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滓洞 白公馆多次救援计划失败

素缘了凡

尽管身处险境，渣滓洞和白公馆中的革命志士们并未放弃希望。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尝试着各种自救和求救的方法。如果营救人员能够提前得知这些革命志士的关押地点，如果营救行动能够能够早一步展开……或许，这场悲剧就可以避免。然而，历史没有“如果”。由于白公馆与渣滓洞极度的隐蔽性，使得重庆地下党组织始终未能掌握这两处关押革命同志的重要地点，直接导致了后来营救行动的失败。
由于一个突发的意外，1949年11月26日，重庆地下党组织下达了中止营救行动的命令。就在营救行动被迫中断的第二天，国民党当局突然对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志士进行了大规模屠杀。这场意外中断的营救行动，成了重庆地下党组织历史上最为痛心的失败之一。它折射出了当时地下工作的艰险，也写下了革命史上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篇章。

深山中的魔窟
歌乐山位于重庆市区西北部，山势险峻，植被茂密。渣滓洞和白公馆分别建在山中的两个偏僻角落，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作为军统的秘密监狱，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选址、地理位置和信息封锁都经过精心设计。人们难以察觉它们的存在，更别说组织营救行动了。渣滓洞原本是一个废弃的硝洞，军统将其改造成监狱后，外表依然保持着原有的荒废模样，白公馆则伪装成一座普通的民居。
这种伪装手法使得即便是当地居民，也难以察觉这里竟然关押着数百名革命志士。为了确保绝对的保密，军统对这两处监狱实行严格的封闭管理。除了少数核心人员，即便是一般的军统特务，也不知道这里的确切位置和用途。监狱周边设有多重警戒，外人根本无法接近。就连负责看守的特务，也被严格限制与外界接触，以防泄露任何相关信息。
被关押在这里的革命者，大多是在其他地方被捕后秘密转移而来的。他们的家人和同志往往不知道他们的下落，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军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混淆外界的视听。他们故意在其他地方制造假象，散布虚假信息，让人以为这些革命者被关押在别处。即便是少数知道渣滓洞和白公馆存在的人，想要找到确切位置，也并非易事。
通往这两处监狱的山路崎岖难行，有多条岔道。没有熟悉地形的人做向导，外人很难找到正确的路径。军统还在关键路段设置了暗哨，一旦发现可疑人员，会立即发出警报。多重隐蔽措施，使渣滓洞和白公馆成为了与世隔绝的“孤岛”。关押在这里的革命者们，就像是被深深隐藏在大山之中，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即便是我党地下组织，也难以获得有关这两处监狱的准确情报。

1949年10月，新中国已经成立，离重庆解放的日子越来越近，监狱里的特务昼夜不停地忙碌着，焚烧相关文件，处理反动证据。胜利与牺牲可能同时到来，这一点，关押在这里的很多革命者也很清楚。他们准备死，但不放弃生的希望。可难点在于，外界根本不知道渣滓洞和白公馆这两个监狱的存在，营救最关键的是要有人带路。
关在白公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周从化认为：“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有相当武装力量突袭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馆和渣滓洞，保全几百个干部……”陈然、刘国鋕等人经反复研究，决定让罗广斌去进行所谓的“自新悔过”，寻找出狱的机会，以便与党组织和周从化将军介绍的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对两座监狱的被关押人员实施营救。但是，这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做出的决定。

自救之路不通
在狱中坚持了这么久，谁也不愿向反动派投降，谁也不愿背上当叛徒的骂名。罗广斌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苛求自己做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深受难友们敬重的老党员谭沈明来给罗广斌做工作：“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忍辱负重。”
考虑到大局，罗广斌最终答应了。狱中的共产党员又以书面形式为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出狱的问题作了说明。罗广斌的行动虽然骗过了敌人，但最终并未能如愿以偿地得到释放。敌人虽然相信了他，但仍然将他关押在监狱中，只是待遇稍有改善而已。尽管如此，罗广斌并未放弃。他利用新获得的相对自由，暗中收集情报，并寻找机会，向外界传递信息。

除了有组织的尝试外，有人利用劳动的机会暗中在监狱墙上刻下暗号，有人试图通过藏在饭菜中的纸条或者贿赂看守向外界传递消息。然而，这些尝试都未能奏效。军统对这两处监狱的控制太过严密。即便是那些成功传出去的零星信息，也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冲出去？在开展狱中斗争的同时，许晓轩、谭沈明、王朴、陈然、刘国鋕和罗广斌等人还在白公馆监狱积极策划越狱。
白公馆关着四五十人，看守只有6名，其中4名都已被做过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武装，冲出白公馆比较容易。但是，白公馆周围还有一个警卫连，与他们作战就很困难了。即使白公馆越狱突围成功，渣滓洞里关押的革命者怎么办？敌人会不会把他们当作人质而全体枪决？手无寸铁的人们如何再去解放渣滓洞呢？这个办法也行不通。

1949年1月，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上台，一心谋求“划江而治的李宗仁为了显示和谈诚意，上台开始便宣布释放部分在押政治犯，关押在渣滓洞看守所的一些在国民党看来并不重要的犯人开始陆续获释。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面对一些关键性的政治人物，国民党却对外宣称他们没有关押。
为了戳穿这个谎言，也为了把握机会进行自救，渣滓洞看守所的难友以牢房为单位，开始编写犯人名单。名单写好了以后，就拿个布把它包好了，包好了以后拿针线把它缝好，缝好了以后，有三，四岁小孩拳头那么大小就交给狱医刘石人了。刘石人拿到名单以后找到了已经被释放的张坤壁，希望由她将名单寄到香港<<大公报>>刊登出来。但是，在交给张坤壁的包裹中，却没有见到这张名单的踪影。
张坤壁回忆道：“他把那包啊分开，他看太大，太大不好，不便于携带，他就把它分成两份了，分成两份，那一份名单就交给别人了。”
由于刘石人的疏忽大意，这份名单辗转到了另外一个同志手里，这位同志警觉地把名单交给了当时重庆地下党组织书记邓肇明。邓肇明拿到以后，一看不得了这个事情，他也知道在国内没办法，没哪个报纸敢披露这个事情，只有寄给香港，在香港的报纸上把它发表出来。
但是邓肇明此时却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他用一个<<大公报>>的信封来邮寄，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被邮局检查，但这恰恰因为用的是大公报的信封，这封信才被邮局详细检查，名单立刻被扣押下来，后来又落到了徐远举手中。
而这次行动已经宣告失败。

大屠杀发生前，狱外的川东地下党就按照上级党组织的安排，通过各种办法积极实施营救。

只是因为当时的情况异常复杂，时间又太过紧迫，整场大营救行动最终失败，这也成了营救人员心头永远的痛，成为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重大遗憾。川东临委早在1949年7月就将营救渣滓洞等处被关押的革命志士的工作提上了日程。他们一致认为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在溃逃前有极大可能会对这些革命人士下毒手，因而需要尽快设法将他们营救出来。此前奉命参加华蓥山起义筹备策反工作、起义失败后又成功掩护了214名撤退人员的林向北一家人就被交付了这个任务。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林向北和家人出生入死，转战四川各地，在他的家族中出现8位地下党员，他们对党的忠诚毋庸置疑。
当时的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钱瑛也支持了这场营救行动，并下达指示：“必要时可以用钱去‘买人’。”听到“买人”一说，林向北的岳母、“双枪老太婆”陈联诗提出可以通过她的堂兄的关系，去做主管渣滓洞、白公馆的大特务徐远举的工作。陈联诗的堂兄正是时任国民党国防部财物预算处处长的陈人望，因捏着“财政大权”，在徐远举面前很是说得上话。只是，考虑到陈联诗的提议太过冒险，川东临委负责策反工作的蒋仁风还是给出了否定的意见。就在众人争执不下的时候，从起义地区撤到重庆的地下党员徐荣恒找到了林向北，告知了贾佐部队正在招募新兵的消息。提起贾佐，林向北、陈联诗和蒋仁风的心中都升起了一些希望。

贾佐是1927年跟随叶挺起义，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曾是蒋仁风的排长，后进入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还和陈联诗以及林向北的父亲林佩尧有着很深的交情。通过他做“内线”，他们可以打入渣滓洞白公馆的警卫部队，更好地完全营救任务。事实上，在贾佐的配合下，徐荣恒的确带着4人顺利地加入了这支警卫部队，被当做骨干使用。遗憾的是，因为警卫部队内部有人窥视贾佐的位置，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贾佐再也留不下去了，只能趁着深夜悄悄出走，徐荣恒等人也只能被迫撤出。

1949年八月的一天，一个游击队员给林向北带来一个重要消息，说他从华蓥山上下来的路上碰见了陈昌。陈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李克农领导的中央特科工作，曾经打入过蒋介石侍从室。他当时的身份是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的中队长，正负责招募新兵，而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正是负责渣滓洞白公馆警戒的警卫部队，面对这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好消息，林向北迅速和陈昌接上了头。
林向北回忆道：“我们就派了几个人去，掌握到他内部，进一步的准备，把下面的分队长，班长甚至司务长，逐步代替，然后再派出更多的人进去。”
就这样，顺利进入的地下党员，很快在陈昌的暗中运作下，纷纷占据了重要岗位。正当林向北和陈昌准备展开进一步部署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打乱了他们所有的脚步。由于陈昌担任的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的中队长是个肥差，从中可以捞到不少好处，中队内不少人对这个职位垂涎三尺，从之间的相互竞争发展到不择手段，明争暗抢的地步。
林向北回忆道：“忽然他们内部起了内讧了，就怀疑陈昌的来路不明，是不是跟共产党有嫌疑，他一方面有国民党的关系，是国民党的关系进去的，但是又发现这个人，因为他过去搞的工作，引起了主任的怀疑，就排挤他，利用与共产党有嫌疑这个关系排挤他，准备要进行抓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过后，陈昌没得办法了，就告诉我们，他就撤退。”
陈昌的突然离去，使得打入渣滓洞警卫部队内部的五个同志失去了领导，无法继续呆下去，结果也只得迅速撤离了。
就这样，第一次营救计划，还来不及实施就流产了。

重庆“九二”大火就是保密局为了掩护此后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而一手造成的，他们企图通过纵火，先把人心搅乱，转移民众的注意力，果然，当大半个重庆还处在火灾的阴影中，人们还无心他顾之时，密裁行动开始了，

据后来被捕的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分别向张群、杨森、王陵基及卢汉传达了台湾的决定，谓：‘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又谓：‘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一分残酷。’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在“清理积案”的指示下，头一个遇害的就是与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军杨虎城。1949年9月6日晚，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他们的幼子“小萝卜头”宋振中共6人，被特务分两批用匕首秘密杀害在歌乐山松林坡的戴公祠。

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口谕，亲自指挥密裁了杨虎城和共产党员宋绮云一家的行动，在沈醉<<军统内幕>>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杨虎城随身携带的小皮箱中的财物，也被他们当奖金给瓜分了，当时由杨进兴负责，参加屠杀的凶手有张鹄，张静甫，陈宝琪等二十多人。

当宋绮云一家及杨虎城的小女儿杨拯贵到达时，他们并不知道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拯中已经在几个小时前被杀害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正等待着他们。

<<军统内幕>>对当时的情况有详细的描述，他们手握血淋淋的利刃，踏进宋绮云徐林侠夫妇的房间时，两个八九岁的孩子刚刚下车，还正玩得起劲，一看这情况便互相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凶手们一面用刀，刺杀宋绮云夫妇，一面厉声向孩子们叫喊，不准哭。孩子们吓得把哭声咽回去，搂抱得更紧了。这时，宋夫人尚未断气，但已发不出声。她瞪着愤怒到极点的双眼，紧紧的咬着牙齿，看着自己的儿子森森和小朋友被惨杀。凶手们有意增加受难者临死前的痛苦，最后又给宋夫人补上几刀。

杨虎城将军尸体的面部，还被特务淋上镪水后，才埋在一座花台里面。而宋绮云夫妇，小萝卜头的尸体被埋在松林坡戴公祠的警卫室花台下，小萝卜头的尸体被挖掘出来后，发现他当时被杀害时手里是紧紧攥着半截的铅笔。

第二次营救计划
林向北又一次得到消息说，由于国民党军队，为了加强重庆的防务，从各方面抽调了很多人力，现在急缺人手，交警一旅又在磁器口招募三百多名新兵，这次招募的是“干训班”，专门训练日后与共产党打游击，或是执行潜伏任务的特务，地点就设在渣滓洞斜对面的五灵观立人山小学内，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林向北决定再次派自己人打进去。很快张平和，杜文举等同志成了“干训班”各长官身边的传令兵和勤务员。
林向北回忆道：“因为我们当时给他们的任务，你在那个地方呢，首先要摸清情况，一个是摸清游击队干部训练班，内部的组织情况，他们搞些啥名堂，而另外主要的要把地形情况要摸清楚，歌乐山那个地方，居高临下，很复杂，很隐蔽，他那个特务岗哨林立，暗堡也很多，进出很严。一般是经过三四道程序，每进一道要有不同的身份证，通行证才能够进去。”

打入“干训班的”其中一个地下党员通过攀交情，送礼，竟然从一个特务副官手里弄到一张能进入二 三道关卡的通行证，这样一来，加上张平和他们，利用一切外出机会在山上到处勘察。一段时间后，歌乐山和渣滓洞白公馆一带的地形，已能基本摸清，与渣滓洞相连的重庆二十四兵工厂，从那里能够清楚的看见渣滓洞的岗楼，观察渣滓洞的兵力分布和地形，可谓一目了然。
林向北回忆道：“二十四兵工厂的护厂队是武装组织，护厂队除了交了些朋友以外，而且我们有个同志，在那里面掌握了一条机枪，当了机枪手，只有把二十四兵工厂那个地方掌握了过后，一方面可以潜伏一些同志，另一方面，了解渣滓洞的情况。而且我们掌握了机枪手，进一步怎么做呢，我们看形势发展情况怎么样，假如说我们有力量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通过武装直接进去。”
就这样，我们的同志埋伏了下来，观察着渣滓洞监狱的一举一动，等待着最后的行动命令。
而林向北也争分夺秒的到处奔走，积聚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等待时机的成熟。
虽然在交警一旅和二十四兵工厂有自己人，但是想展开武装营救，没有正规武装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 。林向北找到当时“反共保民第一师”的师长进行谈判，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师长答应林向北提出的带领队伍维持社会秩序和配合解放军进城这两点要求，但是，对于攻打渣滓洞，武装营救一事感到为难，因为双方兵力悬殊太大，大家经过研究后，只能放弃。
正在林向北万分焦急的时刻，坏消息接踵而至，蒋介石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要求立马解散“干训班”,二十四兵工厂警卫队接到紧急抽调指令，命令他们立刻开拔，准备上山和共产党进行游击战，这就意味着打入警备队的那些人必须立刻撤离，林向北所有的努力，又一次前功尽弃。
两次试图狱外武装营救最终以失败告终

就在大家想方设法展开自救时，又一批同志遇难了。1949年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人，被国民党在大坪刑场公开枪杀。26岁的陈然在《我的自白书》里表达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决心。直到临死前的一刻，他也没有低下自己的头颅。在这次公开处决中，当敌人宣读到“陈然，《挺进报》负责人”“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时，两位素未谋面的地下工作者才知道对方的身份。两人目光对视，欣然一笑，一起奔赴死亡。
陈然死后，时间越来越紧迫了。重庆解放指日可待，在歌乐山的监狱里却有一种异样的表达方式。看守每每送来牢饭，总要“意味深长”地念叨两句：“吃吧，快点吃吧，吃不了几天了。”在白公馆二楼单独囚禁的郭德贤，有一天听到两个看守在门外走廊上小声嘀咕：“外面那三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一封来自狱中的求救信
在紧张的氛围下，罗广斌的计划终于确定下来。可此时已经是11月10日，离大屠杀只有17天，就算罗广斌被释放，也根本来不及找营救人员了。1949年11月14日，年仅29岁的江姐惨遭杀害。这次，江竹筠、李青林、齐亮、唐虚谷、杨虞裳、胡有猷共有30人被枪杀于电台岚垭。此时，距离大屠杀仅有14天。1949年11月19日，距离大屠杀只有8天时间了，狱中最重要的一封求救信终于在这一天被传递了出去。
信中说，“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这封信署名为“吉祥”，其实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写的。监狱里300多名革命者的性命都寄托在了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上。
“蓝先生”是监狱的看守黄茂才。被成功策反的他偷偷将信带给了地下党员况淑华。
为了里应外合，狱友们又鼓励已经争取过来的渣滓洞监狱看守黄茂才，去策反渣滓洞警卫室连连长邬志声，如果他能够起义，就能保障多数狱友的生命安全。
黄茂才回忆道：“后头因为我把这个工作做了，大家思想都有些不稳定了，后来到十一月份，长官公署就把邬志声调起走了，就把他调回警卫团，去当运输营的营长去了，后来他调走过后，又把一个姓张的连长。姓张的连长是贵州人，但这个才调来，他就没得在我寝室工作，所以把邬志声工作做了，结果他一起调走，就把这个事情失误了。”
策反监狱警备部队里应外合的计划失败，让狱友们更加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国民党当局也把一天一次的放风也取消了，岗楼也加派了双岗，日夜巡逻。监狱里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了。

况淑华把信转给重庆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时，已经是11月21日了。此时大家才知道，原来大批同志被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刘康深知狱中同志已危在旦夕，马上将信抄写了三份，交给了川东地区的负责人，要求他们赶快组织营救工作。
当时，地下党组织找到准备起义的两名国民党师长，提出三个条件：一要放开大路，让解放军过江；二要保护城市安全，不能让敌人破坏；三就是要攻打渣滓洞、白公馆，救出革命者。头两个条件对方都答应了，唯独第三个，两人都没答应。他们说，“守卫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都是现代化兵器武装，实力太强啊。”最后的希望落在了刘康身上。他召集地下党核心成员，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与会者决定，单独组织武装劫狱行动。他们同时意识到，这将是一项极其困难和危险的任务。首先，营救方案的制定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由于缺乏渣滓洞和白公馆的详细情报，重庆地下党组织对这两处监狱的具体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不清楚监狱的内部结构、警卫力量的配置，甚至连监狱确切的地理位置都不能完全确定。
为了获取更多情报，地下党组织派出了多名地下党员进行秘密侦察。他们伪装成农民、樵夫甚至是迷路的旅人，冒着极大的风险，多次潜入歌乐山区域进行实地勘察。然而，由于军统的严密防守，这些侦察行动收效甚微。地下党组织只能根据有限的信息，制定了几套备选的营救方案，包括武装突击、策反看守、制造混乱趁机营救等。每一套方案都经过反复推敲和讨论，但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其次，武装力量的组织也是一个难题。重庆地下党组织虽然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但规模有限且分散，要在短时间内集中足够的武装力量参与营救，不能引起敌人的警觉，需要极其精密的协调和安排。刘康等人日夜奔波，秘密联络地下武装小组，逐步调集人员。为了掩人耳目，这些人员被分散安置在重庆市区和郊区的多个秘密据点。
武器装备的缺乏成为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地下党组织的武器储备十分有限，大多是手枪和少量步枪，难以应对可能遇到的激烈战斗。为此，刘康甚至冒险联系了一些同情革命的国民党军官，试图秘密购买或者借用一些武器。除了武装力量，营救行动还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持。地下党组织开始秘密储备食品、医疗用品和交通工具。他们在撤退路线上设立了多个秘密据点，为可能的紧急情况做准备。

被中断的营救行动
随着时间推移，营救行动的难度不断增加。国民党当局对重庆的控制越来越严，搜查和逮捕行动日益频繁，使地下党组织的行动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挤压。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彻底打乱了原有的计划，最终导致营救行动中断。首先，11月20日，一个重要联络点不幸暴露。这个联络点位于重庆市区一家不起眼的杂货铺内，是地下党组织传递信息和协调行动的关键枢纽。
当天下午，一名不知情的顾客无意中发现了藏在货架后的秘密暗格，里面存放着一些密码本和联络名单。这名顾客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报告，导致军统迅速展开了大规模搜查行动。联络点的暴露犹如一场地震，给整个营救计划带来了沉重打击。地下党组织不得不紧急销毁文件，更改联络方式，重新布置人员。这不仅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还打乱了原有的行动节奏。
紧接着，11月22日，伪装成樵夫在歌乐山区域进行实地勘察的两名地下党员在执行任务时引起了军统特务的怀疑。在盘问中，一人不慎露出马脚，导致两人都被逮捕。二人被捕，不仅使得组织失去两名重要成员，更重要的是，可能会导致营救计划的细节泄露。虽然他们并不清楚完整的计划，但其掌握的信息足以让敌人提高警惕。为应对这一突发状况，地下党组织不得不紧急调整计划。原定的营救路线不得不废弃，武装力量的部署也要重新安排，大大增加了行动的难度和风险。
11月23日，距离大屠杀还剩4天，营救方案终于确定。当时的国民党二十四兵工厂的厂长对当地的路线很熟悉，是营救的最佳带路人。刘康与他碰了头，但因为周围的环境不便交流，便决定27号再去找他。刘康并不知道，这将导致他们彻底失去营救机会。

尽管困难重重，但地下党组织始终没有放弃。他们竭尽全力，试图在最后时刻挽救身陷囹圄的同志。可在11月24日，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负责协调营救行动的核心成员之一张明在前往一个秘密会议地点的路上遭遇了一次意外的军警临检。虽然张明机智地避开了盘查，但随身携带的一个装有部分行动计划的公文包不幸遗落在现场。
当张明意识到公文包丢失时，为时已晚。军警很快发现了这个可疑的公文包，并将其上交给了上级。虽然公文包中的文件经过特殊处理，短时间难以破译，但敌人显然已经察觉到有重大行动正在筹划中。这一事件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当局立即加强了对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戒备，增派了大量警力，并在周边展开了大规模搜查。原定计划中的几个关键突破口瞬间失去了作用，方案面临着全盘皆输的危险。
11月26日，参加营救的相关人员已经落实，由当时弹子石的“中央警察学校”的进步学生组成；驻守机场的国民党连长、地下党员王正修和准备起义的江北十区区长陈秉国同意出借枪支；王正修和周凯负责军事指挥。面对着严峻的局势，地下党组织陷入了两难境地：是冒险继续推进已经暴露的营救计划，还是暂时中止行动寻求新的机会？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地下党组织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暂时中止营救行动。参与决策的人们深知，这可能意味着放弃了拯救渣滓洞和白公馆革命同志的最后机会。然而，理智告诉他们，在当前的情况下强行行动，不仅难以达成目标，还可能导致更多同志白白牺牲。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过，没能阻止那场悲剧的发生。这一艰难筹备的营救行动，成了解放战争时期一个鲜为人知但令人动容的篇章。
11月26日，第二野战军先头部队的两个营已经到达了重庆近郊南温泉，距离歌乐山只有几十公里。镇守此处的敌人力量不下一个师。双方打响了解放重庆最艰苦、最激烈的南温泉遭遇战。当晚，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从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手中接过了经过批准的屠杀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