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录

樊广泉

1.出生在天津

　　1957年的冬天，我出生在天津市和平区一个普通的家庭里。在七个兄弟姐妹当中，我排行老六，父亲是和平区税务局的一名会计，是一名属于国家干部的工作人员，在那个年代来说是非常不错的工作。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当时我的哥哥姐姐们上学，我们几个年龄小的靠母亲照管。全家共9口人，全靠父亲每月38元工资养活，因此生活显得非常艰难拮据。

2.从小就淘气

　　我从小就淘气，很少能待在家里，因为家里没有一件玩具，所以我每天都在户外东跑西颠，而且跑的飞快，因此经常摔倒碰破。嘴唇和膝盖的伤几乎没有好过，鼻子也经常摔的流血，现在查出鼻中隔歪曲，就是小时候摔的。那时候我们家住的是筒子楼，厨房卫生间是五家共用的。我们全家挤在两间都是15㎡的房子里，有时候来了客人，我们小孩子连坐的地方都没有，有一次客人来的多了，自己就趁人不注意钻到床底下睡着了。吃饭的时候找不到我，等客人都走了，自己才醒了从床底下爬出来，结果只吃了一点剩饭。

3.家境很贫寒

　　由于家里人口多，收入少，那个年代粮食是采取统一供给的分配方式。父亲是干部，所以每个月只有28斤粮食，我们小孩子只有10多斤，而且25%是白面，其余都是粗粮。由于粮食不够吃，母亲就把一斤白面，换成二斤粗粮来维持生计。那时候我记得家里的早饭经常熬玉米面粥，喝完粥以后在锅底粘着一些厚厚的锅巴。我们几个小的就用小勺刮下来抢着吃，由此可见当时我们饥饿的情况。

当时没有钱买菜，母亲就经常在菜市场转悠，买一些降价菜，或者干脆捡一些菜帮子。那个年代，做饭和取暖用的都是煤，由于没有钱买足够的煤，我们几个小孩子就经常出去捡煤渣。早晨出去看见有人出来倒煤渣，我们就赶快跑过去捡一些还没有烧尽的煤渣。有时候捡煤渣的人多了，还可能引起冲突，因为捡煤渣的人不止我们几个人。

小时候隔几天吃一顿白面，半月二十天吃点肉，或者偶尔吃一块儿糖，那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4.吃住包子铺

　　4岁的时候，有一天自己出去玩耍，由于走的太远，不认识回家的路了，走到天黑也回不了家。当时又饿又渴。这时看到一间包子铺，闻见包子香，就走进店里，站在一屉包子跟前不走了。看一下包子，再看一下卖包子的售货员。售货员是一位50多岁的大伯，过了很长时间，大伯才注意到就我是一个小孩，没有大人陪伴。就仔细问了我情况，当得知我不认识回家路了，也说不清家庭地址，于是大伯就给我包子吃，给水喝，大伯还是看店铺的人。晚上好心的大伯就让我和他一起住在包子铺里。

家里人晚上发现我没有回家吃饭，这才出来找，一晚上也没找见我。第二天下午才找到我。当姐姐要领我回家时，我还不想走。说这里的包子真好吃。

5.给母亲捡烟头

　　母亲有一个爱好就是抽烟，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香烟，就抽烟叶。他经常忙里偷闲，坐在那里用旱烟斗抽几口烟叶。后来因为孩子多，钱不够花，烟叶也买不起了。我们几个小的就去捡烟头，捡回来的烟头剥开纸，把烟丝倒在一个小盒儿里，母亲再去抽。

捡烟头儿也不是每次都能捡到。有的人烟头很大就扔了，我们捡了就高兴，有的人把烟抽的烧到指头才扔，这时的烟头就小的几乎没有用了。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先生一边走路一边抽着香烟，只见这人穿戴整齐。皮鞋擦的锃亮，心想这人一定扔的烟头大，于是就紧跟在这人后面走。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这人把少半截烟头扔到路边的土地上，不过气人的是他用脚踩了一下，而且还把脚又拧了一下才走了。等我过去一看，烟头已经变成粉末混进土里去了，气的我朝他的背影吐了一口。

6.回农村老家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农业也由于自然灾害而严重减产，而此时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中央财政不堪重负，于是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要求精减城市人口 2000万。于是 从1961年开始，中国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到1965年，全国共压缩城镇人口2600万人，城市数减少至171座，减少了17.8%；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8%下降到14.6%（1964年）。这种现象就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结果。

由于母亲没有工作，也被作为压缩人口的对象。哥哥、姐姐们因为已经上了中学，就被允许留在天津。我们4个年龄较小的就和母亲一起在1962年的春天，回到了山西汾阳县的老家。

在农村，分配粮食是不分大人小孩的。是按人头分粮食，虽然分的粮食大部分都是粗粮，但这已经让全家都可以吃的饱。还可以养猪、羊、鸡等，增加一些收入，虽然不算富裕，但还能过得去。

7.上小学

　　1965年，我开始上小学一年级。我们村是一个小村庄，村里有一所小学校，是一所民宅改造的，总共有两间房。学校有两名教师，有1~4个年级，每个年级有10多个学生。一、二年级的学生总共不到30人，挤在学校的偏房。教室很小，也没有桌椅，我们每天上课除了背书包，还得带一个小板凳。坐在板凳上，书包放到鞋盖上来念书和写字。有的学生没有小板凳，就搬两块砖当板凳坐。老师是民办教师邓老师。

三、四年级的学生，总共是20多人，他们在学校的正房，好在他们有书桌和凳子。老师是公办教师曹老师。两位老师都是全能性的教师，他们语文、算术、文艺、体育都得教。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山村里，上完小学四年级才转到邻村的中心小学上更高年级的。

8.十年动乱中上学九年

　　我在小学2年级时，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文革中，教育制度改革成小学上5年，初中上2年，高中上2年，总共9年制。

更糟糕的是，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没有课本，老师就教一些经典的语录等。上初中时，只有语文、数学两本书。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课本全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书等都有了。心想这就能好好学习了。然而又赶上教育回潮，上级机关指示学生不能只看书本，要到广阔的天地中去锻炼。于是我们就用很多的时间在学工（去工厂参加劳动），学农（去生产队帮助农民干农活），学军（军训）。结果是上了9年学也没有学到该学文化知识，稀里糊涂就高中毕业了，和现在的学生相比，真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