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人生 （三）

理智

1970年在部队

部队退役合影（2排左1为自己）1978年

那时的左权中学，真的是人才济济。大约是1967年吧，学校组织排练“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以歌舞剧的形式）。主要演员以老师和高中同学为主。我们少数初中学生当个“喽啰兵”的配角。县里可能给了少数经费补贴，但大部分还是依靠老师学生自己想办法解决，他们自制各种舞台道具，服装能借就借，很多道具制作的惟妙惟肖。为了解决扮演“国军”土匪的腰带问题，江民峰同学找我，让我通过我父亲的单位给他们借来线务员爬电杆用的保险带，将皮带抽出顶替。在整个排练期间，不论是唱腔设计、音乐配器、还是舞蹈动作，都是学校自己策划、编排。在县人民大礼堂演出时，引起很大轰动。这只是其中的一例。
我的父母从小对我要求很严，父亲在“文革”中即使受到批判，也没放松对我的教育。知道我有写日记的习惯，还要求我每天必须写一篇，隔一段时间他检查一次。可惜，放在老家的8本日记和笔记（1966——1974）晚年让父亲烧掉了。我现在还有50多本，是从1975年到现在的。
1969年8月中学毕业后，父亲安排我去长治——阳泉的军用线路（303工程）架设和修建县城桥梁工程“打工”，12月初，我报名参军到了军委工程兵部队，从此离开了可爱的家乡。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在左权中学没有学到扎实的知识，但作为母校，他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和社会的大门，奠定了我热爱学习、积极上进的基础。我在36岁时，在报考天津工会干部学院时，是学院唯一的一个“初中毕业生”直接考入高等学府的，上学4年，曾传为佳话。以后不久我又走向了处级岗位。假如没有在左权中学的经历，我的人生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番结果了。
所以，我每次回老家探望，都要到左权中学看看，虽然现在的校舍设备很现代化，早已物是人非，但是，我还是感到很欣慰，也有些遗憾。因为除了大门还是原来的样子（门洞的石条也被水泥路代替），里面旧式衙门建筑全部不见了。假如能保留下来，把学校迁出，可是一处难得的历史遗迹。那就留给后人去解决吧。

三、军旅生涯
（一）当兵前奏
1964年，我上小学五年级。这年，全军开展大比武运动，我们村驻了一个炮兵营。看到村外河滩排列着一门门整齐威武的大炮，我们都觉得很新鲜。放学后，经常去看。当然，旁边有站岗的，不让我们靠近，只能远远地看看。
我家住的是营部测绘班。他们在院子里放张桌子，绘制图纸；用三脚架架着“双头”望远镜（我自己起的）观察。有时候也让我看看。一次，我看到老远的公路上，一个老大娘骑着毛驴，老大爷赶着，我高兴极了。星期天能看通往县城的红色长途汽车，只是每次只让我看一小会。
他们的生活很好，每天中午都有肉吃。吃饭用一个小搪瓷碗，好的还给我吃点。遇到过节就把面和陷领回来包饺子。他们包的样子千奇百怪，还是母亲指点他们。当然，包好就在我家灶上煮，还同我们一起吃。
再就是，每周都能看一两次电影。部队坐在小马扎上，整齐划一，放映前拉歌比赛。村里人在周围随便看。
半年后部队要走了，我难过的哭了。班长看我难过，把一个帽徽和一颗领章上的小五星送给了我。60年过去了，那颗小五星我走到那里都带着，可惜帽徽丢了。那时实行军衔制，1965年取消，1988年又恢复。
他们走后，我暗下决心，长大一定像他们那样当解放军。
1969年3月，部队来接兵。那时我还上初中，我背着家人报了名。等到要体检那天，姥姥突然来了，一听说我要当兵，便对我母亲讲，他才多大，听说今年打仗（指珍宝岛战斗），肯定要上前线，母亲和姥姥看着不让我出门。

8月份，我初中毕业了，虽然在县城中学读书，这几年基本没学到什么知识。
毕业后，父亲便给安排我去一个架设军用线路的工程打工。每天洗400个电杆上的瓷瓶，为两个八级工老师傅买烟买酒、烧洗澡水等。
打工结束后，我还和几名同学为县城修建的一座桥敲石子等。
冬天到了，征兵又开始了。这次我先告诉了当过“老八路”的父亲，取得了他的支持。
不巧的是，我们公社体检那天，父亲到省局开会去了。母亲问我要到那里去？我说找同学玩。母亲不知从那里听说今天公社体检，有我的名字（我们村离公社只有3华里），坚决不让我去。
我想这次机会不能再失掉了，可一时又想不出办法。
好在这次父亲开会时间不长，第三天就回来了。我把情况一说，父亲说，不要紧，城关公社最后体检。我给县武装部梁政委打个电话，让他安排。
就这样，我在城关公社进行了体检。
一周后，当盖着武装部大印的“入伍通知书”送到我家时，我母亲都懵了。
不过，母亲还是同意了我去当兵。那几天，每天都给我做好吃的。只是泪水不断往锅里掉，弄得我也难受，扑到母亲怀里哭了起来。
临走时，全家都到县城送行。父亲和两个伯伯、大哥大嫂高高兴兴，母亲强忍着眼泪，两个妹妹一边一个拉着我的手不愿意让我走，姥姥撅着嘴。父亲给了我30元，母亲10元，大伯、二伯各5元，姥姥5元，我自己还有5元，共60元，一下子成“小财主”了。
上车前，母亲突然把手上戴了多年的女式手表摘下来递给了我。我说部队不让戴手表。母亲说，你可压在枕头下，站岗好掐时间。
在全家和几个同学的祝福声中，我离开了生活16年的家乡，顺利到达了所在部队。
在新兵连训练3个月，我射击的姿势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第一次实弹射击，卧姿、跪姿、立姿三种姿势9发子弹打了83环，属于优秀，班长非常高兴。可就是投弹老投不出30米，达不到及格标准。我们当时住在四川丰都长江边上的一个粮站。班长给了我一项“特殊任务”：粮站有自来水，却让我每天把一个新兵班近20人的洗脸洗脚水从长江边上提上来，提一桶水至少来回要走四五里地。就这样，我坚持提了一个月，说来也奇了，再次投弹，我一下子就扔出了35米，达到了良好标准，第一次受到新兵排长的表扬。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综合考核优秀，受到连嘉奖。我被选到师司令部直属通信连。开始在通信排的军邮班，我们班主要承担全师几万人的报刊信件、包裹邮递,师团机关、首长的文件发放等，每天一早起来就要到部队前线指挥所驻地的乌江边上等船接邮件。我很热爱这项工作，从未出过任何差错，当年九月我加入了共青团，年底被评为“五好战士。”
(一） 不愿意干的“上士”
在军邮班干了近两年，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可有一天，指导员殷全荣来工区找我“谈心。”要我回连队当“上士”（给养员）。我们那个连队是首长眼皮底下的“宝贝”单位，全连一百五六十号人，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再说了，那一年连续换了两个给养员，都因吃不了这个苦而坚决不干，可换得越多，亏损越大，我接收时仅账面亏损就2000多元了，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当时我们连队属于机关待遇，即一类灶，每天的伙食费才0.44元（前几年看报道：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部队调整提高了伙食费标准，一类灶每天11元，二类灶每天13元,三类灶每天23元,四类灶每天39元，已与我门哪个时代今非昔比，说明随着国力增强，军队生活也得到很大提高），我对指导员讲我也不愿意干，也干不了。指导员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你去年入了团，你不是已向党支部写了入党申请书了吗，你要想入党，就要接受组织上的考验，否则你就别想进步。如你不服从连里的决定，可要考虑后果。”就这样，我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到连部接受了“上士”任务。人们常常用“干一行爱一行”来形容对工作的态度。而我那时却是极不情愿地“干一行爱一行”。其实，应该是“爱一行”才能“干一行。”那个时代，是不允许你自由选择的。
接受“上士”工作后，面对上千元的亏空，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记得那是1972年的冬天，连续下了几天雨，连队存的新鲜蔬菜都吃完了，下雨天部队可以停止训练在室内学习，可嘴巴却不能因下雨封起来吧。我只好穿上雨衣，挑着箩筐到附近的生产队去买菜。从我们连队驻地到附近的生产队虽然只有五六里地，但都是高山区，山路崎岖，我深一脚浅一脚来到渔家坝生产队的队长家，恳求他找两个社员给我割些“空心菜”（也叫藤藤菜），这种菜不怕雨淋,当时也就两分多钱一斤。队长总算答应了，亲自和另外一个社员给我割了满满两筐，说也不用称了，给一元五角钱就行了。
我谢过他们，挑着两筐菜往回走。这时雨越下越大，我一个趔趄，顺着山道滑了下来，左腿被一条带尖的树支划了足足一尺长的血口子，鲜血顺着裤腿流了出来,流到撒落在旁边的菜上，又让雨水冲掉。我这时不由得号啕大哭:我长这么大,哪受过这样的“罪”呀!可在这风雨中，有谁能听到我的哭声呢。就是听到又有什么用呢！我慢慢从地上爬了起来，把摔散的蔬菜收拢来重新装好，一瘸一拐地坚持将菜挑回到驻地。晚上，食堂就炒了这一个菜，不少战士发牢骚，“怎么搞的，就这一个菜，还不如喂猪哩。”我听了内心十分难受，有谁能了解我当时的心情呢?当晚我就找指导员提出坚决不干了。
指导员耐心地“开导”我，无非又是拿出不干就别想进步的那一套“理论”来说服我。我说“就是入不了党”也不干了。指导员这时更加严肃地对我讲,“你还像个八路的后代吗?不干可以,一是写检查,二是年底让你复员。”我听了还真感到害怕,入不了党无所谓，主要是怕服役期还未满就复员，怕别人笑话。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干了下来。当时我们一个师和“8.16”厂6—7万人云集四川涪陵，蔬菜副食供应本来就很紧张，部队主要在离涪陵一百多公里外的白涛镇施工，军委责成成都军区和四川省负责供应，生活基本有保障。师部（司令部直属连队特务连、通信连，后勤部医院、仓库）在涪陵城，分别驻扎在地委党校和财校。当年地方除了给部队供应粮食外，还按月给每个伙食单位供应200斤猪饲料（稻糠）。为了早日扭转伙食亏空，我向连首长提出种菜和多养猪。可这200斤猪饲料简直是“杯水车薪”。后来听说毗邻涪陵的南川县财贸部长是父亲的老战友，我与副连长张圣风开摩托车去找到了韩大爷，经他协调，每月能给2000—3000斤稻糠，这为解决养猪问题解决了燃眉之急。每到星期六下午，连里还轮流组织各班打猪草，在大伙努力下，第二年终于扭亏为盈，离开部队时，账面已经结余4000多元。
（二）在部队几次救火
大约是在1971年冬的一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我到四川（现属重庆）涪陵城街上办事，路过长江码头旁边，突然看到涪陵港务局对过一个叫“迎春饭店”失火，熊熊的火焰从灶膛的窗户喷出，当时好像没有“110”那种报警电话，所以，等到消防车赶来，大火已经蔓延开来。作为子弟兵的我，丝毫没有犹豫，赶紧冲进了火场。饭店是个木板结构楼，如果不及时控制火势，后果不堪设想。我顶着滚滚浓烟，冲到灶膛，脱下军装当扑火工具，和几位饭店人员拼命打火。消防车赶来后，我帮扛着消防车的水龙带往楼上喷水。脚下的水烫的厉害，等大火扑灭后，我才发现我的脚烫得起了好几个泡走不了路，军衣和棉鞋也烧了十几个洞。当我从饭店趔趄着出来后，也不知自己是个啥模样。估计和唱戏的大花脸没啥区别。只听有人喊：“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毛主席万岁。”我感到很自豪，我一个人战士救火却代表了解放军的形象。没有比这更珍贵的。
回到营房，部队已在午休。我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衣服换了。晚上，悄悄把衣服和鞋洗了，过了两天，我到街上专门缝补服装的小摊上让一个老大妈给补。当时记得补一个窟窿眼要一毛钱，我一共补了十几个，应该交一元多钱。这时，老妈妈好像悟出了些什么，问：“解放军，前天，长江码头一家饭店着火，说有解放军帮助救火，是不是你呀？”我支支吾吾不好作答。那时做了好事是绝对不能自己表白的，否则就是“动机不纯。”老妈妈看我不正面回答，越发证实了她自己的想法。我给她钱，怎么也不要，并说，要了我的钱，她就不是好人了。我看老妈妈这样说，只好谢了。
那时每年就发一套冬装和一套夏装。我那件冬装是新衣服，我不能拿夏装换着穿，但上面补丁补的再好，还是让细心的指导员看了出了破绽。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只好将实情告诉了他。结果，连里给予我一次嘉奖。
第二次是1974年的3月28日，部队刚看完电影，就听到师部大院广播，紧急结合，火速前往涪陵城老东门救火。据后来了解，老东门中部有个木器厂，那天，厂里烘烤一些木料（是用锯末面烤制，不能见明火）。本来是不能离开人的，可那位值班师傅却离开回家吃饭去了。慢慢锯末面成了明火，把木器厂的木材点燃，瞬间形成熊熊大火，把乌江江面都映得通红。老东门一条街有千余户人家，全是木板结构，哪天晚上风刮的也很大。若不及时扑灭，就会火烧连营，后果不堪设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