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人的隔空对话

小楼听雨

一

纷飞的雪花刚刚停下，松溪县衙二堂的院落内素白一片。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这场雪，比往年都来得更早一些。

堂内，烛光摇红，身上青色官服还未换下、面容清癯的知县潘拱辰，手上抓着几页稿纸，正和身着襕衫的教谕黄鉴围坐在火盆旁。

潘拱辰，字远亭，江苏无锡人，清康熙年间监生，初任河北省武强县知县，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调任松溪知县。康熙二十二年，曾参与编纂《江宁府志》。而黄鉴，广西永福人，以贡生出仕，比潘拱辰早一年到任。二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他们“遐收广集，历二年寒暑而已成”，“为卷凡十，其间邑里山川、版图、学校、土田、赋役、食货、秩官以及祀典、艺文、人物诸条目，披卷瞭然，灿如指掌。”虽然过去300多年，他们合作编纂的这版《松溪县志》，至今仍然是研究松溪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典籍。

“先生，这邑志初稿虽成，仍是千头万绪。看这雪天，不知道有多少百姓又要遭罪了。我明天和县丞分头去乡间访灾，这校订就偏劳先生了。”

“潘公，无需多虑，我明天即召集诸位校订，仔细勘证参修。公勤于政而宽于法，民受德而官受困，您这是又要劳心费力了！”

潘拱辰用铁签子拨了拨火盆积灰，顽强的炭火瞬间通红，并哔哔啪啪地溅起了火星。

“哎哟！”一颗火星溅在了脸上，让我从梦中惊醒。

我，一个来自二十一世纪的修志人，竟穿越了时空。或许是因为这段时间《松溪县志》手不释卷，何况我的办公之地，正是当时县衙的原址。三百年的隔世离空，就这样因修志人的执着而悄然连接。

同是天涯修志人，又同是西周季孙潘地之后裔，潘拱辰和我有着天生的亲近感。

旁边的教谕黄鉴笑言：“两位潘公，时隔三百年，同修一邑之志，真是一段奇缘。”

黄鉴所作《松源诗史序》曾记录，“是岁戊寅菊月（康熙三十七年农历九月）为公四十初度（古时称生日为初度）”。据此计算，眼前的潘拱辰正四十有二，只是公务繁杂，案牍劳顿，人显得见老。此公年龄小我一轮，却已辗转两任知县，真是令功不成名不就的我，汗颜不己。

思索间，我回复道：“后进之身，岂敢和二位大人比肩。黄公也不必客气，你比总纂前朝嘉靖版县志的黄金大人，还居高临下呢”。

一阵大笑之后，三百年的代沟和隔阂消除怠尽。

二

有这样绝无仅有的机会，我自然抛出了读史研史中的诸多疑问。

“盛世修志，自古亦然。潘公，黄公，虽说康熙盛世初见端倪，但此时闽地三藩初定、民生凋敝，松溪更是灾祸频乃、田地荒芜，何以慨然起而修志？”

“松溪邑志始修于前朝成化，而编于嘉靖庚申。虽经再订，而增补寥寥，志之因循残缺，凡百三十年”，黄鉴叹道：“壬子诏修一统（康熙十一年即1672年，朝廷下诏征集志书，以备修纂《大清一统志》），檄郡县各葺志书，邑人止以抄本应。真是可叹可悲啊！”

“不于斯时表彰风俗，搜辑遗编，以备一王之法（一个王朝、一个时代的法度），恐后来者欲寻究盛衰得失之故，而致于杞宋之无征（资料不足，不能证明），谁任其咎？”潘公的思考显然更为远邃，他深知赈济灾民仅是权宜之计，松溪更大的危机在于历史记忆的断裂。为此，他以清康熙九年知县董良槚再修的稿本为基础，广纳乡贤耆老，延请教谕黄鉴、贡生黄锡奇等人共襄修志盛举。

“修志，亦是为‘往圣续绝学’。不知先生有何见教？”潘知县的声音温和却透着疲惫。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残留着墨迹，身后的书案上堆满了泛黄的旧志残卷和地方耆老的访谈记录。这位县令，此刻更像一个皓首穷经的学者，而非一方父母官。

我们比较起各自修志的困境。潘公面对“朝代更迭，史料湮灭”之困，如同“拨十有余纪之烬灰”，将散落民间的碑碣、族谱、口述史料一一辑录，终使“千有余家之真面目”重现于世。而我则是面临着信息爆炸和网络时代的泥沙俱下、真伪难辨。同样是既要承古、又需录今，同样是深怕遗漏了历史中那些沉默的声音，两相对照，发现修志之难，古今皆然。

我突然想到了久存于心的一个疑问：“据潘公所记，宋代名臣王安石和李纲都出生在此处的‘剑峰堂’。然经后人考证，王李二人却分别出生于江西临安和秀州华亭，此谬何也？”

潘公愕然叹曰：“若真如此，实大谬也！”

“先生不必如此自责。我知道，这是典册匮乏所致，更何况董良槚旧稿和坊间传说皆是以讹传讹。”

我朝着黄鉴挤挤眼睛，说道：“其实二位饱学之士，也一定是宁信其有，存疑而录的。”

潘黄二人飞快地交换眼神，同声问道：“何言如此？”

我笑着说，县志中分明记载着:剑峰堂，宋时建，今县廨即其故址。廨，是官吏办公的地方。虽然王李的父亲王益和李夔先后担任松溪县尉，但总不可能将公子生在公堂之上吧？二位也不想违背民意，戳穿这个美丽误会吧？”

“潘生真是妙人也！”潘黄二人会心一笑。

“其实，二位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松溪地处偏僻，名人贤士廖廖，以至于真德秀‘因其子孙家於松溪’，先生也认定‘故亦为松溪人’。二位先生以松人之心为心，有劳了，难为了!”

我肃然起立，整束衣袂，向潘黄深深拱手作揖。

潘公将目光投向窗外被雪压得弯下身躯的竹丛，言道:“若后世执笔者心术偏斜，或囿于权势之威吓，或惑于利禄之私欲，纵有金石之固，所存者，岂非亦是扭曲之影、粉饰之词？”

“大人对史料的考证和甄别，令我心悦诚服。譬如对前朝抗倭知县王宾和生员陈椿的恩恩怨怨，先生并不因建宁府推官郭子章《张德传》的一面之词，就认同王宾畏敌避战而忌贤妨能的定见。大人详考了万历年间刘一灿所修专稿，及同时代乡贤魏浚、真宪时的文章之后，剥茧抽丝，条分缕析，得出了‘宾之不合众心也，因椿一人而起；椿之有憾于宾，未免文致宾过，繁其词以丑之’的中肯公允之论。”

“是啊，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黄鉴唏嘘于古人恩怨。而潘知县则坚定地说道：“今事隔两朝，人逾数世，欲得一是非不谬于圣人者问之，始于吾心无憾！”

三

三更鼓响，潘黄二人毫无倦意。

他们问我后世修志之法，我讲述了现代志书编纂周期的廿年一志，一年一鉴，讲述了行文体例的变化：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越境不书，生不立传等。但介绍到现代志书犹重于“述而不论”时，二位大人的反映与我所预料的一致，顿时沉默不语。

所谓的“述而不论”，就是只记述描写已经发生了的、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作主观评论。而清版《松溪县志》显然不是，它不仅是一部地方志，更是一部文学性、政论性与史学性兼备的著作，诗性与史笔的交融，成为这版志书最鲜明的精神底色。在这其间，单是民间慈善机构“生生所”的记叙、褒议和感怀，就达五处千余字之多。这版县志中散文笔法与方志编纂深度融合，展现了历史书写与文学抒情的双重特质，成为清代县域治理与文化传承的独特样本。

但按现代的、官方的眼光来看，这版《松溪县志》就是一部离经叛道的异类。

潘公思考良久，缓缓地说道：“据实而述、不著论断，古亦有之。但良史应以实录直书为贵，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戒”。

“潘公说得正是！建宁知府庞垲老大人，曾任翰林院检讨纂修史官，对这部县志可是赞誉有加”，黄鉴的语气愈发疾重，显得义愤填膺：“我记得庞大人是这么说的，‘所以明地之利，察天之时，立人之事，而隐寓其教养激劝之意者，无弗（没有不）详也，无弗悉也。以为观风问俗之籍，不亦善哉！’”

我尴尬之极，无言以对。

我知道，客观往往刻板，不述时常无趣，这些框框条条注定了现代的志书，往往成了冷面的资料库和工具书，无用时，光鲜如书厨之摆设；有用时，疾疾如床底之夜壶。这是无奈，也是无解，唯愿自己在修志中，能保持一种史学的初心，秉笔直书中不乏情怀，客观记录时不乏温度，切勿活成程式化书写的“工具人”。

感觉到气氛有点沉闷和尴尬，我连忙转移话题，谈起了初读清版县志时的一个美丽的误会。

在这本县志中，收录了潘拱辰诗词76首、杂文6篇，如《雨中东关》等作，皆以咏物抒怀见长，字句间流淌着对百姓疾苦的深切体恤。潘拱辰以方志为舟，载着松溪的山川风物与黎民悲欢，穿越三百年时空，完成了一次人文精神的摆渡。其作品中“载道”与“抒情”的张力，恰如松溪之水——既有史笔的冷峻深流，又不失诗心的温润浪花。

在“艺文志”中，《瑞岩八景诗》标注着的作者是“缪拱辰”。惯性思维的力量无疑是巨大的，以至于几位饱学耆老很自然地加注：“此处疑为潘拱辰之误”。直到从事史志工作，将这版清志奉为宝典，逐字逐句精读时，才在“地理志·瑞岩”条目中看到：“元缪拱辰作八景诗曰，七桥夜月，三级春涛，灵壑仙居……”

听完我的述说，黄鉴不禁哑然失笑。

“拱辰一词，出自《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尊古，述志，文如其人其名。好名如淑女，亦是君子好逑也。这个难得的巧合，也是一段佳话。”

“我最喜欢的是潘公的《右调秋霁题·松溪县图》。青山崔嵬、绿水清冽，百里松荫、千秋罗列，潘公横览山水恒永，纵看朝代更迭，全词慷慨悲壮、气象万千，读来只觉荡气回肠，心头平添万千感慨。这阙词当冠于邑志之首，效杨慎公之《临江仙》，以壮志书声色！”

“杨慎公文成武就，学究天下，下官不敢与贤士比肩！”，潘拱辰随口吟咏了一首七律：“弹指韶光日易徂，每忧身后吏名无。竹缘硁节如君子，松为高风比大夫……此日前写就的一首《阅二十一史作》，就赠与先生以表心迹。”

“潘公之诗文，皆公余之余。虽簿书旁午（公务文牍繁杂），不废吟咏，今读《逢闲草堂集》（潘拱辰的诗集，今无存），知其所养（学养，学问素养）深矣。”黄鉴在任上与潘知县多有赠答酬唱，曾在《松源诗史序》中，对潘公的诗作多有盛赞。他告诉我，在和瓯宁陈朝俨知县同咏梅口时，诗中“堪笑年前人迹少，沿溪茅屋半流民”之句，既是对松溪战后凋敝的写实，更是一曲文人官吏对历史责任的深沉咏叹。其实黄鉴还不知道，在一年之后的康熙辛已年（1701年），潘拱辰离任之时，松人自发建祠祝祀，他受嘱撰文，文曰：“松溪治之东，有祠翼然，颜曰：‘惠爱’，盖为邑主潘公而建也。”

四

此时，屋外雪霁云开，清冷的月光越过窗棂，无声地浸润着书案上如青山乱叠的典册和书稿。

潘拱辰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幽幽地说道：“你看那月光，亘古如斯，遍洒松溪每一寸山野、每一条陋巷，可曾照亮并留住所有卑微的身影？”

一时间谁也无心接话，只任寂静在屋里蔓延。

潘知县整理着案头文稿，突然问道：“先生以为，后世会如何评价这部县志？”

会如何评价？

我所知道的是，清版县志因收录完备，被建宁知府嘉奖，被视为“闽北地方志的典范”。时任福建按察使司佥事的白璧琛感言至深：“斯志之成，云修实创，不惟为前志之功臣，即谓松溪未尝有志，而有之彼此始也可，则亦幸矣！”

我所知道的是，清版县志原版传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由邑人施树模重刊，而此时“现查我邑志书，遍搜全邑藏书故家，仅得两部，尚复鼠蠹啮蛀不全”，此情此景，令人唏嘘。

我所知道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松溪县政协据施树模重刊本加以点校，使再版重现于世。这种跨越时空的传承，恰似潘拱辰当年“拨烬灰”的执着，让历史的余温得以延续。

我所知道的是，公元1993年、公元2020年两版《松溪县志》以煌煌百万余字面世，其体例完备，资料翔实，既有宏观鸟瞰之格局，亦有微观颙望之分析，森罗万象，熔百业为一炉；条分缕析，叙事物之兴衰，为我们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提供了详实的参考依据。而自明年开始，新一轮的县志修编又将开始，从此以二十年为定例，缮录春华秋实，凸显沧桑巨变。

沉默片刻，我字斟句酌地答道：“三百年后，人们会看到一位县令在民生凋敝之际，如何以文字守护一方记忆。您笔下的松溪——它的苦难与坚韧，都会成为珍贵的历史底稿。而我笔下的松溪——它的接续与荣光，都终将如你所愿！”

东方既白，魂当归去。

“剑峰堂”内我的身影似乎渐渐淡薄、透明，如同融入屋外澄澈的月华。只是潘拱辰惜别时的缄言，犹在耳边：

“修志之责，重逾千钧。既为逝者存其名迹，更为生者立其圭臬，为来者开其眼目。但存此心，纵隔数百春秋，吾与君，当以同怀视之！”

（文中对话和情节，均出自或演绎自清康熙版《松溪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