毗邻田地间

老善

桥背村的南面，虽然有大片的稻田，但也间隔着不少城镇的飞地。

当年我们班，驻于这片飞地的西北角，一幢两层楼，一个大平房，与邻校那几幢楼比起来，尽管显得有些孤单，但住在里头的人，也有些闹腾。

邻校曾数次撤制或改制，单单与我们做邻时，就曾不声不响地，换了三种不同类别的师生，也更改了三次不同的校名。

我最近一次重返桥背寻访时，学校已经是第四次更名了，据说，他们又在盘算着迁校的事。

我绕过学校西面的围墙，来到南门路边对着稻田的一侧，见路边停了不少车，上前一问，知道正逢招生宣传开放期，便随着家长们走进了校园。

我一边环顾四周，一边热切地去对应自己记忆，这个校址曾经存在过的楼舍和布局，在我脑子里是如此地清晰可见，我甚至都可以画出每一处校舍的定位。在那时，这里无论是当初的"五七"干校，还是后来的农校，都没有围墙，我对其的布局的熟悉，就如同自家宿舍的楼道。

这里曾经有一个水泥蓝球场，但干校那些短期培训学员几乎很少用，估计是忙了一天的农活，不想再给自己添累了，所以，它反倒成了我们这帮男生打比赛的不二之地。

现在，令我沮丧的是，在当下的这个校园里，除了有一条东西向的校道，似乎勉强符合以前的定位之外，再难找到任何旧迹用以赡仰了。

我只好凝望着这条校道发呆。以前，它向西可直通我们的宿舍，往东，延伸到了农科所的土坡下，道路的南北两侧，分布着学校零散的楼舍，桥背村的农田。

如今，道路的东西两头，已被校园的围墙隔断，只在西头留着一个通往墙外的铁栅大门。铁栅门紧锁，隔着铁栅，正对着的，是另一家单位闪亮的金属色大铁门，铁门同样是紧闭着，而那铁门内的院子，正是我们班几十号人曾经的驻地。

我心里空落落的，勉强举起手机，却又不知聚焦何处，觉得无论去拍哪里，都是在拍别处。

事实上，这个校址，现在已被用以设立了一所民办的寄宿制中学。

我在想，如果在四十多年前，我们能有这样的邻友，这样的围墙，我会不会怀着好奇之心，偷偷地去翻越它。

我想，自己不会去冒这样的险。

翻越过去，是把自己重新抛入一种新的不确定性，这虽是两难的抉择，但我会倾向于选择在一处不起眼地方，静静地瞻望，而这一望，不觉间，就过去了几十年。

踯躅在这段不算长的干道上，眼晴向北边的房舍望去，那里，原先是一幢两层的学员宿舍，在"五七"干校期间，我曾两度走进这里，去拜望在此学习的家乡长辈，也都是依了父母的叮嘱去的。

在离开家的日子里，通讯和交通都不便利，父母想让我熟识一下他们的朋友，方便年纪尚小的我，在万一有需要时，会有个照应。我猜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

后来，这里搬来了农校，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进入这些楼栋，是去他们的校医务室看病打针，或者去里面的小卖部购买零食。我嘴馋那里的萨其马和鸡蛋糕。

蓝球场西侧，原先是老校的行政小楼，在楼上有一部摇把子电话机，虽是公用的，但用的人却很少，人们似乎还不太习惯用它，因为电话要通过总机才能要出去，对方也很难传呼找到。如果我们要去使用，那就要以自己稚嫩的声音，至少完成与两个陌生成年人的交流。

在那时，要成功地联系到亲人们，写信，是最简单的办法。

记得有一次放假，我想去农科所那边等车，然后辗转回家，路过小楼门口时，猛地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似正在大声地与家人通着电话。细听这声音，是我们班一位女生发出来的，我顿实感觉她很牛，也很羡慕，她居然有本事和城里的亲人通上电话。

人与人的不同，从小时候就可以窥见差异，贪玩的小孩，也未必见得胆大，而胆大往往又与厚脸皮挂上了勾，尽管人越长越大，但也会越来越觉得，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一个儿童友好型的社会，必然是亲子文化传承的结果，儿童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往往会在自己气质类型的基础上，发展出良好的个性品质。对儿童行为过于严苛，将妨碍其社会性的成熟。

更小时，我见过一些办公室的手摇机，也听过电话听筒里面传出来声音，但是却不会使用，不是不想，而是心里发怵，总觉得那是大人们干的事。还记得，小孩子们总是趁大人不在时，把它当手摇玩具来恶搞，后来，真到了有必要用它的年纪，便会自动卸去潜在意识中的正当性，必须提示自己，这不是恶搞，因为，我所见到的摇把机，没有一部不是公家的，小孩子是动它不得的。

后来，我去了一个新学校学习，记得有一次，我去学生会往校外打电话，摘下听筒就拨号，拨了半天全是忙音，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见状，好心提醒了一句:"要先通过总机接外线呢。"

这一下，把我懵逼了好一阵子。接外线，这是什么原理和规矩，我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怎样接总机，万一值机的老师不给我接外线呢。

虽然，脸皮太薄未见得是好事，但太厚了，也会超出自己的舒适区。记得离校前夕，我又去学生会的办公室办事，听到一位学生干部正在打电话，我认识他，而他在对外通话时，完全是在模仿老师的口吻，那是一种只有中年人才可能拥有的言语，但听起来，那叫一个自然，是一种可以乱真的模仿。我当时深感震惊，反思自己，也是学过演艺的人，怎么反而做不到模仿了，看来，我确实不是干这一行的材料啊。

后来，调换了新的工作单位以后，由于经常需要通过电话发一些口头通知，我往往在一天之内，就要拨通几十个号码，并不断地重复着同一个通知内容。

每天早上，推开办公室的门，一看到趴在桌子上的蓝色电话机，我就会感到头皮发紧。发通知时，我不断地拿起听筒，按下一串串的数字，听筒里传出的咕噜咕噜的拨号音，好像永远也停不下来，而那种脉冲型的拨号音，听上去，就像是厨房锅盖下面烧沸的水声，我的耳朵，似乎也要被听筒蒸熟了。

现在去寻思这件事，感觉自己的千恩万谢，都应献给桥背村的田野，以及这片交通不便的飞地。上学时，亏得没有电话可用，否则，对现在的我而言，这个地方绝不会成为记忆中的成长净地。

我向着小楼的原址走去，一边走，一边想，如果不是电话的普及，我大概也想不出，有什么样的通讯方式，比书信更富于年代的沉淀感。

我以为，与笔尖在信纸上的磨擦声相比，人们搭在电话声音中的话语，是粗糙且嘈杂的，与信封里抖落掉在地上的黑白相片相比，手机里即时传送的视频聊天，是随意且无聊的。

即刻满足的交流，不仅消解了倾诉的期待，更破坏了倾诉时的意境和美感，而那信封和邮票的搭配，更使得一种文字传递，徒增了仪典的意蕴，有多少人间的心语隐于其间，正如这中学砌起的围墙和大门，它们使人对校园的想象，止于一个可以随时封口的地方。

学校，也是年轻想象的频发之地。一些稚气的，未经世事过滤的目光，需要看见这个美好世界的端倪，而不是被墙垣阻隔。

我怀念在农校边上散步的日子，在那条砂土路上，可以随时沿着路边的田埂，直直地走上所能看到的任何一处山丘，对于自由的脚步而言，远处的景物，就是所见即所得的。

我出了校门，沿着院墙向东走去。

在路口，我不会奢望还会看见那个老平房，那曾是农校食堂的所在，也是人们进城候车的地方。

现在这里，已空荡得只有围墙。虽是空荡，虽有围墙，却依然不能困住这里的记忆，记忆不时地对当下的时空进行着填充，这是我未曾料到的。

那个食堂并不太，甚至还没有我们班与文工团合用的食堂大。它的操作间和售饭窗口都在东头，饭堂里只摆放着为数不多的，几张四四方方的大饭桌，每张饭桌的四周，都被一圈条凳围套着，就像是给那些桌子做的护栏。人要想上桌吃饭，得先抬脚跨过它们。

那时，对于这样的桌凳，我总是心有戚戚的，桌凳上残留的油腻先不说，大凡只要跨过那些条凳，坐下后，就会觉得那桌面，要么太高，要么离自己太远，如果要能够得着桌上的碗，总得往前趴着身子才行，吃相难看，是可想而知的。想必这种设计，终归是为了适应成年人的体型。

在那个年代，师生去食堂用餐，都是自带餐具。远远看去，人们端着饭碗鱼贯而出，有的边走边吃，有些人聚在在田埂边上，一边说笑着一边吃。所以，对于饭堂设计容量大小的考量，倒显得无所谓了。简陋也自有简陋的无奈。

虽然，我不会有机会在邻校的食堂用餐，不过，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个人，他姓谭，当时正在食堂里做厨师，是我哥当年的同学，也是下放的知青。

谭师傳是中等个子，比较黑瘦，理着平板头，上唇留着小胡，不在工作时间时，常穿一件旧的确良军装，显得很精干。

那时，对这样的偶遇，我并未多想，对我来说，那是一段特殊的日子，是对任何人的境遇，都不会去追寻前因后果的年纪。我不会去多想，在这样的地方，怎么会有知青，他的下放地点在哪个地方，既然是知青，为什么不在田间地头干活，怎么会到一个学校的食堂做工呢。况且在食堂做厨工，也不会比做农活轻松。

而我，只当是在异地多了一个家乡的熟人，毕竟他比我年长许多，我平时也不会特意到这个食堂去玩，因为食堂这种地方，并不比四通八达的田埂更好玩。

以往的年代迷团，随着时间的更迭，往往会自行解开，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幼稚的非解问题，还是任其保持原貌为好，不去剥茧抽丝，否则，就会在不觉中，断了自己对过去的念想。

我站在路口的拐弯处，在这个角落里，举首仰望，围墙上有一些大树的枝桠，早已探出了头。我的思，跃跃欲试，想要复原那个早已不在的平房。

我明白，任何实景的复原，除了幻觉，已毫无它法，如同我记忆的破网，尽管努力地修修补补，但总归不是真实的，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眼见为真吗，可也未见得。

一抬头，见马路对面，却又耸着另一个学校的校门，大门紧闭着，周边围墙严实。

我有些吃惊，这个学校的地块，不正是以前农科所经常放映露天电影的空地吗，竟然又起了一所新的寄宿学校。

看来，我得把复原旧物的意想和图景碎片暂时锁起，以便腾出想象的地盘，重新打量一下这里的山水风情了。

这里的山地与河叉，究竟隐藏着什么密码，为什么，总有各式各类的学校喜欢光顾这里。眼前的这种情景，似又成了我新的，不解的迷团。

学校办在什么样的地方才好，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正如有人发问，什么样的教与学才是最恰切的一样。

学校所以被称为学校，只因它是专司教育的社会组织。

但是，常识告诉我，同一制度背景下的众多学校，相似度是极高的，但另一常识又告诉我，不同类别、专业，或不同层次的学校，相似度却极低，低到甚至可以把它们当作不同的组织机构来看待。

这些看似矛盾的常识，却一再地，把办学地点的选择问题模板化了。有事实为证，中国古代的书院，竟没有落在闹市的，它们大都隐匿于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山林间，而中国现代的大学，也极少有远离中心城市的。

问题在于，对于办学地点的选择，当真是一种必要的严密论证，抑或只是一种观念模板的套用。问题还在于，无论是谁，都不会承认自己的谏言，只是一种固有观念的套用。

如果，真如那部七十代的国产电影台词所言:"这里风景优美，空气新鲜，又靠近城市"，那么，在桥背村办学，可真是选对了地方。

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向左拐，绕过了村子，向村北的高坡上走去，与此同时，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更大的疑惑。

办学校，一定要有一个确定的地方吗。如果是，那么网上的学校又如何定位。

虚拟学校，究竟是对组织原型的模仿，还是延展，如果这是一个真问题，自有人去讨论，而我当下要做的，只是穿越那曾经走过的山林小径，走到坡顶，以览观且圆融的姿态，先将各式疑惑抛下，我要多看几眼，这个当年容纳了我，并使我生长了四年的荒郊野坡。

我走上了坡顶，目光穿过山坡下的参差不齐的树梢，村舍和校舍尽收眼底，我们班舍的原址，依然在最右边。

我们与他校为邻，与文工团和桥背村为邻。但是，我忽然觉得，在这片空旷的田地之间，我从未在心里，把这些相邻者与我们的班舍隔开，它们是这样的一种样貌，在暮色里，在山脚下村舍，里面升起一道道炊烟，而在初秋的晨雾里，学员起床时，一定会响起那缠绵的号音。

我们与相邻者之间的关切和互动，和谐共生地拼起了一个更大的校园，构成了一幅年代久远，温暖且祥和的世间图景。

此时，我想向着山下发问，教育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恰似对哲学是什么的发问，如欲抽象概括地去回答它们，当然是很不明智的。

于我而言，设若山下的邻者会有所回答，则那些回答，定会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母校班级的魂魄，会躺在在故址废墟上的碎石瓦砾间，大声地告诉我，练功场上的意志力和永不诀绝的希望，它们是重要的。

桥背村边，那潺潺流水的絮语，也会顺着山风，贴着我的耳垂对我说:是我，给了你日常农居生活的场景和体验。

而邻校那不断响起的课间铃声，又似乎在回答:我张开的双臂，可以包容你正常生活的每一天，让你过得安心、踏实。

俗话说:择邻而居。这样做的前提是能择和可择，否则，与何者为邻，只能是一种机缘。对身处机构中的个体而言，互相悦纳，似乎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学校驻在一起，扎堆办学，这究竟是论证的结果，还是对某些规制的套用，这些猜想，无论当年还是当下，对于这块城市飞地而言，都是无甚紧要的了。

但是想起来，我依然倍感欣慰，那时的我，也的确喜欢上了这些邻居，这对于群居生活愉快感的获取而言，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