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回忆录》听书笔记

荟萃阁

嘉定博物馆顾维钧事迹馆内，顾维钧雕塑

顾维钧一直心系家乡，这是他98岁高龄于纽约手书

这是老人回忆家乡嘉定县旧貌

顾维钧有一个坚持数十年的写日记习惯，这是老人去世当天所写的日记：安静的一天

参观了顾维钧事迹馆以后，萌发了阅读顾维钧回忆录的想法。

顾维钧回忆录是作者对自身经历的口述，我查询了顾维钧回忆录一共13分册八卷。

‍遗憾的是上海的图书馆竟然没有这套书，我想起图书馆有点书活动，特地在网上点书，几天后收到回复，点书也失败了。

我在喜马拉雅查询了一下，发现主播“秦淮逍客的书房”全文演播《顾维钧回忆录》，于是开始听顾维钧回忆录。这位主播虽然是南方人，普通话不是那么标准，但是演播十分严谨到位，由于顾维钧也是上海人，慢慢听下来，感觉就是顾维钧本人在叙述。

由于顾维钧个人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每天写日记的习惯，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和珍贵史料就此保留了下来，这对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民国时期的历史十分有帮助。

‍顾维钧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土地上战火纷飞的时代，是中国遭受列强欺凌中国人努力反抗以求生存的时代，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股力量不断合作与斗争的时代，他在中间凭借他的学识、凭借他的爱国情怀、也凭借他的不懈努力，在国内国际舞台上奔波发声，为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支持、为争取中国的利益而不断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因为后期追随加入了国民党，做了一些不利于两岸关系的事。

‍听顾维钧的回忆录，能够看到一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外交家，契而不舍、想尽办法周旋奔波于国际舞台上，当时的中国，被列强掌控于股掌之上，要在不平衡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争取支持难度可想而知，但是顾维钧从来不放弃努力，而是广泛拜访结识不同的国家的重要人物寻求帮助寻求支持，在国际上发声的时候，当强则强，没有办法的时候回旋努力，永不言弃，他的外交生涯，可以说是一部外交官的活教材。

‍作者的叙述生动翔实，事关人人都关心的历史，所以引人入胜，我经常一次设定听一个小时，听完会忍不住延长再听一个小时。

‍但是由于这段历史中国的多灾多难，备受列强欺凌，我也几度听不下去，关闭喜马拉雅以平复心情，然后再继续听下去。

‍前后听了有一个多月了，了解到了更多的民国历史，我想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兴趣尽可能多地了解这段中国近代史。

‍我还是按照我个人的习惯，作一些听书记录，有些是书中内容的摘录，有些是历史资料补注，有些则是自己的所思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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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从事外交工作长达半个世纪，期间经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巴黎和会：

代表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力陈中国立场，为中国辩护，面对英美对日本的退宿政策，拒绝在巴黎协定上签字，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当顾维钧在晚年回答他在巴黎和会上何以有如是勇气时，曾说：“这很简单，我满腔热忱，爱国情深，只想为国家做点事。山东是我们的国土，德国是我们的敌国。敌人既败，应把从前在我领土内强夺去的权益归还我国，是名正言顺之事，既符国际公法，也合公理正义，自勿需假手日本，还我河山。我相信凡是有正义感的人，对我国只有同情，只有赞助；对日本的强词夺理只有驳斥，只有厌弃。”

华盛顿会议：

1921年顾维钧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三位全权代表之一 ，在中国政府、人民及代表团的努力下，中方最终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与日方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中国收回胶澳租界、海关权等权利，日本被迫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此过程中，顾维钧为争回山东权益出力尤大。

中苏谈判：

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31日，顾维钧与加拉罕正式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七个声明书和两份照会。其主要内容有：（一）废除帝俄与中国或第三国所订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二）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放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三）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前维持现状；（四）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五）苏联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

废除中比条约：

宣布废除中比条约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
顾维钧认为，“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虽然中比条约的废止，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但这一行动，仍可被视作“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李顿调查团：

1932年3月，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在日本人不认同顾维钧参加调查团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以一位战士上战场为国牺牲的决心陪同调查团调查日本在中国（主要是东北）的侵略罪行，在调查团调查期间，收集到大量的日本侵略行径的资料，也收到大量中国人偷偷递上来的请愿书，反复表示他们不愿意处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经过调查团的努力，形成了《李顿报告书》，递交国联。顾维钧以积极的外交攻势，促使国联大会通过《李顿报告书》。

筹建联合国：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8月，任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事务。同时参与筹建联合国及草拟《联合国宪章》等工作。
　　顾维钧采取一些比较务实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经讨论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补充的方案，比较好的处理了中国的地位问题。顾维钧的灵活应对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国提出的三点补充意见后来都在旧金山会议中写入了《联合国宪章》。顾维钧在会上将确保中国“四强”之一地位一事放在首位，在中国与会方针的确立和会议的具体应对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

......

“国人对外交有两见解，一谓弱国无外交，一谓正惟弱国始须外交。此两说皆可谓确，而亦皆可谓不全确。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因强国外交可较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补救。弱国则不能一毫松懈，其获得结果也固不易，而获得结果后，常不能充分利用之。”————顾维钧 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顾维钧都如履薄冰。顾维钧认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条成语对个人来说是可以的，但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因为国家不能“玉碎”。所以在外交上不能指望百分之百成功，因为如果一方想得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另一方也有此要求，则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因此通常取得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即是大胜。当达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时，就应当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谈判破裂的言谈和行为，而失去已有部分。

这一观点不为同时代民众广泛认同。顾维钧指出当时中国外交有个大毛病：到处乱要价钱，不愿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吃小亏，结果吃大亏。顾维钧在外交中，该强硬的时候十分强硬，而该身段柔软时，也会寻求妥协，处理问题十分灵活。 他认为从事外交活动“必须非常敏锐，注意每一个细节，看看有否隐藏的含义，遇事决不能想当然，不能仅看表面。必须非常谨慎，仔细观察，小心从事，并永远瞻前顾后，有进有退。

顾维钧还认为：“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顾维钧也同样重视新闻传媒的作用，他曾说：“在会议外交中，一个外交家必须时时注意会议讲坛，尤其是世界报刊所代表的舆论。因此老派人士躲避报纸和舆论是大错而特错。”

然而受制于客观环境，顾维钧的外交活动受到国内处处掣肘，所提出的原则并不能完全实施。但其外交思想，在当时既有针对性，对后世也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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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卷 童年及求学时代（1888-1912）

‍第二卷 担任外交官的头十年（1912-1922）

‍第三卷 回国任职（1922-1932）

‍第四卷 出使法国（1932.10-1941.6）

‍第五卷 二度使英(1941.7-1946.7)

‍第六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上)(1946-1950)

‍第七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下)(1950-1956)

‍第八卷 海牙国际法院十年(1956-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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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童年及求学时代 1888–1912年

顾维钧，家境相对优渥，私塾学习10年，教会学校以及圣约翰学校学习，学习成绩遥遥领先，跟同学一起赴美国留学，库克大学预科学习以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和外交学，成绩十分突出，得到很多教授的赏识，和很多教授以及校长成为朋友，经常到办公室向教授们请教，也因此成为很多教授的朋友圈嘉宾，认识了很多美国朋友，在校期间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组织主席，在校期间就参与部分清政府赴美宪政考察团接待等活动，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认识了很多中国赴美留学以及在美国的政治家企业家，这些学习和经历为他日后从事外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学霸学习拉丁文：拉丁文学习，中学没有接触过拉丁文的学生顾维钧，为了拿到文学士而不是理学士文凭，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得到系主任推荐老师的帮助，跟随老师到学校利用暑期学完四年的课程，6周学完四年拉丁文课程，创造了奇迹。

‍学霸学习地质学：向矿业学专业学生了解到采矿的重要性，主动去啃矿业学。

‍学霸课外活动：被校外活动迷住，参加划船运动，田径队，越野赛跑，网球，足球，打猎等等，拓展了很多视野。

‍学霸积极参加课外活动：法学院辩论比赛，大学辩论赛，戏剧社，旁观者编辑部副编辑、总编辑，哥伦比亚月刊编辑经理，学生代表委员会，模拟全国大会上提名演说，法语学会，皇冠组织成员，高年级学会等等，为此结识了更多的教授同学等等，在美国毕业前就已经广为人知。‍

1908年回国时取道欧洲，40天后回到上海，在英国结识公使，西方繁荣，东方贫困对比强烈，上海的落后，体现在观念的落后，政府的腐败，政府的守旧，给顾维钧留下深刻印象，国家百废待兴匹夫有责。‍

回国后，百般拒绝无效情况下，奉父母之命结婚，妻子张润娥，缠足，结婚后一起到美国，全程相敬如宾，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之后两人友好协议离婚，自此张润娥万念俱灰，落发为尼，清贫度日，多年以后顾维钧得知张润娥的情况，写了一封忏悔信并附一张5万元的支票，但是被原路退回。‍

学霸提前完成文学士学分，但是不同意毕业，继续修学其他课程，不过他虽然学分超过，却因为跳水项目没有通过测试而暂时不能毕业，哥伦比亚大学要求学生各种泳姿都通过测试，包括跳水，顾维钧唯独跳水不敢跳，被老师反反复复抓去训练，总算以闭眼迈步跌入水中勉强算过关，这是学霸唯一遇到的难题。‍

1909年听从教授建议注册为法学院硕士，主要不是为了学位，而是因为需要学习相关国际法内容，提建议的教授曾经担任多年国务卿助理，同年顾维钧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士和硕士学位。‍

辛亥革命爆发，为在国外学习的人提供了为国工作的机会，其实留学生们很被政府关注，辛亥革命的消息也让留学生们感动兴奋，大家回国的愿望增加了，顾维钧加快了哲学博士论文的撰写。

‍1912年收到公函，袁世凯邀请顾维钧担任他的英文秘书，但是学业暂未完成，婉拒了邀请。指导老师知道他的拒绝以后批评他，因为学习就是为了报效国家，这么好的机会不应该放弃，不久国内再次来电确认邀请，在老师鼓励和支持下，他的博士论文进度加快，约定一个月后完成相关考试后回国。顾维钧几乎修学了政治系的所有课程，所有教授都参加了他的答辩测试，最令他印象深刻的问题是：从中国的情况看，美国的宪法哪些适用于中国？考试经过了两个小时，老师们评估以后认为考试通过，论文引言部分也得到老师的肯定，教授认为引言就是一篇非常好的论文，教授配合他的毕业需求，允许他在回国途中继续撰写相关章节，邮寄回哥伦比亚，由教授夫人亲自为其校对印刷，完成博士论文的递交。

‍回国前得到政府同意，购买了部分资料回国，1912年4月底到达北京。‍

第二卷 担任外交官的头10年 1912–1922年

1912年4月，旅途12天经满洲铁路回到北平。

‍唐绍仪总理安排人员接他，暂住在六国饭店，唐绍仪到饭店见顾维钧并带他去见总统袁世凯。唐绍仪赴美曾经挑选了40位学习过国际政治的留学生推荐给民国政府。唐绍仪建议顾维钧担任袁世凯秘书兼任唐绍仪秘书，袁世凯开始不同意，说当初唐总理是推荐给他的，不过唐总理说你这里事情不多，应该可以兼顾的，袁世凯后来还是同意了，顾维钧就此直接进入了政府工作，搬入国务院居住，开始了从政生涯。‍

顾维钧的出现和一班老学究一起工作，被人侧目，顾维钧因为工作清闲而要求唐总理增加工作量，唐总理建议他在北京多了解北京的情况。

参加爱国捐委员会，负责翻译相关初稿翻译等等工作，在国内的工作让少年留学的他感觉区别特别大。

唐总理和袁世凯之间对政府的结构和运作的分歧还是很大，和守旧派相比，袁世凯很新派，但是还是相对保守，唐总理则接受西方教育，对新政充满了期待，不久内阁组建失败，唐绍仪辞去总理职务。

唐总理内阁组阁失败后，唐辞去总理职务，内阁的几个秘书也同时辞职了，顾维钧赴天津听取唐对他工作的建议，在此期间顾维钧成为唐家的常客，得到唐的喜爱进而把女儿唐宝玥（梅）介绍给顾维钧，很快两人成婚了。

顾维钧接受唐的建议和袁世凯的邀请，进入外交部（外务部）工作，总长陆增祥、次长曹汝霖。兼任袁世凯英文秘书。一年以后晋升参事，四年之后被派往墨西哥担任公使，进而担任驻华盛顿兼古巴公使。

‍在外交部时建议设立档案科，翻译科，特别是翻译科把外国报纸对中国的相关内容翻译成中文成为外交部乃至政府官员的必看内容。

‍在外交部工作时，担任中英西藏问题、中俄、中日等问题谈判的翻译，2012年原外交部就职一个月的梁汝浩总长面对英国俄国日本等国无理要求，无法做到使国家不受压不受辱，感到无能为力，坚持辞职，1912年11月陆增祥继任，到1913年9月新任外交总长曹汝霖为止，中俄谈判依然悬而未决。‍

附：北洋政府时期的历任外交部总长

姓名 上任日期 离任日期

陆征祥 1912年3月30日 1912年9月22日

胡惟德 1912年3月30日 1912年6月10日 署理

梁如浩 1912年9月16日 1912年11月15日

陆征祥 1912年11月15日 1913年9月4日

曹汝霖 1913年9月4日 1913年9月11日 代理

孙宝琦 1913年9月11日 1915年1月27日

陆征祥 1915年1月27日 1916年5月17日

曹汝霖 1916年5月17日 1916年6月30日 署理

唐绍仪 1916年6月30日 1916年9月29日

陈锦涛 1916年6月30日 1916年12月24日 署理

伍廷芳 1916 年 11 月 13 日 1917 年 7 月 9 日

汪大燮 1917 年 7 月 15 日，1917 年 11 月 30 日

颜惠庆 1921 年 5 月 14 日，1922 年 8 月 5 日；

1926 年 3 月 4 日再次上任，1926 年 3 月 25 日

顾维钧 1922 年 8 月 5 日开始署理，

1922 年 11 月 29 日再次署理；

1923 年 1 月 4 日又一次署理，

1923 年 2 月 3 日再次署理；

1923 年 4 月 9 日上任1924 年 1 月 12 日

1924 年 10 月 31 日再次上任，1924 年 11 月 24 日

王正廷 1922 年 11 月 29 日开始署理，1923 年 1 月 4 日

1925 年 12 月 31 日上任，1926 年 3 月 4 日

施肇基 1926 年 5 月 13 日上任，1926 年 6 月 22 日

蔡廷干 1926 年 7 月 6 日署理，1926 年 10 月 1 日

王荫泰 1927 年 6 月 16 日上任，1928 年 2 月 25 日

日本侵占青岛及21条，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入侵中立国比利时的消息引发了北京极大的忧虑，担心日本将继续其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威胁中国安全，8月，离欧战爆发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即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撤出青岛租借地极其周围地区，包括胶州湾在内，德国当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日军在未通知我国的情况下在龙口登陆向青岛推进，日本此举侵犯中立国中国的领土，完全违反了国际公法，中国政府却无力抗击，袁世凯召集会议，顾维钧等几位留学生参事也被邀参会，他们表示中国对欧战保持中立立场，日本无权侵犯中立国家的领土，袁世凯问段祺瑞中国军队能够做到哪些行动，段祺瑞说如果总统下令部队可以抵抗48小时，此后就听总统指示了，袁世凯深深叹气以后说，1904-1905俄日在这个境内交战的情况与此类事，当时无法阻止日军的行动，只好划出交战区，现在也可以划出走廊，只能如此了。青岛2天就被日军接管，并控制了青岛到济南的铁路，政府的忧虑又增加了。‍

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日语：対華21か条要求），是指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共分5号，计21条。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无暇顾及中国。日本帝国主义洞悉袁世凯向外寻求支持以复辟帝制的意向，趁机于1915年1月18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对支那政策文件》，即“二十一条”草案。条款主要内容是：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②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数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至九十九年；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④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⑤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袁世凯政府起初对日本的要求表示抗议，但在日本的威胁下，他于5月9日承认上述条款，并于25日订立《中日民四条约》，正式确认了“二十一条”中的除第五号外的内容。‍

1915年日本提出臭名昭著的21条，21条对中国政府犹如晴天霹雳，政府面对这样的问题陷入困境，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对付日本人，袁世凯没办法只好答应与日本谈判，袁世凯让此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总长之位再次由陆增祥接任，袁世凯尽量拖延谈判进程，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等国家的支援，顾维钧作为留学美国的参事参加谈判，但是日本方面排斥留学欧洲美国等英语国家的人员参与谈判，顾维钧被排斥在外，顾维钧建议：虽然日本要求保密，但是胁迫情况下的要求不能作为中国处事原则，应该将相关情况让美国和英国了解，顾维钧得到允许与华盛顿伦敦进行接触，消息逐步曝光在西方媒体上，拖延的讨论面临日本方面的极大压力，中国逐步得到华盛顿的支持，与日本的谈判进展再慢也谈过了前面四条，第五条袁世凯是认为坚决不能接受的，秘密签约了除第五号外的四个方面内容。‍

由于日本是挟武力以最后通牒方式强迫中国接受其要求，故此5月13日中国外交部就此次中日交涉发表声明，强调：“中国不得不勉从最后通牒所开各节。如列强对于保持中国独立及领土完全暨保存现状与列强在中国工商业机会相等主义所订之各条约，因此次中国承认日本要求而受事实上修改之影响者，中国政府声明非中国所致也。”“勉从”与“非中国所致”的说法，实际上为其后中国否认“中日民四条约”埋下了伏笔。“中日民四条约”签订时，国会已为袁世凯废弃，故该约未经国会正式通过批准，法律手续不周，亦为中国政府其后否认该约之理由。再者，“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不过一年，袁世凯即忧病而亡，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动，其后之中国政府均不承认此约之有效。‍

美国参战以后，顾维钧在美国建议北洋政府接受协约国建议参战，段祺瑞建议接受协约国建议参战，和同情中国遭遇的美国英国法国站在一起，将有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虽然南方政府孙中山反对，段祺瑞赞成参战的想法事后看来是对的。‍

协约国获得胜利以后，中国派代表团赴法国阐述中国的诉求和立场，派出由陆徵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但是代表团代表的名次发生矛盾，中国代表团只有两个席位，每次只能去两个人，陆增祥提出的名次是陆增祥王正廷顾维钧，顾维钧自己谦虚主动要求排第五，最后排了第四，但是袁世凯不同意，把名次改了，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正廷过度纠结在作为代表的名次上，代表团团长陆增祥则身体不好屡次缺席讨论，袁世凯坚持陆增祥顾维钧的排名其实是有道理的，这样陆增祥万一不能出席会议顾维钧可以代表中国代表团正常出席会议，但是南方代表不是这么想的，情绪非常大，工作气氛非常不好，这给岌岌可危的中国代表团带来了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顾维钧顾全大局，代表中国代表团在10人会议室阐述中国立场，得到除日本代表团外的其他国家代表团的肯定。在准备书面声明过程中，中日协定要作为附件附在后面，但是携带的文件箱居然神秘丢失，估计是被日本间谍偷走，准备声明过程中顾维钧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当时国内对21条引发各界强烈抗议，也有很多人来到巴黎关注中国代表团的进展，但是代表团内部的不和气氛依然剑拔弩张，王正廷意图作为代表团长的吃相特别难看，导致陆增祥大受打击离开代表团，不知去向，令代表团一片混乱。顾维钧认为工作不能停，3月中旬陆增祥回来了，陆增祥取得了国内对他的更大授权，允许陆增祥可以便于行事，突然代表团的矛头却指向顾维钧，传顾维钧与曹汝霖之女订婚言其亲近亲日派，查知消息从巴黎传至广州再从广州传到北平再传回巴黎，顾维钧当面问询王正廷，得到王正廷的肯定，实际上王正廷也代表不了南方的观点，事后查明此谣言就是王正廷凭空捏造。

‍10人会递交声明材料以后，威尔逊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是唯一一个和中日双方都没有秘密约定的国家，英日、法日会前均有各自利益的秘密协定，最终美国的协调没有取得进展，中国代表团处境艰难，代表团团长开始倾向于在和会协议上签字，但是不同的代表天天都在代表团住所抗议，坚决反对代表团签字，国内也是空前团结一致抗议代表团签字，代表团内部意见不一，政府的答复居然是请代表团团长决定，实在是匪夷所思，代表团要求在会议上发表签字声明说明的最后请求都被否决以后，代表团成员达成一致，拒绝在协议上签字。

‍此次经历给顾维钧留下深刻印象，弱国无外交，国家百废待兴。‍

附：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以战争遗留问题而提出重审此约有关问题之议则顺理成章，理由为：该约“系强迫签订。该约虽经中国签字，然中国并不因签字之故，而失去其交由和会修正之权。盖中国之签订此约，实迫于日本最后通牒之迫压。当时中国所处之境遇，尽失其自由磋商之权，一切条件皆由日本所指定，中国不得有所提议也。”其后有关该约存废之交涉历经波折，虽日本坚持其有效性，但中国政府始终不予承认，该约之履行亦因此而成空文，直到1923年3月1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废弃“民四条约”。‍

1920年赴伦敦担任国联行政院中国代表，中国对国联大会十分重视，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远东利益。

附：华盛顿会议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时值颜惠庆内阁，派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朱佛定为秘书，约13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席。原计划还有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代表，但是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不遂，伍朝枢未赴。
华盛顿会议的议程主要有两项：一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二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为此组成两个委员会：“限制军备委员会”由英、美、日、法、意五个海军大国参加；“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则有九国代表参加，两个委员会分别进行讨论。该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三个重要条约：四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九国公约。这三个公约统称“华盛顿公约”。

这是一次美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的会议。当时中国北洋政府也想利用美日矛盾解除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局面。会上中国代表在美国顾问的授意下，提出符合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十原则。中国方面还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撤出外国驻华军队和收回租界、租借地等,但均遭拒绝。

《九国公约》名义上“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实际是一句空话。公约又规定:要切实“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为此,任何一国“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九国公约是帝国主义共同侵略中国的协定,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主张，是美国图谋扩张在华侵略势力的一个胜利,由此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中国又回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重新瓜分世界的新体系，虽然暂时缓解了危机，但并未消除矛盾。其中最突出的矛盾，一是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二是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意大利嫌自己在巴黎和会上分赃太少，日本则不满华盛顿条约对它的限制。

虽然中国代表团这次分工明确，有不同的专题委员会对不同的问题进行准备，派出的代表团有130人之多。但是很多中国特别关注的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讨论，中国希望解决山东问题的诉求没有得到解决。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答应在一两年后把胶州湾移交中国的说法也没有得到满足。

‍胶州铁路问题，旧的贷款协议中，一直有一个德国的总工程师在负责管理，日本认为一切德国利益应该由日本接管，中国代表团提出立即偿还贷款，同时收回铁路管理权，但是国内指示可以适当接受贷款，这是因为国内其实无法短期内凑集2500万元，虽然民间掀起了捐款活动，实际募集资金十分有限，谈判变为贷款12–15年。

‍接下来是胶州铁路的管理问题，由于铁路已经修好，反反复复的谈判以后，总工程师由日本人担任；车务总管由双方同时任命，中国人为正日本人为副，双方有同等权利；总司记由日本人担任，但是这个过程被很多民间人员认为代表团在出卖国家。

实际上仔细读上面的九国公约可知，华盛顿会议实际上不是要解决中国对于自己国家权益的诉求，而是八个国家对于中国共同控制的一个条约。

即使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代表团也没有放弃努力，在中国政府及代表团的努力下，中方最终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与日方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中国收回胶澳租界、海关权等权利，日本被迫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此过程中，顾维钧为争回山东权益出力尤大。2月6日，顾维钧等代表中国签署《九国公约》。

第三卷 回国任职 1922–1932年

1922年4月从伦敦回国，到达上海。回到国内发觉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隐隐感觉到将要发生某些大事件。

‍附：北洋政府时期的总统

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2.袁世凯、3.黎元洪、4.冯国璋、5.徐世昌、6.曹锟

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三个人到1918年应该算是共同完成了一个5年任期，1918年10月10日开始是徐世昌担任了总统到1922年6月2日。

顾维钧于1922年5月回到国内的时候，觉得有些茫无头绪，但是预感到即将发生某些变动，人们预料可能发生政变。6月12日是徐世昌预定欢迎的午宴日子，鉴于局势的变化多端，顾维钧主动电话给总统请他不必安排午宴。

午宴照常进行，午宴结束后，徐世昌宣布因为身体原因，他将辞去总统职务，而且是直接去车站开始旅行，大家去车站给总统送行，并且就在车站迎接新总统黎元洪。

接下来面临颜惠庆组阁、王宠惠组阁、张绍曾组阁，官员像走马灯一样换，顾维钧大多数时间是担任外交总长，只于1922年颜惠庆组阁期间担任了几个月的财务委员会主席，于1924年7月外交总长兼代总理。
1922年回到北洋政府供职后，顾维钧的主要外交活动是与苏联（苏俄）谈判并建立外交关系。同年8月，苏俄派遣特使全权代表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来中国。顾维钧主张以民国八年（1919年）和民国九年（1920年）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进行中苏谈判，并缔结新邦交，苏俄对此没有异议。顾维钧要求在谈判前苏俄红军撤出外蒙古，并认为民国八年（1919年）苏俄宣言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权利， 因此东北的中东铁路应无条件归还中国。但越飞声明他没有承担履行民国八年（1919年）和民国九年（1920年）宣言的任务，并对中东铁路的中苏共同管理办法表示反对。双方意见一时难以统一。民国十二年（1923年）9月，苏联派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来华，担任恢复两国外交关系的全权代表。顾维钧任命王正廷为中苏交涉督办，全权处理中苏建交谈判。但王正廷处事不力，被顾维钧解职，由外交部直接处理对苏交涉事宜。当时各界人士不清楚内情，使顾维钧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极大压力，甚至家中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但他坚持最初的原则，迫使苏联方面做了让步。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31日，顾维钧与加拉罕正式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七个声明书和两份照会。其主要内容有：（一）废除帝俄与中国或第三国所订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二）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放弃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三）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前维持现状；（四）苏联承认外蒙古为中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五）苏联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第一个条约”，这个协定废除了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取消了租界地和庚子赔款，取消了中东铁路除商务外的一切特权等等，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协定。中苏两国由此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全国各地随即出现了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补充资料：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和“北京政变：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出古北口迎战奉军。

1924年10月，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围了总统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宣布成立“国民军”“北京政变”发生，曹锟被囚，清室迁出紫禁城，溥仪被驱逐出宫。顾维钧弃职离京。

‍张作霖、段祺瑞抵京以后，反对冯玉祥提出的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的主张，改推段祺瑞入京组织临时政府，此后一批批安福系联袂入京参政，政局“急转直下”。冯玉祥非常后悔拥段祺瑞出山这一关键错误，断送了“北京政变”的全攻。

‍冯在拥段出山的同时就曾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孙中山经过与共产党协商同意北上，但是段祺瑞没有接受冯玉祥孙中山等人的意见，与1925年2月至4月召开了善后会议。

‍孙中山肝病加重，于1925年3月20日逝世。冯玉祥下令全军下半旗，官兵带黑纱，因为他说认识到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

‍顾维钧虽然远离官场，却也十分关注国内局势的变化。他寓居上海，周游列国。

‍1926年5月，隐退一年半的顾维钧，在直系吴佩孚的劝说下重返政局，出任颜惠庆摄政内阁财政总长兼关税委员会委员。7月杜锡珪组阁，留任财务总长。10月因杜锡珪辞职，在吴佩孚张作霖的支持下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由于此时北京没有正式的国家元首，顾维钧其实扮演了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角色。在此期间，代表中国政府下令中止中比条约，开创了中国近代史单方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先例。‍

中比《北京条约》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效，到1926年10月26日，条约届临期满。该约规定每满十年可以重订。4月16日，外交总长胡惟德照会比利时公使华洛思，提出将该约重行修改，应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缔结新约。起初，比利时否认中方有修约权，声称“只有比国有修约权”。在纠缠了修约权一段时期之后，比利时在表面上做出妥协，但提出在新约谈判期间，旧条约继续有效。双方立场难以调和，遂成僵局。

民国十五年（1926年）10月5日，顾维钧代理国务总理，并在国家元首虚悬的情况下成为名义上的元首。

他就任后召开了内阁会议，重点研究中比修约对策。为打破僵局，他提议在旧约期满后，中比双方可先订立一个为期六个月的临时协定，按旧条约行事。如果新条约仍未制订出来，则临时协定失效，中国将依据国际法原则对待比利时在华侨民与处理同比利时的整个关系。这一办法既避免了列强的“重大反感”，也不致使不平等条约无限期地延续下去。10月23日，比利时提出了要求给予最惠国待遇。对此，顾维钧稍作变通，于28日提出最后修正案：如六个月内不能订立新约，“经双方之同意，‘临时办法’可以延长，并可以经任何一方预先通知废止”。 这一提议就使“临时办法”的实施具有了中方所能控制的期限性。但比利时公使于11月5日向北京外交部递交备忘录，宣布终止谈判，拒绝中国的修正案。

顾维钧在中比条约谈判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毅然提议北洋政府下令终止中比条约。顾维钧向当时控制着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呈送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一份说明中比谈判情况和终止中比旧约理由的总统令草稿，以及一份处理中比关系和保护在华比利时侨民所应遵循规定的声明。11月6日，北洋政府发表了由顾维钧起草的废约令。外交部公开声明：“新约之缔结除以平等相互主义及彼此尊重领土主权为原则者概不允订”，现行中外条约“得于满期时通告终止”，并努力设法改订，“于各约期满时，废除所有一切不平等及陈旧之条款”。

宣布废除中比条约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正式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

顾维钧认为，“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虽然中比条约的废止，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但这一行动，仍可被视作“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927年1月，顾维钧出面组阁，署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6月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政府，顾维钧内阁总辞职，隐退于西山，但是仍然接受张作霖的咨询。‍

‍1928年6月，北伐军势如破竹逼近北京，张作霖退回东北，被日军谋杀于皇姑屯。7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完成，新政权以顾维钧曾经服务于北洋政府为由对其明令通缉。年底，顾维钧出游西欧，其在北京的府邸被没收，妻儿先避居天津，不久转赴巴黎同住。后顾维钧旅居加拿大。

1929年，应新任奉系首领张学良邀请，顾维钧返回沈阳，以在野之身为张学良提供外交咨询。

‍1930年，顾维钧尝试实业投资未成，是年夏，经张学良疏通，国民政府撤销了对顾维钧的通缉令，并聘为中国展览会委员。因母亲病故回上海料理，上海市市长前往吊唁。

1931年夏，顾维钧曾经提醒张学良注意日本对东三省的垂涎，但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急需外交人才，特派飞机接顾维钧去南京，从此，顾维钧转入国民政府任职，先任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专事应对日本交涉。同年11月出任外交部长。当时日本逼向锦州，国民政府一味依赖国联，顾维钧电令驻日内瓦的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以中国驻军退入山海关为条件希望日本不要步步紧逼，此方案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南北各地学生纷纷赴外交部质问，12月21日，顾维钧辞职。回到上海发表《东北问题宣言》。

1932年3月，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在日本人不认同顾维钧参加调查团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以一位战士上战场为国牺牲的决心陪同调查团调查日本在中国（主要是东北）的侵略罪行，在调查团调查期间，收集到大量的日本侵略行径的资料，也收到大量中国人偷偷递上来的请愿书，反复表示他们不愿意处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经过调查团的努力，形成了《李顿报告书》，递交国联。顾维钧以积极的外交攻势，促使国联大会通过《李顿报告书》。

‍期间于8月被任命为驻法国公使，但是因为参加各种国际会议，1936年前未去就职。

第四卷 出使法国 1932.10—-1941.7

1933年2月，因国内战事失利，电请辞职未获批准，同年陪同宋子文出席国联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9月出席国联第14届大会，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演说为中国申诉。

1934年6月，请假回国，至1936年2月暂居国内。

‍1936年2月因为中法关系升格，顾维钧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4月到巴黎任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9月，顾维钧在国联呼吁英法美采取联合行动制裁日本，并建议政府争取与苏联合作，争取各国对华物资援助。

在9月27日的远东顾问委员会会议上，顾维钧指出：

“如果国际联盟不能在强权面前维护公理，至少也可以加以谴责；如果它不能履行国际法和盟约的原则，至少也可以向世界公告它没有放弃这些原则；如果它不能制止非法的不人道的空袭，对无辜的男女老少残酷屠杀和对财产的疯狂破坏，至少也可以表示一下它的愤怒，以增强文明世界要求立即停止这种行径的普遍呼声。”

他令人激动的讲演给人印象极好，并获得一定成功。

‍ 10月，顾维钧被奉派为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代表中国政府求助《九国公约》缔约国，为中国的辩护，但是被英美决定下，会议未取得进展。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日军占领中国沿海港口。经法属印度支那铁路过境运输的路线成为抗日战争命脉所系，顾维钧多方与法国交涉中国军火从越南过境事，以便借道滇越铁路运输援华物资，并争取法国的援助。7月，美国财长小亨利·摩根索访问巴黎，顾维钧与之长谈经济援华问题，得知美方愿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洽谈。他将此意电达国内，后来果然使中国政府获益。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至民国三十年（1941年）间，美国对华借款一亿二千万美元，信用贷款五亿美元。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3月，接国民政府电令，与法国探讨中、法、英合作事。5月，在国联理事会吁请制止日机在华滥炸暴行，促成国联通过援华案。7月，出席国联第二十届大会。11月，召集中国驻欧使节商讨外交方针，建议国民政府加强对美外交。

民国三十年（1941年）5月，顾维钧调任驻英大使。7月，抵达伦敦。同年10月，顾维钧回国与蒋介石商讨对英外交方针，他主张先签约废除治外法权，其他双边问题留待日后计议。其建议得到采纳。顾维钧驻英期间，利用各种场合广交朋友，宣传中国抗战事业，争取各国的同情和支持，特别倡议中、英、美、苏组成反侵略阵线。

第五卷 二度使英 1941.7—-1946.7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春，交涉英国对华5000万英镑贷款。 3月，回国述职，陪同英国国会访华团在各地访问。11月，在重庆发表关于战后和平问题的演讲。12月，参与中英新约谈判，至次年（1943年）1月促成中英两国签署平等新约，至此，除九龙、香港问题留待战后解决外，基本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年，在蒋介石劝说下加入国民党。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3月，返英途中抵美，力促宋美龄访英，未果。7月，外交部长宋子文访英，顾维钧安排并参加与英国政府会谈等事宜。

筹建联合国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8月，任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事务。同时参与筹建联合国及草拟《联合国宪章》等工作。

　　顾维钧采取一些比较务实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经讨论的方案，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出补充的方案，比较好的处理了中国的地位问题。顾维钧的灵活应对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国提出的三点补充意见后来都在旧金山会议中写入了《联合国宪章》。顾维钧在会上将确保中国“四强”之一地位一事放在首位，在中国与会方针的确立和会议的具体应对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3月，自英国回到重庆。在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组成问题上，顾维钧主张中国代表团必须具有广泛性，因此极力促成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各党派代表参加会议之事（包括最初提议应有一位女性代表）。最终在他的劝说和美苏等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董必武为与会的中共代表。4月至6月，奉派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团长为宋子文），出席旧金山会议，也是实际上的会议事务负责人。在此期间，他拟定代表团的工作原则，团结代表团成员，调节其矛盾，以保持中国对外的一致性。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举行，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7月，回到伦敦，担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委员。9月，作为外交部长王世杰的助手参加伦敦外长会议。同时参加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于联合国机构的建立、大会的召开等方面作出贡献。此后又兼任盟国远东委员会、战争罪行委员会，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理事会等国际组织中的中国代表。12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王世杰为首席代表）。次年（1946年）1月，又任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一届会议代表

内战之间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5月，顾维钧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946年）3月，他回国述职。

第六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上）1946—-1950

第七卷 再度出使华盛顿（下） 1950年-1956年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顾维钧于同年6月返英卸任，7月任驻美大使，兼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

1947年1月，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以应对法国军舰派兵登陆西沙群岛的举动。 5月，向美国政府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
1948年初，任出席国际小麦会议特别会议全权首席代表。11月，向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提出援华要求。

12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电文，宣布43人为国民党“头等战犯”，顾维钧名列第22位，排在宋美龄、阎锡山等人之前，是这些战犯中唯一一位驻外使节。

同年，顾维钧任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会议代表团团长。

1949年1月，顾维钧争取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和平解决内战，但其努力毫无结果。5月，他与胡适等人向蒋介石建议推行改革，任用新人。随后又与胡适、蒋廷黻等人策划一个由归国的留美学者组成的“自由主义内阁”，接受蒋廷黻邀请准备发起“自由主义”新党，均胎死腹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维钧继续留任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为保住台湾当局的席位而奔走，并继续为台湾争取美援。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顾维钧针对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朝鲜战争发表的声明中有关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向台当局提出相应对策。

1951年6月，他向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声明台当局有关对日和约的立场。

1952年10月，顾维钧向台当局“外交部部长”叶公超面谈辞职打算，被劝阻。

1953年3月，向美国提出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

1954年11月，他和叶公超一起参加美国与台当局就“共同防御条约”的前后全部9轮谈判。12月2日，“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字。

1955年1月至2月，顾维钧与美国政府交涉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和美国协防金门、马祖事宜。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全权代表之一，自始至终参与了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

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

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1956年1月，顾维钧返台述职。2月28日，向台当局递交辞呈。3月8日，蒋介石同意他辞职。5月8日，顾维钧离开了华盛顿双橡园，结束了漫长的外交生涯。卸职同时，他被聘为荣誉性的“总统府”资政。

第八卷 海牙国际法院十年1956年-1966年

退休后的顾维钧前往纽约，但不久后便接到了台北的要求，希望他能竞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以填补1956年6月底中国籍法官徐谟逝世后产生的空缺，顾维钧欣然同意。1957年1月，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投票，他成功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 1957年10月，因徐谟9年的任期于1958年2月终止，顾维钧再次当选法官。 1959年，与分居多年的夫人黄蕙兰离婚（一说离婚在1956年） 。9月，与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泩的遗孀、54岁的严幼韵结婚，时年71岁。 1960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口述历史计划主任韦慕庭邀约，开始口述回忆录的工作。 年内在海牙租房安家，并接严幼韵来此同住。 1964年3月，顾维钧当选为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 1965年，继女杨蕾孟、杨茜恩，女儿顾菊珍，相继从纽约和维也纳等地前来看望顾维钧，共叙天伦。 顾维钧在任职10年间，参加了国际法院召开的历次会议，无一缺席；参与了国际法院研究和判决的17个案件的秘密审议和公开审理，担任其中3个案件的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并对其中8个案件发表书面意见（包括被认为是“国际法史上，历时最久、案情最为复杂”的“西南非洲案”）。有的意见书刊登在法德的国际法学会专刊上，足见其受国际法学界的重视。在国际法院的这段特殊经历，也被顾维钧总结为“这是我的一生公职中，我最欢喜及适意的职位”。 1966年5、6月间，顾福昌、顾德昌携家人来聚。
1966年10月，退出国际法院法官竞选。

1967年10月，顾维钧自海牙国际法院退休，获终身国际法官的荣誉称号。

此后定居纽约，继续整理个人回忆录。

1976年，顾维钧毕17年之力的口述回忆录完成，全书共11000余页。完稿后，他将回忆录原稿及私人藏书赠予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该校特辟专室予以保存。

1985年1月29日，家属在纽约照例举行生日宴会。是年夏间，发起为其百年华诞筹备庆典，并印就描绘顾氏一生的版画以赠亲友。11月15日上午（纽约时间11月14日晚11时），顾维钧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寓所入浴时因心力衰竭病逝，享年98岁，临终前几个小时，他刚刚写完了人生中最后一天的日记：“这是安静的一天。”

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驻美大使章文晋与台当局领导人蒋经国均以不同方式表达吊唁之情。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