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红色遵义

肖云

　　1967年冬季，我不用买票，坐着火车，第一次到了贵州省贵阳市。当时，似乎哪儿也没有去，只是千方百计地打听到了陈行庚伯伯的住处，便立即赶了过去。

当时，全国处于特殊时期，陈行庚伯伯早己不能回家，我只见到了陈行庚伯伯的夫人丁新阿姨。我不解、愤怒，但心里一直记着这一天。

　　陈行庚伯伯与我的父亲是上海军管会和上海教卫部的同事、好友。1965年，陈行庚伯伯从上海调去贵州省任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等职。

陈行庚伯伯的女儿是我幼儿园的同班同学，我们一直相处甚好。

　　今年4月20日，时隔58年后，我再次去了贵州省贵阳市。下了飞机，就直接去了贵阳市海天园陵园，祭拜了亲爱的陈行庚伯伯和丁新阿姨。

1929年，陈行庚伯伯参加革命；1932年，陈行庚伯伯加入红军，并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陈行庚伯伯墓碑上的墓志铭写着：“举世闻名红军长征，我是战士；艰苦卓绝抗日战争，我是战士；波澜壮阔解放战争，我仍是战士！和平建设新长征，我是人民公仆。 世纪风雨九十八年，无怨无憾！”。

　　贵阳市海天园陵园内，《贵州革命英烈纪念碑》的碑体上，镌刻着贵州籍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周逸群、龙大道、周达文、王若飞、旷继勋和邓恩铭的生平。《贵州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的碑体上，镌刻着1474名贵州籍抗日将士的英名。

从1930年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转战7年之久，足迹遍及省内67个县，开辟了31个革命根据地。

　　4月24日中午，我们到了贵州省遵义市的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醋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毛泽东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这是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唯一的题字。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的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栗色。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于12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4月25日早上，我们来到遵义市的红军烈士陵园。

红军烈士陵园，坐落在遵义市城区湘江河畔、风景秀丽的凤凰山南麓的小龙山上，距遵义会议会址约一千米。红军烈士陵园因建有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墓、红军坟、钟伟剑烈士、邓萍牺牲时的雕塑、红军女卫生员铜像以及纪念红军长征在遵义牺牲的烈士纪念碑而著名。

　　1984年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中共遵义地委决定，在红军烈士陵园建设红军烈士纪念碑。碑的正面是1984年11月2日由邓小平题写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阴刻贴金。碑的外围是一个直径20米，高2.7米，离地面2米的大圆环，圆环外壁镶着28颗闪光的星，象征着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圆环内壁是4组汉白玉石浮雕，内容是“强渡乌江”、“遵义人民迎红军”、“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使外环的星光装饰和圆环内的汉白玉画像结合成一体。大圆环由4个5米高的红军头像托着，头像用紫色花岗石雕凿而成。整个纪念碑以环形和伸向天空的造型构成，反映红军崇高理想情操，雄伟磅薄的气派。

　　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是红军的著名战将，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唯一一位军团级将领。1927年秋，他被派到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5师彭德怀任团长的第1团从事兵运工作。1928年7月，他参与组织领导平江起义，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参谋长、中共红5军军委书记，参加领导开辟湘鄂赣苏区。同年，他和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主力到井冈山，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6月，他参与指挥红3军团进行长沙战役和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1月，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同年10月，他参加长征，协助彭德怀指挥红3军团，担任右路前卫，掩护主力突围。1935年2月27日，在遵义战役前线指挥作战时英勇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人民政府重新找到了邓萍烈士的遗骸，迁葬在青松覆盖、绿水环绕的凤凰山上。彭德怀亲自修订了邓萍的简历，张爱萍亲笔为邓萍烈士撰写了墓志铭。

2009年9月，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遵义市的当地人习惯称小龙山为红军山。山上的红军烈士陵园中，有一名红军女卫生员，左手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右手拿着汤匙给孩子喂药的铜像，被老人们会称之为“红军菩萨”。“红军菩萨”的背后，是当年红军长征路过遵义时，留下的一段军民鱼水情的感人故事。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部队中有位年轻的卫生员，时常为农民看病。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有人找，他总是有求必应。一传十、十传百，附近的贫苦百姓都请他诊病。

  有一天，这名红军卫生员因为给乡亲治病，没有跟上大部队。在追赶部队途中，不幸被敌人杀害。为报答红军的恩情，百姓含泪悄悄掩埋了他，并想尽各种办法保护红军坟。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方考证，当年红军撤离遵义时，红三军团卫生员龙思泉因外出为群众看病没能随部队转移，一直下落不明，红军坟里长眠的正是龙思泉。红军坟迁入红军烈士陵园后，根据流传中的女红军形象塑了铜像。每到清明时节，乡亲们都会来到坟前祭奠，表达哀思，“红军菩萨”就这么刻在了一代代人的记忆里。

2024年，前来陵园瞻仰缅怀的群众达130万人次。

　　1954年3月，遵义市人民政府将桑木垭红军坟迁入遵义市烈士陵园里。红军坟迁来后，香火更旺了，云、贵、川等地都有人到红军坟进香，祈求“红军菩萨”的保佑，“神话”也是越传越神奇了。

整整90年过去了，在群众的印象里，这里埋葬的是一位年龄很小的红军卫生员，也就习惯称他为“小红军”，简称红军“小红”，这样，红军坟的墓主是“小红”，至今仍在流传。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有4个多月转战于贵州境内。两渡乌江，四渡赤水，两夺娄山关，两占遵义城，在这些胜利的背后，红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中，平均每300米就有一位红军献出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3000多名红军将士将热血洒于贵州这片土地。为铭记红军丰功伟绩，继承先烈遗志，2004年，修建一面“红军英烈墙”，在墙上镌刻了1334位牺牲于贵州的英烈姓名，刻佚名墙在侧，在这些名字中年龄最大的有近60岁，年龄最小的仅仅只有13岁。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在这些名字的背后，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不知道姓名的红军战士永远的牺牲在了战场上。

　　镌刻在“红军烈士墙”的、或者没有镌刻在“红军烈士墙”上的无数先烈们，如同划过天际的流星，瞬间的光华，汇聚着青春全部的力与美，带着纯净、热烈与无畏，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苦难中寻找着未来，将自己的生命与更多人的幸福联系在一起。

　　4月25日中午，我们到了贵州省遵义市北部的大娄山、黔北险地娄山关后，首先参观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

娄山关战斗遗址陈列馆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娄山关景区内，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采用下沉式建筑风格，通过365阶百丈梯与登山步道相连。馆内陈列馆内展品包括334张照片、513件实物、50个雕塑、1件艺术品及63.59平方米的沙盘，以及大量人物雕像和历史图片，生动还原革命英烈形象与娄山关大捷场景，系统性展现长征精神。陈列馆与周边小尖山战斗遗址、红军战斗纪念碑等红色景点形成空间联动，构成完整的革命历史叙事体系，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爱国主义教育核心载体。

　　娄山关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和桐梓县娄山关街道交界处。北拒巴蜀，南扼黔桂，为黔北咽喉，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说，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

1935年，毛泽东和中央红军长征来到贵州遵义，红军先后于1月6日到1月22日、2月24日到28日，两次打响娄山关之战，余战直至3月5日，总共29天时间。第一次娄山关战斗，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第二次娄山关战斗，是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的胜利实践，是四渡赤水关键之战，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转折。

我们在崇山峻岭中行驶了一个多小时，从《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开始步行，经过了多处当年鏖战的战壕和残垣断壁，从小尖山走过天桥，进入大尖山，再走过沙土路，攀登石阶，登上了海拔1779米的娄山关主峰笋子山的至高点西风台。

　　湘江一战红军由8万人锐减到3万人，遭到了空前的惨败。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据理力争，部队不再向湘西进发，在通道转兵开向贵州黎平。在黎平召开会议，决定红军进发遵义，并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遵义为中心创建“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1月6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城。为了保证遵义会议的安全召开和红军主力部队在遵义休整，保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以防御川南之敌向遵义进犯，中央军委决定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追歼北窜的黔军侯之担部，攻克娄山关，占领桐梓县城。在遵义会议上，中央对遵义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做了讨论，最后认为遵义地瘠民贫，又有国民党40多万大军四面围攻，建立根据地的设想难以实现。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于是红军大部队过娄山关北上。

　　1935年1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派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追黔军，攻克娄山关，占领桐梓县城。命令一下，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即到遵义城北门四团驻地部署战斗任务。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参谋长李英华当即率部队北进。贵州军阀王家烈、侯之担闻讯慌忙调兵遣将，在娄山关一带设防以保。第四团率部抵板桥，消灭敌人一个前哨排。

1935年1月7日，在四团团长耿飙、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四团侦察了解娄山关的地形，意外获悉敌军扼守娄山关的情况，由当地老乡带路，决定采用一路正面强攻、一路绕关东小道迂回包抄的方法攻克娄山关。1935年1月8日20点40分，朱德电令：“各军团除二师外，1月9日，仍在现集中地区;二师先头部队于9日应向娄山关侦察前进，并相机占领桐梓”。1935年1月9日，四团由板桥分道出发。一营长李光顺率一营担任正面主攻，沿公路以梯队形式展开向关口推进。二营为二梯队集结山脚待命。侦察队长潘峰率侦察队和工兵连从关东侧小路向敌人侧后前进，意在截断敌后路，并袭击桐梓县城。红军冒着枪林弹雨，迅猛杀上娄山关，与敌人白刃肉博。经过约3小时的激烈战斗，击溃扼守娄山关的黔军，占领关口，取得了首战娄山关的胜利。

　　1935年1月10日，红军追歼敌人，在新站镇与敌侯之玺部两个团激战一整天，并击退川敌廖海涛部，11日进占松坎镇。红一师与第十团亦从遵义赶至进驻桐梓、新站、松坎与川军对峙，组成了遵义的北面防线，为保卫遵义中心区的安全和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1月20日，红军中央机关从泗渡镇经娄山关进驻桐梓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第一次翻越娄山关;红五军团从泗渡站出发，经观坝、板桥、娄山关，进驻桐梓。

　　遵义会议以来的三次战斗，红军都没有取得胜利，长江沿线敌情严重，不利红军渡江，全军改执行1935年1月19日中央政治局泗渡会议决定的第二个北渡长江计划，向云南威信地区转移。中央军委电令各军团转移到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相机渡金沙江入川。但滇军孙渡部3个旅在云南镇雄、威信地区堵住了中央红军前去金沙江的道路。蒋介石令川军、滇军向红军合击，并在川南部署兵力合围红军。中央政治局在威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扎西会议)，讨论中央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毛泽东力主回师敌人兵力薄弱的遵义，在运动中消灭国民党“追剿军”、王家烈黔军，实现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的“建立云贵川根据地”计划。1935年2月10日，中央军委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突然离开扎西挥师东进。

　　党中央率红军一渡赤水河到达云南威信，经过整编提高了一线部队战斗力。此时蒋介石急调多支部队入川，严防红军北渡长江。趁黔北敌军空虚之际，毛泽东与中革军委决定杀个回马枪，在国民党追兵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争取战略上的主动。而横亘在遵义城北面的主要屏障娄山关，是渝黔大通道的咽喉之地，攻下娄山关，遵义城就无险可守，犹如囊中取物。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一、三军团进军桐梓，并于1935年2月25日拂晓占领桐梓县城，首战告捷，士气大振。黔军王家烈令其精锐部队死守娄山关以待援军，川军、滇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正从外围蜂拥而来，而若不能迅速攻下娄山关，将影响进攻遵义，关系到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也可能再陷被围挨打的局面。

　　先头部队红13团团长彭雪枫、政委苏振华率部向娄山关疾进，到达娄山关脚下时，敌军已增兵封锁关口，地势险要，隘口狭窄，仰攻登山，十分困难。红13团立即进入战斗，经过激战，很快占领制高点大尖山、小尖山。彭雪枫派出1营攀登悬崖进攻制高点点金山，以另一部从左翼迂回到敌后侧，提前五分钟抢占娄山关制高点。攀崖的红军端着刺刀冲入敌阵，近距离与敌军展开战斗。敌军拼凑敢死队，在督战官威逼之下疯狂反扑，与红军展开了拉锯战。至1935年2月25日下午5时，红军连续发起多次冲锋，击溃敌军，红军趁势攻占娄山关西侧十多座山头，突破敌军防线，占领娄山关左侧制高点，打下了关口，敌军仍在娄山关下南坡掘壕据守，6团退守关南黑神庙一线。

1935年2月25日晚23时，中革军委下令务必在敌人援军到来之前拿下娄山关，并命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红五、九军团在桐梓一线阻击川军；命令红10团团长张宗逊、政治委员黄克诚率部从娄山关左翼由小箐、牛网屯迂回包围板桥驰援之敌15团，命令红11团团长邓国清、政治委员张爱萍率部远出娄山关西翼，由小水田经混于场直插高坪大桥，截断板桥与遵义之间的联系，断其退路，围歼王家烈的4个团。

1935年2月26日清晨，盘踞关南的敌4团利用弥漫大雾，以密集队形向关口发起反扑，6团残部也蜂拥攻关，企图夺回点金山高地；黔军15团由板桥向小箐袭击红军左翼，在轻重机枪掩护下4团从黑神庙发动多次冲锋，企图夺回娄山关。彭德怀派12团团长谢嵩、政治委员钟赤兵率部增援，从桐梓楚米铺连夜奔袭娄山关，接替经过一天一夜苦战的13团1营。12团从正面出击，13团从左翼、10团从右侧围敌，11团从娄山关左侧远出迂回围歼板桥之敌，并切断娄山关与板桥之敌的退路。红一军团1团夺取娄山关以东之石炭关，其他部队合围前来增援的黔军15团。战斗打响后，黔军两个团在督战队的逼迫下，漫山遍野地向点金山发起进攻。钟赤兵率部利用地势，居高临下，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并乘胜反攻，向点金山发起猛烈攻击，红军战士与敌短兵相接、白刃拼杀，展开肉搏。10团参谋长钟剑伟牺牲，12团参谋长孔权身负重伤，最终牢牢控制了点金山。

1935年2月28日晨，红军与国民党中央军激战，将敌军赶到乌江以南。从二渡赤水到二占遵义，中央红军五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蒋介石不得不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娄山关战斗是遵义会议及二渡赤水以后，中央红军在黔北大娄山主峰与黔军展开的一场激烈战斗，歼敌4个团，乘势再取遵义城。娄山关小尖山下耸立的红军战斗纪念碑的碑文写道：娄山关战斗“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站在雄伟的娄山关顶峰，不由得背诵长征中毛泽东所写的最为悲壮的著名诗句《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诗句中，生动的描写了红军指战员英勇鏖战的壮烈情景。

　　4月28日上午，我们到了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的土城，参观了我国唯一的一座《女红军纪念馆》。

纪念馆的建筑始建于清末民初，原为川南联防军司令罗平芝别墅的西式别墅。1935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时作为红三军团指挥部驻地，彭德怀、杨尚昆曾在此居住。

展馆分别展出的了红一方面军30位女红军，红二方面军5位女红军，红四方面军8位女红军，红二十五军2位女红军的长征事迹。展馆还重点讲述了731位女红军的英雄事迹，包括她们的生平事迹、战斗经历等。层馆陈列的600多张女红军生平照片和216件实物，重现了女红军在长征中的传奇故事，展现了她们坚定的信仰和不懈的奋斗精神。

　　走进习水县土城镇女红军纪念馆，门前的女红军雕像身姿挺拔、神情坚毅，“半条被子”映射的军民鱼水情让人深受感动。踏入大门，两面刻有4113位女红军名录的英名墙跃然眼前，在柔光中更显庄重。屋内陈列摆放有序，展柜中的军衣、药箱、油灯等物品，承载着女红军们那段波澜壮阔的战斗岁月。

2009年，女红军纪念馆正式开馆。2017年，通过扩大面积、提升内涵，以全息剧院、场景体验等方式，从发展历程、个人展、传承等三个方面展示了1927年—1937年间女红军的革命事迹。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数以千计的女红军不畏艰险参加了长征。

中央红军中女红军总数为32名，包括干部30名、战士2名，其中27名干部与2名战士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著名女革命家如蔡畅、康克清、邓颖超、刘英、贺子珍等都在此行列中。她们当时都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1934年，蔡畅和康克清分别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邓颖超和刘英则在长征中担任过中央局秘书长，贺子珍是中革军委机要秘书。

红二方面军中女红军为20多名。1935年11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湘西开始长征。其中，红六军团有李贞、张吉兰、陈罗英、陈琮英、周雪林、戚元德等，其余为红二军团的女红军。这支部队中诞生了共和国第一个女将军李贞，她是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的唯一女将军。

红四方面军是长征队伍中女红军人数最多的部队。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女红军总数约达3000人，拥有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唯一一支成建制的妇女独立团作战部队，直接参加长征。

红25军中的女红军仅有7名。1934年11月，红25军总医院分院在安置好最后一批伤员后，有12名担负看护任务的女红军突然接到命令，临时组成看护班，翻山越岭赶往军部报到，包括周东屏、戴觉敏、余国清等7人作为随军护士得到批准，跟随红军转移，被称为“七仙女”。到达陕北时，5人幸存。

当时有一种说法：“长征二万五千里，女红军要走三万五千里”。除了频繁的战斗、高强度的行军，女红军们在长征途中往往身兼数职。她们要筹集物资，保障后勤；负责筹粮做饭当炊事员；医疗救护、照顾伤员；文艺创作，鼓舞士气。董必武认为，红军女战士所做的工作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他这样赋诗赞许长征中的女英雄：“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

　　著名的土城战役，发生在土城镇。

土城战役是发生在1935年1月下旬红军长征途中的一场恶仗，这场战斗是毛泽东提议而由红军总部决定的，参战双方分别是中央红军和川军，战役结果为中央红军因情报失误而错估了川军的兵力并最终战败。

1935年1月，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召开的遵义会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于是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与此同时，蒋介石加紧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作了重新部署，除分别以湘鄂、川陕敌军各一部对付红2、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外，集中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川滇军大部、湘桂粤军一部，共17个师又13个旅150个团近40万人，妄图将中央红军37000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临危受命的毛泽东，急欲在危难中杀出一条生路。他力主放弃原定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北上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主张，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领部队撤出遵义城，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江北上。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

1月28日凌晨，细雨蒙蒙，寒风刺骨。红3、5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从土城镇外水狮坝分两路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区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更严重的是，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实为6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痛心疾首、刻骨铭心，但他从来都不墨守成规，迅速从不利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急令红1军团红2师火速返回增援，以求变被动为主动。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果断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干部团发起反冲锋。临危受命的干部团猛打猛冲，打得敌人失了神，连滚带爬地溃退下去。红2师返回后，中革军委认真分析了形势，重新调整了进攻部署，决定再次向青杠坡敌军发起总攻。战事危急，朱德总司令亲临前线统一指挥，指战员备受鼓舞，士气大增。红2师5团突击队一跃而起，直扑永安寺，经一场白刃战，终于将永安寺占领。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正汇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转移。

1月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继而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毛泽东曾经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关键时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重要战役。川军郭勋祺部因土城一战失利，迫使其后撤十五华里，再不敢与红军接触，使中央红军有机会平安完整地渡过赤水河南进，达到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跳出重围的目的。

土城战役和四渡赤水成功一事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中央领导层决定实施土城战役的战略决策是英明和正确的。聂荣臻曾说过：“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包括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役，这一仗是改变红军被动局面的关键一仗，没有土城这一仗的战场和战略上的胜利，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结果。因此，四渡赤水的顺利和成功，首先是土城战役和一渡赤水的胜利和成功。

　　四渡赤水纪念馆位于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2006年11月9日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在习水县土城镇建造了四渡赤水纪念馆，占地面积7000多平方米，由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题写馆名。纪念馆分战史陈列和辅助陈列两部分。战史陈列翔实地再现了红军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四次飞渡赤水河，至5月9日渡过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伟大胜利的光辉历史。内容分为土城战役、四渡序曲，一渡赤水、扎西整编，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三渡赤水、调虎离山，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等五个篇章，凸显了四渡赤水的“神”与“奇”。馆内收藏红军文物300余件。

4月28日下午，我们到了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的太平古镇，这里是红军二渡赤水河的所在地。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3个月的时间，6次穿越3条河流，转战川黔滇3省，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的围剿之间，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工农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四渡赤水战役时长约95天，行程约3500公里。

　　 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初期，由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使中央红军在“湘江之战”后，从八万多人减少到只有三万多人。当时的红军实际指挥德国顾问李德，又不顾敌人调集40多万兵力的围堵，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2、6军团的会合上，坚持按原计划向湘西前进，使红军处于覆灭的险境。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摆脱敌人主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这个主张，得到了中央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1935年1月7日，红军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召开具有转折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由毛泽东辅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后期改为由毛泽东负责指挥军事，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央红军突破乌江，进占遵义城。蒋介石等人大为震惊，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三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150多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险境，党中央决定，率师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

　　一渡赤水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出发，分三路向川南开进。第一、二两纵队主力集中黔西、大定(今大方)，一部向叙永推进；第四纵队留赤水河以东之遵义、桐梓、赤水等地区。

川军以一部兵力固守叙永、古宋、兴文、长宁等地和长江、横江沿岸，防止我军北进；主力则由高县、珙县、长宁及其以南地区向扎西推进。

二渡赤水

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我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完全出敌意外。川敌3个旅慌忙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敌急忙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

第一纵队之第五十九、第九十三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三渡赤水

3月16日，中央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俞进。接着，攻占镇龙山，击溃川敌1个团的拦阻，进至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

四渡赤水

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1军团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21日晚至22日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

4月4日，红9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其2000余人。至此，中央红军巧妙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甩在乌江以北。

　　从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到1935年3月11日新的三人小组成立，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德身为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既负责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而且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周恩来审批，毛泽东仅协助周恩来。二渡赤水之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参与领导了三渡赤水与四渡赤水。

由于朱德早年曾在云贵川一带作战，对这一带的地形与民情十分熟悉，对赢得四渡赤水行动的胜利也是重要的，敌人的电报中曾经分析道：“红军除朱、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

此外，情报工作的成功也是此次作战取胜的重要原因。土城战役，由于不明敌情，对敌人的兵力判断有误，战役结果很不理想。四渡赤水前，四方面军将廖承志带来的密电码破译法，送交给中央红军军委二局电报队，可以及时截获敌人的电报并且破译，能够准确掌握敌军调动的情况，从而做到避实就虚，赢得战场取胜的主动权，达致军事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四渡赤水战役，红军首先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遵义会议前，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毛泽东等人决定放弃去湘鄂川黔边境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避免了中央红军遭致覆灭的危险。

其次，红军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争取和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四渡赤水战役，从总体看是敌强我弱，红军在各路强大敌军围追堵截的情况下，常常处于被动地位。但是，由于毛泽东等以高超的指挥艺术，造成了红军许多局部的优势和主动，终于打破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的战略计划。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直接指挥下，红军避敌之长，击敌之短，一再造成敌人的错觉，积极创造战机，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如果没有向扎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取得遵义地区歼敌的胜利。如果没有以后的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牵着他的鼻子来回打转，以至将其拖疲、拖垮，使红军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这次战役，红军实行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积极寻求战机，有效地歼灭敌人。从而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是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吸取前几次战斗的教训,指挥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为红军赢得了时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运动战战役。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等指挥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广大地区，积极寻找战机，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中央红军撤出苏区后，蒋介石便占领了全国各地的多个苏区。蒋介石连续发出了好几个电报，要求“各部队官兵尽量烧杀”，否则“不能铲除匪根”。并且，他还对每份电报进行了说文解字：“剿”字就是“刀入匪巢、杀戮尽净之意”，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足尽剿匪之义，而乃养匪遗患而已。”

很快，国民党军立刻开始了报复性的大屠杀。根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记载，国民党军在“清剿”中，喊出了“有民即有匪，民尽匪尽”，“宁愿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等让人毛骨悚然的口号，在苏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他们发明了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丁字架等数十种残杀方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男女老弱，均遭杀戮。屠城灭族，比比皆是。

短短几年，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和还乡团在历次对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苏区的围剿和屠杀中，死亡的苏区百姓至少在700万人以上。

滔天罪行，罄竹难书！

　　去年参观四川省泸定县《红军长征磨西陈列馆》时，曾看到《中央红军遵义会议后的组织序列》中有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小牛的父亲，时任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第五师师政委，师长为彭雪枫。这次，在贵州省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中央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时，再次看到小牛的父亲与后来许多成为开国大将、上将的名字赫然并列。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我扶着泸定桥旁的铁索，踩着摇摇晃晃的泸定桥9根底索链上铺垫的木板，看着脚下的奔腾湍急的大渡河水，向前挪步，心里发怵。我无法想象，整整90年前，红军是如何抱着粗滑的、一百多米长的光溜溜的铁索，冒着枪林弹雨，攻占对面的桥头堡的？

我坐着车，穿着厚厚的衣服，冒着漫天雪花，沿着高速公路，缓慢地翻越了红四方面军当年翻越过的海拔4300米的折多山，仍感寒意。我无法想象，整整90年前，红军是如何踏着草鞋，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翻越了那么多座当时压根儿就没有路的雪山？

我坐着车，沿着高速公路，开了近一个小时，再顺着石阶，爬了半个小时，才登上了海拔1779米的娄山关顶峰。我无法想象，整整90年前，红军是如何在被敌军砍光、烧光而变成秃山的大尖山、小尖山上，在毫无遮挡物的情况下，冒着枪林弹雨，两次攻占了娄山关？

我坐着车，沿着高速公路，穿梭在崇山峻岭中，5次穿越了赤水河。我无法想象，整整90年前，红军是如何爬行在这些连牲畜都无法通行的荒山野岭中，四渡赤水，转战数月，穿插在数十万敌军的包围中，终于突破黔川滇边界的大山，向川陕挺进？

“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

　　 致敬，红色的遵义！

致敬，光荣的红军！

记住英雄们，他们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