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幸遇有知己，教育英才报故人——我所知道的太原育英学校及相关的干部子弟学校 作者：夏明明

钟铃造办处

　　2025年4月下旬，我与爱人曾玲平（她曾经在太原育英小学上过学，1969年参军，转业并退休后也一直住在北京），在山西红军后代联谊会的会长王爱英、红后联谊会太原区负责人王安英，与育英学校校友联谊会召集人曹家起，暨曾玲平的小学同学、育英校友合唱团副团长孙巧玲的带领和陪同下，参观了山西太原育英学校的校史馆，大开眼界，极为震撼，这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当中，极具红色基因特色的学校，“而今幸遇有知己，教育英才报故人”，值得大书特书。

一、河北晋县（今晋州市）李家庄走出的育英学校

1948年2月，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部队的外线作战任务增多，为了解决作战部队的后顾之忧，晋察冀野战军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罗瑞卿、杨成武、参谋长耿飙的领导下，做出了一个决定，在野战军的后方驻地李家庄筹建一所完全寄宿制的野战军干部子弟学校——育英学校。经过短时间的筹建，育英学校于1948年4月4日正式成立，接收野战军团以上干部子女就学。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野战军建立的一座规模较大，影响力较为深远的学校之一。

三家分晋，提到河北晋县，就不能不提春秋时期的晋国，以及晋国的起源与演变。晋国是西周初年周成王分封其弟叔虞于唐（今山西翼城西），后改国号为晋。春秋时期，晋国逐渐强大，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征伐和政治手段，不断向外扩张领土，其疆域最大时涵盖了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和陕西一角等广大地区。战国时期，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原晋国部分领土归属赵国。秦朝实行郡县制，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1年设置下曲阳县，治所在今河北晋州鼓城村附近。北齐时期，下曲阳县改为鼓城县。到唐朝武德四年（621 年），改隋末的晋州为栾州，同时将鼓城县改名为晋县，这可能是因当地曾处于晋国故地，为纪念古晋国而得名。

历史上的渊源，在近现代也得到了延续，就那拿赫赫有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几个抗日根据地来讲，与“晋”（山西）相关的，就占了三个：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2021年，一位叫杨美凡的九十多岁老人曾口述历史：“那时自己还不到20岁，村里建育英学校时，还帮着一起抬过土、搬过砖。育英学校的孩子们还经常与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儿。罗瑞卿、杨成武等首长的孩子，平时在学校住宿，偶尔回到父母身边，他们与房东的孩子交往逐渐增多，还成了好朋友。”

房东李文祥说：“杨成武夫妇有三个孩子，长女易生、次女俊生，儿子东生。东生大概2、3岁的样子，在育英学校幼儿班。易生七八岁，俊生五六岁，两个女儿与房东李文祥的儿子玉山的年龄差不多。易生、俊生两姐妹经常带着弟弟东生，和玉山在院子里玩耍。杨成武夫妇与李文祥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两家有什么好吃的，总是让对方的子女一块儿分享。”

“不仅两家孩子能够玩到一起，杨成武一家也与房东李文祥一家结下了浓厚的友情，以至于育英学校从李家庄迁移到太原时，李文祥一家对杨成武一家的离开恋恋不舍。”（张梅英著《育英蓓蕾遍天下》河北出版传媒集团，2023年10月第一版，第53页）

　　仅从上述几条口述历史的史料，再结合育英学校的历史沿革，就可以得出一个不同寻常的结论：我军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期的战斗洗礼，这支以劳苦大众为基本力量的人民军队无论是自身建设、还是长远计划，都考虑的很远、很有战略眼光，尤为突出的是三点，一是重视革命队伍的文化和教育建设，二是重视革命队伍家属子女的培养教育，三是从领导到他们的子女，都非常重视与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言传身教，不能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绝不能重复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所走过的王朝兴衰的失败道路。这，或许就是经过延安整风以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重新焕发的生机所在，体现在李家庄建设育英学校的初心所在，也是我党我军自三湾改编，历经千辛万苦、从井冈山到瑞金，再从于都到遵义，进巴蜀，爬雪山过草地，九死一生，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又解放全中国，进京赶考，完成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的全过程。从李家庄到太原的育英学校，正是这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顺便说一下，1948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下东峪村，也成立了一所育英学校，接受中直机关的干部子女及烈士子女上学，它的前身，甚至可以上溯到延安时期的保育院和中央军委保育小学等。现位北京海淀区的育英学校，就是从西柏坡到北京的中直机关的育英学校。另外，北京先农坛有一所育才学校，其前身是1937年有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先生提议，经中央苏维埃政府批准，在他担任的鲁迅师范学校附设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供给制的养教结合的干部子弟小学班，几经改制，1949年7月“华北育才学校”随党中央迁入北京，进驻了北京先农坛。重视对干部子女、烈士遗孤的教育，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与发展变化。在这一历史进程当中，现位于太原的育英学校，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重视教育事业的亮点之一，是值得认真加以总结，汲取红色血脉传承，激励和教育后人的。

　　在李家庄育英小学的历史上，还有一段副校长李佩卿骑车180里从晋县到西柏坡要人的传奇故事。1948年，在一条崎岖的山道上，一个女人吃力的骑着一辆日本产的“僧帽”牌自行车，汗珠顺着额头往下淌，看着远处的排房，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180余里山路，遇上大上坡就推着走，经过5个小时的断断续续的骑行，总算骑到了西柏坡党中央驻地。她是专门来向组织部门要人的，为了解决育英小学的师资力量。最终，组织上从华北联大给育英小学调来了王一桥、丁明、林聪等三位女老师。李佩卿作为育英小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育英学校的第3任校长，她为育英学校的的创立和发展，可谓呕心沥血。当地曾有“一家三姐妹，将门两夫人”的美誉，李佩卿的妹妹李玉芝嫁给了邓华（开国上将，解放海南岛的总指挥，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接受林彪建议任命的志愿军副司令员，后为司令员）大姐李剑鸣是开国少将刘再生的夫人。三姐妹分别于1932年和1937年毕业于家乡蔚县的最高学府“西合营师范”。在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下，义无反顾的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剪发、放足、上学、参军，走上了为劳苦大众奉献一切的革命之路。她们被分配在河北蔚县抗日救国会生活改善部工作，交给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开仓济民，打开蔚县大北仓的粮库。她们还自编自演一些文艺节目，在街头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时间，蔚县的参军人数达到500人。八路军在蔚县各界募集捐款数万元，还征集了1500多枪支和大批弹药。1937年10月，八路军115师独立团来到蔚县，李氏三姐妹同时参加了八路军。育英学校的师资力量一直在60年代初，校领导都是现役军人。我认识育英小学曾经的学生李万水，他的爷爷李连清，自1960年11月到育英学校任书记时，就是中校军衔。

　　育英学校校长郝治平（前排左一）、副校长李佩卿（三排左三）和孩子们在一起（1948.8至1949.4）

　　下面的几幅小画是育英小学的李黎同学画的，相当不错！👍“英雄所见略同”。李黎同学给本文作者即在下的留言如下，我认为均有必要放上来：@明明  看你写的文章里提到李佩卿老校长的事，想起李家庄办纪念馆时，校友戚米莎鼓动我为纪念馆提供点展品，我就跟据学长的回忆画了四张小画。由戚转交给曹学长送给李家庄。

　　李黎绘画，李家庄育英小学在上课。

郝治平校长（1948.8至1949.4）等人的照片

育英学校书记、主任李连清（1960.11至1981.3）

育英学校历任校长

育英学校历任校长、书记。

二、血雨腥风，战火中形成的家属随军制度

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无数革命前辈抛家舍业投身革命事业，他们不是没有妻儿老小，但是，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有的子女在敌占区被“斩草除根，或者失散与兵荒马乱的年代，杨得志司令员的头两个孩子，就是寄放在老乡家，后来失去联系，成为永生憾事。抗日战争时期，为了解除部队的后顾之忧，曾实行过“二五八团”的政策，指干部的结婚标准，要求25岁以上，有8年以上的革命历史，团级职务，缺一不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标准有所放宽，并允许办理家属随军手续，众多营团干部开始结婚生子。”

当今如果有人谈到红二代、军队大院子弟暨相应的干部子弟学校时，往往存在一种偏见，把他们一律视为“特殊化”即脱离群众的象征，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不符合历史真相。张梅英著《育英蓓蕾遍天下》一书，好就好在她及时采访了曾经的亲历者，特别是解放前出生的我军干部子弟的经历，口述历史，还原了真相。要知道，别说是战争年代的幼儿园、小学校缺乏文字档案资料，就是建国以后，我们的一些小学校在档案资料建设上往往都存在着缺环，今天的一些小学，也未必有档案室或者资料室，就是有，也没有建立健全相应的档案资料复制、上缴、存档、保存制度。所以，口口相传的亲历者讲述的可信的历史真相，经过甄别与考证，可能是人们探寻这一历史真相的唯一途径。让我们先看看张梅英同志抢救下来的一些采访记录：

2021年12月，张梅英同志采访了时年83岁的育英小学老校友杜绍增同志，杜的父亲叫杜砚成，1938年参加革命在晋察冀打游击，又到了晋察冀野战军。杜砚成参加革命后，家里只有妻子和儿子杜绍增两个人。1945年又育有一女，母子三人相依为命。杜绍增口述：“我父亲在晋察冀打游击，有一次回家，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被敌人知道了。我父亲马上把手枪顶上了子弹，跑到家里的牲口棚，钻到草垛里躲了起来。敌人来后，问我母亲，我母亲说没看见，你可能看错了。这几个人在我家搜了一遍，最后到了牲口棚，来回用刺刀扎草垛，幸亏我父亲躲进去比较深，盖的草垛也比较厚，没有被扎着。敌人没扎到人，就撤走了。等敌人撤走后，我父亲从从草垛里出来，就跟我母亲说，我手枪顶着子弹，他一旦发现我，我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就这样，父亲没敢在家里待多久，马上就回部队了。

这样的危险情况，杜绍增一家还遇到过两次。直到1948年，晋察冀野战军来了一个警卫员，好不容易找到杜绍增母子，告诉他们是部队首长通知要接他们到部队生活。通过交通员的接力护送，来到了河北晋县李家庄。警卫员把杜绍增和她妹妹交给了育英干部子弟学校，就带着他的母亲找他的父亲去了。

“那时候，学校的老师、阿姨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孩子们把老师敬为父母。同学之间，不管是将军的孩子，还是团级干部的孩子，老师也都是一视同仁，大家相处的跟亲兄弟姐妹一样，玩的很开心。”

杜绍增的回忆是真实的，共同的命运，革命部队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影响着学校，也影响着孩子。杜绍增的经历，恰好也与我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相吻合，毛主席在抗战之初就发表了《论持久战》，红军北上后开辟的陕甘宁根据地，以及江南的新四军，都是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与敌人进行着游击战、破袭战的对决，有效地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的力量。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边区，以及山东抗日根据地，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开启的八年抗战，仗打的非常漂亮。同时，我军高级将领和指战员的家眷和子女，也一同经历了与敌人正面接触不尽相同的风风雨雨。风雨同舟，孩子们与老师和保育员的阿姨们，凝聚起的是深厚的阶级感情。

杜绍增的一句话，道出了这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和立场：“我们的今天与育英的培养、党的培养分不开。现在社会上讲这些少了，在家我就经常跟我的孩子讲，我这一辈子跟共产党走，为什么？共产党救了我们。”掷地有声！

三、革命摇篮，艰苦奋斗造就优良品质

直到1955年，部队才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但是，革命的光荣传统仍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体现在我党我军较为普遍的存在过的各类保育院、幼儿园、小学校和中学校当中。

荣臻小学是解放战争时期成立最早的军队子弟学校（1947年3月）在此之前有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保育院和边区成立的抗日学校等。1946年在张家口华北人民政府成立了联合中学，属于为根据地培养干部和招收干部子弟双重任务。1947年之后，原晋察冀野战军也组建了育英小学，即后来的太原育英学校。紧随其后，中央机关成立育英学校，继续原来延安保育院的传承。华北军区第19兵团、第20兵团先后成立子弟小学，分别为之后的石家庄七一学校和天津红光学校。北京市万寿寺至紫竹院之间有一所曙光小学，之前是董其武出资办的绥远军人子弟小学，建国后改为23兵团和69军子弟小学，并负责65军子弟。

特别要提一下八一中学，荣臻小学，进北京后改称八一学校，在海淀区。我所在的军报大院，有位年长的“大发小”，叫章阜，1947年7月出生，年长我5岁，章阜在1950年上了华北军区八一学校的幼儿园，又从小学到中学，都在八一学校，高中时考入北京一中，学习成绩优异。其父章文龙，（章文龙（1917—2015），笔名章长石，安徽萧县人。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在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随华北联大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华北联大文工团文学创作组组长。1941年调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和沙飞、罗光达一起筹建《晋察冀画报》，1942年画报社成立时任编辑组长、科长，并给军区摄影训练队上文学课。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除去主持编辑《晋察冀画报》及丛刊工作外，还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代表作有诗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白洋淀》、《粪车》、《歌手》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北军区《战友》杂志社编辑组长、副社长，军委总政《解放军战士》杂志副总编辑，《解放军报》文艺副刊主编，出版有诗集《栽柳集》、《散文集》，1955年授上校军衔，对解放区摄影画报和文学事业都有突出贡献）。章阜说：“1950年时军委宣布解散华北军区画报（（原晋察冀画报）因沙飞是社长，因病住院在石家庄白求恩医院打死了一个日本医生，被判处死刑（实际上是精神病，因当时部队医院没有精神病科，实属误判）画报社解散后干部、职工重新分配工作，就把我妈调到八一学校工作了。学校听说她会打字，就把我妈留在校长室当秘书，打字兼保管文件。我和大妹是50年跟着我妈去的八一学校幼儿园。据我所知当年北京军区团级以上干部的孩子都可以上八一学校。孩子3岁后可上幼儿园。1955年军报成之时，原北京军区调军报的几个干部的孩子都有上八一学校的。徐逸人的女儿徐欣欣、徐朝雁；李方诗的女儿李小纹，姚远方的大儿子姚哥等，还有我和我大妹。”

我爱人曾玲平长大的地方在山西太原坝陵桥北街31号，这里原来是阎锡山的炮兵司令居住的一个2进深四合院，正房高大敞亮，厢房也很宽敞，我岳父家住在正房，西厢房住着另外一位老红军欧阳辉伯伯。山西省军区后勤部的领导都住在这个院子里。曾玲平的发小欧阳媛大姐姐可是这个院子里的名人，小小的年纪，就做为北京市少先队员的代表给敬爱的毛主席献过花，远近闻名。今年六一儿童节期间，一位叫“淘淘有话说”的主播发表了一条关于毛主席为参加过渡江战役的船工毛阿妹题写“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视频，那是50年代初的历史，但是，该主播在视频各种反复引用的毛主席接受红领巾献花的照片却是1961年的，更为严重的是，主播采用了著名摄影家吕相友拍摄的《毛主席和红领巾》的照片，给毛主席献花的大眼睛的少先队员是欧阳媛，这种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手法是极不光彩的，即玷污了历史，也是对相关所有人物的不恭。因为这件事情的真相，还和八一学校有关，是八一学校，也是历史上所有干部子弟学校的光荣。我专门采访了欧阳媛本人，有图有真相，很有必要把一些相关的细节讲清楚。

缘起：“那是1961年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上，我作为全国少年儿童的代表，给毛主席献花，此情此景，令我终生难忘。那年我13岁，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为了庆祝大会的召开，从北京市的小学生中选出10名少先队员，给中央领导人鲜花，我十分荣幸的被指定给毛主席献花。我们提前10天就开始练习，在人大会堂熟悉场地。”（欧阳媛《我给毛主席鲜花》原载《深圳特区报》1999年10月3日第10版）

细节一：“总算盼到了七月一日。那天，我们被提前接到人民大会堂。那里工作的阿姨为我梳好头，又在我小辨上扎上红绸绳，给我换上了新衣裙和红领巾。阿姨们选了一束最大、最美的鲜花，我知道，这其中也代表了她们和全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忽然，一个阿姨像想起了什么，问我“你见过毛主席吗？”我说“没有。”她担心的说：“那你可别献错人呀！”我笑着说：“我虽然没有见过毛主席，但毛主席的画像我天天见呀！放心吧，我不会献错人的。”说的在场的叔叔、阿姨们都会心的笑了。”

　　细节二：“我们这些孩子集中在会议前厅里等候着，其实早已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虽然不能大声说话，却止不住从门缝往里张望。哦，我看到毛主席了，他就坐在主席台正中央。看到刘少奇主席、周总理，还有何香凝。激动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会议厅的大门打开了，我们排成两队，我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当熟悉的少年先锋队的号角吹响，队鼓敲起来的时候，我们手捧鲜花，欢呼着从两旁的甬道奔向主席台，我径直朝毛主席跑去，毛主席高大、伟岸、神采奕奕，慈祥地向我们微笑着。我把右手高举过头顶，说：“我代表全国的少年儿童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由于激动，我说的太快了，我把鲜花双手献上目不转睛的望着毛主席。啊，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此时此刻，我就在他的身边，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毛主席接过献花放在桌子上，微微俯下身子，用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亲切的询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校上学，学习成绩怎么样。我仰望着毛主席，一一作了回答。毛主席最后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放心吧，毛主席，我一定牢记您的谆谆教导，奋发学习。您的话必将激励我的一生。（欧阳媛《我给毛主席鲜花》原载《深圳特区报》1999年10月3日第10版）

（欧阳媛《我给毛主席鲜花》原载《深圳特区报》1999年10月3日第10版）（吕相友摄影）

《毛主席和红领巾在一起》吕相友摄影

　　欧阳媛的公公也是位老红军，而且是带兵打仗、赫赫有名的将军，一代骁将曾保堂（左1，手执的拐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滕代远送给他的），左2是老红军林子元，左3是我岳父曾传桴。右1是曾保堂的夫人（欧阳媛的婆婆）曾健，右2是林子元的夫人武平。

　　说到山西，就不能不说曾保堂，“从放牛娃到共和国的开国将军，16岁参加革命红星奖章的获得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骁将。一生中参加大小战役、战斗数百次，8次光荣负伤，功勋卓著。7次降级，一次撤职，九死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死后在骨灰里找到7块弹片。”引自杨勤良著《一代骁将曾保堂》，深圳报业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前言》。

曾保堂和欧阳辉的子女都是上过八一学校和育英学校的。在学生家长中，曾保堂是个特别典型、特别有故事的人，他智勇双全能攻善战，最典型的战例有：1、长征途中作为红1军团2师6团1营营长，奔袭城口，突破敌人苐二道封锁线；2、智取遵义，不开一枪，零伤亡；3、东征时任特务团团长，保卫毛主席等中央领导；4、平型关战役阻击日军增援，打响八路军抗日苐一枪；5、新保安战役阻击敌35军返回北京，为以后全歼35军打下基础，保证北京的和平解放。

曾保堂这样一位传奇人物，是我军的优秀将领，刚正不阿、正气凛然，忠于领袖忠于党，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服从组织安排，德高望重却又低调做人。这张照片大概拍摄于76年上半年。当年任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和政委王平到山西大寨参观后，受到山西省军区领导接待。在人群中没见到曾保堂，感到奇怪，问：“曾保堂怎么没来？”当时的领导情急之下慌忙说：“他病了，来不了”。王平政委马上说“既然他生病，来不了，那我们去看他"。楊司令接着说：“走吧，我们去看看曾保堂。带路吧。”到了曾保堂家，他正在家中院子里种花草，看到两位老领导前来看望自已，十分感激。楊司令只是对陪同前来的省军区领导说：“曾保堂身体好好的，我看他身体比你都好！”然后他们和曾保堂在萄葡架下照相留影。

一代骁将曾保堂。（引自杨勤良著《一代骁将曾保堂》）欧阳媛的婆婆曾健和令堂李光也充满故事。“我家婆曾健是38年的老八路。曾是八一学校卫生所的司药，已被选送四医大上学培养。好象是53年裁军（为军队授銜作前期准备）。当时是我家公负责这项工作，工作开展很困难，谁都不想脱军装。为了推动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家公以身作则，牺牲了个人利益。他做通了家婆的思想工作，尽管家婆难过，有多多不舍，但为了支持军队改革，还是同意了。是苐一个被宣布复员的干部。后来宣布复员的干部没有一个来闹亊的。保证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这就是当年老干部的自觉自律，不记名利，牺牲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所在。毛泽东时代的军队干部，很少出现贪官，腐败现象。我们军队长城不断发展壮大。”欧阳媛说“我妈妈李光是名军医，一直从亊妇产科工作，很多红二代的诞生，都经她之手，保证了红色血脉的延续和传承。是军队当之无愧的林巧稚。”

　　欧阳媛说“说到家庭教育，我老公公对子女教育非常严厉，尤其对于长子一一我老伴曾江信。每到暑假从北京学校回到太原家中，都要跟着他在院里种菜，到大院公厕挑大糞。冬天拉煤。一到星期天，让炊事员休息，早饭让他做。弟弟妹妹们常问"大哥，明天吃啥呀”？“等着吧，明天就知道了"。结果苐二天一看又是玉米面糊糊。

“苟富贵，勿相忘。”不忘本，路更长。

“家公对外很大方，种出的菜：有苦瓜，空心菜，红苋菜等，当年在北方很稀缺，他会分送给战友和下属享用。他去北京开会之际，周六就把省军区在八一上学的孩子们接到招待所，亲如一家，其乐融融，周日再送回学校。我就是这样认识我老伴的。”

“家公对己却十分节检，家里有一套补鞋工具，新鞋不钉掌是不让穿的。衣服，袜子都是家婆缝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欧阳媛回忆道：干部子弟家庭往往都有家教家训，艰苦朴素，反对浪费就是其中一条。吃饭有“三光”，碗光，盘光，桌面光。不许浪费一粒米。结婚后我们住在公婆家，一次吃午饭，有个菜是腊肉炒扁豆。我夾起一片腊肉，皮又干又硬，实在咬不动，就丢在桌上。家公见状说：“地主家的孩子才不吃皮"。我委屈的哭了，默默的放下碗筷离开餐桌。亊后家公找到我说：“是爸爸不对，不该那样说你"。听后我又哭了，是感动地哭了。家公放下身段，向子女认错。试问有几个人能做到？

“我爸妈对我们也是这样，家中子女多，七个孩子，大的穿小了给老二；老二穿小了给老三……，这也是艰苦朴素的传承吧。”

老师、阿姨、同学、家长等，构成了特殊时期干部子弟学校和那一代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毛主席最关心的事情，随着孩子们的逐渐长大，注意力也转移到如何才能保障大多数干部子弟在社会实践中能够不忘本和不改变颜色上。

　　毛主席曾经在60年代谈到他对《触龙说赵太后》的看法，“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的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可喜的是，绝大多数干部子弟是坚定跟党走的。十九兵团入朝时，随军家属团以上干部子女留守太原育英小学（含幼儿园），校址在太原“三宫六院”，老师和保育员给孩子们讲解放战争时期董存瑞的故事，一个男孩子听着听着，突然哇的一声哭出来，老师上前询问，孩子说：“我要把董存瑞的名字缝在我的帽子上，长大了，我也要当董存瑞那样的英雄。”多么感人的故事啊，这种文化氛围，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育英小学原四一班同学2018年回母校参加70周年校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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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英小学原四一班同学2018年回母校参加70周年校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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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红军后代联谊会的会长王爱英（左3）、红后联谊会太原区负责人王安英（左4），育英学校校友合唱团的团长曹家起（前排下蹲者左1）、副团长孙巧玲（左1）。

四、尊师重教，新中国时期蕴含着的阶级感情

1948年就上了育英小学的老校友杜绍增回忆说：“那时候，学校的老师阿姨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孩子们把老师敬为父母。”同学之间，不管是师以上干部，还是团级干部的孩子，“老师对他们也都是一视同仁，大家相处的跟兄弟姐妹一样，玩得很开心。”说到这里，杜绍增明显情绪有些激动，拿起桌上的手帕擦起眼泪，屋内的众人都被感染，那份特殊时期的感情，确实是别人无法体会的。过了片刻，他感慨道：“为什么时隔四五十年后，甚至七十年后，我们跟老师和同学们见面都抱头痛哭。有好多外面的人不理解，育英学校的人感情为什么这么深？我也常常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情，可能是因为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在李家庄育英学校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大家共同经历了生死、苦难、亲情、友情，爱都融在了一起。这种感情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张梅英著《育英蓓蕾遍天下》河北出版传媒集团，2023年10月第一版，第150页）

杜绍增说的这种感情，放在一个集体当中，是浓浓的师生情、同学情。通常，在人际交往中，单独就某一个人来讲，可能有优点，也有缺点；有高兴，也会有不高兴的事。但是，大敌当前，就要有另外一种战略眼光了。要放在一种阶级对立的大环境中去看问题，对自己人，就是同属于一个阶级的问题，即在无产阶级革命部队的这个大系统里的问题，这便是亲如手足的阶级感情，这是历史，这也就是所谓的阶级观点。在解放战争时期是这样，在抗美援朝时期也是这样，即便在建国初期，抑或在帝国主义封锁新中国，在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和挑衅的时期，难免也要有这种阶级意识。

曹家起同学是1962年转入育英学校读五年级的，一直读到初中毕业。他说“1964年小学毕业时，我以比较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育英学校中学部。当时我们是育英学校第一个英语实验班，文琴、李克温、胡学亚、梁太清、郑慧芳、万福盛、孔令平等老师犹如亲人般的教导我们，我的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初二时，我加入了共青团，还担任了团支部委员。”2018年组织育英学校70周年校庆，曹家起发起成立了筹备组，联系学校领导、老师、阿姨的工作就落到曹家起头上了。

曹家起极有慧根，德才兼备，是育英学校“校友会”的召集人。他说：“育英让我认识了许许多多可敬可爱的老师，恩师如父如母，所以逢年过节我一定去看望老师、阿姨，他们有需要我去跑腿的我一定前往，还有许许多多特别值得思念的育英学友，他们也永远都是我最亲的亲人。”（张梅英著《育英蓓蕾遍天下》河北出版传媒集团，2023年10月第一版，第150页）

在育英学校校史陈列馆的二楼，有一个展板，展示了一张曹家起同学背着恩师到学校参加校庆活动的照片，看了让人泪目。曹家起先生今年已经75岁了，2018年，他背着蒋中吾老师的时候是69岁，老师85岁，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

　　曹家起同学在2018年，他背着蒋中吾老师参加校庆活动，那时，他69岁，老师85岁，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

　　在当今社会上公知们大谈特谈所谓合法性的问题时，他们可以置共产党人一百多年来前赴后继、救国图强的历史于不顾，用西方民主制度原则套用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置疑共产党打江山坐江山的合法性。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中国传统、中国哲学，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发展规律，比如《易经》中的泰卦，我想用这一泰卦中蕴含的理论和规律来解释我党我军的光辉历史，以及这一光荣传统的合理性（合法性），作为本文的总结，应该是有意义的。

　　前排左1、山西红军后代联谊会主席王爱英；左2、孙巧玲；左3、曹家起。

　　泰卦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一卦，卦象为乾下坤上，即乾（天）在下，坤（地）在上。其卦爻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意义，从自然现象角度天地交合，万物通泰。在自然界中，天本来在上，地本来在下，但在泰卦中，乾与坤的位置发生了颠倒，象征着天地之气相互交感、融合。天气下降，地气上升，这种交合使得阴阳二气得以流通，从而孕育出万物，促进万物的生长、发展和繁荣。就像春天到来时，阳气上升，阴气下降，天地间的气息相互交融，大地复苏，草木发芽开花，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泰卦体现了阴阳平衡的状态。乾为阳，坤为阴，阴阳二气既对立又统一，在泰卦中达到了和谐共处。这种平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当阴阳失衡时，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如自然灾害、社会动荡等；而阴阳平衡则能带来和平、安宁与繁荣。

格物致知，看清本质。

从社会发展角度，上下交泰，政治清明。在古代社会，乾象征君主、领导；坤象征百姓。泰卦的卦象表示君主或者领导能够放下身段，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的需求和疾苦；而百姓也能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向君主或者领导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种上下沟通、相互理解的局面，使得政治清明，社会秩序稳定。例如，在一些贤明的君主统治时期，他们会广开言路，鼓励臣民进谏，从而制定出符合民意的政策，促进国家的发展。

物极必反，居安思危。泰卦虽然是一种吉卦，但它也蕴含着物极必反的哲理。当事物发展到极盛时期，往往会走向衰落。因此，即使在泰卦所代表的顺利时期，人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预见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危机，并提前做好应对准备。这体现了《易经》中蕴含的辩证思维。

如今钟声响起，小船载满希望。

题解：而今幸遇有知己，教育英才报故人（该诗出温权甫（1793—？），生平不详，著有《温权甫诗稿》。共有26篇诗文）

　　我岳母孙席珍大人保存的其长子曾冀平（也是育英学校70周年校庆筹备工作委员会成员）昔日上学时的通知书和成绩单

　　育英小学四一班老同学2019年7月黄山行

　　育英小学四一班老同学2019年7月黄山行

　　育英小学四一班老同学2019年7月黄山行

　　育英小学四一班老同学2019年7月黄山行

　　育英小学四一班老同学2019年7月黄山行

2025年6月4日，育英小学四一班在京的老同学和家属在北京温都水城一聚。

　　2025年6月4日，育英小学四一班在京的老同学和家属在北京温都水城一聚。前排正中是前山西省委书记卫衡之子卫五保，其左是李万水同学，李万水的爷爷即李连清，1961年至80年代初，是育英学校的书记，中校军衔，一直保留到1964年交地方时。育英学校，广育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