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地·情感】择邻而居·礼堂篇

阿德(林建德)

作者：阿德（林建德）

美篇号：41553105

　　我这一辈子，搬家多次。我的居住地，无论部队还是地方，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与礼堂或学堂为邻。下面就先从礼堂说起吧。

（一）

1969年我参军入伍，被选调到南昌警备区电影组当放映员，工作室在大礼堂，宿舍却在朱德军官教育团的旧址。

警备区大院解放前据说是国民党的绥靖公署，占地面积很大，里面建筑却很少，只有几栋低矮的营房和一栋两层高的办公大楼，靠北侧有一座礼堂，算是唯一雄壮些的建筑了，除此之外，就是演兵场和草地，空旷无比。大院的南侧紧挨着朱德军官教育团的后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冲击下，红色旧址也是遭了殃，里面的珍贵文物照片被一扫而空，陈列室会议室成了警备区机关的家属院。卫生科、司机班和电影组也在那里安家，因此我有幸成为那里的居民，一住就是四年！

警备区礼堂不大，约600多个座位。我刚入职时，电影组只有一台16毫米的放映机，那时影片很少，除了“八个样板戏”，还有就是“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后几年才引进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越南的几部影片。天天放这些电影，熟得人物台词都能背下来。小放映机光线暗，与屏幕距离不能太远，我们每次只能把机器驾在中间通道上放映。70年代初，福州军区给各师以上单位配备了35毫米的双放映机，声光效果有很大提升，于是舞台上换了大银幕，机器可摆在礼堂后头的工作室放映了。不过我们在礼堂里的放映次数并不多，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面向部队和广大民兵，哪里有会战，如修建湾里铁路、搞农田基本建设等大型项目，哪里就有我们的身影。在宣传科干部和师傅的关心教导下，加上我学生时代原有一些绘画和无线电的基础，上手很快，第二年我就独立挑大梁当师傅带徒弟了。

后来我也是按照前任师傅走过的路子，下连队锻炼，从班长干起，表现好再提干。因为上级有规定，机关兵未经基层锻炼是不能直接提干的。

（二）

1976年，省军区政治部到基层选拔青年干部，我被选中去当了干事。我成家以后，政治部给我分了一个单间，厨房是两家共用的，但是我已是心满意足了。巧的是，我们这栋四层的宿舍楼紧挨着省军区的大礼堂，有种熟悉的味道。礼堂盖的时间不长，钢筋水泥加红砖墙，自然比警备区的气派多了，观众席分上下两层、1500多个座位。礼堂正面有三个大玻璃门，上方悬挂着红色的八一徽章，进门需登上好几十个台阶。舞台很大，戏幕灯光音响一应齐全，银幕折在上方，需要用时，可以电动落下。放映机也是35毫米的，但却是那种弧光灯光源的大座机，亮度高又清晰，可以放宽银幕，那时看朝鲜片《摘苹果的时候》、日本片《三本五十六》（供批判的）以及《追捕》等，非常震撼。不过在这个礼堂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电影，而是革命传统教育。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大批老干部解放出来，光省军区正副司令、政委就达29个。大礼堂在这期间也忙碌起来，大多是传达学习文件，听得人昏昏欲睡。也有个别例外，有的老红军虽文化不高，念文件常读错字，但口才很好，讲话风趣，有时会脱稿发挥，虽跑题千里，却十分生动。记得有一次，谢副司令讲主力红军长征北上，他们留在江南的新四军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讲到高潮处，谢副司令帽子一摘，露出光秃秃的大脑袋，抓起讲台的话筒，跑到台前，边讲边比画，动作有些滑稽，但这是我一辈子听到的最好的报告，比电影戏曲真实多了。

　　1987年是“百万裁军”的最后一年，有着19年军龄的我转业省直某机关工作。1992年在改革开放春天的感召下，我回到老家福建的厦门经济特区。巧的是，单位宿舍同样与警备区礼堂相邻，这座礼堂不大，用花岗岩大理石砌成，十分牢固，大门上方嵌着五角星和董必武同志“荷戈顾曲”金光闪闪的题词，毕竟是海防前线，战备气氛浓烈，礼堂使用率高，站在宿舍楼的阳台上，瞅着战士们队列整齐，军歌嘹亮，鱼贯入场，我这个老兵的豪气随之上升。

2000年，全国实施房改，我在万石植物园的北麓买了一套有生以来属于自己的商品房，没想到朝南的阳台又对着驻军某部的礼堂！此后我再也没有搬过家。

（三）

若要问我与这么多礼堂作过邻居，有什么奇闻轶事吗？我坦白告诉你，真有！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故事发生在江西省军区大礼堂前广场上。

1978年夏日，正值酷暑，天气异常闷热，树上的蝉儿都懒得叫出声来。我妻子怀孕八月，住在娘家。我一人在家自由自在，晚饭后，熬不住房间里太热，于是把背心短裤毛巾塞进网兜，穿上拖鞋，晃悠悠地前往赣江边的下沙窝游泳，下楼时遇见同事，相互打了招呼。下沙窝临江，有一大片沙滩，水面平静，是个天然的浴场。但近几年建筑施工队在这里大量取沙，挖成一个大大的锅底，深达数米，每年都淹死过人，后来有关部门在这里设置了浮标。天气尚早，天边挂着一抹晚霞，江边人头攒动，大人们带着孩子泡水解暑。我下水游了几圈，经常要躲避胡乱扑腾的小孩，特没劲，眼见暮色苍茫，便起身回家。

　　进了省军区大院，右侧是一排小别墅，专供副军以上的首长住。忽然看到傅副司令的警卫员小杨从首长家出来，我问道：“首长在家吗？现在几点了？”我跟傅副司令下过几次乡，他原来是总参的高参，后来到军事院校任教研室主任，学识渊博，待人和蔼，尤其精通象棋，我跟他下过好几回，无一胜局，他却鼓励我，棋艺不错，配当他对手。小杨说：“九点不到吧，首长一个人在家，正看电视呢。”我知道首长家属留在北京，没有跟到江西来。

于是临时起意，何不找他再杀几把，或许能扳回一两局。首长见我进门要下棋，自然欢迎，摆好棋子，说了句“下手无悔”，就开始对杀起来。我年轻好胜，一味进攻，忙中出错，很快败下阵来。第二局我沉住气，双方互有攻防，下得特别久，首长非常沉稳，不露一点破绽，最后他多我一个兵，笑到最后。第三局我窝着火，患得患失，多次出错，首长笑瞇瞇提醒，我依然下了几个昏着，又输了。正沮丧着，忽听得整点钟响，已到晚上十一点，我起身告辞，首长送我出门，临别笑着说道：“小同志，送你一句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依然嘴硬，“找机会再与您大战三百回，舍得一身剐，敢把将军拉下马”！走在路上，晚风吹来，让发热的脑袋清醒许多，心里犹在复盘，究竟错在哪一步。

　　首长家离我的宿舍不远，路灯闪着昏黄色的灯光，透过密密匝匝的梧桐树，在马路上投下斑斑驳驳的光影。“回来了，回来了！”大礼堂广场与宿舍楼的入口处发出一阵欢呼声，在寂静的夜晚，象雷鸣般直击我的心房，我很是诧异，眼前黑压压的一群人，几乎全宿舍楼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在门口了！“什么状况”？我呆呆地望着众人。老处长挤出人群，板着脸问道：“到哪里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我诚惶诚恐，把过程说了一遍。处长回头对围观的人群说道：“人回来就好，大家回去休息吧！”政治部协理员走上前又问了我几句，然后责备道：“你看，这么多人为你担惊受怕！”接着转过头对处长说：“我得赶快回去，主任还等着报告呢！”

众人都散了，我犹站在原地不知所措，隔壁邻居刘干事和我的老同学小连陪着我，一五一十讲起前面发生的事。原来我独自去游泳刘干事是看见的，十点钟见我没回来就告诉了同住一栋楼的处长和同事，大家开始紧张起来，随着时间越来越晚，大家不约而同地聚在楼下议论纷纷，各种猜测都有，是不是到哪里玩去了？是不是去他老婆家了？还是出意外了？大家有种不祥的预兆。有人提议，先派人去他老婆家看看，有人说不可能，穿着短裤能跑多远？但总不能傻等吧，刘干事说我有个初中同学小连，在司令部管理处当管理员，去过我老婆家。找来小连，他二话不说，马上开车赶去洪都我老婆家。我爱人挺着大肚子正与她父母在屋外乘凉，见小连半夜来家，很是惊奇，追问发生了什么事。小连忙说：“没有、没有，可能是躲在哪个地方加班吧，领导有事要找他。”没敢停留，转身上车就赶回来了。这下气氛更紧张了，处长与协理员商量，如果12点人再不回来，就叫独立二团船运大队出动，沿赣江打捞。我听后如五雷轰顶，游个泳竟然整出这么大一桩事来！

回房间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一点睡意都没有，自责、担心、害怕或是感激，五味杂陈。我该怎么办？

第二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我老婆的车间工段打电话报平安，谁知老婆电话先打过来，声音很急促，说没两句就抽泣起来，她也一夜未睡。处里同事倒没人提起昨晚的事，但我觉得大家看我的眼光总是怪怪的。第二天星期六早晨例行干部会操，协理员讲话，对我擅自去游泳的事提出口头批评，末了加重语气说：“我们不要求机关像部队那样外出都要请销假，但是安全防事故工作绝不能放松，以后未经集体组织谁都不能单独去江湖、水库游泳！”没宣布什么处分决定，我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下来。

（四）

真是“好事一阵风，坏事传千里”，没几天司政后机关都知道了这件事，我自个难为情了好几个月。当今世界，讯息万变，人们很快把这事淡忘了，我却把它深深藏在心底，不是因为它“糗”，反而是它反衬的“贵”，贵在我军官兵一致的作风，贵在毛主席“老三篇”中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精神体现。

林建德 写于2025年6月12日

注：部分图片选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