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忆岭南系列一(开篇与篇一历史文化名人)

二等人林老虎

开篇：苏东坡的词说起

苏东坡有词《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有人认为这首词是中国古诗词中最治愈的，它用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道破了命运无常中最豁达的智慧，因此该作品在千后依然能抚慰现代人的心灵，无论你遇到过什么，但只要你和它再遇上，依然能心态平静。

出这样的作品，固然是和作者本人有关。个人认为苏东坡是古代文人中最豁达大度白一位，没有之一。怀才不遇对古今文人来说太多了，著名的有西汉初年贾谊，“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但纵观苏东坡一生，又可止是怀才不遇？完全是屡遇劫难，命运多桀，感觉命运之神一点都不爱他。但他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不是没有起伏，不是没有过嗟叹，但是总能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一蓑风雨任平生”就是他的自画像。

这句出处是另一首《定风波》(《定风波》是词牌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篇一、岭南历史与岭南文化名人

苏东坡这首词可以把人们带入岭南，首先是因为它写在岭南，也提到岭南：

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第一句千万不要漏读那个“岭”字，那香不是一般的梅香，而是岭上梅花的香。第二句的重点是岭南也是吾乡。

其次苏东坡这首词主打一个豁达，而豁达也是我们岭南历史的一个特点。且苏东坡的豁达也和我们岭南有很大关系。

写出这种大器，首先因为苏东坡生情豁达。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东坡另一幅自画像。

苏轼（1037年—1101年），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嘉祐元年（1056年），未满19岁的苏轼首次跟随父亲出川赴京，参加次年的朝廷科举考试。

苏轼既是学霸，父亲苏洵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他的学习抓得很严，特别是庆历八年（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的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幼子苏辙。而苏轼也是考试高手。当年考试的策论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按要求必须引经据典的，苏轼却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和小试官梅尧臣很赏识其文，但又皆不知此句出处，便将拟好的第一降至第二（一说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放榜后，苏轼谒谢，梅尧臣问苏轼此句出处，苏轼回答是《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等回去查，没查到。苏轼便说他是取孔融“想当然”之意。欧阳修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欧阳修的预言也是很精准兑现。后来的苏轼成为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中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

但这样的一位大才子却仕途很背，差得出奇。原本得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令苏轼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翌年二月，三苏重返汴京。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这时的苏轼才正式踏上仕途。但此时王安石变法巳开始，欧阳修巳经离开。太过于随性的苏轼因不赞成新法不仅得不到重用，还因1070年的乌台诗案走上了被贬放的生涯。在后面的时间里，他先后三次被贬放：黄州、惠州、儋州，三处的贬放时间加起来恰恰是十年。

1101年，结束流放的苏轼北归，在江苏镇江金山龙游寺看到了好友、著名画家李公麟所绘的东坡像，心生感慨，作下《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苏轼对自己的总结。也是他留给世人最后一首诗，仅不久，他便病逝于常州。

可见在苏东坡官宦生涯里，贬放占了如此重的份量，可以说苏东坡的豁达性格相当一部分是在贬放中养成或者是强化，又或者说他的性格是在贬放中闪出高光，为世人所织。而贬放中的黄州、惠州、儋州，后两州都是在岭南。

这是今日的惠州西湖。苏东坡就是在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颗”。苏东坡在岭南留下的史迹很多。

这是今天的惠州荔枝推销活动。根据《乾隆归善县志》记载，惠州镇隆200多年前已开始种植荔枝。在镇隆镇的井龙村黄竹沥村小组，有一座古荔枝公园。园内经过相关部门认证的600年古荔枝树就有13多株。如此成规模的古荔枝园在惠州及周边地区都极为少见。该古荔枝园的存在也证明了镇隆人工种植荔枝的历史可追溯至600年以前。据说当年苏东坡所啖荔枝也产自这里。

国画《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是今人美术作品。据说“不辞长作岭南人”这句诗也让政敌章敦颇感不悦，造成苏东坡从惠州再贬到更远更荒凉的海南。

惠州东坡祠位于惠州市桥东街道办事处白鹤峰。位于现西湖边有苏坡故居，但有研究者指出，其实苏东坡并没有住过这个所谓故居。苏轼在惠州的住过地方有三处，分别是合江楼、嘉佑寺和白鹤峰，其中白鹤峰上的房子有20间，命名为“ 德有邻堂 ”和“ 思无邪斋”，苏东坡本想将这些屋作终老之所。不料苏东坡在惠州仅居3年，又被改贬放去更远的海南岛儋州。苏东坡去海南时，长子苏迈没有随行，而是携带家眷留守白鹤峰的房子。自宋元符三年(1100年)立祠至清宣统二年(1910年)共810年间，对白鹤峰东坡祠的重建修葺、扩增配套不少于34次。此后，惠人以“先生之眷眷此邦”，把苏东坡白鹤峰新居改建成为东坡祠。因此这个东坡祠前身的住所才真正是东坡故居，比现在西湖边的苏东坡故居真实多了。

儋州东坡书院位于今天的儋州市中和镇东郊一里，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为25000平方米。东坡书院旧称载酒堂，是苏东坡谪居儋州传播中原文化的遗址。据记载绍圣四年（1097）四月，苏东坡被贬儋州。当时儋州是徼边荒凉之地，苏东坡风烛残年，携带幼子，万里投荒，非常凄凉。苏辙的《亡兄端明子瞻墓志铭》中记载：苏东坡“初僦官屋以庇风雨，司犹谓不可”。湖南提举常平官董必察访广西，遣使渡海，驱逐苏东坡出官舍，苏东坡被迫“偃息于桄榔林中”。苏东坡虽然处境困难，但非常关心儋州的教育。他在《和陶示周掾祖谢》感叹：“摄衣造两塾，窥户无一人”，“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元符元年（1098），苏东坡和军使张中同访黎子云，想起不久前游城东学舍所见，“坐客欲为醵钱作屋”，苏东坡“欣然同之”，并取《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名其屋曰：载酒堂。由于军使张中的重视，儋州人的大力支持，载酒堂终于在黎子云家园落成。从此，载酒堂便成为苏东坡以文会友，传播中原文化的地方。载酒堂因此名闻遐迩，据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有人在此掌教，载酒堂便改称“东坡书院”。

东坡书院里面有苏东坡讲学塑像。

在苏东坡的时代岭南仍是不发达地区，所以经常作为犯官的流放地。岭南气候条件加上陆路交通不畅，令很多人望而生畏。比苏东坡早200多年的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768年－824年）被贬放潮州，对送行的侄子写下：”知汝前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但苏东坡却很无所谓，不仅一拍即合，喜欢上它，有在此终老的打算，在白鹤峰上修建了20间房子。因为岭南的属性也是豁达大度，不争不妒。这样的投缘大概就是苏东坡选择岭南的原因。

下面我们就进入岭南频道，说说岭南历史，重点说岭南的豁达性格。

岭南顾名思义就是五岭以南，今天岭南是中国华南地区的广东、广西、海南、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等地。历史上的岭南还包括越南北部。我们所说是今天的岭南。

历史上的岭南没有骄傲资本，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历史资源，岭南人都缺乏资本。

没有特别美景美色，虽然过去有过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胜桂林”的说法，但那是大家穷到很少旅游的年代说的，现在大家旅游多了，这说法好象没有了。实际上说到美景，岭南肯定排位靠后，不然不每到佳节和黄金假期，出粤的人数总能排上第一，在外面总能听到常被外面人吐嘈为“鸟语”的粤语，我们也总能他乡遇老乡，但因为习惯了，我们波澜不兴，不会出现那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场景。

论貌美也是排不上队的，东南西北中，最差是广东。不要说过去提到美女的中国古代四大美人、秦淮八艳等等无一是岭南的，就说现代，虽然我们的潮汕妹、客家妹，还有粤西、广西，本身也有众多美女，改革开放，外来广东的人也很多，大大优化了广东人的样子，但仍然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广东人是最丑的，是异种马来人，长一副猴样。我有一“援粤”优化广东的同事，她就说他们夫妻最担心那个才几岁的儿子未来会找个广东本地妹子，他们最受不了。而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岭南人听到此话却受得了，不怒不怼，很坦然，可见岭南人最豁达！也许就是因为没有资本，而不仅仅是不计较。

这里先秦时是越人的生活区，土著越人样子和生活习惯的确与中原人又较大差异。秦军南下，一同来的中原人很多是商人和犯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下等的，难怪和犯人一起成为迁移对象。据说该体系最早由春秋时期管仲提出，既员职业分类，也是等级制度。‌‌

岭南人的豁达就是与历史有关。我们很坦然去接受我们历史上的后发，承认我们以前是南蛮。

南蛮是怎么来的呢？中国与代在汉以前，还没有汉族概念，中原人以自己为核心，称华夏，文化认同比较稳定，而称华夏外四周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而就蛮本身是个历史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指蛮的地区不同，周朝时，连主要在河南南部和湖北的楚为南蛮，楚以南，很少进入视界，就算是后来到秦汉以前，岭南亦只是百越之一，连蛮都不够格。

唐代，广东始兴的惠能到湖北黄梅县东禅寺拜见五祖弘忍大师。五祖问惠能：汝何方人？欲求何物？答：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五祖听到后说：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回答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惠能后来成为六祖，且开南宗，弘扬光大了阐宗。

今天的中华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各族和各地人民经过历史发展长期形成的，但中原是重要形成和传播之地。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历史上的岭南和中原发生密切交往是很后来的事。今天能证明我们和中原有联系的实物，最早也不过是两个秦戈，那都是前来征服岭南的秦军带过来的，什么楚庭、楚亭、南武城，都是未有证实的。

图片是现藏于广州博物馆的秦戈，它属典型的中原形制，风格是以往岭南墓中所没有的，它内部刻有铭文：“十四年属邦”等字。

“古之楚庭”石牌坊，位于广州越秀山南麓百步梯上（越秀公园内）。始建于清朝顺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在清朝同治六年，即公元1867年重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城条引唐《通历》：“楚伐杨越，自是南海事楚，有楚亭。”但由于《通历》的原文巳佚，因此我们未得见原文，仅就引文而论，也不能证明“南海事楚”的“南海”指的就是广州。楚子熊渠伐杨越事见《史记·楚世家》：“周夷王时，熊渠兴兵伐庸、杨越，至于鄂地（今湖北武昌县东的鄂城县）。”他的足迹还未越过荆州。直言之，周夷王进（公元前九世纪）楚的势力还未到达今湖南境。至于“杨越”一词，古籍中往往是泛指百越之地。如《史记·南越列传》的“略定杨越”。古属杨州，所谓“扬州之南，越地也”；又如《史记·货殖列传》“而杨越多焉”。这泛指百越之民。还有“南海”一词，也是对南方各族居地的泛称。《国语·楚语上》有“抚征南海”一句，这个南海指的是江南地。又如《左传·僖四年》：齐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也’”。因此顾祖禹的话去证明古有楚庭为最早广州是没有说服力的。

我们是起步晚，也曾经落后，这是事实，但我们急起直追，后来居上，这与我们很务实很包容，对要学习的东西从不排斥，善于学习有很大关系。这些可以从广州城建和岭南文化名人和著作情况反映出来。

之前先秦文献《吕氏春秋》称岭南：“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马雚兜之国，多无君。”已故广州历史地理大师曾昭璇引之说：“这里说明岭南地方有许多有名的部族，有许多小国，有些有君，有些无君。”曾老师又引先秦时代贾谊《过秦论》言：“百越之君，挽首系颈，委命下吏”。说“即秦军占领南越时，已有很多部落所成小国存在，故为秦军一一攻破，立为郡县矣。”先不说文献所说情况是否真实，就说百越确是包括了南越，但说百越的情况就是南越情况，就有点过了。

真正带来曙光是2022年至2024年在广西恭城县牛路冲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它是岭南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城址，也是岭南目前唯一发现的商代城址。‌‌据它可以断定，岭南有城的历史远不是从秦征服岭南开始的，之前已有先民修筑城池。

城池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标志之一，因此这些先秦城池的发现对研究岭南文明历史进程是十分重要的。不过可惜这类发现太少了，更可惜是它们缺乏与后来历史有关联的证据。它们与和后来的历史不闭合，连不上。

《史记》记载秦代修建最早番禺城，番禺成为南献正史上广州最早名称，西汉杂书《淮南子》也有一军处番禺之都的说法。赵佗自立南越王，以番禺为国都，大肆扩建，使得番禺成为汉代史籍所记的大都会之一。

这是南越国番禺城范围示意图。比起更早建于秦代的任嚣城，我们对南越番禺城的了解掌握多很多。2013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根据考古发现确定南越国番禺城北界大致在今越华路，东界大致在今旧仓巷以西，南界大致在今惠福东路以北，西界大致在今吉祥路、教育路以东

清代十三行时期外国绘画的广州城图。番禺城始建于秦，南越扩建，汉武帝时被烧毁迁出，东汉末年步骘重建，三国设立广州从此广州城得名，唐未南汉向南增建新南城，宋代增修东城和西城，形成三城并列，又向南修雁翅城，明代三合一，又向北发展城墙修上粤秀山，以上称老城或内城，又向南修新城又称外城，清初修鸡翼城墙至江边。至1918年拆城墙，旧城墙只留越秀山一段。

张买（生卒年不详），西汉南海郡番禺人，其父张戊（一作张戍）为秦末率越人投奔刘邦的将领，因组建越人骑兵部队参与楚汉战争有功，受封越骑将军。张买继承父辈勇武传统，精通骑射，兼具文学音律才能，曾以音律劝谏汉惠帝。吕太后掌权时为巩固势力，追封已故功臣后代，于公元前184年左右封张买为南宫侯。

又张实会用当时的粤语吟唱诗歌，曾在宫廷里表演，这被认为广东地区最早有文献记载的诗人。

有人说张买并不生活在岭南，因此实与岭南无关。不过以他会用当时的粤语吟唱诗歌，似乎结伦不要下得太过绝对。但说他与岭南关系不大也可以。

陈钦（约前34~15） ，西汉苍梧郡广信县人。他自幼勤敏好学，受过良好的教育，熟习《易》、《书》、《诗》、《春秋》和《礼记》五经。西汉成帝刘骜时代（前32年左右），陈钦被交州刺史举贤良方正。到京城长安后，被任为“五经博士”，封奉德侯。后陈钦师从经学大师贾护。从此学业大进，与当时另一大学问家刘歆齐名，成为当时全国的古文经学权威之一。一生研究《春秋》、《左传》，著有《陈氏春秋》（已佚），是岭南地区最早的经学家，被清代大学问家屈大均称为粤人文之大宗。

杨孚（生卒年不详），东汉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市海珠区)人。公元77年被任命为议郎，成为汉章帝身边参与议政的近臣。有著《异物志》，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详细介绍岭南的物产、风俗等。也是岭南第一位著书立说的学者，因此被岭南文化的开拓者。

杨孚井。杨孚井是东汉古井，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路下渡村东一约一巷，是东汉议郎杨孚故宅后花园遗存的水井。2002年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一

杨孚的《异物志》在宋代就散佚了，如今人们看到的《异物志》两卷本，是清代南海人曾钊从《齐民要术》《初学记》《太平御览》诸书中辑录而成。

陈元（生卒年不详），东汉苍梧广信（今广西梧州）人。陈元少习父业，精研覃思，以父任为郎。建武初年（25年-47年），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时韩钦等人奏请补立《左传》于太学，遭博士范升所驳，陈元遂上疏相驳。范升与陈元多次驳难，终得汉光武帝认可，议立《左传》博士。后以高才历辟司空李通府、司徒欧阳歙府，曾上《请勿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疏，汉光武帝从之，然所陈当世便事、郊庙之礼多不见纳。终以病去官，卒于家中。著作有《陈元集》一卷等。陈元被誉为“岭海之儒宗”。

牟子(170年~？)，名融，字子博。东汉苍梧郡广信人。东汉末年佛学家。苍梧隐士，自幼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他精通诸子百家，成为广西最早研究佛学的人，也被称为“中国弘扬佛法第一人。”著《理惑论》。

在汉武帝灭南越国后，为打击南越割据势力，釜底抽薪，把南越中心西迁，因此当时粤西广西一带学术文化曾领先珠三洲这边。一直到孙权削弱交州士家势力，步骘把交州中心迁回南海番禺，情况才又恢复过来。

图为牟子塑像。

士燮（137年－226年），东汉苍梧广信人。年少时师事学者刘陶，其后逐渐升任交趾太守。后被朝廷加职绥南中郎将，迁安远将军，封龙度亭侯。在步骘接管交州时积极配合，归附孙权，被孙权加为左将军；此后又因诱降益州豪族雍闿而迁任卫将军，进封龙编侯。任交趾太守四十年。士氏家族因此成为实力雄厚的地方势力，士燮及其三个兄弟共领四郡，占岭南疆土过半。因辖地偏在万里之外，所以威望尊贵至高无上。他们出入时鸣钟响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常有几十位沙门夹在车马群中焚香。他们的妻妾都乘坐配有盖帷的小车，子弟都有兵士骑马跟在身后，在岭南及越南历史上，士燮威望极高，不在南越王赵佗之下。士燮对岭南开发有重大贡献，在他执政交州前夕，交州的经济、文化相对中原来说还是非常落后。而士燮为政开明，在他的统治下，交州为当时的世外桃源，居民富庶，安享太平四十余年。许多中原人也纷纷南下交州避难，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学文化，促进了交州的繁荣发展。他本人在学术上也有极高成就，是当时的经学大师，后过誉为“南交学祖”有《士燮集》《春秋经注》《公羊注》《谷梁注》等传世，今多已佚失。

士燮的历史影响不仅国内，越南陈朝追赠士燮善感嘉应灵武大王。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黎嵩《越鉴通考总论》也称“士王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治国逾四十年，境内无事。”

虞翻（164年-233年），东汉会稽余姚（今属浙江省宁波市）人。少时好学，后为孙策的功曹， 出任富春长。曹操曾召他作官，他不接受。孙权继位后，任他为骑都尉。后来虞翻因数次向孙权犯颜谏争，被谪戍丹阳泾县。虞翻性情疏直，又屡次因酒失事，再次被谪交州。虞翻在交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十余年后，年七十卒。

虞翻精于《易经》，所撰《易注》九卷。

过去曾有说虞翻是广州讲学第一人‌其实在东汉熹平年间（172-177年），番禺人董正已在本地聚徒讲学，被视为广州私人讲学之始‌。还有人说杨孚更早。而在岭南，陈元也比他更早开办学堂或著书授徒‌。

‌但虞翻虽然不是广州讲学第一人‌，却确实是三国时期岭南最具影响力的经学传播者之一，其讲学活动对当地文化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

虞翻死去，孙权有所悔，允其遗枢归故乡，虞翻家人把居住和讲学的地址捐出来作为寺庙，为后来的光孝寺。

今光孝寺。它最初是为公元前二世纪最后一位南越王赵建德在未为王之前的住宅。三国时代，吴国虞翻谪居于此，辟为苑囿，世称虞苑。虞翻死后，家人舍宅作寺，寺名曾几次更改，初名制止寺，东晋隆安五年（401年）称五园寺，唐代称乾明法性寺，五代南汉时称乾亨寺，北宋时称万寿禅寺，南宋时称报恩广孝寺，不久后改广字为光字，才改名光孝寺。

潘茂名(290年一373年)，今属广东茂名高州市根子镇人，世居浮山岭附近的山村，相传在今浮山岭半山腰的亚盘村。他是西晋永嘉年间（307—313）的处士，道教的先驱。一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深得百姓爱戴，受到当时朝廷称赏，为世代传颂。被粤西民众尊为潘仙。隋开皇十八年（598）设立茂名县，是以潘茂名之名命县名，用以纪念潘茂名对粤西人民之恩德。唐贞观八年（634）又用潘茂名之姓改南宕州为潘州。如今的茂名市名字也因之而来。中国以道士之姓设州、以名设县、以名命名地级市，唯潘茂名一人。

广东茂名潘茂名纪念馆雨顺阁。纪念馆与潘茂名纪念公园位于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茂名大道旁，建成于2018年。

葛洪（约283年-约363年），东晋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道士、道教学者、炼丹家、医学家、科学家。撰有《玉函方》一百卷（已佚）和《肘后备急方》三卷。《肘后备急方》共有86篇，虽经梁代陶弘景及金代杨用道补缺增益，但现存《正统道藏》本仅存68篇。除此之外还有《抱朴子内篇》二十卷等作品。整理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炼丹术，撰写炼丹著作，成为炼丹史上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对隋、唐炼丹术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其著作为研究中国炼丹史以及古化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咸和二年（327年），原官当得好好的葛洪听闻交趾出产丹砂，自行请求出任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令。赴任途经广州，刺史邓岳表示愿供他原料在罗浮山炼丹，葛洪遂决定中止赴任的行程，从此隐居于罗浮山。他在朱明洞前建南庵，修行炼丹，著书讲学。因从学者日众，又增建东西北三庵（东庵九天观、西庵黄龙观、北庵酥醪观）。

葛洪是特殊岭南人，他本来籍贯不是岭南，是江苏人，但他是岭南道教人物，主要活动和作出成就的地方是岭南。

今罗浮山。该山自秦汉以来，号称“仙山”，自古拥有“中国十大道教名山之一”、“岭南第一山”、“百越群山之祖”之美誉，被道教尊称为“第七大洞天，第三十四福地”。

张九龄（673年—740年，一说678年—740年），唐代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中国唐玄宗开元时的宰相、诗人。

张九龄少聪慧能文，弱冠登进士第，为校书郎。后登“道侔伊吕”制科，为左拾遗。

张九龄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诗意超逸，是盛唐前期重要诗人，其五言古诗在唐诗发展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

张九龄在朝为名相，归家是乡贤。张九龄曾辞官回到岭南，住了一年多时间。他并不闲居，向朝廷状请开大庾岭路。梅关古道的修通，南北交通大为改观。梅岭古道成了连接南北交通的主要孔道，后人誉之为“古代的京广线”，不仅为唐代南北交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造福子孙后代。宋代大量移民南下，大庾岭路对他们来说是最快捷便当的通衢大道。

莫宣卿(834-868)，唐代封川县文德乡长乐里（今广东肇庆封开县河儿口镇西村）人。相传莫宣卿七岁时已能吟诗作赋，十二岁参加州试中秀才，被乡人称誉为“神童”。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十七岁的莫宣卿赴京城参加廷试获中状元，从而成为广东历史上科举考试的第一个状元，并是始隋唐以科举取士以来年龄最小的状元。取状元后，被任为翰林书院修撰。其后他还乡省亲，因母亲不愿随其北上定居，莫遂上书朝廷请求改委他在南方任职以奉养母亲。唐懿宗允准，改委他浙江台州别驾（刺史的副职 ）。他即奉母携眷往台州上任，但未到台州却病逝于途中。

不过另有一说，认为上述的都只是传说，并没有权威史料支撑。当年广州的南粤先贤馆筹办，选第一批先贤50人，榜并无莫宣卿，而引发争议。当时专家一是认为莫考取第一名的考试并不是科举，而是制科考试，而状元是指科举状元，制科第一名从不列为。至于莫被称为状元事也确有之，那是莫宣卿病逝以后，唐朝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封州刺史李邦昌上奏唐懿宗，奉旨敕封莫宣卿为正奏状元，谥孝肃，也并非是考试得来。二是莫英年早逝，没有政迹，限制了他对岭南文化的贡献。和别的先贤比较，并无优势。

但不管怎样，莫宣卿岭南第一状元故事在民间流传广、影响大。

莫宣卿状元祠，坐落在封开县河儿口西村。传说，西村当时未有状元祠，只有乡贤祠，而最早的状元祠应是如今的“大梁宫”，由梁姓族人兴建的，梁姓与莫姓有姻缘关系，即莫宣卿的恩师梁明甫是莫宣卿的舅舅，在莫宣卿中状元后，梁明甫便筹资兴建，称为“岭南第一状元宫”。后几经变化，成了随喜设置的私塾，后成为供奉天神梁太尉的宫庙。

六祖惠能（638-713），亦有书作“慧能”，唐代南海新兴（今属广东）。俗姓卢，三岁丧父，稍长靠卖柴养母度日。因听人念《金刚经》，得知是黄梅弘忍处传授，于是在龙朔元年（661年，一说咸亨间[670-674]）时，赴黄梅参见弘忍，作“行者”，在碓房舂米。后弘忍为选嗣法弟子，命寺僧各作一偈。上座神秀主张渐悟，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主张顿悟，让人代书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此句按敦煌本《坛经》作‘佛性本清净’），何处惹尘埃。”得到弘忍赞许，密授法衣。因惧人争夺法衣，回到岭南，混迹市间十六年。仪凤元年（676年，一说垂拱年间[685-688]），在南海法性寺听印宗法师弘法，期间出现风幡辨论，惠能插话说既非风也非幡动，而是你们心动。一语惊人，现身接受印宗法师剃度，又智光律师临坛为授满分戒。第二年回到韶州曹溪宝林寺，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法门，创禅宗南宗，佛教史上称为禅宗六祖。

他与神秀在北方倡行的“渐悟”相对，史称“南顿北渐”、“南能北秀”。武则天和唐中宗曾召慧能入京，均辞。圆寂后，受唐宪宗追谥为“大鉴禅师”。

起初南北宗基本上平分秋色，但后来北宗式微，而南宗则越传越盛。六祖弟子很多，《景德传灯录》及《传法正宗记》皆载有嗣法四十三人。《法宝坛经》说有门人十人，《祖堂集》列举八人。但是最著名于后世的，即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五人。他们得法后，都各成一家。其中以青原、南岳二家弘传最盛；南岳下数传衍为临济、沩仰二派；青原下数传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派，形成了禅宗五派法流。

1956年5月，毛泽东在广东省视察时，对陶铸等省委主要领导说：“你们广东省有个慧能，你们知道吗？慧能在哲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他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推到最高峰，要比英国的贝克莱早一千年。你们应该好好看看《坛经》。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能够提出高深的理论，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六祖坛经》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是禅宗的主要经典，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创作的佛经，由此可见其深远的思想文化价值。而六祖是不会字的，《坛经》作为六祖的语录是其弟子法海集录。

南华寺，位于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东南郊，南华寺始建于南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后又先后更名为“中兴寺”“法泉寺”。宋开宝元年（968年），宋太祖敕赐“南华禅寺”。南华寺是中国重要佛教古刹，也是禅宗六祖惠能弘扬禅法的发源地。

余靖（1000-1064年），宋代韶州曲江县（今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考中进士，从县尉起步，官至尚书左丞，知广州。宋英宗即位，拜工部尚书，在赴京途中，病逝于江宁（今南京）。

余靖一生为国，竭智尽忠，建策匡时，抚民治吏，三使契丹，两平蛮寇，光辉业绩彪炳青史，动人风采流芳百世，与范仲淹、欧阳修、尹洙合称“四贤”，与欧阳修、王素、蔡襄合称“四谏”，是继唐代开元名相张九龄之后，岭南地区又一位历史文化名人，其书法劲健，诗歌简练有法。著有《谏草》五卷、《三史刊误》四十五卷等。

韶关风采楼，坐落在韶关市区风采路，是明代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韶州知府钱镛为纪念宋代名臣余靖在朝时处事待人之风采，始建“风采楼”，与纪念张九龄之“风度楼”相对。如今，风度楼早已无存，风采楼巍然耸立。

崔与之（1158年－1239年），南宋广东增城（今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进士，为官廉洁奉公，在淮东练兵抗金，政声卓著。嘉定十三年（1220年）出为知成都府兼成都路安抚使、四川制置使。任内安边积财，举贤抚士，使蜀中宁谧。嘉定十七年（1224年）辞官归乡，此后“八辞参知政事，十三辞右丞相”，除端平元年（1234年）为平摧锋军变而暂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外，终不出仕。嘉熙三年（1239年），崔与之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致仕，数月后逝世，年八十二。累赠太师、南海郡公，谥号“清献”。

崔与之不仅勤于军政，在学术上亦有建树。他被称为“岭南儒宗”，所开创“菊坡学派”被认为是岭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术流派。又颇有词章造诣，开岭南宋词之始，有“粤词之始”之称。今有《崔清献公集》传世。

陈献章（1428年—1500年），明代广东广州府新会县白沙里（今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白沙街道）人，世人尊称为“白沙先生”。

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中举，景泰二年（1450年）会试落第，后拜江西吴与弼为师，成化二年（1466年）又到国子监，后经国子监祭酒邢让推荐出任吏部文选清吏司历事。成化五年（1469年）又以落第告终，遂返回新会白沙，聚徒讲学，潜心学习，四方学者慕名而至。成化十九年（1483年），曾被举荐应诏入京，明宪宗令就试吏部，陈献章托辞有病而未参加，并请求归家终养，明宪宗授翰林院检讨而放归。陈献章从此居乡讲学，屡荐不起。弘治十三年（1500年）二月去世，享年七十三岁。万历初，从祀孔庙，追谥文恭。著作后被汇编为《白沙子全集》。

他是明朝中期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明代心学的奠基者，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后世尊为“圣代真儒”、“圣道南宗”、“岭南一人”。

陈献章提出“学贵知疑”教育理论，强调“提出问题”之于学习与成长的重要意义，逐渐形岭南学派，倡导的白沙心学，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代心学先河，成为宋明理学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1][3]他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诗学观点及诗歌开创明代性灵诗派。“不仅是明代思想史上的转折点，同时也是诗歌史的转折点。

陈白沙祠，位于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始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坐西北向东南，平面为四进院落四合院式布局，主体建筑沿轴线排列为陈白沙祠木石牌楼、春阳堂、贞节堂。崇正堂、碧玉楼等。2019年10月7日，陈白沙祠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湛若水（1466年—1560年），明代广东广州府增城县甘泉都（今广州市增城区新塘）人。明弘治五年(1492年)，湛若水参加乡试考取举人。后赴新会县拜名儒陈献章为师，由于得到严师的耳提面命，学识大为长进，深得陈的赏识，因而成为白沙学说的衣钵传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参加会试，中进士第二名，先后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侍读。嘉靖三年(1524年)，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后又历任南京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追赠太子少保。

湛若水在继承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提出“格物为体认天理”与“为学先须认仁，仁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理念，创立了“甘泉学派”，终至自成理学的一大门派，与王阳明的“阳明学”被时人并称为“王湛之学”。湛若水在全国各地创办书院近40所，弟子多达数千人，遍布大江南北，促进了明代心学的发展与繁荣。湛若水的主要门生有吕怀、洪觉山、唐枢、何迁、蒋信、郭棐、冯从吾等。

湛若水在广东境内广设书院扶持后学，有力地推动了岭南文化的进程，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4月20日在广州病逝。著有《二礼经传测》《春秋正传》《古乐经传》《圣学格物通》《心性图说》《白沙诗教解注》等，有《甘泉集》传世。其事迹见于《明史》《广东通志》《增城县志》等。

黄佐（1490年—1566年），明代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石岐人。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廷试时原本大学士蒋冕观阅黄佐的《廷试策》后，将他名列榜首。大学士杨廷和则认为黄佐的文章切直，移置二甲十一名。随后又参加了庶吉士考试，并且五试成绩皆名列第一，正式选为庶吉士。廷试选庶吉士。嘉靖初由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以翰林外调，历江西佥事、广西学政。因母病辞官归家。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翰林编修兼左春坊左司谏。不久，晋侍读掌南京翰林院，擢南京国子祭酒，累擢少詹事。晚年谒哲学家王守仁，得到王守仁称赞，与大学士夏言论河套事不合被罢归，弃官归养，筑室于禺山之阳，潜心研习孔孟之道。黄佐去世，赠礼部右侍郎（黄佐墓葬碑文描述其去世后“赠礼部左侍郎”），谥号“文裕”。

黄佐最大贡献一是教化桂民。他在桂林任督广西学校官时，于桂林修建湘山书院培育人才，发明理一分殊之旨，辑集《理学本源》诸书颁行。又出令严格要求士人学业、禁毁淫邪，推行武学射礼，鼓励节孝，设立乡社，从当地土著中选择优秀的人入学，以《小学古训》约束，安抚瑶黎，以儒家礼仪道德思想教化百姓，广西地方风气为之改变。

二是修地方史。黄佐在地方文献方面贡献尤为卓著，正德年间撰成《广州人物传》24卷，分门别类记载广东历代先贤近200人。嘉靖六年（1527年）纂成《广州市府志》，共70卷50余万字。此书有作有述，记秦至元史事，皆采录史书；明洪武至嘉靖史事，则据所见所闻。嘉靖三十七年（1558）主纂《广东通志》，历时三载，成书70卷。此书体例严谨，文字简雅，资料充实。还有《罗浮山志》、《志雍志》24卷、《广西通志》60卷、《香山县志》8卷。

三是重视礼学。黄佐充分认识到了礼的重要性，特别强调礼的作用，他认为礼有正人心、调节社会的作用，因此倡导人的言行要以礼为本。黄佐作为一代儒学大师，怀揣经世济民的理想，以教化乡民为己任，回应国家倡导，顺应时代需求，看重礼正人心的作用，并致力于在乡民中推行礼仪制度。黄佐主张礼下庶人，这与 《礼记·曲礼》中说的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不一致的。黄佐认为礼应该尽可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适应民间习以为常的习惯，礼只有 “因俗”，才能便于民间的遵循，并最终达到将礼推广到民众的目的。黄佐主张对礼仪培养应该从儿童抓起，因为儿童的心智未开化，容易塑造，用正确的礼教引导孩童，有助于儿童素养的形成，也有助于整个社会道德的提升，因此，黄佐特别重视对儿童礼教的培养。黄佐的礼学思想对当今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国民素质的提升等方面，依然有借鉴意义。

丘濬‌（1421年一1495年）明代琼山县人。丘濬幼年失去父亲，跟随母亲李氏读书，，6岁能作《五指山诗》出口成章]。家贫无书，曾经走数百里路借书，必定将书借到才罢休。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 ，考取广东乡试第一名。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年），举进士及第，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参编《寰宇通志》 ，景泰七年书成后被明代宗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丘濬在翰林院任职后，见闻更加广泛，尤其熟悉国家典故，以经国济民自负。后又先后任侍讲、侍讲学士、翰林院学士、礼部侍郎[17] 、国子祭酒、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丘濬是思想家、经济学家，提出“劳动价值论”比西方早180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被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屈大均（1630年－1696年），清代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今广州市番禺区）人。出生于明代，儿时随入赘邵家的父亲居住在南海县西场（今广州荔湾区西场）。前半生致力于反清运动，康熙二十二年（1683），郑成功之孙郑克爽降清，屈大均大失所望，即由南京携家眷归番禺，终不复出，著述讲学，移志于对广东文献、方物、掌故的收集和编纂。屈大均为言志，弃传统的“岭南”称谓而不用，采用“广东”作书名，著有《广东文集》《广东文选》《广东新语》等作品。其中，《广东新语》一书为屈大均的传世之作。

屈大均是著名诗人、学者，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大家”，排第一，在诗学理论、诗歌创作等方面均进行了积极探索，并作出了独特贡献。在诗学理论方面，屈大均秉承儒家思想，提倡以诗言道，主张诗人要有高洁的人格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行；强调诗歌要以“丽”为美却不失其“则”，以比兴入诗，寻求诗歌诗画结合的艺术境界和中和朴素之美。在诗歌创作上，屈大均实践其诗学理论，创作出了一系列可圈可点的诗歌佳作，既具有忧国忧民的侠骨，又不失情真意切的柔情。

容闳（1828年一1912年），清代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7岁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之马礼逊纪念学校（MorrisonSchool），马礼逊纪念学校正式独立后，容闳继续读该校。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1月）初，与黄宽及黄胜一起3人随返美的校长勃朗牧师前往美国留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先后入读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耶鲁学院，为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咸丰二年（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咸丰四年（1854年），返回中国，曾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为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同治二年（1863年），到安庆谒见曾国藩。同治三年冬，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采购机器，次年回国。所购100多种机器，成为第一个洋务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设备。曾国藩遂保举容闳以五品候补同知衔，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译员。容闳先后翻译了《地文学》、《契约论》等书。同治五年，曾国藩采纳容闳建议，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兵工学校，培养机械工程技术人员。同治九年，容闳又向曾国藩提议派学生官费赴美留学。曾国藩与李鸿章商议后奏报清廷获准，陈兰彬、容闳分任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容闳在沪、粤、港共招生120名，从同治十年至十三年4年间，每年派出30名赴美留学。1875年（光绪元年），容闳并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容闳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一1921年，一说1922年）[22]，清代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人，咸丰八年（1858年）到上海学商，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中法战争时，曾往暹罗、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后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首次要求清廷“立宪法”、“开议会”，实行立宪政治，在我国首次使用“宪法”一词，由此开启了中国最高法意义上的宪法理念时代。书中还主张习商战、兴学校，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是以富强救国为核心的变法大典。光绪皇帝看到此书，下令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这部著作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大，时人称此书“医国之灵枢金匮”，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蔡元培也推崇《盛世危言》。还写了《易言》，依然用单篇文章结集的方式，系统表达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该书传到韩国，在韩国近代化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郑观应辞去招商局会办。宣统元年（1909年），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爱国者。他和唐廷枢、徐润、席正甫并称为晚清“四大买办”。

黄遵宪（1848年—1905年），清代广东嘉应州（今广东省梅州市）人。自幼被称神，3岁由曾祖母口授千家诗，不久就能背诵。4岁，从塾师李伯陶学。10岁会诗，塾师以梅州神童进士蔡蒙吉“一路春鸠啼落花”句命题，黄遵宪作诗，有“春从何处去，鸠亦尽情啼”之句，师大惊异。次日塾师又以杜甫的“一览众山小”为题令赋，遵宪破题云：“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光绪二年（1876年）中举人。次年，任清政府派驻日本使馆参赞。在任期间关注日本政治革新，并获读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启蒙思想家之著作，萌生变法维新思想。光绪八年（1882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任内极力维护华侨权益。光绪十三年（1887年）归国，撰成《日本国志》，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相关情形。光绪十五年（1889年），任驻英使馆参赞。光绪十七年（1891年），调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黄遵宪授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次年六月，诏以三品京堂充任出使日本大臣。戊戌变法失败后，免职归里。晚年致力于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创设嘉应兴学会议所，并筹办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又设补习学堂和讲习所。黄遵宪是诗人、外交家、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民俗学家，梅州八贤之一。他倡导诗界革命，喜以新生事物熔铸入诗，有“诗界革新导师”之称。个人作品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己亥杂诗》等，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近世诗界三杰”之冠、中日友好的先驱使者，也是最早意识到日本对我威胁侵略的人物之一。他在日本期间，巳清楚地看到，日益强盛起来的日本正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和朝鲜，提醒朝廷早作防范。

黄遵宪故居人境庐，是黄遵宪的书斋，位于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金山街道东山小溪唇，由黄遵宪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亲自设计和兴建。“人境庐”取义于东晋诗人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诗句。它是客家特色兼容西方文化的园林式建筑，主要由厅堂、七字廊（藏书室）、五步楼（会客厅）、无壁阁、十步阁、卧虹榭、息亭、鱼池、假山和花圃等组成。2013年5月，包含人境庐在内的人境庐和荣禄第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丘逢甲（1864年—1912年），祖籍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广东蕉岭），出生台湾。自幼松颖，跟其父教读书了，5岁已能属对吟诗。光绪十四年（1888年），考中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同进士出身，授任工部主事。但丘逢甲无意在京做官返回台湾，到台湾台中衡文书院担任主讲，后又于台湾的台南和嘉义教育新学。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请命督办团练。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他写“拒倭守土”血书，亲率义军抵抗日寇。力战20余昼夜，清兵不援，孤军无继战败，遂内渡福建，后转回原籍广东省梅州镇平定居，创办学校，推行新学，曾主讲潮州韩山书院。宣统元年（1909年），当选为广东咨议局副议长。[13]宣统三年（1911年）9月，广东光复，丘逢甲任广东军政府教育部长。11月，出席了南京组建中央临时政府的会议，会上当选为中央参议员。民国元年（1912年）初，以广东代表身份赴南京参加筹组临时政府。会议期间，肺病复发，告假返回家乡。不久病逝于广东镇平县（今蕉岭县）淡定村。

丘逢甲与黄遵宪、丁日昌、何如璋并称为“岭东四先生”，其诗风格上受杜甫、陆游诸家影响，充满爱国感情。著有《岭云海日楼诗钞》等传世。[6]

康有为（1858年—1927年），清代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丹灶苏村（今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银河社区苏村）人。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五岁能诵唐诗数百首。六岁时跟从简凤仪读《大学》《中庸》《论语》和朱熹所注《孝经》，康有为十一岁时父亲去世，跟随祖父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攻读经史。后师从康赞修、朱次琦，他们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便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始进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自称持有皇帝的衣带诏，组织保皇会，鼓吹开明专制，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作为保皇党领袖，他反对共和制，始终宣称忠于清朝。

康有为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清代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人。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他是思想家、政治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是文学家。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起也是有大学问的人，学木研究上有着很高成就，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尤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1917年九月，段祺瑞政府辞职，作为支持段的研究系领袖梁启超也递送了辞呈。从此以后，梁启超就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转而以主要的精力，来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了。先是赴欧，考察西方社会。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一起成为清华著名的四大国学导师，直至1927年才离开清华研究院。

孙中山（1866年-1925年），清代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人。童年和少年孙中山最早生活在翠亨村，1875年（光绪元年），孙中山入村塾读书，接受传统教育。孙中山的父亲，年轻时在澳门的板樟堂街当过鞋匠。孙中山从小常随父母往来澳门与家乡之间，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繁荣发展，孙中山耳濡目染。1878年，12岁的孙中山随母赴檀香山。他的长兄孙眉资助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等地比较系统地接受西方式的近代教育。1883年，17岁的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同年前往香港读书。5年后，孙中山在香港学成医学，成为西医医师，在澳门、广州行医。但很快，目睹中华民族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的孙中山，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孙中山早期受郑观应的改良思想影响，后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决心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开始组织发动旨在推翻清朝政权的起义。兴中会中，广东人占了最大比例，而且多数是广府人，个别是会讲粤语的客家人。其革命经费由海外华侨和商人捐助。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进一步成立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为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第一任领导人，也因此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之后孙中山继续高举民主革命旗帜，先后发动或参与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1924年改组中国国民党，成功实现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

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

孙中山是有史以来岭南人影响中国历史的第一人。之前是六祖惠能，孙中山的影响贡献超过所有前人。毛泽东也赞他是革命先行者。

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翠享村是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下辖行政村，中国传统村落，位于南朗镇东南部，距离镇政府约7千米。

广州中山纪念堂

岭南原是后发地区，但努力上进，也出过不少人杰，谱写出历史的精彩。以上所列的文化名人，着重是有全国影响力又或者对本土文化推进有特别重大贡献的本地人，但也只是灿灿星光的一二，并不包罗，然而也可以是岭南文化发展的端，或者缩影。至汉代，岭南才开始有较为有名的文化名人，寥寥几个，之后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明代起基本与内地持平，到了近代得风气之先，一度居全国前列，仅昔日的广州府香山县，即今天的珠海市中山市，近代的便有孙中山、郑观应、容闳等。

历史不断发展，岭南早巳不是瘴气之地，拥有自己的特色。因此笔者也斗胆希望大凡来过的，都能爱上岭南，最忆是岭南。也同未来过的发出邀请！

可爱岭南也不是只有以上，太多了，不挑选整理话，三天三夜说不完，本人有不遗余力之心，但也需时日，因此先出开篇和篇一，后面的待续。

注：本篇中的所有照片均来自网上，如有原主人不同意用，请留言本人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