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师爷从这里走向全国

张敏

人们提起绍兴，总离不开“绍兴师爷”，小时候对绍兴师爷的印象，都是刀笔老辣、富于韬略，在明清官僚政治体制中精心耕作，游刃有余。以致当时“徽州算盘，绍兴刀笔”成了江南特有的两类族群，甚至到了“无徽不成商”、“无绍不成衙”的地步。但是什么是师爷，为什么师爷出自绍兴？对这个问题一直想知道，但是一直不甚了了。

2023年，我参观了安昌古镇的“绍兴师爷博物馆”和绍兴市内的“绍兴师爷馆”，对师爷的产生、作用、类别、消亡等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一、师爷的源起和兴盛

何为师爷？师爷是明清时期官署中幕友的俗称。

幕府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将帅出征，治无常处，搭个帐篷就是办公机构（以幕为府），而军事参谋机构则在幕中办公，故称“幕府”。以后“幕府”就成了各级军政机构之代称，帮办幕府事务的文人也就称之为“家臣”、“幕友”、“幕僚”、“幕宾”等。其中，相佐家主事务处理、出谋划策、料理日常生活的即为“家臣”。公卿显贵出资所养之食客、门客等称为“幕友”，春申君等战国四君子就养着大量宾客，毛遂就是当时平原君的幕友。

相佐家主事务处理、出谋划策、料理日常生活的即为“家臣”。

公卿显贵出资所养之食客、门客等称为“幕友”。

各诸侯国所聘用的各类文臣谋士、骁勇武将，则称之为“幕僚”，如越王勾践起用的文种、范蠡、计然就是著名的幕僚。

秦汉以来，将帅率军出征，有权自行招聘、选用僚属，如长史（类似参谋长）、参军（军事参谋）等，这种由长官自行配置幕僚的制度在当时称为“辟署”、“辟属”。

魏晋南北朝时代，地方长官的自主权有了进一步扩大，“辟署制”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幕僚可以隐身幕后，参与幕主的机密政事。

隋唐时期，体制内的职官及幕僚被编入州、府衙门等行政机关，但地方的军事统领仍被允许其自辟幕僚。

宋元时代，幕僚收归官僚系统内，统一由吏部委派。但元末的乱世中，朱元璋、张士诚等均自署幕府，广罗人才。

到了明朝中期，师爷群体开始正式形成。明代王阳明曾说：“凡荐贤于朝，与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权度在我，故虽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明中期后，各类衙门聘请幕宾蔚然成风。

到了清朝，师爷进入全盛时期，尤为明显的是两次高潮。

满清刚入关，满族统治者不稔政务，不谙民情，不懂汉语，不熟地形。从巩固政权、平定边疆、发展生产、安定社会出发，当政者急需大量人才，采用汉人知识分子统治，幕僚制度得到空前的发展。在满人入关前已启用师爷，在雍正、乾隆时期师爷达到第一次高潮。

清朝中晚期，随着西学东渐、洋务通商，幕僚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实权人物又急需网罗人才扩充实力，师爷的作用达到顶峰，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清代对官员有非常严格的考核制度，对州府县主官的考核重点是刑名和钱谷。因此这两项关乎主官的业绩和升迁，马虎不得，但这两项专业性极强，非主官自己能够处理，聘请师爷从事这些业务是最好的选择。

聘请师爷的主官（主管官员）称为幕主。幕友、幕宾、幕客为师爷的正式称谓，均见于法律文献，而师爷以及西宾、西席、老夫子等则是社会上流行的俗称。师爷还自称庸书、庸笔。

（师爷群体出现后，幕僚与师爷的概念有所不同。清代师爷陈天锡在著作中对此有过叙述：“汉魏以下之治中、别驾、主簿、长史、推官、判官等，类为州郡藩府之佐史，历来多从征辟，亦皆属幕僚，而非幕宾。”幕僚为幕职之官，是主官官员的辅佐官员，属于编制内人员；师爷即幕宾，是官员的私人朋友和宾客，由主官自行聘请，不是编制内人员。）

二、师爷为何出自绍兴？

根据安昌绍兴师爷博物馆的介绍，绍兴师爷繁盛的原因有以下几条：

1、人多地狭

绍兴是“三山六水一分田”的“泽国”，地狭且硗，而长期安定的社会氛围所繁衍的大量人口，加剧了人地矛盾，“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据《绍兴师爷》一书所述：由于地狭人稠带来了生计问题，不少绍兴人以砚田笔耕，游幕四方，通过幕脩（师爷的奉入）维持不错的生计。正如一些地方志所记载，明清时期的绍兴府，“无千金之家，亦无冻俄之人”。

历史上不少有名的师爷皆因穷困潦倒而入幕。如名幕王祖辉自幼即“以假贷资生（靠借钱维持生活）”，以后通过不菲的幕脩陆续还债。名幕龚萼在《雪鸿轩尺牍》中说：“菽水无资（没钱买粮食），粥不济（连粥都吃不上），读书无成，困穷立至，不得已而以幕救贫也。”名幕许思湄在《秋水轩尺牍》中说：“叹瓶罍之无赀（想喝酒而无钱），冀佣书之有获（希望做师爷获得收益）。”

2、崇文风尚

自南宋起，中国的经济中心完成南移，文化中心便也随之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而绍兴正是南方文化之重地，从魏晋起形成了厚重的文化底蕴，王羲之、谢安、贺知章、王冕、陆游、王阳明、徐渭等著名文人均出自绍兴，由此绍兴自古形成了“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的社会风尚，故绍兴盛产文人师爷有着其深厚的积淀。根据《绍兴县志资料》统计：从顺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至宣统三年(即公元1911年)，绍兴学子中进士者636人，举人者竟达2361人。而安昌师爷博物馆则统计为：绍兴人中举者，明代882人，清代2402人。绍兴人的科考考中比例，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

基于这样的传统，当时科举考试的竞争相当激烈，应考者越多，落考者也必然越多。据周作人描述，当时仅绍兴所属的会稽一县，每年的考生五百多人，而能“进学”即考中秀才的定额只有四十名。到了清朝中后期，官职的稳定使大量进士得不到官职，往往花了十多年时间考取了进士，也要等上平均八年才能获得官职。所以一直以来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

由于绍兴人大都清高自傲，虽地处东南，但他们却从不甘为农、工、商、贾，仕途才是他们内心中所崇尚的。然而大部分参加科考之人无法“进学”或“中举”，其出路大致有三条：一是继续考下去，就像周作人所述：“这样可以一年年考下去，到得须发皓白了，还是提了考篮做‘考相公’，外号被不客气的称作‘场楦’，言其长在考场上混过日子，正如鞋匠用以楦大鞋子的‘鞋楦’相似。”二是像孔乙己那样的落魄读书人，虽然写得一手好字，也知道“茴”字有四样写法，只能穿着长衫站在曲尺型的大柜台前借酒自慰。三是依靠文人的本事另谋生路，主要有塾师、儒医、学幕、钱业和典业。但塾师的待遇低下，收入微薄。儒医若无精业良方，则往往误诊害人，就像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而钱业和典业多为徽商所垄断，绍兴人难以插足。故剩余的文人只得争相应聘“学幕”即师爷这份文职工作了。

3、作吏传统

师爷的渊源是胥吏，而由充当胥吏的绍兴人后代转变为师爷便也顺理成章。自秦汉以来，官制倚重舞文弄墨的吏员，直到科举考试盛行，吏员渐渐屈居于科举进身的儒士之下，尊儒贱吏习以为常。元朝时期，虽然仍断断续续举行科考，但政府并不在乎汉人的儒吏之辩，只问吏能，簿籍、钱谷之学成了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给了幕僚重新发挥作用的机会，绍兴一带就有不少人投充吏役。

明清时期，重视八股文之类僵化的科举制和频发的文字狱，使官员的实务能力低下， 科举优胜者虽被委以重任，但不善处理各种政事，只能依靠那些没有死读书、了解社情多、处事能力强的师爷。因此善于沟通交际，具有智囊之识，办事能力较强的绍兴师爷逐步成为一个专业性极强的幕友群体。

4、亲缘认同

绍兴人特别讲求包括乡缘、血缘、师缘在内的亲缘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在全国衙门之间，纵横上下形成了千丝万缕的严密网络，背井离乡的绍兴人依靠亲缘关系相互推荐帮衬，更易立足。为了排挤其他各地的幕友，他们也不得不结帮成派，以维护自身团体的利益。对此《清高宗实录》中说：“各省上司幕友，多有包揽分肥。州、县幕中，非其与类（指同乡故旧），一切详案立意可驳……”如果是亲戚故旧，文书往来就办得顺利；否则就借故批驳，或积压不办。这种“彼此各通声气，招呼便利”的亲缘关系，是绍兴师爷群体形成、兴起、发展的重要原因。

周恩来就出生在世代师爷之家，他于1946年9月在南京接受美国记者李勃曼采访时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

据名幕汪辉祖所著《佐治药言》记述，清代全国 1500 多个州县，几乎所有州县都聘有绍兴师爷，少则二、三者，多则十余人，人数总和过万。如果再加上总督、巡抚、布政司、按察司、知府等衙门中的师爷，数量则更可观。明清两代，绍兴师爷总的的数量已不可计数，历史上留名的就有六百多人。光是“师爷之乡”安昌一地，走出的师爷就达上万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师爷就有八十余人。

在中国师爷馆中，可以看到，绍兴师爷能走向全国，一是数量多，二是素质高，三是就幕广。

其实，师爷并非全部出自绍兴。如山东人蒲松龄曾当过一年江苏宝应县令孙惠的书启师爷；福建人林则徐当过两江总督百龄和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师爷；湖南人左宗棠当过湖广总督张亮基和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师爷；安徽人李鸿章当过兵部右侍郎曾国藩和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师爷；清末江苏南通人张謇在考中状元前，先后在通州知州孙云锦和庆军统领提督吴长庆幕中任师爷。

但是由于绍兴师爷为这一群体中的“顶流”，占全国师爷的八、九成，而且广泛流传的“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因此一般说起“师爷”，基本上非绍兴师爷莫属。

三、师爷的种类

辅佐地方主管官员治理一方，是师爷总的职责。但地方事务很繁杂，主管官员一般都负有多方面的责任，所以师爷便随之分为若干类，每一类师爷都负有专门的职责，即都从事专门的事务。

一般来说，州县级幕友有五种：一是刑名，二是钱谷，三是书启，四是挂号，五是征比。若地处要冲，事务繁多的州县设幕友十余人，而偏僻之地仅有二三人。其中刑名、钱谷师爷在州县衙门中地位独尊，称为“大幕”或“大席”，而其他则称为“小席”。除此之外，督抚幕中则因事务繁多，师爷的工作需要细分，其中章奏师爷因其起草的文书上传君主下达州府，且对幕主的升黜、荣辱影响很大，地位就在刑名和钱谷之上，为幕府首席。在战争期间，因军中事务对专业要求颇高，专设戎幕师爷。

根据安昌师爷博物馆及绍兴师爷馆的介绍，各类师爷的名称及主要职责如下：

刑名师爷：是幕中“大席”，又为“首席”，专门协助幕主审理刑事、民事案件，参与司法审判的全过程，深谙律例。清末前，只有省级督抚衙门才有臬司专理司法事务，而各道、府、州、县的刑案和民案由行政长官负责，刑名师爷就是协助主官审理案件的，故有“审判之名在官，审判之实在幕”的说法。

钱谷师爷：为幕中另一“大席”，负责办理财政、赋税征收及解送事务，并负责地方行政支用钱财的预算和结算，处理民政救灾及司法裁判中设立的事项，掌握各级政府财政命脉，又具结算技巧。

章奏师爷：这是只有封疆大吏、督抚幕府中才设，负责起草给皇帝的奏疏，在督抚幕中为“首席”。明清的本章制度，官员例行公事用“题本”，个人私事用“奏本”，这两种文书呈送皇帝，要先送通政司，再由通政司转呈。若有密折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送。“奏折”则公私事均可上奏，直接送皇帝御览。对官员而言，呈报皇上的奏折关系重大，奏折师爷的重要性也由此可见。章奏师爷除了熟读经文，博通政制民规，了解山川舆地外，还要了解朝中形势。

书启师爷：负责撰写官方文书、处理信函等，主要是上呈下达及横向联系的文稿，及给同僚的信函、应酬等，还要帮幕主拟考题、批卷等，相当于秘书或文书，被认为是“以砚为田，事最清高”。书启师爷的写作讲究“典雅稳洽”，除了帮幕主起草各类公文外，逢年过节要替幕主写贺信，上司过生日、添丁、升官、加级也要写贺信，上司的亲属若有死亡，要替幕主写唁信慰问，因此不但要文字典雅，辞藻华丽，更要注意不要触犯忌讳。

挂号师爷：负责代理主官批答文件，协助刑名、钱谷师爷办公，类似档案管理。“挂号”又叫“号件”或“号柬”，先设立“号簿”，分别将各项公事（公文）编号入簿，简要注明公事内容、办理期限、办理情况。公事的处理，须先“挂号”，再分送操办，最后回到“挂号”处登记归档，因此挂号师爷往往负有最后核对公文（尤其是上行公文）的职责。

征比师爷（又名征收师爷）：负责稽查与考征田赋，最重要的是职责是催征核验赋税。每到一地，征比师爷都要仔细查阅、核对本衙门的赋税档案，按时催证税赋。每年赋税征收完毕后，要仔细核查所征钱粮、地丁有无遗漏，向省布政司、督抚衙门递交汇报情况的《奏销册》。征比师爷的职责与钱谷师爷部分职能相近。

账房师爷：为清嘉庆、道光后出现的类型，可由钱谷师爷兼任，也可专设。账房师爷负责衙门的收支账目，就是会计，简称账房，常由主官的亲属或亲信担任。在衙门中，免不了官场应酬，但送礼的开销有一套很严格的规则，哪一级的官，哪一种人，应该送多少，都有详细的“尺寸”，账房师爷应谙熟这套规则，以不逾矩。

戎幕师爷：为军事幕府中专有的师爷，根据佐理之事的不同又可分为筹划戎机的画策师爷、负责粮饷军需的军需师爷、负责军事文书及奏折的文案师爷。戎幕师爷除了要求文笔通达之外，还需了解山川舆地，精通兵法，以设谋献策，佐理军政；其中文案师爷的一种特有本事就是在戎马倥惚中在马背上支上木架，边走边拟写奏折。在曾国藩幕中，画策师爷有李鸿章、王家壁、汪士铎；军需师爷有李翰章、甘晋、郭嵩焘、左宗棠；文案师爷有马家鼎、许振祎、刘蓉、程鸿诏。这些师爷以后或是做了朝廷重臣，或是成为一代名幕。

朱墨师爷：用红、墨笔点勾告示，并负责向基层衙门分发文件，戏称“红鼻师爷”；古代公文运作，是先在公文的副件上拟批，然后誊抄清楚，官员对公文用红笔判行，公文便可发出，原稿存档保存，抄件上送或下发。清代官员判行不用红笔，而用墨笔。红笔则由朱墨师爷在抄正的文件上标点勾圈，以标明该文件的要旨、重点和要求。

阅卷师爷：评阅学政（掌管一省学务的官员，又称学台）所管的科考、岁考试卷和各书院考课试卷的师爷。清代科考初选由府州县来实施，由学政对考试实施把关定夺。学政派驻各省三年一任，仅有少数几名随从，而考试工作量很大，因此每逢岁考之年，就会临时聘请两三个阅卷师爷来协助阅卷，试毕解聘。

书禀师爷（又名奏折师爷）：撰写给上司的禀贴，要求文笔好、书法好，故称“公门中第一流人才”。因禀帖是给上司看的，必须谨慎行文。名幕汪辉祖说：写作禀文，即使是报告雨情或请安，也不可不慎。“蒙头盖面之文，土饭尘羹之语”，最易让上司讨厌。

著书师爷：负责编书、著书、印书的师爷，在督抚等高级衙门中才有。清代的许多名著、地方志，都是著书师爷编撰的。

知客师爷：专门接待宾客、陪伺上司衙门官员等应酬工作的师爷，也叫应酬师爷。

教读师爷：负责教主官子女功课的师爷，一般受刑名、钱谷师爷看不起，认为教读师爷是少爷的先生，而自己是老爷的先生。

河工师爷：专门负责办理河工（治理河道）的师爷。《老残游记》的著者刘鹗，就曾任山东巡抚张曜的河工师爷。

漕粮师爷：负责征收漕粮等事务的师爷，又称漕席

四、师爷的养成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可堪造就师爷呢？清末名幕张廷骧在《入幕须知赘言十则》中归纳为：“刑名虽小道，要非才、识、学不可。”具体来讲，识力俱卓，才品兼优，例案精通，笔墨畅达，此为最上乘人选；若人品谨饬，例案精熟，笔下明顺，则为次等人选；若人品不苟，例案精熟，而笔墨稍逊者，又在其次；若“文理太陋，资禀太钝，似不必误入此途，不如早寻他计”。

刑名和钱谷师爷因为专业性强，而且关乎刑事和财政，因此需经过三至五年的专业培训（学幕），相对成熟后才能从助理至副手；而书启师爷、征比师爷等其他师爷，一般读书人不经学幕也可应聘。符合条件的人，便可以开始专门的学识和训练，即开始“学幕”。一般有以下的过程：

1、拜师。许多绍兴师爷，幕学作为家传之密、子孙世业，因此学幕者的启蒙老师就是自己的长辈亲戚。如果家族先辈中无人习幕，就必须拜他人为师。若以一省的名幕为师，须交纳不菲的贽见费用，晚清时少则三四百金，多则五六百金。从师以后，吃喝都由先生安排，不再交付房钱和伙食费，但须与先生订立契约，预定年限。年限未满，即使学业有成，也不准辞师他就，直到期满为止。

2、学幕及读律。学幕者必须学习各种幕业书籍，这些书籍并无官定教材，而是师爷们根据实际情况自己编撰的，称为“手抄秘本”，而且这些幕学知识只是私相授受，从不公开。律例是师爷的看家本领，同时作为判案的依据，对律例的理解和使用，提高办案或办事的技巧，则需要师徒之间的言传身教。

其中律是法律条文，例是各种条例和判例。由于《大清律例》及刑律、户律、吏律、礼律、兵律、工律中律文（即条款）众多，乾隆以后律文很少修订，但各种附例不断修改、变更和增加，每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而且为了适合当时当地的社会发展，往往对律文一事设一例，或一省设一例。

关于例的文件都有一定的格式，每例的前半部分述说理由，末尾一定会有“嗣后”应如何，即后半部分具体办法。因此对每条例的“嗣后”部分，均用小纸条抄录，粘到律书中相关的律文旁，查看律文时自然会看到相关的例。以致粘有纸条的律书，往往要比原书厚几倍。学幕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师傅教徒弟“抄嗣后”。当师爷到某省当幕客，先应广泛稽考该省律例及部院通行文件，并随时抄录。习幕者平时就帮着师父抄写这些东西，以了解和长些见识。只有将各种律例研习精祥，才能融会贯通，办事做到符合律例，滴水不漏。

3、传衣钵。“传衣钵”原指佛教中师徒之间的道法传授，在幕学中指师徒之间办案思路、办案技巧、写作方法等技能的传授，也就是实习。学幕弟子粗通律例后，先生就将自己先前办过的案牍让弟子阅读熟悉，并就有关案子试写批文。先生会将自己办过的案子为弟子讲解，并为弟子的批文斟酌字句。除了文案的技巧，弟子还应学习先生的举动，如与官员周旋揖让、不同场合的言谈举止、与幕主手下其他人的关系处理等，如何做到揣摩忖度恰到好处。特别是有些文件看似滴水不漏，但暗藏着旁人看不出的漏洞，以便必要时进退自如，甚至以此挟制主官。

4、出手与通声气。待弟子学幕有成，可以单独拟批案牍了，称为“出手”，则先生一定要为他在业内吹嘘推荐，也即“通声气”。相比家族传承，师徒传承更能形成帮派。“彼此各通声气，招呼便利”是绍兴师爷发展和兴旺的重要原因。若没有先生的推荐，声气不通，不但没有人延聘，即使有人延聘也无法行其道。但不通声气固然在道中难以立足，若弟子没有让人信服的学问，即使经先生推荐当上师爷，也难以受到重用，反而有损先生的形象。

五、绍兴师爷的鼻祖徐渭

说起绍兴师爷，不得不提到师爷的鼻祖徐渭。徐渭初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徐渭是绍兴山阴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多岁时文章就轰动全城，当地人莫不称之为神童；年二十时考为秀才，但到四十一岁时八次参加乡试，可能思路奇特，文句别出心裁，因此每次均不得中举。当时一个考官在一次徐渭的落选卷子上题了一句话：“字字鬼语，李长吉之流也。”李长吉是唐代诗人李贺，人称“诗鬼”，写诗奇峭险峻，不拘传统。从考试做官的角度看，显然“李长吉之流”不是什么好评语，但为他入幕后的才能展现留下伏笔。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绍兴府成为烽火之地。平时好阅兵法的徐渭，先后参加了柯亭、皋埠、龛山等地的战役，并出谋划策，初步显示了军事才能，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渭入幕胡宗宪总督府，开始了他的幕府生涯。在幕中五年，虽然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能证明他具体做了多少军事上的杰出贡献，但在抗倭统帅幕中，他参与军机大事毫无疑问。史载“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汪直，皆预其谋。”正因为徐渭屡出奇计，擒获了当时东海势力最大的海盗汪直、徐海，使得整个东海倭患得以平息。由此可见，胡宗宪对徐渭的重视、敬佩，不仅在于其文采，还因为他有着过人的军事才能。

虽然徐渭特立独行、放浪不羁，在胡宗宪幕中“直闯门入长揖就坐，奋袖纵谈”，但胡宗宪对徐渭毫不计较。以至于徐渭没有钱置办房产，胡宗宪就特意让徐渭写了篇《镇海楼记》，645字的散文，润笔费竟高达220两，这相当于一个县令5年的薪俸。于是徐渭才在绍兴城东置了一大宅院，并得意地命名为“酬字堂。”由于受到胡宗宪的高度赞赏，成为明代幕僚最著名的代表，堪称“绍兴师爷”的鼻祖。

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被弹劾为严嵩同党入狱自杀，徐渭受此打击而高度紧张，陷入了恐惧之中。他一度陷入疯狂，九次自杀未遂，或以斧击头，或自碎其骨，或自伤阴囊，其手法和惨状骇人听闻。最终，徐渭在神情恍惚中误杀了张氏，被囚七年后，得张元忭等好友救免，并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

出狱后的徐渭继续狷狂疯癫，但是他的艺术创作却达到了高潮，成为古代绘画史中彪炳千秋的人物。他的画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画家，而延续他的风格的画派被称为“青藤画派。”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称：“安得生致徐文长，自拔其舌。”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曾刻一印“青藤门下走狗。”晚清艺术大师吴昌硕称其为“画中圣”。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更是对他倾慕到了极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还写下“我愿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指徐渭、朱耷、吴昌硕）转轮来”的诗句。现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则一语而概之：“三百年中第一人。”

从一首对联可以看出徐渭不落常套的文采。有一次徐渭跟好朋友游玩，其中有一位朋友出了一幅上联：“好读书不好读书”，就在众人陷入沉思中，徐渭却提笔写出了下联“好读书不好读书”，一字不差。众人惊愕之余，徐渭读出了其中的奥妙：“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虽然一字不差，但读音不一样，意思却截然不同，众人无不佩服该对联的精妙之处。

徐渭的出生地和二十岁之前的生活、读书处青藤书屋，是徐渭生平和作品的纪念馆。徐渭二十五岁时因涉讼事由，该屋出售他人。徐渭离世后的几百年间，书屋多次易主，明末画家陈洪绶亦曾寓居于此。幸运的是新主人都敬慕徐渭的才学和人品，名字从未更改，保留至今。书屋坐北朝南，徐渭当年就在南窗下读书。书屋内悬徐渭手书“一尘不到”。

北墙正中徐渭的画像，其上是陈洪绶手书“青藤书屋”四字木匾，画像两边对联所写“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正是徐渭生前对书屋和自己的调侃。

故居内房间大多辟为陈列室，展出着徐渭的书法、字画、诗文等作品。南窗外有天池，池西栽青藤。院内天池、漱藤阿、自在岩等，均为明代遗存。青藤书屋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六、绍兴名幕

从徐渭开始的明清之际，绍兴师爷在中国政坛上大放异彩，成了绍兴的一张响当当的名片。三百多年来，历史上出名的绍兴师爷有很多，许多书籍和史料都有介绍，绍兴师爷馆和安昌绍兴师爷博物馆里对绍兴名幕的列举也不尽相同。这里根据绍兴师爷馆中所列塑像的十二位重要名幕作一介绍。

沈文奎（1596~1654），字清远，绍兴府上虞人，少时起爱好读书，学识丰富。29岁时北上辽东游学。清兵破通化后第二年，于沈阳入聘后金太祖皇太极设置的官署文馆为幕宾，可称清代第一绍兴师爷。就幕期间，沈文奎为满清出谋划策，受到皇太极器重，多次被召见询问国政。他上奏建言：帝王治平天下要靠《四书》，不能靠《三国志》，要多读史籍；图事之本，以得人为先务。他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策略，例如多用汉人，广开言路，废除苛捐杂税等，都被皇太极采纳，付诸实施。后沈文奎辞幕入仕，历任宏文院学士、保定巡抚、淮阳漕运总督等职。

汪辉祖（1731~1807），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绍兴府萧山人。早年多次应试未中而入幕，著有《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等著作，被称为“一代名幕”。汪辉祖为幕34年，足迹遍布江浙两省18个州县衙门。乾隆中期，东南沿海发现了许多“宽永钱”，朝廷怀疑有人私铸，下令严查。汪辉祖受令侦办，经深入调查，这批钱系日本商船带进来，混入国内货币流通。由此，汪辉祖声名鹊起。乾隆四十年（1775年），汪祖辉考中进士，后授知县，政绩斐然。清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洪亮吉曾评价汪辉祖：“计君一生，在家为孝子，入幕为名流，服官为循吏，归里后复为醇儒。”

章学诚（1736~1801），字实斋，号少岩，绍兴府上虞人。章学诚自幼爱读史书，虽体弱多病，仍孜孜以求，不论冬夏读书常至午夜而不倦，思有所想每记之于书。20岁以后对史部之书利弊得失，随口能举。曾三次北游，乡试不举，专事于文史研究，并在书院主讲，受聘州县修志，颇得好评。晚年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佐修《续资治通鉴》，总纂《湖北通志》。章学诚虽一生坎坷潦倒，但著述丰硕，“六经皆史”说影响深远，广于境内外。巨著《文史通义》与唐刘知几《史通》并誉古代史论两峰，堪称方志大师。

邬思道（雍正年代人，生卒年不详），又名乌思道，字玉露，少时好读书，但屡试不中，便以游幕为生，在河南巡抚田文镜府中入幕，经他办过的案子上报京师均顺利通过审查。当时朝廷权贵隆科多仗着是雍正的亲舅，在朝中“恃功不法，骄恣日盛”，常做越礼违法之事。雍正虽对他厌恶而想除之但苦于无从下手。邬思道正是摸透了雍正的心思，替田文镜起草了一道弹劾隆科多的奏折。雍正收到奏本立即发交六部核议确实，遂将隆科多收狱责令自杀。从此雍正对田文镜宠遇日隆，与李卫、鄂文泰一起成为雍正的三大心腹，对邬思道也大加赞赏。后因田邬两人失和，邬思道怫然辞去，但田文镜写的奏折总是不得上意，多次被言辞责斥。有次田文镜写给雍正的请安奏折时，雍正回复：“朕安，邬先生安否？”田文镜不得不重新聘请邬思道回府。但邬思道因田文镜对自己的轻视心存不满，要求高额日脩，每天馈银五十两才肯返府，每天看到案几上有红信笺封着一锭元宝方可命笔，偶尔没有看到元宝就翩然而去。他著有《游梁（大梁，即开封）草》一书，为田文镜幕府所撰公文书牍汇辑，后编为《抚豫宣化录》，以田文镜的名义刊行，成为绍兴师爷的枕中鸿宝。

关于邬先生的故事出于清人笔记，正史未见记载，田文镜死后邬先生也不知去向。据清末民初学者认为，邬思道的佚闻百年来在浙江习幕者之间以讹传讹，说明幕友群体之间认为邬思道的形象是非常成功的，因此清末有实力的地方大员纷纷以高酬宴请名幕与此不无关系。甚至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雍正王朝》中也正面描写了邬思道这一形象。

秋桐豫（光绪年间人，生卒年不详），又名凤桐，字仲谟、清墅，绍兴府山阴人，秋瑾的堂叔，光绪年间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幕宾。秋豫桐在东北时与奉天新民知府增韫相交甚好。后增韫被提拔为浙江巡抚。1908年，御史常徵奏请平毁葬在西湖边的秋瑾墓，增韫在秋桐豫的策划下，由秋瑾的家属向增韫提交了自行迁葬秋瑾尸棺到绍兴的请示，日期却写在朝廷铲坟令下达之前。秋瑾的哥哥秋豫章雇人起出灵柩连夜运往绍兴。随后增韫才带人铲平秋瑾墓，向朝廷报告完成指令。秋桐豫在辛亥革命后先后任黑龙江民政使、司法筹备处长等职，是晚清绍兴师爷的代表人物之一。

娄春蕃（1850~1912），字椒生，绍兴府会稽人。他游幕于直隶督署，被委以奏折、刑名、钱粮、河工、盐务师爷等职。在他入幕期间，直隶河工得到治理，为盐商安心经商创造良好环境，无一起冤案发生。“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督署同僚闻风而逃，唯娄春蕃独留，紧随总督力撑危局。“庚子和议”后，李鸿章拟保奏他任京官，他却极力劝阻，直至去世都无一官半职。由于他耿忠幕业，行事低调干练，先后被王文韶、裕禄、李鸿章、袁世凯、杨士骧、端方、陈夔龙等多位朝廷大官礼聘为幕佐。

许思湄（1769~1851），字葭村，绍兴府山阴人，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弃科场改为习幕。乾隆五十三年他北上河北、天津入幕为刑名师爷。他精通律例，办案公正廉明，在长达54年的游幕生涯中，先后辅佐十八位主官，皆被视为左右手。他著有《秋水轩尺牍》229篇，是游幕生涯的真实记录和经验总结，且文辞博雅，成为晚清幕学的经典之作，与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并称幕学双壁。他恪守“幕道”，刚正不阿，洁身自好，一生清廉，成为当地廉洁文化的象征。他虽游幕四方，但居无定所。晚年在与朋友书中自嘲其他人回乡过年，只留他一人顾影自怜，如同在寺庙中出家：“自怜亦堪自笑，比值同人归里，馆中唯我独居，加以清磐红鱼，直是修行古刹。”许思湄家族中有二十余人从事幕业，形成了近代安昌有名的“许氏师爷世家”。

龚萼（1738~1811），名良，后改名萼，字未斋，号雪鸿，绍兴府山阴人。他出生在师爷世家，父亲游幕于福建泉州等地，伯父也在陕西、甘肃入幕。20岁时，他父亲病故于幕馆，他便随伯父前往渭阳，开启了他长达五十余年的幕业生涯。他一生游幕多地，先后在河北的保定、张家口、任丘、定县、蓟县等地为幕，后又南下广东，在顺德、东莞、番禺、潮安等地为幕。他洁身自好，不贪财、不好色，不投机钻营，不媚上媚俗，认为“清贫为贵，浊富为贱”，为一代良幕的典范。他所著的《雪鸿轩尺牍》186篇不仅是文学作品，更是习幕者的教科书，与许思湄的《秋水轩尺牍》并称幕学双壁。

王立人（嘉庆年间人，生卒年不详），人称“王二先生”，绍兴府山阴人。他精通刑名钱粮，刀笔纯熟，因长期在云南从事幕业，熟悉当地风情，人脉关系甚丰，为云南州县衙门师爷的领军人物。到云南州县做官的，都要请他介绍幕友。想到云南入幕的，也要到他那里报到，他“以技之长短分高下”，即按每人的能力和水平分别推荐，无不应聘，因此全省的府州县衙门的师爷都是他的门生。他先后与云南布政使、按察使结了儿女亲家，并在昆明盖了一座花园公馆，成为全省师爷的“俱乐部”。他收入颇丰，但喜欢仗义疏财，开销也极大，却理财无方，积赚不多。

骆照（1811~1878），字叙清，绍兴府山阴人。他刑名学成后长期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一带以幕为生，办案以审慎、严格、干练著称，人称“骆大师爷”。他最出名的是清理积案。咸丰、同治年间，直隶署积案500余件，搁压达七八年。制军刘荫渠聘请骆照入幕，委托他清理。他殚精竭虑，仅用五个月就全部清理完毕。他总结制定了《清理积案规条十则》，颇受朝廷赏识，后任官员清理积案时也多效法于此。骆照办案秉公无私，为民排忧解难，甚至将个人财产赠与他人，自己则不留积蓄，没有家产。至今骆照的故乡山阴尚巷村还建有师爷广场，立有骆照塑像，并修建了师爷纪念馆、师爷公园和师爷台门等，以资纪念。

王汝成（生卒年不详），字蓉山，绍兴府山阴人。作为一位刑名师爷，王汝成在处理案件时表现出极高的专业素质和智慧，善于从细节入手，寻找关键证据为冤案平反。他入幕山东巡抚陈庆偕期间，辅佐主官平反奇案、怪案和疑案三百余起，其中最有名的是“哑女作证伸妇冤案”。章丘一养鹰恶棍见一妇人，便驱鹰扑向妇人下身，乘机抢走其首饰。妇人回家后，丈夫怀疑她与人野合，向官府提起诉讼。在提督府审案时，妇人申辩诉称，路旁一哑女可证自己清白。王汝成根据妇人证词，一番秘密寻访找到哑女，传至公堂作证。经哑女手势比划还原了事实真相。此案成为当时律法实施的范例，其卷宗用布裱存至今。

娄心田（1872~1944），原名同书，绍兴府安昌人。他出身贫寒，但自幼聪颖，岁堂兄学幕，后入幕东北奉天府，民国初年成为东北马占山督军府首席师爷。九一八事变后，他协助马占山参加江桥抗战。后随军转至西北，担任西安特货供栈经理，暗中为东北军与红军充当联络员，为红军筹集抗战物资。晚年任职于绵阳银行，1944年去世，享年70岁。他在安昌古镇的故居三进四合院，现辟为安昌绍兴师爷博物馆。

上述师爷之所以被称为“名幕”，基本上都具备以下出众的才干：一是学识渊博，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和法律、财务、军事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二是文笔优美，清晰、准确、得体地表达主官的意图，有着良好的文字功底。三是思维敏捷，面对复杂多变的政务要能迅速思考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协助主官制定出合理的应对策略。四是品行端正，对主官忠诚，不泄露机密事务，建立起与主官之间的相互信任。同时在处理政务时秉持公正，并廉洁自律以不干扰案件处理。五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善于与各方沟通，无论是上级官员、同僚还是下属百姓都能和善相处，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六是懂得人情世故，能在不同的场合下得体行事，在复杂的官场环境中游刃有余。七是应变能力强，能适应朝代更替或政策重大变化等环境变化；在应对自然灾害、社会动乱等突发事件时能够冷静应对。八是有远见卓识，为主官提供前瞻性的建议，如发展地方经济、改善民生、加强治安等，使地方能够长治久安。

七、师爷的游幕生涯

清代法律规定，官员要回避本省任职；师爷从业则要回避本籍，只能到本县本府以外就聘入职，甚至转战南北。同时因师爷无官无职，而官员也随时可能调动（新主到任一般会另聘师爷），师爷和主官之间又缺乏长久契约，因此师爷的职业流动性较大，一般州县师爷都不带家眷。这种流动性造成师爷游走于各地官府，称为“游幕”。

师爷的游幕生涯有以下特点：

1、学幕出师后，首先要面对的是找寻幕主，称为“觅馆”，又称“谋馆”或“就幕”。由于幕席有限，而谋馆者众多，因此初涉幕业的学幕者，单靠自己谋馆是很困难的，除了师傅的“通声气”外，需要有一定关系的人作为推荐人。从谋馆者、推荐人、幕主三者的关系说，或是某位有权势的官员向幕主推荐谋馆人；或是由师爷向幕主推荐谋馆人，但推荐师爷一般为刑名、钱谷等大幕或名幕，或上司的幕友，小幕推荐是无人理睬的。尽管清代有不许上司和上司的师爷向下级衙门主官推荐师爷的规定，但实则名同虚设。

在安昌师爷博物馆里有一条介绍：招聘要吃“臭三样”。因绍兴师爷名气大，导致不少官员招聘师爷时特别注重绍兴人。据说有官员招聘师爷时，经过笔试、面试，最后一道关是请谋馆者吃饭，除普通的宴请菜外，还放着“臭三样”：臭豆腐、霉千张、霉菜梗。只有吃得了“臭三样”的，才是真正的绍兴人，可以做师爷，否则一律淘汰。

2、师爷就馆后尽快熟悉掌握情况，须做三件事：一是清交盘，即与前任移交公务。刑名交盘，例须查清开、接、审之命、盗、重案几何，获犯未审者几何等。钱谷交盘，例须厘剔前任经征、接征、带征、缓征、杂粮钱等。二是查吏役，即控制书吏和捕衙。胥吏彼此依靠，互相盘结，官员实难应付，师爷首要工作就是控制胥吏，以“佐官为治”。三是发告示，即告知判案的安排，告知百姓何时听讼理民，何时征收钱粮等。

3、师爷的判案技巧。原告诉状递到衙门，多由师爷判断是否受理，作出“准”（受理）或“不准”（不审理）的批示交由主官。审讯时，官员坐堂主审，师爷在左侧屏后聆听，作出判断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一般师爷的判案技巧为：一是罪疑惟轻，在难以定罪时从轻发落。二是以礼入法，在无法援引律、例、案时，用礼即社会道德规范来判案。三是师爷笔法，即在引经据典判案时，充分凸显文字上功力，所争在毫厘之间。

4、“师爷笔法”，即用文字技巧达到特定目的，为师爷所擅长。如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打仗时总打败仗，师爷马家鼎在曾国藩向咸丰皇帝上奏中“臣军屡战屡北”，改为“屡北屡战”，虽未颠倒事实，但将其形象一下颠倒了。果然奏折呈上后，曾国藩不仅未被罢官，反而受到咸丰的赞赏。曾国藩对此说：“一字之易，所以值千金，端在此耳。”

另有记载，光绪年间有个渔民为报生母之仇，将其父妾给砍死了。判案的浙江巡抚认为此案无法挽回，但他的年姓师爷将谳词中“情有可原，法无可赦”，颠倒成“法无可赦，情有可原”，保住了这个孝子的命。后人往往将机智和狡猾称为“师爷笔法”，鲁迅曾在《狂人日记》中提及，周作人也在《师爷笔法》一文中提到。

5、师爷不属于政府官员，其薪酬由幕主私人支付。师爷的收入（幕脩、束脩），除按季或按月领取外，还包括“敬礼”（即逢年过节、婚丧寿诞以及平时的人情往来。主要分为：官员馈送、下属馈送、弟子馈送）和“程仪”（师爷赴馆或返家时路费和川资，以及用于途中的物品）。“敬礼”和“程仪”均为合法所得。

根据安昌师爷博物馆的介绍，师爷的幕脩以刑名、钱谷为高，各道府州县刑钱师爷的年脩最高可达1440两白银，最低为360两白银；刑钱以外的师爷年脩多则100两，少则几十两，如征比师爷60两，书启师爷40两，挂号师爷35两。

6、师爷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远离家乡、四处漂泊的生活状态。与主官相处和谐、交谊匪浅的师爷，大多愿意跟随主官易地任职。由于交通不便、旅途艰辛，加之有时失馆（失业）、生病等，回乡省亲对师爷来说往往是一种奢望。

7、幕主与师爷的关系，为主宾即主人和宾客的关系，非上下级，师爷称幕主为东家、东翁，幕主称师爷为西宾、西席。平时主宾相见，只互相深躬作揖，不用像其他官员那样对主官行跪拜或请安礼。一般主官对师爷非常尊重。

如曾国藩后半生虽官居极位，但他每天都与师爷同桌吃饭，师爷不到他不先吃。李鸿章对所聘的师爷范肯堂，每月朔望（初一、十五）他必穿戴好官服前往问候范师爷。郑孝胥当李鸿章师爷时，李鸿章亲自督促、察看童仆给郑师爷安搭床铺。而忠于幕主，与幕主“同船合命”、休戚与共，就成了师爷的行为准则。

8、由于法令禁止师爷交结作弊，故师爷在衙内一般有自己的单独居所，并且深居简出，既不直接参与前衙审案，也不私见宾客及应酬宴席。名幕陈天锡说：“刑钱居处，必在公懈，别有院落，不与众俱，治事各于私室，亦不与众伍。”“自晓至暮，常据几案治文书，无博弈之娱，无应酬之暇。”案牍劳形是师爷的常态。

9、由于师爷与幕主是宾主关系，不需对幕主听命唯谨，在相商公事时，可以畅所欲言，直陈利害，据理力争。因此师爷对幕主有一条原则：“合则留，不合则去”。辞聘又叫“辞馆”，这主要基于以下原则：一是维护独立人格和职业道德，如果与幕主的意见相左而幕主坚持己见，他们宁可离开。二是恪守“尽心尽言”的准则，当发现幕主做事违规或明显错误，而又不听规劝，则会选择离开而不同流合污。三是规避职业风险，若因意见不合而可能造成的关系破裂，可能损害自身的声誉，选择离开是明智之举。四是若发现幕主行为与为官的准则相悖时，选择离开以寻求更能实现职业理想的环境。

有个叫朱秋芳的师爷，每天起床后必令仆人将铺盖卷好，一言不合就走人，这大概就是“卷铺盖”一词的来历。鲁迅先生曾说过：“我们绍兴师爷的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绍兴人傲岸自尊的丹气。”

八、师爷的幕德

由于作幕特别是当刑名师爷，为了维护主官的利益，很容易贪赃枉法，作出伤天害理的事，故社会上对师爷的口碑褒贬不一。鲁迅的老师寿镜吾在《持身之要》中说：“境况清贫，不论何业，都可改就。唯幕友、衙门人、讼师不可做。”名幕汪辉祖的父亲原是师爷，自感当师爷“有损吾德”而放弃了。汪辉祖最初想干幕业时，他母亲不同意，怕他作孽损德。汪跪在母亲面前说：“儿无他长，舍此无以为生。”他还发誓说：“决不负心造孽，非分之钱，一个也不敢入私囊。”

清朝时，官场的主要活动者一是官员，二是师爷。师爷不但要辅佐官员治理一方，还要参与官场的许多活动。如名幕汪辉祖说：幕友不但要佐官“礼士勤民”，还要操办“迎送来往，谒上官，接僚属”等官场事宜。师爷张廷骧说，幕友既称“佐治”，“凡属在官之事，以及官声之所系者，皆宜关心，不可以漠视其败裂而不言。”由此，师爷的修行即“幕德”非常重要。

在清代文献中，那些幕德好、能力强的师爷被称为“上幕”，而缺乏幕德、庸碌无能的师爷被称为“劣幕”。

师爷的幕德也即师爷的行为准则，在安昌师爷博物馆中，挂着四幅绍兴师爷的行规，也可被视为幕德：

尽心尽言。尽心就是全心全意为幕主着想，努力为幕主排忧解难；尽言就是地方有利弊之事，都须忠告幕主，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外，师爷还要保守机密，不得泄露官府事务和案件细节。

《佐治药言》中说，作幕所拿的岁脩实际上是分食官俸，如果食人之食，却谋事不忠，那么老天就不会降幅。相传一封疆大吏为皇帝庆寿，准备了一方徽墨，上刻“万寿无疆”四字，师爷闻知后立即制止，说是墨就要磨用，等磨去“疆”字后就变成“万寿无”了，岂不招来杀身之祸？主官听后猛然醒悟，深服师爷的深谋远虑。

立品洁身。立品就是处理公务时立心要正，分清公私。洁身就是要有廉洁的操守，不做亏心事，不想昧心钱。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说：“正心之学，先在洁守。守之不慎，心乃以偏”。

仁恕求生。师爷做事要有担当，勤事慎事。办理幕务要勤而不惰，慎而不偏，多为事主的利益考虑。《佐治药言》认为，一事入公门，多延一刻，等候的事主就多耽误一刻。乡下人进城，如果午前了事，便可回家，如果午后了事，就须在城中住店，不仅费钱，而且误工。

格物守志。师爷处理事务时须做到心物一体、守志不阿，也就是“尽官敢言”。尽官就是处理政务时秉持公正，并廉洁自律以不干扰案件处理。敢言就是敢于直陈厉害，坚持公正的原则。“合则留，不合则去”也是师爷格物守志的体现。

九、师爷群体的负面评价及衰落

绍兴师爷的兴旺对清代官僚体系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他们以专业能力弥补官员行政短板，提升官衙的治理效率。另一方面，部分“劣幕”师爷利用其关系网干预司法、操纵人事，滋生腐败。而且由于师爷特别是刑名师爷精通律例，玩弄文字而可能因利用利益纠葛扭曲司法公正。这种现象在晚清的官场中尤为明显。

根据《中国的师爷》一书记载，师爷办案有四条口诀：救生不救死，救官不就民，救大不就小，救旧不救新。这绝不是公正的办案原则，因为这不考虑死者是否怨死，杀人者是否应该偿命；不考虑官员犯罪或造成冤假错案，百姓怨不能申；官员犯了罪，责任宁可小官承担而保护大官；钱粮等账目不清，旧官错不得纠，否则将牵涉到更多的官员，而新官承担后可以通过强迫分摊等大事化小。因此这“四救原则”被许多正直的良幕所批判。

在官场衙门中，负责办事的胥吏因为明成祖朱棣“自今御史勿复用吏”的诏令后，失去了做官、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政治前途被封死了。于是政府里的吏，往往成了世代相承的职业，成为地方盘根错节的地头蛇，常常因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而损害主官的形象，损害官衙的及地方政经的利益。因此主官为了统御编制内的胥吏，更多依靠深谙刑钱事务、编制外的师爷，师爷往往成了幕主统御胥吏的代理人。有了师爷的监察、约束，胥吏的欺官和不法行为确实得到抑制。但是师爷若和胥吏勾结，通同作弊，情况反而会更糟。晚清师爷许同莘在《公牍学史》中说：“（师爷）贤者能驭吏而不为吏所愚，其不肖者则与吏连为一气。”

此外，许多幕主因精力放在伺候上司和官场应酬，将政务交由师爷应对，为劣幕师爷擅权、挟制、操纵幕主创造了条件，因此“佐官为治”的师爷就成了“代官出治”、左右官场的师爷。坊间有谚云：“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是这种写照。

这种情况在清代小说《歧路灯》、《官场现形记》等书中多有描写。鲁迅就对师爷有过负面评价，他笔下的“师爷气”往往与刻薄、狡猾、多疑等负面特性联系在一起。他在自传中表达了他“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的态度。虽然他祖上家族中十多人当过师爷，但他对晚清官场中的师爷文化的负面成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清朝末年，绍兴师爷逐渐衰落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其主要原因是：

1、在社会转型的趋势下，以慈禧为首的朝廷不得不高唱变法，推行新政，改革机构，整顿官僚政制。朝廷先后裁撤了河东河道总督、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官府机构，取消了湖北、云南、广东等地的巡抚衙门，各省也相应裁撤了不少衙门，迫使大量绍兴师爷离开官场另谋出路。

2、清朝政府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号召各地司法独立，审理讼事从地方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由法院负责专司。这一改革剥夺了刑名师爷在司法领域的传统优势。最初开始改革的是张之洞总督两广开始。他用“宾”消“僚”长的方式，设立编织内的“文案委员”（相当于总督的秘书班子）及其他“委员”逐渐取代师爷，使行政事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张之洞的改革为师爷制度的消亡、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3、清末取消了科举制度，大力兴办新式学堂，同时鼓励学生出国留学。这些新式学堂和留学生培养了大量具备现代法律、财政、会计等知识的专业人才，迅速取代了师爷在各级政府中的地位。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形态开始向转型，传统的官僚体制被现代政府机构所取代，绍兴师爷这种“幕宾”和“幕主”关系的办事制度不再存在。

4、随着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释放了大量的工作岗位，社会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元化的职业选择，不需要依靠师爷获取谋生之路，师爷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成了必然。

十、师爷的出路及师爷文化

1、师爷的出路

根据《绍兴师爷》一书介绍，师爷并不是一生的职业，改行的师爷也不少。一般师爷的出路有四条：一是科举出仕，即通过科考踏入仕途；二是授以官职，清后期对师爷做官的资格限制逐渐减少，一些优秀的师爷如左宗棠、李鸿章、刘蓉等经幕主推荐、朝廷考核后，转变身份就任官职；三是报捐末佚，即用钱买得官职或通过纳捐获得“典吏”等属官；四是辞幕经商，利用从幕过程中建立的社会关系网和各种资源，改行经商。

根据安昌师爷博物馆的介绍，师爷群体消亡后，作为一个涵盖内容多元、辐射面广的特殊群体，对不少现代职业有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如折奏师爷演变为高级文秘、顾问、参谋、智库；刑名师爷演变为律师、法律咨询、参赞；钱谷师爷演变为会计师、审计、出纳、理财师；书禀师爷演变为文书、高级秘书、文案；书启师爷演变为文案、收发员、通讯员；挂号师爷演变成档案管理、文秘等；朱墨师爷演变为为文案、文秘等；阅卷师爷演变为评审员、文秘等；知客师爷演变为迎宾、公关经理等；账房师爷演变为会计、出纳、库管；征比师爷演变为税收官员、审计、会计等；漕粮师爷演变为税收官员、物流管理等；河工师爷演变为水利专家、工程师；戎幕师爷演变为军事参谋、后勤、装备；教读师爷演变为家庭教师、私人教师；著书师爷演变为宣传员、档案管理员、高级编辑等。

师爷讲幕德也讲幕艺，不少德艺俱佳的师爷将其作幕经验，以及如何做好师爷，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一门独特的学问：幕学。幕学不但为当时的师爷提供了职业道德规范，也为现代的相关领域的学说和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依据。

2、师爷文化的传播

绍兴师爷虽然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师爷早已成为绍兴人特有的文化特征之一，师爷不仅仅成为一张绍兴名片，更是绍兴人骨子里抹不去的文化烙印。在绍兴师爷馆中，可以了解到，师爷文化的核心是智慧文化，强调用智慧解决矛盾和难题，这改变了我过去对绍兴师爷总是舞文弄法、奸诈狡猾的刻板印象。

绍兴师爷文化经过近几十年的研究挖掘，文艺作品的演绎，正日益显现出其文化能量，并正在不断释放。如文化场馆的建设，文创产品的开发，师爷主题研学游活动的开展，通过讲座、展览、书籍、研究文章等各种形式来推广师爷文化。

3、安昌绍兴师爷博物馆

安昌古镇位于绍兴西北柯桥，与萧山相接，为绍兴四大古镇之一。安昌依河而建，河两边商铺林立，民居错落，城隍庙、民俗馆、石雕馆等人文景点显示着这里曾经的繁荣。如今古镇虽然仍保留着当年的石桥、建筑、乌篷船，但早已成为游人如织的旅游景点。就在这个人杰地灵、风景如画的水乡，却在200多年历史中走出一万多名绍兴师爷，遍布全国各地，所以有句话说：“天下师爷出绍兴，绍兴师爷出安昌”。

安昌绍兴师爷博物馆设在清末师爷娄心田的故居中，这是一座临河而建的典型的绍式黑漆台门。门斗很简朴，庭院前后共四进，高院墙上镂有花窗。这座从外表很不起眼的宅院，布局却曲折深远，门套门，窗套窗，院套院，结构复杂。

第一进叫做“斯干堂”，堂前站立一尊2米高的绍兴师爷青铜像，背景板上写有师爷的信条，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等。东厢房展示了清代地方衙门官员升堂审案的情景，通过雕塑再现“审判之名在官，审判之实在幕”的情景。西厢房介绍绍兴师爷在中国历史上的源起与兴衰，以及绍兴师爷的人文背景。二楼展示师爷习幕过程和绍兴师爷就馆、幕帮的传承。

第二进叫做“佚斯大堂”，一楼介绍不同类型的师爷及其工作范畴。二楼展示部分名幕的画像、传记和作品，以及师爷的人文典故。

第三进叫做“鉴知讲堂”，一楼还原了师爷习幕的场所，展示师爷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二楼是主人娄心田的卧室，正厅及西间将师爷和现代职业进行对比。

博物馆陈列了大量珍贵的实物，包括师爷的工具书、旧时作品、读书笔记、公文手稿等。博物馆用正面形象展示了绍兴师爷“尽心尽言、立品洁身、仁恕求生、格物守志”的师爷精神，列为清廉教育的重要阵地。

4、师爷文化与黄酒文化

在绍兴“中国黄酒博物馆”中，展示了师爷与黄酒的关系。作为一名合格的师爷，博学多才是办事的基础，头脑灵活是办事的本领，但深谙“中庸六味”才是师爷能周旋于官场的秉性。师爷要与幕主处理好关系，既甘心辅佐而又不越位；既推心置腹而又保持一定距离；既坚持原则而又要避免同僚的疑忌和嫉妒；凡事须三思而行，中正不偏，无任何可挑剔之处。所谓“中庸六味”是指和谐、纯正、柔和、优雅、爽口、内刚。

据中国黄酒博物馆介绍，平和温润的绍兴黄酒所具备的甜、酸、苦、辛、鲜、涩六味，正对应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庸六味”。是绍兴稽山鉴水酿成的黄酒给予了绍兴师爷以灵气、风骨与才华。师爷的鼻祖徐渭就是一个嗜酒如命的狂士，“酒深耳热白日斜，笔饱心雄不停手”。鼻祖如斯，师爷无不是饮酒高手。可以说黄酒养成了师爷，而黄酒通行天下也赖师爷带货之“功”。

5、绍兴官话

嘉道年间官至督抚的福建人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写道：世人每笑绍兴有三通行，即绍兴酒、绍兴师爷与绍兴话。随着绍兴师爷到各地入幕，绍兴酒走向全国，官场上除了“京片子”外，“绍兴官话”竟成了当时的流行语。绍兴官话又称蓝青官话，被人称为“非南非北、亦南亦北、雨加雪的特殊官话”。不少师爷又好卖弄绍兴土话以示自己的身份正宗。

周作人文中描写到：有些师爷“对于来请教他的东家特别非说老绍兴腔不可，或者懂得几句蓝青官话，这时候反而收起来不用了。”解放后，随着普通话的推广，绍兴官话即蓝青官话已逐渐消失。除了一些学者研究外，只有绍兴的地方戏曲如绍剧中仍保留着绍兴官话的音韵特点，我们这代人已经不知道绍兴官话是什么样的口音了。

如今，绍兴师爷这一曾在历史舞台上叱咤一时的群体早已消失，但师爷在历史上的存在却不会抹杀，师爷的故事也随着近年来的不断研究和挖掘得到传播，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本笔记照片除注明出处外，均由我本人所拍；文字根据绍兴师爷馆、安昌绍兴师爷博物馆、青藤书院、中国黄酒博物馆等景区相关文字介绍，参考《中国的师爷》、《绍兴师爷》等有关书籍及资料，结合自己的心得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