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时,我在梦想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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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1964年,江苏省新海中学在徐海地区八县一市(有的老师说是四县一市)招收高中生,我所在的新沂县中学考上了三个,王念宁,孙正理和我。1966年上半年,我读高二了,在报纸上陆陆续续看到了一些批判文章,主要是批判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四家店之类的,也有批判电影武训传、早春二月之类的,学校并且组织集体看了好几次被批判的影片,要大家接受反面教育。但是我觉得这些距离自己太遥远,没怎么关注。学校组织看电影要花五分钱买电影票,这对于我一个农村学生是额外的负担,而且那时候的我也搞不懂那些文章和电影是什么意思,不想参与,我跟要求我买票的班干说没有钱,她说那就她替我买,我说哪能让你买呢?只好自己交了五分钱买票。</b></p><p class="ql-block"><b> 虽然因为家在农村经济困难一些,但是学校对来自农村的学生很关爱,给予优厚的助学金,我的助学金是每月七元,伙食费额定是九元,我节约点吃,只花八元左右,也就是说家里每月给我一元就行了,我对完成学业还是满满的自信的。特别是教导主任李庆发,对农村来的学生很重视,期待我们为学校争光,上学期和我说了,以后学制要缩短,准备安排一批高二学生提前报考大学,说我可以报考,考不上的话第二年还可以再考,我于是在学习高二功课的同时,每天挤时间学习高三的课程。已经把高三的课程基本学完了,还在继续深入学习。</b></p><p class="ql-block"><b> </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没想到的是,学校开始出现了大字报,起初只是模仿报纸的口吻,批判三家村四家店,接着有学生批斗老师,后来听说这是学校领导安排的。我看到哲学老师黄克白在办公室被一群学生要求站起来,质问他为什么说对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说他是别有用心,反党反毛主席。学过哲学的人都懂得唯物主义主张对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可是那些学生人多势众,有的学生还打了黄老师,黄只能默默承受。还有一伙学生批斗数学老师张振国和音乐老师饶树南,说他们搞破鞋,其实他们是在谈恋爱。张老师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不仅课讲的好,而且相貌长的很帅,而饶老师是学校最漂亮的女老师,他们真不该受这样的侮辱。据说革委会成立以后,张老师执意要求领头批斗他的学生道歉。在一片混乱中,甚至有的学生也被写了大字报。</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18px;"> </b></p><p class="ql-block"><b> 不久,连云港市委派来了工作祖,组长是市法院的院长万耿,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工作组里有两个大学生,刚从北京某名牌大学毕业分配到连云港市锦屏磷矿工作,有一个女的姓肖(肖淑红?),被安排住在我们女生宿舍,人长的很漂亮,阳光开朗。从她的言谈中我明确知道我们学校批斗老师是大方向错了,整顿领导班子才是主要目的。之后学校就出现了写校领导的大字报。有个叫李官富的老师,贴了好几篇校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其中有说到他帮助处理有关书记和一个女学生事情的内容。高二四班有学生发起联名贴出了一篇大字报《铁证如山》,集中针对党支部书记解岐山,震撼全校,校园里一下子热闹起来。记不清是哪位老师给了我一个本子,叫我每天登记大字报,晚上交到工作组。那时每天早上校园里都会出现新的大字报,我满校园找大字报,力求不漏掉一个。没过多久,万耿工作组撤了,又来了一个工作组,组长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绍云,组员有市机关干部龚来宝、鲍建宾等。工作组也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好象风向变了。张绍云看我每天去送登记表,就和我聊天,说他对我的老家新沂县很熟悉,等等,要我站出来支持校领导。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但不想出头,只能说“我不”,他说你们这些农村来的孩子,怎么非要一头撞到南墙上呢。</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18px;"> 当时好象是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提出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个“四大”是文革大民主的重要特点,延续了很多年。学校里室外室内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小字报,有的还贴到了市政府。新海中学号称陇东线最高学府,很快就成为连云港市文革风暴中心。</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围绕对学校领导的看法和争论,师生分成了两派。八月份传来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特大新闻,学校两派师生都成立了红卫兵,戴上了红袖章,一个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个叫毛主席的红卫兵。记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9月2号成立的,第一批红卫兵没有我,过了两天记不清是谁给了我一个红袖章,一个胸章,我就成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然后很多班级都成立了各种名称的“战斗队”,有的叫“赤卫队”,有的叫“红四军”,最有名气影响最大的是高二二班的“三二一一敢死队”,在学校里可以说是纵横捭阖。而我们班却始终没有什么战斗队。</b></p><p class="ql-block"><b> 十月份,有老师组织我们几十个尚未外出串联的学生,集体去北京学习,我才知道有学生证可以坐火车不要买票。到北京后住在陶然亭的中央戏剧学校,我和本班的王坠霞、陈效芳、王凤需四个同学被编为一个组,十多天里,每天到北大、清华、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等院校看大字报,找新中考来的大学生介绍文革情况,收集传单,并在10月18日和11月3日,两次亲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当时的其他中央领导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记得10月18日那天,半夜里就集合出发,到目的地后,分列于公路两旁等待接见。直到下午两点左右,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敞篷车才缓缓过来。有的学生因为打盹或睡着了,错过了机会,急得大哭。我看到毛主席红光满面,不断向我们招手,心中有一种如愿得偿的感觉。</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记不清是几月份,毛主席号召解放军要大力支持左派,有一批解放军进驻学校,组织军训,并且明确支持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对立面的红卫兵和其他红卫兵组织就都宣布解散,其中有很多人加入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b></p><p class="ql-block"><b> 在上海发生“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以后,连云港市1967年1月25日也发生了“夺权”,在驻军的帮助下成立了连云港市夺权委员会。</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我以为从此可以复习功课考大学了。没想到突然听说教导主任李庆发到武汉跳江自杀了。我想到有的红卫兵组织解散的时候,曾经支持过李的一些老师和学生在教研室开批斗会,让解和李站在前面,发言的人说被他们蒙蔽了,个别学生还在他们的背上綵踏。我觉得这样做法可能对李的刺激太大了,</b><b style="font-size:18px;">特别是被支持过自己的人侮辱和背叛,太令他绝望了,因而走上了绝路。</b><b>后来听一位老师说,当时学校派尚和伦老师去武汉处理此事,拿回了骨灰盒,然后送到徐州李的老家。</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后来,由于对夺权委员会的看法有分歧,有人认为夺权不彻底,又有人组织了“反到底”,从此形成了踢派和支派,甚至发生了武斗。两派各执己见,无休无止,惊动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派来了中央调查组(2.13),把两派骨干召集赴京办学习班。直到1969年9月,才迎来了连云港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时候,我知道,无论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的学生,都要上山下乡,上大学肯定是在那里接受祖国挑选。我把高中的书籍都一直保留着,准备将来再考大学。</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高二(一)班班主任王寿山</b></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新海中学教导主任李庆发</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