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渡北归》摘编之四

潘立

读《南渡北归》摘编之四

十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自由男神”胡适往事

解放以后，大陆多次开展批判胡适运动，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有对胡适的正面宣传和评价。下面介绍胡适在抗战，留美，返台时期的几件事。

1，胡适预言中国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抗战过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

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在给王世杰的长信中，修正了此前一味主和的观点，天才地预见到未来二战的国家，地点，时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若中国局势发生逆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很远的将来”。其理由是，日本因滋生了一个狂妄而危险的图谋称霸世界的野心，最终将激怒英美。到时候，“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又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能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釡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2，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争取美国同情中国，争取美援助抗战。

1938年10月5日，胡适接受蒋介石邀请，出任抗战期间最重要的邦交国美国大使。8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谓：“胡适之先生之受命为大使，及其本人之肯于担任，这都是平日想像不到的事。这个问题本身，就象征着中国是在怎样一个非常时期，同时可以看出政府期待于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务是怎样的重大。”美国总统罗斯福出于对世界大局的考虑，有援助中国，遏制日本之心。而中国局势并不乐观，此时，武汉会战失败，军队损失惨重，已没有一个完整正规师可以应战，神州最为富足的东南半壁江山尽失，国家财政几近崩溃，中华民族到了存亡在乎一念的特急关头。1938年11月8日和11日，胡适接到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两封密电，谓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以支持，想与日本媾和。胡适接电后忧心如焚，当即拟一长电加急拍还。他根据自己原有的意图与新近观察的国际局势，斩钉截铁地指出：“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胡适与刚到美国的金融家陈光甫积极奔走，美国与中国签订“桐油借款条约”，争取到2500万美元，给几乎粮尽弹绝的国民政府注入一剂强心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价值15.48亿美元的物资（实际到货8.45亿美元），稳定了中国局势，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胡适任美国大使8年8个月，他一再声称自己就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为国家找点战时工作”。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适写道：“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急。我每天总是很忙，晚上睡觉总是很晚的……”

胡适出使美国八年余，整天殚精竭虑，不辞辛劳四外演说，以唤醒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并以正义力量介入战争，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在美国国务院的暗中支持下，胡适开启了在美国各地各大学的巡回演讲。他的演讲，唤醒了美国民众，尤其得到美国文化界知识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一路演讲，胡适一路收获美国多家大学的32顶荣誉博士帽，这是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所作贡献的最好写照。

3.胡适为美日反目，促使美国站在中国立场上，作过重要贡献。

1941年9月，日本派野村和来栖大使到华盛顿，美日两国政府开始秘密谈判中国和西南太平洋局势，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准备与日本妥协，无情地抛弃中国。

胡适闻讯，立即对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国务卿赫尔两位决策人物展开攻势。9月24日，由于胡适坚决要求，赫尔约见了胡适等中英四国大使，极不情愿地出示了临时妥协的美国方案。胡适看罢，极为震怒，当场向赫尔提出严正抗议，并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请其出面阻止这一有害中国利益的方案，同时请求英国共同对这一方案提出抗议。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最终采用了胡适建议，致电罗斯福，明确反对美国于历史紧要关头与日本妥协这一利己害华做法。丘吉尔极富远见地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由于英国和胡适大使的强烈反对，美国高层于11月26日撤销了与日本妥协的方案，从而导致日本陷入空前孤立状态，满天风雨的太平洋局势彻底翻盘一一这就是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的由来。

1941年12月7日，胡适正在纽约慷慨地发表演说，罗斯福打来电话，约他速到白宫相见。胡匆匆来到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傢伙（指日本特使野村与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可能发生在菲律宾及关岛等处”。

此时的罗大总统只说对了一半，战事不是在菲律宾或关岛发生，而是美国本土。胡适刚离开白宫回到使馆，就接到了罗斯福的电话，罗用激奋得有点颤抖的声音说：“胡适，刚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一一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几年后，美国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说，胡适“在大使任内，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国带入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

4.胡适与学生徐芳的一段恋情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曾收到一位他以前的学生徐芳来信，要求胡帮她到美国深造。

徐芳，1912年出生于北平，1931年考入北大文学院中文专业。徐聪颖好学，喜欢诗歌，钟情于白话诗创作，偶尔在北平的文学刋物和天津《大公报》副刋发表新诗，而这些正是胡适热衷倡导和实践的，因之胡对徐颇为欣赏，徐对胡也自然敬慕有加。

被誉为“自由男神”的胡适，面对北大才女不时抛来的媚眼，如同干柴遇到了烈火，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当两人狗扯羊皮地偷偷摸摸折腾了几个月，徐芳一头扎进木板床的枕头上不能自拔。外面风声日紧之时，老谋深算的胡适打起了退堂鼓，以“两鬓疏疏白发，担不起相思新债”为由，单方面与徐芳割断了缠绵的情丝。徐芳痛苦难熬，又无可奈何，只能以泪洗面，等待时间治疗心中的创伤。

抗战爆发，胡适离开北大赴美当了大使，终于摆脱了徐芳的纠缠。从北大毕业的徐芳，已到中国农业银行工作。1941年4月，徐芳给在美的胡适写信，要求胡帮她到美国深造。胡适面对这位小自己21岁的学生加恋人的求情，犹豫了一阵，仍未敢再续旧情，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徐联系，也没有帮她到美国留学。绝望中的徐芳，最后与胡适割袍断义，与另一位军校校长结婚，于1949年随夫婿移居台湾。

5.解放前夕，胡适离开大陆，流亡美国。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共高层曾派员向胡适做工作，劝其留下来。胡适说：“在美国有自由有面包，在苏俄没有自由有面包，而共产党没有自由也没有面包。”这位民国时期最后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带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北大精神，毅然坐上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南下，从此与北大永诀。

1949年1月21日，胡适打消了把夫人江冬秀送往安徽老家暂避的念头，亲自送其往上海，登上去台湾的轮船。1月24日，胡适致函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拒绝做空头的“总统府资政”。2月1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致电胡适，谓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希望胡氏出任驻美大使，胡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此前，1月31日，胡适也办妥美国护照签证。4月6日，胡适自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赴美，27日抵纽约寓所。6月12日，在广州新上任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仓促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胡氏闻讯，坚辞不就，但仍表示以个人名义自由活动，继续为国民党政府做说客。当美国政府明显将抛弃国民党政府时，胡适取消了与美国政界的一切约见，以示抗议。

在艰难困苦和生活窘迫中苦撑了一年的胡适，1950年5月14日，接到普林斯顿大学聘请，出任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尽管该馆规模和藏书量与北京图书馆相比，可谓判若霄壤，但走投无路的胡氏，只能屈就，亦有条件将小脚太太江冬秀接到纽约团聚。只是江不懂英文，胡适不得不亲自到市场买米买菜，内心情绪极为抑郁愁闷。

1951年12月13日，普林斯顿大学总图书馆代理馆长因胡适年薪5200美元过高，有意擢用胡适的助手童世刚为分馆馆长（年薪3480美元），但同时为如何向胡适说明解聘之事颇为踌躇而伤脑筋。胡适毕竟是有很大名望的著名学者，为顾及胡的面子，校方想出了一个让双方都能保住面子的办法，即在解除胡氏馆长职务的同时，聘请其为终身名誉馆长，而荣誉馆长是不支薪的。面对这一尴尬局面，胡适也只能心知肚明又装作糊涂的接受了。

1952年12月7日，胡适应邀到台湾大学访问演讲，他颇动感情地倒出了压抑在内心四年的苦水：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正是我们的国家。”

6.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就职典礼上，敢于对蒋介石说：“总统你错了！”

飘泊美国多年后，1958年4月8日，胡适偕夫人江冬秀终于飞抵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在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讲。当时蒋介石偕“副总统”陈诚，张群等一干大员专程出席，蒋介石并亲自致辞。据当时在场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青年才俊李亦园回忆说：

胡院长就职时，蒋老总统亲自来了，来了之后还讲话。在他的讲话中，不知为什么忽然说到，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可以说与五四运动的提倡自由主义不无关系，这样的说话对胡先生来说，当然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五四运动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他是重要的推动者。结果老总统讲完之后，胡先生站起来继续答话，他的答话让大家脸色都凝住了。他一开始就说：“总统你错了”。在当时那么威权的时代，他这样讲使全场人脸色都变白了，气氛非常紧张。老总统却很有风度地主持完会议，只是在胡院长任内就从未再来过南港了。这一件事，胡院长的表现可以说确实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关于这一场景，也有人回忆，胡院长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台下立即鼓掌。在坐的学者们认为，胡适是𠆤有骨气有担当的人，因为若不是胡适，在蒋介石面前“没有几个人敢说这句话的”。

7.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1962年2月24日下午5点，胡适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后的酒会，6：30酒会散席，胡适送别院士时，突发心脏病摔倒而溘然长逝。

胡适先生除了大量的书藉文稿信件外，留下的钱财只有135美元。

蒋介石闻讯，当晚以哀惋之情亲笔写下意味深长的挽联：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道德中新思想的师表

这副挽联确乎较为真切地概括，体现了胡适一生的功德与风范，是所有挽联中最优秀的杰作，其他一切皆不足与其齐肩并论。

胡适的遗体入葬台北中央研究院在南港“学人山”专门为其兴建的墓园。出殡之日，台湾各界30余万人为“我的朋友胡适之”自动执绋。国民党要人，学界名流，生前好友同事前往送行者不计其数。整个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车马难行，拥挤不堪，形成了无涯之海洋。盛况之隆，台岛前所未有，可谓备极哀荣。

8.留在大陆的胡适次子胡思杜之死

胡适离大陆去美国时，次子胡思杜执意留在大陆。1950年9月，胡思杜因以“大义灭亲”的方式，在报纸上发文痛骂“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出任历史教员。此时的胡思杜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一不小心成为狗的父亲“赎罪”，同时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组织上一直在考验他，加之全国上下正在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使他受到牵连，一拖就是几年。到了1957年，全国兴起反右运动，不明就里的胡思杜开始积极主动给他所在院部领导提教育改革建议。学校领导见一个“走狗”的儿子竟然犯上作乱，于佛头抹粪。盛怒之下立即决定施以顔色，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示众接受批斗，未久即被定为右派。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崩溃，约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由于受父亲胡适的牵连，胡思杜一直没有女友，直到临死仍是光棍一条，落了个《红楼梦》所说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十三，世事洞明皆学问：傅斯年的抗日反俄思想

傅斯年（1896.3一1950.12）山东聊城人。曾留学英国领丁堡大学，伦敦大学研究院和德国柏林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游行总指挥。西南联大实际领导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如果说，胡适是中国知识教育界的精神领袖，傅斯年则是最杰出的组织协调人。傅斯年人称“傅大炮”，任民国政府参议员时，先后弹劾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致使两人下台。胡适称傅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罗家伦赞誉傅“天岸马纵横，人中龙俊奇”，“元气满满，才华横溢之人”。尤为后人称道的，是他任民国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23年，延揽和培养了一大批闻名中外的考古，史料，语言，文学，民俗及敦煌学的专家，至今仍有重大影响。

先说傅斯年对日本的态度。1944年7月9日傅斯年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我替倭奴占了一卦》一文，文中写道：“上月我在重庆，倭奴正在进行河南战争，自鸣得意得很。我便替他占了一卦，那卦文词正是李义山的一首绝句，词曰“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也就是说，一个人到天晚的时候，要办的事一事无成，心中大是狼狈，于是乎赶车子到古原上散散心中的闷气；在古原上，斜阳正在山头，这光景也颇可留恋的，只是黑暗便在半小时中到来，虽在恋恋不舍这些原上的景物，毕竟这命运是落日的命运是注定了。

解曰：“向晚”是倭奴的气力已到最后一着，“意不适”是明知失败之象，所“驱”的“车”便是那些自鸣得意的蹩脚坦克和装甲车。长沙既是古战场，洛阳更是“古原”之至，“夕阳无限好”是形容倭奴的回光返照。判曰：夕阳之下即是黄昏，黄昏之后立即天黑，这事进行的速度，犹如骏马奔驰，所以此卦为下下，其象为迅速覆灭。

这是对抗战形势的明确预测，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是傅氏杰出的佳作名篇，对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中国必胜的精神起到了极大的振奋作用。

再说傅斯年对苏俄的态度：

抗战胜利在望，谈到战后建都问题，傅斯年认为，凡一国之首都，应设在全国军略最要害之地，主张迁都北平。其主要理由是，将来苏俄必成中国大患，可以此全力抗制苏俄。他说：

“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中心，是中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英，没有这十省，中国决做不成一等国家，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

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有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头号仇敌。傅斯年则认为不要忘记俄国，并列举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患，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及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汉民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斯大林清党时，全数迁到Kharststs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

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方式，分析了苏联的价值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

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XX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那种组织，组织到极限，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危急更大，更影响平等。”

傅斯年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的封建主义”。

“……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纪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

十四，蔡元培苦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

蔡元培（1868.1一1940.3）浙江绍兴人，清光绪年进士，翰林编修。1916.12一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监察部长，首任教育总长，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中国近代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毛泽东高度评价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卢沟桥事变前两年，蔡元培到南京，在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的宴会上，苦劝汪改变亲日立场和态度。蔡说到激动伤心处，眼泪一滴滴滴在汤盘里，又和汤一起咽下去。其景其情，在场者无不动容。

早在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告急时，极富远见的蔡元培就派人赴昆明，与当地政府接洽，希望将中央研究院上海的三个研究所搬到昆明。云南方面表示欢迎并愿意提供路费，条件是为云南建一家钢铁厂。蔡元培同意并实施，几经周折，于1941年炼出第一炉钢。之后，昆明几乎所有新兴大建筑都使用此钢材。上海研究院也得以顺利搬迁到昆明。蔡元培良好的信誉，嬴得云南政府信任，也为以后接受平津大学南迁奠定了基础。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在香港，遭爱女蔡威亷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于3月3日晨，他刚起床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跌倒在地，昏厥过去。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蔡元培在民族危急的大风雪中走来，又在山河破碎的暴风骤雨中离去。他所开创的学术大业，自由之思想，科学民主之理念，囊括兼容之精神，将成为一座不灭的灯塔，于岚山雾海，天地苍茫中，昭示着天下儒林士子远航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