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大屠杀的始末细节回忆（一）

素缘了凡

重庆解放前夕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始于1949年9月6日，终于1949年11月29日，殉难者多达321人。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在321名死难者中，经审查定为烈士者285人，随父母牺牲的孩子5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其中，死于11月27日这天的就有207人，定为烈士者185人。仅有35人在屠杀中幸存：白公馆19人，渣滓洞15人，另外还有一人是身中三枪、从尸坑中爬出来的谭谟。
先烈们所面对的残忍和苦痛，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写份自白书，或者仅仅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也许就可以活下去，但他们选择为信仰而死，倒在了胜利即将到来之际。今天，我们再次追溯歌乐山上这段血与火的历史，不仅是为弄清小说《红岩》背后的历史，更是为了寻找一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红岩悲歌：重庆“11.27”大屠杀全景扫描（下）》。

1949年11月27日，歌乐山淫雨霏霏。渣滓洞监狱里，24岁的孙重从二楼被转押到一楼牢房；不远处的白公馆监狱内，25岁的郭德贤换上了入狱前穿着的旗袍，静静地坐在地板上……此刻，解放军的炮声已隔江可闻，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洒向这里。然而，枪声、喊声与火光之中，渣滓洞、白公馆变成了人间地狱。300多名被关押在此的革命志士倒在了黎明之前。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周从化烈士生前“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的誓言。
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这个日子没有写进小说《红岩》。因为小说的结尾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并以革命者的胜利告终。小说的作者可以拒绝让真实的结局在文学作品里再次上演，但历史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最令人痛心的是，这场屠杀距离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只有区区三天。

1949年11月27日，这一天早晨，与世隔绝的歌乐山细雨霏霏，天空始终被阴云笼罩，空气沉闷，监狱中弥漫起一种不祥的气息。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
新的一天开始了，被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的郭德贤一起床就明显的感到了一种异样。郭德贤回忆道：“11 27那一天，我就觉得空气，好像是不动了一样，凝固起来了一样。”
临近中午的时候，又一个反常的现象引起了难友们的注意。
郭德贤回忆道：“因为平常就几个人换班，但今天不同，看到很多一些很陌生面孔的那些人，因为平常的那些管理员都熟悉，比较熟悉，今天怎么搞得，来了一批人很陌生，没见过，而且穿的是皮靴，美国的皮靴，穿着很深很深的皮筒靴，很大很长的皮靴，以前特务的枪都是放在里面，今天突然在外面，两支枪。不对头。我在心里想，可能今天是我们为党牺牲，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时候到了。为党而牺牲是光荣的，就是这样，为全中国解放，为全国人民解放而牺牲，我是光荣的”
而在距白公馆几公里的渣滓洞监狱，也出现了不同于往日的异常，难友不断有选择性地被看守带出去“转移”,监狱方面不同寻常的躁动，更引起了难友们的注意。
付伯雍回忆道：“就看到特务办公室，外头进进出出的，楼上的就跟楼下传来消息，看见敌人烧文件，不像平常那样平静。”

就在最近几天特务的一些反常举动 引起了难友们的警惕，监狱方面突然宣布要改善狱中个人卫生情况，一连几天，特务们都带进一批理发人员将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政治犯一律剪成平头，这种反常的举动，让狱中的同志们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与此同时，另一个反常的现象引起了难友们的注意，敌人在监狱附近挖了几个大坑。

郭德贤回忆道：“我记得两个炊事员，就在白公馆的楼上，楼上不是有个木栏杆吗，两个在那里等，他就说，他两个自言自语的讲，三个大坑差不多了，是不是？是啊，差不多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白公馆关了四五十个人，三个大坑差不多了。当时我听到那句话，因为他在楼上说的，我都听到了，我听到了我当时想 是不是活埋。”

难友们的敏感是对的，因为就在前一天，26日晚，徐远举从毛人凤手中接过了经过批准的大屠杀名单，徐远举向执行屠杀任务的手下保证事后每人都有一笔奖金，并送他们去台湾。

对于近期出现的反常情况，狱中的难友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1949年11月27日，歌乐山上依稀能听见解放军的枪炮声，执行屠杀任务的刽子手陆续赶到，有看守，有特务，也有军警。
下午3点，徐远举在办公室里向雷天元、龙学渊、熊祥等人下达了屠杀渣滓洞、白公馆政治犯的密令，各人分头进行准备。下午5点举行会餐，人人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徐远举向刽子手们承诺，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发给金条和经费，预备潜伏。下午6点多，刽子手们兵分两路，一路前往渣滓洞，一路前往白公馆。
大屠杀开始前，白公馆关押着大约50人。其中20人如黄显声、李英毅等属于保密局司法处管理，周均时、罗广斌等27人属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管理，但寄押在白公馆。毛人凤亲自安排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负责处理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人员，看守长杨进兴在陆景清的指挥下实施了屠杀。

第一批 黄显声 李英毅
第二批 白银山 刘笃一
第三批 何忠甫 陈为诚
第四批 张碧天 奇丕章
第五批 刘国鋕 丁地平
第六批 王振华 黎洁霜 王小华 王幼华
第七批 宣灏 许晓轩 文泽 李仲达
第八批 谭沈明 石作圣 陈河镇 冯鸿珊
第九批 周从化 黎又霖 王白与 周均时
第十批 陈兴宥

下午四点左右，在押的国民党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和张学良的副官李英毅，首先被敌人带出了牢房。

下午4点左右，杨进兴带着看守员杨钦典闯进楼上二室牢房，对关押了12年之久的黄显声说：“周主任请你谈话，马上就去，李副官也一道走。”二人刚走到步云桥，身后突然响起了枪声。黄显声向前踉跄了一下，扑倒在地，胸口涌出的血无声地流进桥下的小溪。提着冒烟的手枪，杨进兴迫不及待地冲上去，贪婪地扯下了他垂涎已久的那只套在黄显声手臂上的金表。

郭德贤回忆道：“我记得他侧过来望了我一眼，望了我一眼就走了，出去过后大概十多分钟，就听到枪声，一听到枪声，牢里大家都明白了，屠杀开始了，屠杀开始了。
沉闷的枪声打破了歌乐山的宁静，关押在白公馆的难友们都清楚的知道，生命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提到刘国鋕时，他正在做诗，刽子手将他架起就走。听见远处隆隆的炮声，刘国鋕高声朗诵起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多年后，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从香港回到重庆，来到歌乐山。那是歌乐山烈士陵园第一次接待香港来的烈士家属。

烈士墓前，刘国琪讲起一件往事：在刘国鋕牺牲前两个月，他专门从香港赶回来营救。他带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远举也不愿跟钱过不去。他同意，只要刘国鋕签一个认错书，立即释放。但刘国鋕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刘国琪跪倒在地，说国鋕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鋕泪流满面，却只摇了摇头。

后来郭德贤回忆道 我在进行这一切的时候，瞧见那些杀害同志们的刽子手，已经来拿出死人的好饼干和一些吃的东西在楼下喝酒，有一个刽子手一边喝酒，一边向同帮说：
“他跟老子耍喊耍闹，老子#给他个不痛快，叫他慢慢杀死，看那个痛快些……” 听同志们说第一批就义的刘国鋕同志，临刑时因为朗诵诗和不断高呼，刽子手就更残忍的用刀把他慢慢刺死，有的还说把他的头都砍下来了的。现在想起刽子手们喝酒时说的这句话，可能就是谈的更残酷杀害刘国鋕的这件事。

当时跟刘国鋕同赴刑场的谭谟身中三枪，却奇迹般的幸免于难，后人根据他的回忆才得已知道烈士死难前的壮烈。刘国鋕在被押往松林坡刑场的途中，始终高呼口号，骂不绝口，被激怒的特务们残忍的用刺刀割下了他的嘴唇。

当提丁地平的时候，特务吼道：“丁地平出来。”怀着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丁地平与同室同志一一握手告别后，对同志们说“我先走一步”，戴着镣铐，昂首走出牢门，大声怒斥催促他的特务：“嚎叫什么，你丁爷爷来了！”在牢房门口，特务将丁地平与刘国志铐在一起，推上刑车。丁地平在“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中壮烈牺牲。


“斩草除根”式的残忍杀戮
1949年11月27日，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监狱。王振华、黎洁霜夫妇被押出牢房。他们同戴一副手铐，各抱一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大的两岁，小的才一岁多。
黎洁霜抱住孩子说：“多打我几枪，你们把孩子放了！”“不行，一齐打，斩草除根！”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夺过孩子，当着父母的面开了枪，一家四口倒在了血泊中。

刘国鋕之后，坐牢10年的许晓轩也被押出来。到罗广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想留句话给罗广斌。因为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他最有希望活下去。
“你要是能够出去，一定要把我们的意见告诉组织。还请转告党，我许晓轩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仍将这样。希望党组织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许晓轩的临终嘱托，罗广斌记住了。


罗广斌后来回忆：“我和谭沈明、文泽、宣灏三人隔着窗子握了手说：‘安心去，你们先走一步，再见。’他们的手都是温暖的，没有冷，也没有抖，喊着口号，唱着歌，从容地大步向前走了。”


在通向刑场的路上，谭沈明将背挺得笔直，一脸从容：“我们为人民、为祖国而死，是无尚的光荣，你们今后的死，将不耻于人类！”几声枪响，谭沈明倒在血泊中，年仅34岁。1940年4月，因受人牵连，谭沈明的中共党员身份暴露并遭特务逮捕。被捕后，敌人对谭沈明严刑拷打，要他说出其他同志的下落，但他咬紧牙关，宁死不屈。敌人见硬的不行，让谭沈明发表一个脱党的声明，就可以放他出去，被他严词拒绝。
见谭沈明软硬不吃，敌人便将他关在积水的防空洞里长达半年。防空洞十分潮湿，顶上又不断滴水，半年中他几乎没穿过一天干衣服。就在屠杀前几天，谭沈明还向难友们说：“大家思想上要作好牺牲的准备。”被押走时，他指着杨进兴骂道：“你作恶多端，人民一定会把你捉拿归案，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那一晚，郭德贤多年后依然铭心刻骨：“‘你们一定要灭亡！共产党一定要胜利！’他们跨出牢房时都喊口号。那场景跟电影、电视上演的不一样。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多大，是很低沉的。那才是从内心底发出的声音。”

当屠杀进行到半夜时，白公馆已有27位革命者殉难，还剩罗广斌等19人尚未“处理”。郭德贤记得，“电话铃不停地响，我们都听得到。”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课长雷天元接到电话，被告知警卫部队天明前将全部撤离，务必在拂晓前“处理”完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囚犯。
渣滓洞有20多人寄押在白公馆，因此，渣滓洞的屠杀分两边同时进行。由于开始得较晚、路线远、行动缓慢，直到深夜，渣滓洞狱中还有两百多人。
此刻，解放军的冲锋号已经吹到了嘉陵江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了。刽子手们心急火燎，已经不想按原方案分批屠杀了。
雷天元接到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的电话，说渣滓洞那边人手不够，按现在的速度，天亮也杀不完，要求雷天元增援。于是，雷天元将剩下的19人交给看守长杨进兴，自己带着特务匆匆赶往渣滓洞。

郭德贤回忆道：“屠杀已经开始了，我心里想 我死也不穿你的囚衣，我就把我的旗袍穿起来，我就坐着等啊。看见他们一个个被带走，听见出去两个，不断的喊着口号，出去就听见枪声，又回来提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