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上）

李增建

　　人世间的爱，莫过于父母的爱。“父亲的背影”常被作为父爱的象征，与“慈祥的母爱”汇成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滋润着儿女心田。

我的父亲，刚过了110周年诞辰日（2025.1），离世也已四十二年之久，却仍如昨日，昔日与父亲那些日子的故事，依然还记得………

年青时的父亲

　　我的父亲，祖籍河北深县，15岁那年经盟兄弟介绍往天津学徒，给店铺掌柜做杂活，上街卖帽子。大约17岁因爷爷离世返乡，担起家庭生活重任。抗日战争爆发，投身抗日武装，1938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冀中平原的抗日烽火，我小时候观影《地道战》、《小兵张嘎》等抗日影片，那些故事情节印象很深。父亲的这段抗日武装经历，从未对子女说过，我只是从母亲片言只语里略知一二，如在敌后游击战中 ，三次经过家门口未曾看望其母亲，也曾被日寇围在村内，日寇威逼村里百姓供出“八路”，有村民知晓父亲身份，将其以亲人认领，父亲躲过一劫。可以想象在对敌斗争的残酷环境中，父亲也像电影里的武工队员英勇杀敌。

摄于1945年父亲母亲与大哥

摄于1945年12月河北深县军工厂，右三为父亲

　　家乡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胜利，有些人便产生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安逸享福的念头，不愿离开家乡，父亲毅然抉择南下，动员母亲同往，（旁白：还用动员？母亲39年人党，革命觉悟高着呢）母亲坚定与父亲并肩随队跨过长江 ，将年幼的儿子（我的大哥）托付家中老人，改名铭志，一个叫“明”，一个叫“泽民”，向着光明，为了人民，继续革命，跟随“解放全中国”的革命洪流，前进！

摄于1949年安徽旌德工作队，前排左一为父亲

1949—1952父母亲在安徽旌德

　　皖南群山叠嶂，黄山旌德扎营，这里降生了“大山里的孩子”（我二哥）。在县组织部长岗位任职不久，一纸调令传来，父亲调入上海浦东高桥石油公司，这是战略物资要地，我就生在浦东高桥的地方。

母亲随后从皖南来到上海 ，与父亲在一个单位共事几年，属上下级关系。父亲廉洁自律，在提级涨薪事情上，总是把母亲压一级，这样工作好开展。母亲没法子，官大一级压死人，心里窝火，明知“一步错失，步步吃亏”（旁白：老爹啊，你知道你这一招损失多大吗？）在同事面前也只能留给父亲面子，可在往后的日子里，父亲没少受母亲的埋怨，父亲呢，“一笑泯恩仇”。

父母亲与二哥在皖南

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

华东军政委员会财贸部任命通知书

　　父亲是个大孝子，薪金制后常提前预支薪水，不光是本月的，连下月的一块预支，寄往老家祖母。当母亲去领薪水时，被财务人员告知“李经理早已预支薪水”（旁白：啊哟老爹，这是拿我的奶粉钱去孝敬老娘啊？我吃啥？）母亲气不打一出来，这一家老小生活咋办？母亲跟父亲摊牌，孝敬老人和家庭生活兼顾平衡，不能厚此薄彼，父亲一句“钱不够，问隔壁老丁家借一点”（旁白：老丁正职领导，家有八个孩子，哪有钱借给你啊？）从那以后，母亲懂得了夫妻俩不能在同单位共事，更懂得了一个“真理”，经济大权要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摄于1955年上海高桥家庭住房前中间为姥姥，后排左一阿姨

　　从浦东高桥炼油厂区宿舍搬迁后，母亲调其他单位，家先后安置于番禺路、法华路、虹桥路花园洋房，我妹妹出生于此，（正宗上海人）六十年代初 父母来松江，终极奔波之路，家暂安置于普照路似寺庙的两间平房。我二哥对从上海住洋房到松江住破庙，耿耿于怀，从上海人做乡下人，满肚子委屈，据二哥自己说是几年没有适应过来。其实，他的上海情结始终没有释怀，最终还是回上海市区定居。

父亲那一辈人干工作，听从组织安排，哪里艰苦哪里去，管你是住洋房还是住破庙？

几年后，组织重新安排住房，父母商量谢绝专属县里领导居住的大院，选择了市属工厂工人居民楼，没有地板、卫生设备，却住得比较舒心，（旁白：县委大院里搬弄是非多，谢绝就对了）直到父亲离世后，又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旁白：不搬的理由：觉得父亲还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里）

“文革”前，平时很难见到父亲，他早出晚归时，我都在梦中，一天里有个时间点或许能见到父亲，那是县委食堂。上小学时，兄妹都在食堂吃饭，父亲将饭菜票放在屋内橱柜里，可自拿（旁白：我们很识相、勤俭节约跟父亲学的）。有几次在食堂与父亲擦肩而过，我兄妹叫父亲，只听“哼”了一声”，不知父亲是真听见了呢？还是在考虑事情自语，像似答应了，又好像没答应？ 反正眼皮没有抬起来，吃饭时，父亲也是与同事就坐，不朝我兄妹望一下。我们很委屈，回家向母亲告状，母亲答：你爸就这样，脑子里考虑他的事，没旁人。（旁白：老爹，我们是不是你亲生的？）

　　父亲一次上北京开会，时逢秋冬季节，回沪时路过天津看望盟兄弟，回到松江车站，穿着衬衫，掏尽口袋仅剩的零钱叫了一辆三轮车，抖抖索索的回到家中，母亲见状问父亲“你的毛衣呢？你的外套呢？”父亲轻描淡写道：“留给了盟兄弟”。（旁白：够爷们！讲义气，宁可自己受冻）

“文革”前期，批斗“走资产阶级道路当权派”浪潮迭起，父亲也难逃此劫，戴帽子、挂牌子，押车游、会场斗，受尽折磨！我是“红小兵”（保皇派），眼睁睁的看着父亲挨斗的场面，心如刀绞，却又五味杂陈。（旁白：真有这样想法：“要是有把枪，统统将那些人撂了”！）

　　“文革”中，厄运接踵降临。某日清晨，有几名工人造反派气势汹汹闯入我家，勒令父亲腾出一间卧室，造反派有用场。身处险境的父亲，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愤懑无奈。

“文革”的冲击，使父亲身心疲惫，抑郁沉闷，突发心肌梗塞，命在旦夕，经抢救卧床半年之久，总算把命捡回。我侍奉病榻上的父亲近半年，因学校停课闹革命，小学升初中暂缓，幸得宝贵时间，这样就能天天见到父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