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尾声的那袋大麦：一场意外里的人情刻度》

风过留痕

　　七月的黄鹂声在村口老榆树上绕了三绕，我的驻村日志停在倒数第十五页，“帮老L家爱心超市硬化门口”的字迹浸着潮气，青石板路在正午阳光里泛着白晃晃的光 ，原以为这场即将收尾的驻村时光会如檐角风铃般轻响着落幕，却不料一袋大麦的重量，竟在岁月里留出一道深浅不一的印子。

那是个暑气黏腻的午后，我提着相机走出村委会，拐角处的老榆树下，老L正和老伴往蹦蹦车上搬大麦，准备给槽头那几头老黄牛粉料。车斗里的玉米棒与淡绿色麦袋齐平护栏，袋角晃荡着蹭过树梢，地上后车门旁歪倚着两袋饱满的麦包。老L和老伴深蓝色外套后背都洇出大小不一的月牙形汗渍，老伴踮脚推袋时重心一偏，整袋大麦“砰”地砸在青石板上，惊飞了枝桠间打盹的麻雀。“你呀，笨手笨脚的，能干啥。”老L嘀咕着弯腰，指尖在麦袋上蹭出细碎的麸皮。

“嫂子，剩下两袋我和老L抬。”我快步上前，把相机塞进李嫂手里。她眼角的褶子里嵌着没拍掉的麸皮，笑纹里漾着不好意思：“F书记，这大麦袋重着呢，足有120斤。”话虽这么说，却没拦我蹲下身。我和老L各抓两个袋角，喊着“一、二”发力，塑料袋摩擦护栏的“吱呀”声里，两袋大麦稳稳落进车斗。拍掉手上的麦麸时，老L忽然瞥见车厢尾部：“后边还能塞一袋！”不等我反应，他已和老伴推着手推车进了院子，新一袋大麦却偏偏卸在车门底部——齐着车沿，难以下手。

我想让老L把车往前挪挪，却见他已蹲下身子。相机再次交到L嫂手里，我刚攥紧袋角喊出“一”，还没等“二”喊出声，老L那头突然发力起身。他站得略高一些，个头本就比我高半头，麦袋的重量登时全压向我这边。没跟上节奏的我猛地晃了晃，一个踉跄险些站不稳，右肩“嘣”地一声闷响，像是琴弦突然绷断。强忍着剧痛把麦袋推上护栏，指尖触到相机时已是冷汗涔涔，却只敢笑着叮嘱：“路上开慢点。”

暮色里踉跄走到停车处，指尖发颤地勾住车门把手，右手连拉拽的气力都洇散在晚风里。返程时左手僵硬地挂挡，右肩牵扯着一阵钝痛，晚餐时竹筷在瓷碗里晃得像片经霜的落叶，老婆一边加菜，一边责怪着“逞什么能，还以为你是二十几的小伙子”。老战友们取笑与我“驻村驻出工伤”，只有我知道，那日老L家门口那声闷响后，右肩的灼痛像漫过田埂的溪水一样，一寸寸渗进骨头缝里。

次日凌晨的医院走廊飘着消毒水的冷味，医生扶着我抬臂时，额角渗出汗珠。“肩袖损伤严重，得手术。”他的话混着走廊尽头的人声，像块石头撞向我胸口——这些年两次全麻手术，头发都快掉光了，再来一次，叫我怎么扛？可核磁片子上清晰的阴影容不得犹豫，交接完驻村工作，去社保局工伤科做了报备、随后转院西安。躺在红会医院的手术台上时，我盯着天花板的灯影，恍惚间又想起初来那年，按村委会统筹我们工作队三人住进老L家西厢房。老L夫妇端来的那碗热汤面，蒸腾的热气里，他们说“安心住，就当是自家”。

手术很成功，可术后一年多过去了，手机始终没等来老L夫妇的电话。驻村两年，我们工作队租住在老L家，帮着拉煤、硬化路面等 ，自以为处得像亲人，却不想一袋大麦的重量，竟试出了人情的分量。望着窗外渐黄的银杏叶，忽然觉得有些印记藏在骨头里，比青石板上的麦痕更难磨——比如肩袖里的钢钉，比如想起老L时，心里那丝说不上是凉还是暖的钝痛。

如今每逢梅雨季，右肩总会隐隐作痛。抚摸着锁骨下方淡淡的刀疤，眼前又浮现出老榆树下的淡绿色麦袋：L嫂眼角的麸皮、老L后背的汗渍、还有那声让时光突然顿挫的“嘣”响。原来有些故事不必写进日志，就已刻进生命的纹路——命运早把一袋120斤的大麦，悄悄码进了“人情”这座无形的车斗里，等着在某个猝不及防的瞬间，压出生活最真实的重量。它既是驻村岁月的勋章，也是藏在疼痛里的，关于人间烟火的，最真实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