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好戏之场边的座位

大妞

　　医院的走廊总是有一股消毒水和过度冰冷的混合味道，时间在这里像脱色的钟表，只剩滴答的回音。

我已经在重症监护区外的陪护厅坐了三个小时，手机电量从78%掉到16%，窗外的天从铅灰转为橙红。

没有谁能告诉你，一个“曾经主持部门几十号人”的男人，昏迷之后要经历多少次翻身、清创、检查和未知的预后。

我的父亲，从前挺胸站在办公室指点江山的人，现在被管子连着，每一个呼吸都像是在从机器里租来的。

那天下午，我撞见了他——我的前男友，现在的代理经理。

我们在ICU外的走廊短暂相遇。他愣了一下，随即点头，说了句：“你也来了。”我没有回答。没必要了。

我们在一起两年。他刚进单位时连部门经理是谁都不清楚，电脑系统的运用程序学了八个月还搞不清楚前后页面的链接；我爸带他去分辨总经理、助理、法律部门的话事人，说话前提醒他哪些词不能讲太直。我爸见他对我表达出不一般的情愫，没多说什么，只嘱咐了一句：“单位里，别太急。”

但后来他升得很快，开始在家庭饭局上主动发言，他甚至调到了父亲的直属部门，说是想更近些，学些“实事”。

我并不蠢。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也知道父亲在“成全”什么。

只是没想到，连“分手”都来得如此干脆。连一句像样的解释都没有，只有一封冷静至极的群发邮件：“我们好聚好散。”

好像这一切，只是一个临时人事安排。

他走后，父亲不再多问，只是偶尔在饭桌上说：“有些人，是不会回头的。”

我以为他说的是他自己。

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是我。

我也有错——我想做一个体面的人，一个可以“帮助”而不是“拖累”别人的女人。于是我从没哭闹，从没威胁过要告发他利用关系，也从没当众揭穿他的计划。我以为这样是保全体面。后来才明白，体面的人，只配坐在剧场的边上，安静地看戏。

父亲昏迷的那天晚上，我守到凌晨，看着重症室的门开开关关，所有人的脚步都踩在我神经上。直到护士提醒我：“姑娘，您不能一直站这。”

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些女人，从来不能坐在权力的正席上。

我们只能在最后时刻，被叫来收场。

那晚，我梦见了父亲。他在一个布满金属家具的会议室里，笑着说：“没事，我会醒过来的。”

我信了。

可第二天，医生告诉我：“有自主呼吸，但意识尚未恢复。”

我握着他的手，他指尖冰凉。我想起他当年为我选学科、挑导师，安排实习的背影。他不是一个不爱我的父亲——他只是，太相信“安排”可以解决一切。

包括亲情。

我低头吻了他的额头，说了一句他这辈子最想听的话：

“爸，我长大了。”

门外走廊里有人经过，鞋跟敲击地面，一声一声，如同宣告：

旧人退场，新人登台。

而我，只是坐在剧场边上，轻轻地鼓了一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