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sc的美篇

陈sc

人生在世，总会经历些林林总总的大事和小事，而有的小事因为奇特，印象颇深，可供回忆与回味。比如，我所遭遇过的三件离奇的小事至今记忆犹新，令人省思。 三件小事都是遭遇了无端的指责盘查和干涉，一次是因为赶场闲逛；一次是因为留影拍照；一次是因为写生画画，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 　　先说“知青”时期的事：因为“赶场闲逛”而被指责，说来真有几分荒唐。 1969年元月，笔者因“上山下乡”收到的成都市“胜利中路街道革委会”的《贺信》 笔者“知青”时的住处 (拍摄于1978.2） 　　记得那是1970年的事，我在绵竹县新市公社当知青。初冬后一天，我与当地知青李某同行去一江之隔的什邡县永兴赶场。 午后，李要去拜会朋友，我留在场上等他，东走西看，甚是无聊。正想在街头找一处坐下，迎面却走来两位戴红袖套的人，问道：哪里来的？来做啥？我回答后，还是将我带进了公社院子。在一房间里，我站在墙角办公桌旁，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披着衣从里屋出来，也问了同样的问题——还作笔录状，答了，仍不相信。于是，他慢吞吞地拨动了桌上的转盘电话，向我所在的新市公社打去……待新市公社朱姓干部回答后，他才挥挥手，要我离去，并板着脸说了句：“在自己的队上，不要乱跑”。 当我摔门而去时，真想不出用怎样的话语来“说”他们。 与李一同返回的路上，走过宽阔而荒凉的石亭江河坝，天高地阔，四野寂静。我一直不语，心在想，为何不能外出走走？为何总会有动辄就怀疑人的毛病？不解。看来，广阔天地确实是与窄小校园大大不同。 笔者“知青”时1971年年终的“分配清单” 笔者1970年被“公社革委会”评为“五好社员”的《奖状》 《天上有个月亮》知青生活回忆之一画于1993年秋 　　另一次则是我已为教师时的事：只因替学生照相留影而被盘查，可谓一次怪异的遭遇。 时间是1974年秋，我已在一所中学教书，还是初二某班的“副班主任”。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带领了一批学生乘火车去新都游玩，还用借的照相机为他们留影。下午时分，到火车站准备返回。 在等候列车时，有学生提出在车站合个影，还在站牌下摆好了姿势。当我按下快门后，发觉身后立有几个戴红袖套的人，他们严肃地告诉我“车站不准拍照”，要“没收相机”。我一再申明我们的身份及拍摄的意图，但，没用！列车将进站了，看看身后惊恐的学生，再看看那些欲夺我相机的汉子。最终，我只得同意交出胶卷并曝光。 带着空空的照相机，带着失望的学生们，离去！ 新都城郊一景（1978.9） 与学生一起的合影（1975.7） 　　事后，我并不想怨恨那些执勤的人——相信他们是在执行“严防阶级敌人”的“例行公事”，却十分愧对我可爱的学生们，担心会在他们绚烂的青春时期留下一段阴影。想不到，多年以后师生聚会，他们对此回忆时，竟是笑逐颜开的——青春的色彩永远都是靓丽的。 去苦存乐，这记忆真是个筛子！无怪乎回顾青春，常言“无悔”。 带领学生参加演出后留影（1974年春） 四十多年后与学生小聚的留影（2016.1） 　　第三次“奇遇”是因写生画画遇到的干涉，时在1977年——已是拨乱反正的年头了，此遭遇令我有些意外。 当年，趁着“五一节”放假，我与子霖同去眉山县多悦乡，为的是看望还在那儿当知青接受“再教育”的小妹。我顺便带上了画具，拟写生。 1977.5.2在眉山多悦乡写生画作 　　5月2日一早，我来到田野上。只见四野苍茫，浅丘起伏，淡紫色的雾霭隐隐未散，周遭宁静，田间还没有“社员”出工。我选了一田坎坐下，摆好水杯与调色盒，挤出颜料，展开画夹，开始写生…… “喂！哪里的？”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不待我回头，又来一句：“你在干啥？”转过身来，我抬头望了望发话的人。一个结实的中年男子，一脸严肃，身着蓝色军便服，头带绿军帽，左肩挎绿书包。干部，凭着知青生涯的见识，直觉告诉我，来者可能是或公社或大队的干部。我迟疑了一下，指着画纸说：“画画。”他瞥了一眼，马上又问：“画地……图来做啥？你是干啥子的！你……”看来，弄不好他还可能习惯性地盘问下去。打发他离开才是上策，毕竟，时间宝贵。于是，我掏出上衣口袋里的《工作证》递给他，加上了一句话：“来看当知青的妹妹。”他皱着眉头看了《工作证》的封面，又仔细地看了内页，再翻过来，看了看、摸了摸有金色印字的红色塑料封面，才慢慢地还给了我，欲说还休地，走了。 　　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身影，我一时静不下心来作画了，不禁东想西想：说来，这也难怪他——农村基层干部本是纯朴之人，这事，可能既有对绘画写生的见识问题，更有对同胞他人的认识问题。况且，时移世易，那场“运动”刚刚落幕，人们未必都能快速地走下舞台，回归正常，兴许还得有个过程。 浣花溪头龙爪堰（1976.9） 《浣》（1979.3） 　　“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 这三件小事，仅是那个年代遭遇干涉的事例，谓之“奇”是而今的眼光，当年，司空见惯。其实，对人们正常生活与活动的肆意干涉，哪是一个“奇”字了得？如今道来，以为是叙述光阴的故事，也是在回看我们走过的路程。 我想，从中至少可以看出我们社会生活环境与人们观念的大变化，尤其是当有人对遭遇置之不信或者装聋作哑拒绝真象时，它更有意思。 如今想来，我对第一、二次的“赶场”“拍照”遭遇没怎么在乎，那毕竟是在当年互为戕害运动的背景下发生的事，而1977年的写生遭遇，却使我有些感慨：春风已经苏醒，为何有人仍願活在冬季？看来，平常之人也会习惯于听信与人为敌的教诲，疑神疑鬼，且“一阔脸就变”，张狂于权力的享有，自以为是，几成顽症。 川西三月（2021.3） 　　我们应庆幸的是，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1977年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不仅提升了人们生活质量，还促使我们有了见多识广的机会，明白了尊重自己也应尊重他人。因之，写生、留影及闲逛之类的个人行为何足为怪，何足为奇！ 纵观四十多年来，人们的观念多有转变——但，囿于原来认识不变者也不乏其人。因此，我也问自己，经历了时代变迁的我辈，变了吗？变了多少呢？还记得过去么？ 想来，我之所以记叙这三件小事，也为自省，与其说是提供回顾往事的消遣，不如说是珍惜今生的期望。似水流年，我相信，今后再也不会有如此“奇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