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二大爷

老北风

　　眉清目秀的二大爷，虽然没有读过书，看上去却好像有文化。他言行举止文雅，步态从容有度，神态坦然稳重，看上去有一股胸有成竹的素雅风范。

他是村里的牛人。说他牛，是因为他有很多能耐。

当年，他是远近闻名的泥瓦匠，四邻八舍谁家盖房子，都离不开他去放线定位找水平，农家人盖房子的关键技术非他莫属。

他还有描龙画凤的本领，农闲时间他就拿起画笔闭门作画，四季花鸟是他的特长。每年春节前，他就在集市摆摊卖画，每幅画八分钱。二大爷卖画有点抠，即便是熟人也照价收费。

养鸟，也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特别喜欢养画眉。清晨起来，他迈着四方步，捋着八字胡，提溜着鸟笼子遛弯，然后把鸟笼挂在树枝，挑逗画眉“花哨”，优美的鸟啼，给死寂的村庄增添了一份浪漫。

　　最牛的，当他是全公社唯一的单干户。单干户有啥牛的？你想，在那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生活在血雨腥风的政治环境里，他能躲过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合作社人民公社分庭抗礼坚持单干十几年之久，你说牛不牛！

我们村是一个百户人家的小村子，每个人都是快乐的人民公社好社员，上坡干活队长敲钟，夜晚记分马棚点灯，一个工日不到两毛，年底分配两手空空。社员们打下稻谷交公粮，秋冬出伕挖沟渠，在忍饥挨饿的快乐中享受着的社会主义无比优越性。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大爷一家，一头毛驴拉犁耙，早起晚归种庄稼，粗中有细吃饱饭，其乐融融小农家。四亩地，一头驴，三个儿子俩闺女，小日子他说了算。关键是他家从不出伕，尽管也向公社纳粮，但他们远离社会政治的喧嚣，从不参加人民公社的瞎胡闹大呼隆。

那时，人民公社大跃进轰轰烈烈，单干户二大爷，独家享受着农家人的温暖与安乐，在全公社乃至全县也是独一无二。

　　二大爷世代为农，解放前弟兄三人分家，分得几亩薄地。解放了，政府推行互助组合作社，二大爷有自己的主意，他既不入组也不进社，坚持老婆孩子单打独斗。到了一九五六年划分阶级被定为中农，老辈儿传下来仅有的几亩地即没被没收，也没地主从富农那里分得田地。他心无旁骛精心耕种着祖宗传下来的几亩农田，小富即安其乐融融。

转眼到了一九五七年，全国成立人民公社，土地一律被政府没收归公。家里人主张过河随大流，儿子牵着驴去入社，二大爷的牛脾气上来，一巴掌打在儿子脸上：“谁牵我的驴，先要我的命”！

或许是村里受组建互助组时曾经倡导自愿入社政策的影响，村干部又担心惹出人命，无可奈何的放了二大爷一码，从此他成了与时局格格不入的单干户，因此，人民公社以外多了个另类经济组织。尽管村里人们一度把他们家视作另类，但二大爷有自己的主意：我的土地我做主。

我真心佩服村干部的仁慈，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做了一件尊重人性的事情。当年，在全民公社化运动的条件下，允许一个单干户的存在，估计在公社乃至全县也是极其少见。

接下来，两种经济形态带来了巨大的反差。这边，二大爷继续安分守己带领全家耕种着他的几亩土地，辛勤耕耘精耕细作，每年收获千八斤粮食，日子虽不阔绰，但也衣食无忧。

另一边，五八年人民公社乘着大跃进的疾风，粮食亩产突飞猛进，一跃达到亩产三万斤。社员们砸锅大炼钢铁，产量竟然追近英美。物质极大丰富的公社即刻一步跨入共产时代。不愁吃不愁穿，公社食堂端起了免费的饭碗，

二大爷百思不得其解，没见公社地里粮食入仓，公社食堂哪来饭香？果不其然，冬去春来半年光景，共产大食堂湮灭灰散，共产主义大食堂梦断黄粱。

转眼六零年来了，公社社员们粮囤空空，喝着西北风，吃着树皮糠团，有的人竟然饥饿而死。二大爷一家却衣食无忧，躲过了忍饥挨饿的苦难日子。

　　二大爷为人和善与世无争，和人结不下恩怨，身边自然缺少好事之人，他和人民公社老死不相往来，倒也相安无事度过了十年。

一六六七年，二大爷病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是念念不忘他祖上传下来的财富，叮嘱儿子：“一定守护住这份家业”。

殊不知，这个年份儿是天地至暗时期，造反派斗争完了走资派，又斗地富反坏右，接下来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二大爷的儿子感觉到苗头不对，说不准很快就割到他们这个单干户。于是，他不顾二大爷的临终嘱咐，毅然向公社举起了白旗，牵着毛驴入了社。在家人的安危面前，他们选择了向人民公社投降。

从此，他门二大爷的后人们成为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和大家一起过上了共产生活，他们在奔向共产主义的老庄大道上，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代又一代的为之奋斗不息。

没过几年，那头为毛驴因不习惯共产生活追随二大爷而去。至此，牛人二大爷单干户的安乐传奇就此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