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会之路】“管钱”中的点滴记忆

王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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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自拍

在家乡一带称呼财会人员为“管钱的”。回首自己的大半生，自打走上社会一直到退休始终没有离开过“管钱”的职务，并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

20世纪60—70年代，实行着人民公社、生产队的体制，农民们的钱源完全来自工分。60年代中期，十几岁未成年的我，刚刚步入社会便担当起第一个重要职务——生产队记工员。那个年代，开会多、办学习班多。我的主要任务是：按照花名册逐一点名签到。一百多号人，答到的打对勾，没到的划叉。点名时，家族长辈连名带辈分一起叫。例如，“虎子大伯”“文山叔”等。最头疼的是爷爷和父亲，点名时很难称呼。后来，我就干脆直呼他俩的姓名。为此事，父亲与我拍桌子踢板凳的大闹一场。当时，我拧着脖子，理直气壮地犟道：毛主席、周总理的名字，全国人民还随便叫呢，你们的名字又有什么了不起呀！

90年代初与父亲在北京中山公园合影留念

20世纪80年代，到某乡政府供职。曾记得，1987年8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了上级部门颁发的委任状——任命我为乡政府财政助理员兼财政所所长。那个时候，我不仅担负着乡财政所的具体事务，还一直负责着乡大院的早签名、晚查岗的重任。每个月底，乡大院的人员均按我登名造册的底账领取全勤奖。起初的几个月，缺勤最多的是党委书记和乡长。原因是：在我早签名、晚查岗时段总看不到他俩的身影，只好划叉登记为缺勤。一日，乡党委书记专门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乡长也在场，他俩一起开导我。异口同声一个意思：你查岗时，我俩不是到县里开会，就是下村里找村干部去了……末了，党委书记对我微笑着道：“嘿嘿嘿，你真是个黑老包啊！”至今我也弄不明白，他是在表扬我秉公办事，还是在笑我“一根筋”。

1989年夏天，与乡党委书记——张文利（图左）合影留念

20世纪90年代初，调到县机关工作，直到离开工作岗位，一直负责着单位“一支笔审批”的财务工作。最发怵的时段是90年代的中后期。那个时候，会议多、检查多、招待多……同时，单位又征地，筹建办公大楼和“三站”（宣传站、药具站、技术服务站）。表面看，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其实，事事处处都需要花钱。单位没有钱，但好多事情还必须办。只好“空手套白狼”地到处赊账打欠条。那几年里，每到年关要账讨债的就对我进行“围追堵截”。每到晚上，要想睡安稳觉，就必须关掉手机、拔掉电话线。

最最头疼的是：公休日或一早一晚的要账人堵在我家里进行纠缠。2000年前，全家人拥挤在老伴儿单位（县农行）分配给的小两居室里，不仅没有像样的家具，就是多进来几个人屋里就转不开身了。要账人三五成群地络绎不绝，在床上乱坐乱躺，进卫生间随意拉尿……为此，老伴儿三天两头儿与我吵闹。甚至，央求我别在单位管钱了。

当年，留下极深印象的是：有位要账人第一次进我的“寒舍”，环顾四周后向我说了一句俏皮话“你这真是‘清水煮肥肉表——表面油水大，其实没有嘛’……”我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内心深处却没有一点儿不舒服的感觉。

回想当年，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在那些个岁月里正是香风毒雾四起，歪门邪道横行的时候。此时此刻，我一直在钱堆财海的“漩涡”中搏击着，我也始终牢牢把握、坚守着底线——不为“财死”！所有“顶头上司”私下里我没有给过他们任何“好处”，亲朋好友也“得罪”了许多（不得罪他们，我就要犯法，甚至于犯罪），就连个人公务出差的车票也找旁人签字证明……我也常想，当年若财迷心窍、胆大妄为、搞歪门邪道，结局有二：①腰缠万贯；②进牢蹲监。

庆幸的是——当年“一根筋”地坚守不为“财死”，终赢得了晚年的平稳“着陆”、幸福坦然。

整理于：2025年6月11日星期三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