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悔无悔我自知（8）：插队纪事•1964~1979

安先生

三、故园守望 芳华飘落，去日苦多； 故园犹在，前路几何？ （1）曰归曰归 右1 笔者 1970年代和农村青年朋友留影于乌山大队林场 ✱ 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 说回家了，回家了，但到了年末仍不能实现① 1960年代初，那几年，各级政府宣传鼓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信誓旦旦承诺：今后，大学招生将优先录取上山下乡满两年的知识青年。那时，你们就可以上大学，可以返城，可以回家了……由此，1964年秋天，我和Y下乡插队时都带着高中课本，一有闲时就做做习题，背背公式，以温故而知新。 然而，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高考不再举行，猝然击碎了我和Y，以及成千上万出身不好的高中毕业生奢想通过下乡镀金自赎自救、曲线取道返城回家的大学梦。进而，眼见1968年年底“上山下乡”席卷全国，云芳妹和殿功弟也都下乡插队了；再是1970年7月父母带着未成年的小弟、小妹被遣返安徽老家，我对返城回家已不再奢望。 只是，思乡念家的情思依然不绝，一年又一年，每至中秋、除夕，都会油然地依着茅屋的门，抬眼北方夜空，心中涌动着久久的悲怆，一如那首可以当泣的佚名《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 远望可以当归。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 曰归曰归，心亦忧止—— 说回家了，回家了，心里多么忧闷② 和Y婚后，我和她心里虽然还在盼望着回家的那一天，但平日皆不再言及，似乎都已身在农村，心亦在农村，安心居家过日子了。也是在那个无望的年月，思家忧闷的知青们常常会串门子，打“拼伙”，抽烟喝酒，同声唱起的歌总是《松花江上》那一段令人肝肠寸哀哀欲绝的泣诉： 哪年哪月才能够 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 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 欢聚在一堂…… 意想不到，1975年底竟然开始招工了，大家有了回家的希望。一时间，知青们往常看似稳定、平和、友善的状态已然消失，为争斗有限的招工名额，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相互拆台，甚至以身博位的大有人在。自然，也有淡然处之不争不抢、全凭人缘听天由命的…… 转眼，1976年春节就快到了。一天，乌山大队李书记突然派人找我，说是：大队考虑到你这一户有三个知青，研究决定给你们一个招工名额。不过，这个名额要给你妹妹。你和Y现在都是老师，有工作。你妹妹和妹夫分居两地，她回南京比较适合……你看呢？ 听李书记这么一说，我觉得大队的决定倒也公平，合情合理。我做哥哥的能和妹妹争招工名额吗？不久，妹妹回了南京，被分到一家饭店端盘洗碗，做服务员。但我绝没想到，就为这一个招工名额，Y由此对我心生芥蒂，责怨我不和她商量，不顾及她，不顾及儿子，也不顾及自己的家，擅自把回南京的机会给了妹妹…… 欸！我是有口难辩。每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直到如今，四十多年过去，Y若是心里不顺，依然会陈芝麻烂谷子地，重提这件让我憋屈了大半辈子，不知道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的事。 ✱ 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说回家了，回家了，又到十月小阳春③ 又过了快三年。1978年的十月小阳春令知青们躁动不安，振奋不已。一个让人几乎不敢置信的消息在知青圈里迅即传播开来：中央有文件了，可以回城了，回家了！那时，我们尚不知道云南知青为了返城回家绝食卧轨进京上访的事，只觉得这次的风声和动静要比1976年那次大得多。 1979年春节来得早。2月初，带着儿子回南京娘家过年的Y寄来一封信，不仅证实了“知青可以回城”的传闻，还带来了好消息：她已经顶替岳母职位办妥了知青回城的所有手续，并代笔为我填写了《插队知青家庭特殊情况登记表》，以及一份《知青困退回城申请报告》： 我的《插队知青家庭特殊情况登记表》南京鼓楼区档案馆藏 　　Y代我写的知青困退申请报告 水佐岗派出所负责同志： 本人安殿成，现年33岁，家住山西路山西新村1号，1964年9月去溧水县乌山公社插队。我爱人叶飞云，家住丹凤街70号，也是1964年由南京去溧水插队的知青。1969年，我们两人结婚，现有一子，8岁。 多年来，我们全靠自己双手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我爱人身体病弱，主要靠我一人维持全家人的生计，生活比较困难。再加上我的父母于1970年下放安徽老家，父母双亲年过六旬，况且体弱多病，不能劳动，只有生活费15元，全靠子女抚养，我们又不得不缩衣节食，担负起抚养双亲的责任。这样一来，我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全靠我一人抚养，确实困难很多。 现呈文街道办事处希望领导能根据关心人民群众生活的精神和党的对下乡知青的政策照顾我回南京。本人万分感谢！ 此致敬礼 申请人安殿成 1979年2月8日 回城后，为记叙上述往事，我曾三次去南京鼓楼区档案馆，查找几十年前知青回城的相关存档资料。殊不知，当年下乡容易回城难，手续是如此繁杂： 且看1979年2月，Y连续多日，往返奔波于毕业学校、居委会、派出所，为我开具的多份回城证明： 1. 证实知青身份 毕业学校证明 + 居委会证明 　　 原我校学生安殿成于1963年高中毕业，特此证明。 此致水佐岗街道 南京十一中（印章） 1979.2.7 我段安殿成于1964年由本段下农村插队。 特此证明 山西路居委会（印章） 1979年2月8日 2 . 证实家庭成员情况： a. 南京接收户主 +接收地居委会证明 南京市山西新村1号户主安云仙（印章）山西路居委会（印章） b.插队所在地证明 溧水县乌山人民公社（印章） 3 .回城住房接收户主保证书 安殿成如因困退回南京，我们同意山西新村1号安家落户，住房由我解决，特此保证。 南京山西新村1号户主安云仙（印章） 山西路居委会（印章） 1979.2.10 这是一份关乎我能否回城至关重要的证明。如果没有山西新村1号这座20平方的小房子，没有云仙姐开具的这份保证书，我能不能回南京，什么时候能回南京，就谁也不能断言了。 关于山西新村1号，殿祥二哥在《苦旅天涯青海头》一书中也有记叙： 早先在民国时期，山西新村1号是一片无人管理的水塘，父亲买土雇人填埋了塘的一角，平出了一块七八十平米的场地，盖起两间20多平米的篱笆房，先后做了我家煤炭行、瓷器店的货场。 1956年公私合营后，体弱力衰的父亲从瓷器店老板变成了送货的脚夫，整天拉着满是铁锅、水缸、火炉、碗碟的小板车，如同一只被套上车辕的老绵羊进货送货，上坡下坡,严冬酷暑，风雨无阻。 看着他老人家如此遭罪，我的几个弟弟和侄儿每逢星期天和放学后，都会去帮着父亲拉车，有时"三套"，有时"四套"，上坡就前拉后推，下坡则前扶后拉。那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带着几个孩子拉车的情景，一连持续多年，俨然成了山西路上一个时代的标志。但是，没有人认为那有什么不正常，那有什么不应该的。 即便如此，到了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父亲连拉车当脚夫的饭碗也端不成了。瓷器店的造反派头头借着省市革命委员会把五类分子通通赶出南京城的一纸号令，动起了把反革命分子老安连根拔除的念头。早在几年前，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他们就趁着革命的东风，把父母亲从住了多年的瓷器店二楼赶到了店后的1号场院。那不足20平米的两间篱笆房，就成了父母和我四个弟妹的栖身之处。 然而，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几个歹人，吃了碗内又看着锅里，不失时机地联手派出所，做出了遣返父亲回原籍的决定，意在把老反革命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山西新村1号场院收为公有，以解决他们自己的住房和堆放货物之需。那样，他们就革命成功，一劳永逸了。 六百年前，明朝洪武年间，当年的第一夫人大脚皇后马娘娘认为珠玑巷的歹民借元宵节扎花灯讥讽她大脚，于是挟天子以令天下，把珠玑巷的满街老小不分男女，统统发配到了青海。以至，我在德令哈的二十多年里，常常遇到言称是南京老乡的当地人。但谁又会想到，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在许大司令治下的南京城里又重现了六百年前的一幕…… 再说，瓷器店那帮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白脸红脸轮番上阵，软硬兼施百般刁难，威逼父亲转卖山西新村1号院落。接连数日，父亲强忍着外来的霸凌和内心的痛楚，权衡再三，思量自己年轻时就从安徽老家只身一人来到南京谋生，含辛忍苦几十年，白手起家，好不容易才有了这份家业，岂能就这样被他们赤条条地赶回乡下去？世上哪有这样假借革命的名义，无端夺人财产连锅端的道理？ 由是，父亲狠下了一条心，不管你们坏事做绝好话说尽，无论给多少钱，场院和房子就是不卖。然而，人去了，屋空着，没有人住守照料，经年累月必然墙塌屋垮，也是枉然。 眼看离遣返回乡的最后期限(1970年7月1日)没几天了。主意已定的父亲拿出一个两全之策，让已经结婚出嫁的二妹带上两个孩子，从湖南路搬回山西新村1 号居住。如此一来，总算保住了金陵安氏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倘若没有父亲的这一决定，我此次从青海回宁探亲，以及几年后，父母亲和弟弟妹妹们陆陆续续从老家和插队地返城，连个立锥之地也没有了。 感谢父亲的执着! 感谢二妹的坚守! ——详见《苦旅天涯青海头》P.268—P.270 诚如二哥所书，要感谢父亲的执着，感谢云仙二姐的坚守！还要感谢Y在1979年2月的那几天，奔走求告，为我办妥了返城回家的繁琐手续。而我那时人在乌山，心已不在乌山，只盼着Y早日从南京回来，和我一同携着恬儿，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 注释： ①—③“曰归曰归”出自先秦诗经《小雅·鹿鸣之什·采薇》 ✦ 待续 ◇ 三、故园守望 （2）离別乌山 （3）前路漫漫亦灿灿 ◇ 末篇： 又见乌山，夫复何言——插队返城回乡寻旧记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MfLaaEC8OKTIonCe2UnXmA" >查看原文</a>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