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录：生命中的二十个印记

樊广泉

1.出生在天津

　　1957年寒冬，我降生在天津市和平区一个普通家庭。作为家中七个孩子中的第六个，我从小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父亲在和平区税务局担任会计，虽然属于国家干部编制，但每月42元的微薄工资要养活全家九口人，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母亲是位典型的家庭主妇，终日为家务操劳。记得那时，年长的兄姐们都在上学，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每当开饭时分，母亲总是最后一个上桌，常常只能就着咸菜扒拉几口剩饭。

和平区的筒子楼，我们一家挤在两间不大的房子里。即便如此，母亲总能将简陋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用碎布头缝制的窗帘和枕头布也总是洗得干净整洁。

2.从小就淘气

　　我从小就是个闲不住的淘气包。家里连一件像样的玩具都没有，我便每天像只野猴子似的在外头疯跑，两条细腿蹬得飞快，常常刹不住脚摔得人仰马翻。膝盖上的痂总是新伤叠旧伤，嘴唇也难得有完好的时候。最严重的是鼻子，不知摔了多少次，现在体检才查出鼻中隔歪曲，都是当年那些跟头攒下的"战利品"。

我们一家九口挤在筒子楼的两间小屋里，每间不过十五平米。五户人家共用的厨房和厕所总是排着长队。记得一次来客人了，逼仄的屋子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我灵机一动，趁大人们寒暄时哧溜钻到床底下，没想到竟枕着灰尘睡着了。等被饿醒爬出来时，客人早已散去，只剩下饭桌上几片凉透的剩菜。母亲见我灰头土脸的模样，又好气又好笑，转身从搪瓷缸里给我留出了半碗温热的饭菜。

3.家境很贫寒

　　由于家里人口多，收入少，那个年代粮食是采取统一供给的分配方式。父亲是干部，所以每个月只有28斤粮食，我们小孩子只有10多斤，而且25%是白面，其余都是粗粮。由于粮食不够吃，母亲就把一斤白面，换成二斤粗粮来维持生计。那时候我记得家里的早饭经常熬玉米面粥，喝完粥以后在锅底粘着一些厚厚的锅巴。我们几个小的就用小勺刮下来抢着吃，由此可见当时我们饥饿的情况。

当时没有钱买菜，母亲就经常在菜市场转悠，买一些便宜的或者降价的菜。那个年代，做饭和取暖用的都是煤，由于没有钱买足够的煤，我们几个小孩子就经常出去捡煤渣。早晨出去看见有人出来倒煤渣，我们就赶快跑过去捡一些还没有烧尽的煤渣。有时候捡煤渣的人多了，还可能引起冲突，因为捡煤渣的人不止我们几个人。

小时候隔几天吃一顿白面，半月二十天吃点肉，或者偶尔吃一块糖，那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4.吃住包子铺

　　4岁的时候，有一天自己出去玩耍，由于走的太远，不认识回家的路了，走到天黑也回不了家。当时又饿又渴。这时看到一间包子铺，闻见包子香，就走进店里，站在一屉包子跟前不走了。看一下包子，再看一下卖包子的售货员。售货员是一位50多岁的大伯，过了很长时间，大伯才注意到就我是一个小孩，没有大人陪伴。就仔细问了我情况，当得知我不认识回家路了，也说不清家庭地址，于是大伯就给我包子吃，给水喝。大伯还是看店铺的人，晚上好心的大伯就让我和他一起住在包子铺里。

家里人晚上发现我没有回家吃饭，急着团团转，都出来找，一晚上也没找见我。第二天下午才找到我。当姐姐要领我回家时，我还不想走。说这里的包子真好吃。

5.回农村老家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农业也由于自然灾害而严重减产，而此时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中央财政不堪重负，于是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精减城市人口 2000万。于是 从1961年开始，中国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到1965年，全国共压缩城镇人口2600万人，城市数减少至171座，减少了17.8%；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8%下降到14.6%（1964年）。这种现象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结果。

由于母亲没有工作，我们家也被列为压缩人口的对象。哥哥、姐姐们因为已经上了中学，就被允许留在天津。我们4个年龄较小的就和母亲一起在1962年的春天，回到了山西汾阳县的老家。

回到农村后，生活虽然清贫，但也有了新的保障。生产队分配口粮时不分大人小孩，一律按人头平分。虽然分到的大多是高粱、玉米等粗粮，但至少能让全家人吃饱肚子。母亲还带着我们养了些猪、羊和鸡，既补充了家里的肉蛋供应，又能卖些钱贴补家用。虽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比起城里挨饿的时候，这样的生活反而让人心里踏实了许多。

6.上小学的记忆

　　1965年，我到了上学的年纪，开始在村里的小学读一年级。我们村不大，学校是由一处民宅改建的，总共只有两间教室。全校共有两名老师，却要负责四个年级的教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加起来不到三十人，挤在偏房改成的教室里。那间屋子很小，连课桌椅都没有，我们每天除了背着书包，还得自带小板凳去上课。坐在板凳上，把书包垫在膝盖上当桌子写字。有些同学家里连板凳都没有，就搬两块砖头垫在身下，照样学得认真。

三、四年级的二十多个学生条件稍好一些，他们在正房上课，总算有了像样的书桌和凳子。教我们的邓老师是民办教师，而负责高年级的曹老师则是公办教师。两位老师什么课都得教，语文、算术、唱歌、体育样样在行。现在想来，他们实在不容易。

我就这样在这个小山村的简陋教室里读完了四年级，后来才转到邻村的中心小学继续学业。那段坐在砖头上读书的岁月，虽然艰苦，却是我最珍贵的学习启蒙。

7.十年动乱中上学九年

　　我在小学2年级时，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文革中，教育制度改革成小学上5年，初中上2年，高中上2年，总共9年制。

更不好的是，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没有课本，老师就教一些经典的语录等。上初中时，只有语文、数学两本书。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课本全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书等都有了。心想这就能好好学习了。然而又赶上教育回潮，上级机关指示学生不能只看书本，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锻炼。于是我们就用很多的时间在学工（去工厂参加劳动），学农（去生产队帮助农民干农活），学军（军训）。结果是上了9年学也没有学到该学文化知识，稀里糊涂就高中毕业了，和现在的学生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8.采挖猪羊草的日子

　　在那个年代，我们汾阳老家农村人的生活习惯是，白天吃两顿饭，早饭是在9点，中午饭在2点多到3点。在农忙的时候，农民在天一亮就去地里干活，9点回家吃早饭，接着上午下午也都干活。大部分家庭是不做晚饭的，晚上饿了就吃点剩菜剩饭。而在冬天，老百姓吃完晚午饭后就是3点多快4点了，由于天黑的很早，下午就不去劳动了。所有人家都不会做晚饭的，一是农村没有娱乐活动，所以天一黑就睡觉了。二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的富余粮食供人们吃第三顿饭。

学校的作息时间也随着农民的生活习惯而设置，小学、初中都是早上两节课，上午上四节课，下午不上学。而高中是一天三到校的，因为有很多住校生，所以高中是整天都在学校的。那个年代，农民家家都养猪、鸡、羊、兔等家畜，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小学、初中下午不上课，也没有作业，作业都是在课堂上做的。所以学生在下午都去挖野草来喂家畜。一到黄昏，学生从四面八方将一筐一袋的野草运回村里。星期天，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整天都在地里挖猪羊草。

在炎热的夏天，中午的太阳骄阳似火，大地都被烤焦了，我们照样在地里挖野草。有时候渴的没办法，就找个水坑，趴在坑边儿喝点脏水，一边喝着水，一边看着坑里的蝌蚪和毛毛虫游来游去，还觉得好玩，压根不懂得什么卫生不卫生。

有一天中午，我们两个小伙伴儿正在田野割草。突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我们只能把箩筐扣在脑袋上，躲在一棵树下避雨。由于雨水太大太急而引发了山洪，洪水都进了村庄，大人们急得到处打听我们去哪里割猪草了。等两个小时以后雨小了，他们赶出来找我们，结果我们还在树下，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大树下有可能被雷电劈，现在想起来也有点儿后怕。

这些记忆就像老照片，虽然泛黄褪色，却记录着那个特殊年代最真实的生活印记。

9.儿时的“治病良方”

　　记忆中，我小时候几乎没怎么吃过药。一来农村孩子皮实，二来那时传染病也少。偶尔感冒，多半是贪嘴吃多了闹的，饿上两顿自然就好了。记得有次发高烧，大人拿来退烧药，我死活不肯吃。两个大人按着给我灌药，我硬是把药吐了出来。最后没办法，家里人只好给我刮痧——那滋味比吃药还疼，但我宁愿忍着疼也不愿吃药。有时喝碗热乎乎的姜糖水，蒙着厚被子发一身汗，病也就好了。

那时候农村环境确实不好。猪圈羊圈、茅房粪坑都在院子里，可奇怪的是大人们很少生病。我们小孩子吃东西更是不讲究，从地里摘的西红柿、胡萝卜，用手搓两下，往衣服上蹭蹭就往嘴里塞，压根不知道什么叫"饭前洗手"。结果几乎每个孩子肚子里都有蛔虫，特别是到了瓜果飘香的秋天，蛔虫病最是猖獗。

小孩子一喊肚子疼，大人就知道该吃打虫药了。吃完药准能拉出一堆扭来扭去的虫子，那场景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瘆得慌。大人们就吓唬我们说："要是不吃药，虫子多了会从肚子里钻出来，人就没命啦！"这么一说，再倔的孩子也会乖乖把药吞下去。算起来，蛔虫药大概是我小时候唯一吃过的药了。

10.儿时的游戏

我儿时在玩什么？请看。

儿时经济太困难，

想买玩具别打算。

夏季偷去水坑玩，

不让大人来发现。

冬天水坑变冰场，

结伴相约溜冰忙。

双手撑起滑冰板，

你追我赶乐翻天。

村里有个篮球场，

木柱上面绑快板。

大人有空就投篮，

我们只能旁边看。

村民劳动去田园，

我们才能玩一玩。

两个年级分两边，

你扔我投玩的狂。

冬季削个木猴玩，

鞭子抽猴抡的欢。

捣拐斗鸡在课间，

你撞北来我撞南。

课间休息很快完，

赶快进屋把书念。

放学以后街道转，

结伴游乐到处玩。

女孩在踢鸡毛毽，

男孩场院滚铁环。

有的在打沙包蛋，

也有一群踢瓦片。

远处有人趴地上，

玻璃圆球正在弹。

玩具虽然很简单，

开怀笑声传村间。

11.冬日生火记

　　上五年级和初中时，我在邻村的中心学校就读。每到寒冬，教室里就得靠一个大铁炉取暖。炉子摆在教室中央，每天由三四个同学负责生火。学校七点上课，我们必须在六点半前把炉子烧旺。轮到值日时，天不亮就得起床，五点多就顶着寒风往学校赶。

六十年代的冬天格外寒冷。大雪一场接一场，整个冬季积雪都不化，一脚踩下去能没过脚踝。我们裹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快步赶路。到了教室，有人生火，有人用笤帚扇风。熟能生巧，不一会儿炉火就旺了起来。几个人围坐在炉边取暖，有时去得太早，聊着聊着就靠着课桌打起了盹。

冬天天亮得晚，八点钟太阳才露脸。七点上课时，教室里黑漆漆的，连电灯都没有。同学们都自带煤油灯照明。有些同学的灯头太大，冒着滚滚黑烟，一节课下来，鼻孔都被熏得黑乎乎的。现在想来，那样的教学条件实在艰苦。但当时只觉得能和同学们一起围炉取暖、挑灯读书，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12.没有课外书的童年

　　上学时，我们经常连课本都凑不齐，更别说课外书了。偶尔有同学带来一本小人书，全班都会呼啦一下围上去，伸长脖子想瞄上一眼。记得最清楚的，是放学时有个同学举着本《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故意在校门口大声说"真好看"，惹得大家像蜜蜂见了蜜似的围着他转。可他紧紧攥着书说："这是借的，谁都不能碰！"

我从小就是个"书虫子"，一听这话就挤到最前面。摸出贴身揣了半个月的水果糖——那还是赶集时老舅给的两块，自己只舍得吃一块——在他眼前晃了晃："给我看，糖就归你。"那孩子眼睛唰地亮了，接过糖就把小人书塞给我，还破例答应借我一天。我攥着书一口气跑回家，趴在炕上翻来覆去看到天黑，第二天竟能把故事原原本本讲给小伙伴们听。

上初中后迷上了小说。那时候书店里空空荡荡的，四大名著都算禁书。有回好不容易借到本残缺的关于岳飞的书，书的前后都掉了页，所以连书名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那是《岳飞传》。同学竖着两根手指说："就借给你两天，我也是跟人借的。"拿回家后，我连煤油灯熏黑了鼻孔都不舍得睡，硬是在约定前啃完了全书。

现在三岁多的小孙子，专属书架都快摆不下了。每次见她坐在书堆里挑挑拣拣，我总忍不住想起当年那颗攥得发黏的水果糖，想起煤油灯下争分夺秒的阅读。现在的孩子怕是很难明白，我们那代人对着几页残书，是怎样如饥似渴地吞咽着每一个字的。

13.记忆中的洗澡往事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华北农村度过的。那时候，村里连个澡堂子都没有，县城倒是有，可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来说，那简直就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一来县城离我们村足有三十多里地，二来谁家也舍不得花那个闲钱专门去洗澡。

夏天是我们最痛快的时节。村南三里地有个大水塘，成了我们的天然浴场。大人们总念叨"欺山莫欺水"，生怕我们出事，可我们哪管这些？每天割草的时候，总要瞅准机会，把箩筐往岸边一扔，光着屁股就扎进水里。水面被太阳晒得温热，底下却还沁着凉意，我们在水里扑腾着，把水花溅得老高。

砖窑厂的小水池也是我们的玩水基地。那时候的砖窑全靠人工，每个砖瓦师傅都有个和泥用的小池子。池壁是黄土夯实的，经不起我们折腾。师傅们一见我们靠近就瞪眼，我们只能趁他们回家吃饭的空当，像做贼似的溜进去，匆匆洗个痛快。池底的泥浆裹在身上，倒像是给全身抹了层护肤膏。

冬天可就遭罪了。数九寒天里，外头能冻到零下二十度，屋里也好不到哪去。除了吃饭时灶火烧得旺些，平日里屋里也就七八度的样子。我们整天裹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只有坐在烧热的土炕上时，才能感觉到些暖意。

记得每天晚上的洗漱就像打仗。一盆热水先洗脸，再洗脚，最后还要留着明天倒进粪坑。第二天清早，盆里的剩水准会结层薄冰，可见家里有多么凉。身上积了厚厚的泥垢，母亲就会在晚上把灶火烧得通红，支起大铁盆给我们擦洗。氤氲的水汽混着柴火的烟气，我们冻得直打哆嗦，却还要被母亲按着搓洗，那滋味至今难忘。

如今的生活真是天翻地覆。家家户户都有了淋浴间，热水器二十四小时待命。寒冷的冬日里，电热风或者浴霸把浴室烘得暖融融的。每每站在花洒下，看着镜中氤氲的水汽，总会想起那个在灶火旁瑟瑟发抖洗澡的小男孩。这样的好日子，不就是我们祖祖辈辈盼着的吗？

14.我的作文成了范文

　　上了初中后，我有幸遇到了两位教学水平极高的老师：语文尹老师和数学马老师。两位老师不仅为人师表、恪尽职守，更是以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引领我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前行。在他们的悉心指导下，我的学习成绩如同芝麻开花般节节攀升——每一篇作文都被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数学成绩更是稳居年级榜首。

优异的学业表现让我赢得了同学们的钦佩和老师的赞许，就连村里的长辈们也常常对我竖起大拇指。记得叔叔曾自豪地说："这孩子是继承了祖辈的聪明才智啊！"原来，我的曾祖父曾是方圆十里内唯一的秀才。每当听到这样的称赞，我的心中既充满自豪，更坚定了要勤奋学习、不辜负这份期望的信念。

初中毕业照

15.我的音乐梦

　　我童年时的农村生活单调而清苦，娱乐活动寥寥无几。最令人期待的要数看电影和看盲人宣传队表演这两项盛事了。这两项活动一年不过两三次，且都安排在晚上——白天农民们还要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地劳作。

每当县里的电影放映队要来村里的消息传开，我们这些孩子便按捺不住雀跃的心情。天还没黑，就迫不及待地搬着小板凳去晒谷场抢占最佳位置。那时候放映的电影多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类战争片，偶尔也会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这样的戏曲电影。银幕上闪烁的光影，总能让我们看得如痴如醉，因为下一次这样的视觉盛宴，往往要等上好几个月才能盼来。

盲人宣传队的演出同样是一年难得两三回的盛事。这支特殊的文艺队伍要在全县上百个村庄间辗转演出，能轮到我们村时，总让全村老少翘首以盼。

我尤其痴迷他们的表演。记得寒冬腊月里，我裹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脚上蹬着母亲纳的千层底棉鞋，坐在冰凉的小板凳上，冻得直打哆嗦也不肯离去。那些盲艺人个个身怀绝技：有人一边拉着悠扬的二胡，一边用脚尖轻叩铜锣，另一条腿上绑着的竹板打着节奏清脆作响；有人吹奏着笛子或唢呐，竟能惟妙惟肖地模仿百鸟争鸣、牛羊欢叫，听得我如痴如醉，仿佛置身于神奇的音乐世界。

看完演出后，我就想学习乐器。可在村里问来问去，只有一个人会拉二胡。我就找到他说我想学习二胡，叔叔很高兴的接待了我。拿出他的二胡，给我拉了一段《东方红》乐曲。我看他的二胡很粗糙，不像盲人宣传队的二胡漂亮。他说他的二胡是自己做的，我非常惊讶，二胡还能自己做？当然，在那个困难的时期，一般老百姓是买不起二胡的。这时我也请求叔叔给我做一把二胡，叔叔愉快的答应了我，于是我们开始找二胡的材料。

二胡的琴筒是一段竹筒，琴皮是用猪膀胱，琴杆和轻轴就是找硬一点的木头棍，弓子杆也是一根竹竿，而弓子的马尾就去生产队里的马圈里捡一把马尾，唯一花钱买的就是琴弦，这要去县城里才能买到。经过几天的努力，二胡终于做成了。做成后，叔叔就教我怎么样去拉二胡。叔叔不懂得乐谱，也不知道指法，全凭对音乐的感觉来拉二胡。他能演奏的乐曲也没有几首，而最熟悉的乐曲就是东方红。

他教我拉这首乐曲时，就是一个手指一个手指教。经过努力，我终于能用二胡演奏《东方红》这首曲子了。高兴的我经常拿上二胡。坐在大街上给大家表演，但只能完整的拉这首曲子，其他的乐曲就拉不好。

上初中时。我遇到了改变我音乐之路的马老师，他是师范学校的高材生，他是多才多艺的教师。他不仅数学教的好，还会拉二胡，会吹笛子，而且他的二胡非常精致漂亮，一看就是买的。我恳求马老师教我拉二胡，他非常愿意教我。每当放学后，马老师就单独教我乐谱和指法，那时候我才学会了1234567哆啦咪发嗦拉稀和拉二胡的指法以及对应的把位。经过半年的努力，一般会唱的歌曲我都能用二胡演奏出来。

后来，我又买了一支几毛钱的竹笛（那个年代乐器里数竹笛便宜），也是马老师教会了我怎么样演奏竹笛。我还记得我买的笛子和马老师的一样，也是F调。有时放学后我和马老师一块儿演奏，一个拉二胡，一个拉吹笛子，清越的笛声与沉郁的二胡交织在一起，连窗外觅食的麻雀都会驻足倾听。那些琴弦震颤的黄昏，成了我记忆中最温暖的乐章。

16.被群犬包围的清晨

　　1973年上高中时，由于校舍紧张，学校规定3公里以上的学生住校，3公里以内的学生全部走读。我们村离学校不到3公里，当然我也不能住校。如果早饭和午饭在家吃，每天学校和家里需要跑三趟。高一的时候，由于没有自行车，上下学是要走路去的。吃饭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如果回家吃饭，时间都用在路上了。所以吃饭就在学校，每天晚上回家住，这样上下学只跑一个来回。

学校的第一节课是在早晨7点开始，我一般是早上6点就从家里走，如果想自习也许走的更早。冬日清晨六点，天地还沉浸在浓墨般的黑暗中。村里只有我一个高中生，每日独行。那天途经永安村时，突然从村里窜出十几条狗，将我团团围住。犬吠声在寂静的晨色中格外刺耳，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但我知道，农家犬通常不会无故攻击路人——除非感到领地受侵。我定在原地，用尽量平稳的声音说："走吧，别咬我。"僵持片刻后，群犬果然渐渐散去。

虽是有惊无险，但此后我就不走靠近村边的大路，而是走地里的小路。这样虽然绕一段路，但可以避开潜伏着的危险。

17.雪天遇狼记

　　1974年，我上高中第一年的冬天，这一年的隆冬特别的寒冷，而且下了一场大雪，冰天雪地，白雪皑皑，万物都穿上了银装。这天是星期六，上午放学以后，大家都急急忙忙往家里赶。学校规定每个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天都休息，所以我也一个人踏上了回家的路。

由于雪下的太大，路上没有其他行人。走到离家大约有一公里的地方，路中间发现站着一只灰狼，只见它尾巴拖着地，两只眼睛露着凶恶的蓝光。它个头不是很大，估计还没有成年，身上带着血，可能是刚刚战斗过。站在路中间盯着我，这时我确实害怕了，一是从来没见过真狼，二是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摸摸身上，什么工具也没有，只背着一个书包。想找块砖头或石头也不可能，因为地上看到的只是厚厚的一层白雪。情急之下解下皮带，因为皮带的锁扣是个铁环，有一定的攻击作用，而裤子的挂钩很紧。我左手抓着书包做防御，右手提着皮带晃动着准备进攻。这只狼和我对峙了可能不到一分钟，却像过了半辈子，直到它拖着尾巴顺着田埂溜走了。看见狼走后，我立即往家里赶。到了家里顾不上吃饭，先找到杀羊用的短刀就放到了书包里。而这把短刀一直陪我到高中毕业。

18.吃三大碗面

　　在物资匮乏，粮食紧缺的年代。人们每天拼死拼活地劳作，往往只为了填饱肚子。不仅成年人是如此，我们这些正在上高中的学生也一样。那时经常要走到村里参加劳动，干一整天的活，唯一的酬劳就是一顿免费的午饭。

一般的村子供应的是粗粮，比如玉米面窝窝头、红面饸烙之类。若是碰上富裕些的村庄，便能吃上一顿白面——那可真是难得的享受。我们那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正能吃着：二两一个的馒头，一口气能吃七八个；半斤一碗的白面条，毫不费力就能干掉三大碗。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

19.回村当老师

　　我们村是个小村庄，和我一起读书的十几个伙伴，大多在小学或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劳动挣工分了，帮衬着大人们养家。只有我一个人读完了高中，毕业后，顺理成章地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那时候，正好我们村的小学撤掉了，孩子们都得去邻村的中心小学上学。于是，我就被派到那所中心小学，成了一名民办教师。

教学第一年，我担任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教师。到了第二和第三年，因学校安排调整，转而任教初中数学。当时，公办教师较为紧缺，校内多数为民办教师，其中具有高中学历的也不多，因此教学岗位时常会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变动。由于音乐教师短缺，我还曾兼任一年音乐课的教学。之所以让我承担这项任务，是因为我会拉二胡和吹笛子，那么你肯定懂音乐。

20.金榜题名时

　　1977年10月，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我当即决定报考，一边继续教书，一边抓紧复习。可高考就定在12月，满打满算，只剩下两个月时间。

那时信息闭塞，县城开办高考补习班的消息，迟迟没有传到三十里外的我们村。等我得知时，补习班早已人满为患。身为教师，我也不能丢下学生去听课，只好继续一边教学，一边自学。当时我在学校教过小学语文和初中数学，可高中知识几乎没怎么接触——我自己读高中时，高一才上了半年课，之后一年半大多时间都在学工、学农、学军中度过，书本知识学得有限。再加上复习资料极其匮乏，手头只有当初用过的初、高中课本。结果，1977年的高考，我遗憾落榜。

那次失利并没有让我灰心，反而更坚定了信念：高考是我们普通人家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我必须成功。之后半年，我投入了更加刻苦的学习，系统补上了知识的短板，综合能力也显著提升。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78年7月的高考中，我如愿金榜题名，考入了山西农业大学，成为一名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