占的比例很小。这个党支部长期以来，没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拒绝把毛主席的书当作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很少阶级斗争观点，基本上没有执行无产阶级的办学方针，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没有贯彻党的阶级路线。”

6月1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北大大字报的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时学校把教学楼五楼一个曾作为阅览室的大教室腾出来，专门作为全校师生贴大字报的场所。6月2日下午，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醒目地出现在五楼大教室。大字报的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这张大字报的下部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

6月8日上午，海淀区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以及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学校300多人相约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学校领导感到来者不善，便以“维持秩序”为名关闭了校门。这些学校的学生在校门外坚持了10个小时后，才被允许进入校园。他们与清华附中红卫兵一起，在校园里刷了许多大字报、大标语。为了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好几个学校的学生都在自己写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署上了XX学校红卫兵的字样。其中，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四中红卫兵分别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副对联，一幅写的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另一幅写的是：“为革命，纵一死，又有何惧？捍专政，复永生，血染河山！”此后，红卫兵的名称很快就在北京许多学校里传开了，以红卫兵或红旗等命名的学生自发组织成批出现。

红卫兵的活动与工作组的正常秩序发生碰撞。红卫兵认为，工作组的行为是倒行逆施，压制“革命造反精神”，“而革命就是造反”按照这个思路，6月24日是，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当时正值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提出“反干扰”的要求后不久，许多反对工作组或给工作组提意见的人被当作“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的“坏人”，而受到批判，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非法”。但清华附中红卫兵此时士气正旺，并没有在这样的形势下退缩，他们于7月4日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在文中转引了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一篇短评《汉弗莱的哀叹》中引述的毛泽东1939年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一出，使得反对工作组和其他许多人都感到突然和不解，毛主席怎么能讲这样的话？怎么能将马列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造反有理”？直到查实毛泽东确曾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讲过这句话，才默认了红卫兵的文章。

7月27日，海淀区召开中学生代表大会，江青等人到会支持学生反对工作组，当场宣布将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罢官。消息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晚向全校师生发出：“向清华附中工作组的错误言行猛烈开火！”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在大会上宣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并将两篇大字报稿和一封短信交给了主席台上就座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请她将大字报稿和信转交给毛主席。红卫兵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

红卫兵回到学校后，又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其中写道：“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是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就要造反！只要矛盾存在，就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还需要！”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王铭和卜大华，将毛泽东8月1日写给他们的信传达给红卫兵。毛泽东表示：“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毛泽东的这封信，当天就作为一份重要文件印发给刚刚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尽管没有正式发表，这封信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还是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组织不但在北京各中学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在各高校、机关也开始有了发展。

8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首都和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经毛泽东提议，1500名学生代表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游行。北师大女子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将一条印有“红卫兵”的红色袖章带在毛泽东的左臂上，毛欣然接受。并问宋：“叫什么名字？”宋回答：“宋彬彬！”毛泽东说：“要武吗！”从此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查看原文 原文转载自mr.baidu.com,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