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张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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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博物馆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三面环山，一水中流，土地宽阔肥沃，山水奇秀俊美，物产丰饶繁盛，文化绚丽多姿，素有“金张掖”和“塞上江南”之美誉。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置张掖郡。这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内涵和厚重历史积淀的古城，距今五千年左右，马家窑文化先民就在这里定居耕种，汉唐丝绸之路均以张掖为汇集，东西交往、南北通利，是中华文明向西传播的基地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前沿。众多的历史遗迹和馆藏文物表明，张掖既是佛教文化东渐的必经之路，也是西北各民族交流融合的胜境沃土。 张掖重要历史遗迹分布示意图 张掖古代历史沿革简表 第一单元弱水溯源史前至先秦（约公元前3000年－前221年）弱水是黑河的古称，张掖北倚合黎山、龙首山，南靠祁连山，黑河流过境内。《尚书·禹贡》：“导弱水至于合黎。”弱水滋养了张掖的古代先民，她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开拓进取，创造了璀璨的史前文明，留下了丰富的史前文化遗迹,成为中华民族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张掖的历史长河悠远深邃，欲知其源、欲知其长，不妨让我们逆流而上，追寻它最初的起源。 张掖境内远古文化与历史王朝的时序对照 马家窑文化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县马家窑遗址，马家窑文化主要有马家窑、半山、马厂等三个连续发展的类型，距今约5000—4000年。2009年，在张掖市山丹县位奇镇二十里堡村采集到马家窑类型陶器。同年，在民乐六坝乡五坝村发现半山、马厂等文化类型墓群，共发掘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墓葬53座，出土了一批陶、石、骨器等重要文物。 齐家文化1924年首次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距今约4200—3700年，已进入早期青铜时代。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特色鲜明，色彩多用黑彩，主要纹饰有折线纹、三角纹、菱格纹等。 西城驿遗址考古成果 四坝文化1948年首次发现于甘肃山丹县四坝滩遗址，主要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距今约3900—3500年，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民乐东灰山、西灰山、张掖西城驿遗址均为经过发掘的四坝文化代表性遗址。 膳马、沙井文化2012年以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张掖农场遗址、山丹过会台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通过发掘，初步确定张掖农场是一处沙井文化遗存，山丹过会台遗址是一处骋（shan)马文化遗存。沙井文化、膳马文化在张掖地区的发现，改变了以往认为沙井文化仅分布在武威地区、膳马文化仅分布酒泉地区的认识。结合现有的调查、发掘资料，可以初步建立张掖地区史前文化序列，即马家窑一半山一马厂//齐家文化、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膳马及沙井文化。 西戎故墟禹封雍州之域，据三秦之上流，控中原之扼塞，交戎虏之区，逖临西陲。西周时，戎、狄两族逐水草而徙；春秋战国之际，乌孙、月氏（zhi）两族杂居，民乐的永固城和临泽的昭武城，都是月氏人在黑河边营建的城堡。汉代初年，匈奴日益强大，河西遂为匈奴右贤王领地。月氏族关于月氏的来源，中外史学家看法不一。据中国学者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氏”，《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或“禺氏”。关于月氏的族属，中国古籍如《魏略》称其为羌，《旧唐书》称其为戎。月氏王城周秦之际，月氏人的统治中心在河西走廊中段的昭武城（今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昭武城“前临山麓，地当水湄；材阜林椒，不啻仙源”，三水环绕，一山背靠。月氏人在昭武城一带放马牧畜，逐渐发展壮大。乌孙族乌孙是春秋战国之际游牧于河西走廊一带的古代少数民族，首领称“昆莫”或“昆弥”。现代人类学家研究古乌孙人遗骨后认为，乌孙在种族方面与塞种人接近。乌孙西迁路线春秋战国时期，乌孙和月氏杂处，在敦煌祁连间游牧，张掖一带是其活动的范围。西汉初年，乌孙在新疆伊犁河一带击败大月氏，此后建立“乌孙国”。匈奴族《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部分学者根据《史记》记载的后半段文字，认为匈奴原是山戎、猃狁(xian yün)、荤粥。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xun yù)，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 第二单元张国臂掖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年-220年）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骠（piao)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逾焉支山，击败匈奴，扬威（I）得，浑邪（yé)、休屠（chú）二王降汉。公元前138年起，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丝绸之路”凿通。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置张掖郡。张掖为“河西四郡”之一，河西地区始纳入西汉王朝版图。 元鼎置都张掖建郡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一方面修筑边防障塞，加强防卫，另一方面移民实边，发展农业，开挖千金渠，开始了对张掖及整个河西地区史无前例的开发。铁器生产工具的普及、中原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张掖农业经济的发展。至西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张掖郡计有人口24352户，88731人，是当时河西四郡中地域最大、人口最多的郡。张掖郡隶属十县列表 移民屯田 张掖属国 汉塞简介 居延塞《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汉居延县故城在甘州张掖县东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汉遮虏鄣，强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筑。”据此，则路博德是在居延泽附近修筑遮虏鄣，后世称之为居延塞。 肩水金关遗址肩水金关是汉初居延塞防线上设置的唯一关口，它的最高长官是肩水都尉，属于边郡职官，归张掖太守管辖。肩水都尉设有肩水都尉府，属官有都尉丞、侯、千人、司马等。自都尉以下，有候官、候长、燧长三级，所居之地，大者曰城或鄣，小者曰燧。汉代有严密的烽火制度，守烽燧的人数有五六人或十多人，由燧长管理。 行马画像砖汉代（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1966年三闸乡（现张掖市甘州区三闸镇）庚名村一社墓葬出土 天汉遗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张掖黑水国遗址、甲子墩墓群、民乐八卦营、高台骆驼城、许三湾等地陆续出土了大批汉代遗物，这是汉代“事死如事生”观念下，厚葬之风的真实体现。黑水国北城遗址北城位于国道312线之北，距南城2.7公里。城址地处数米厚的河湖相红色粘土沉积层上，城垣亦就地挖取红色粘土筑成。城郭形制近似方形，墙基坍宽5~7m，顶宽1.5~2m，残高2~6.3m，夯层厚11~20cm。阎文儒先生考察后认为其修筑年代最晚筑于汉，直到唐时仍未废。结合正史及地湾城址（汉肩水候官治所）、汉金关遗址等出土汉简所记有关里程等史料考证，北城应为汉至隋代张掖郡治得县。博山炉(1986年黑水国二号墓出土）又名薰炉、博山香薰，是中国汉、晋时期常见的焚香所用的器具，常见的为青铜器和陶瓷器。早期的博山炉多为铜铸，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象征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绿釉陶砚（1986年黑水国遗址南城墓葬出土）圆形，红陶质，表面及底通身施绿釉，砚台由上小下大两个圆盘叠而成，中间凸起，器底有三个鹅冠足，足外撇，覆盒形盖，顶端附加一立姿羊形纽，直口沿内敛，器形小巧玲珑，工艺精致。 永固城墓群汉至魏晋时期墓群。位于民乐县永固乡西面。墓群有高大封土堆10多个，俗称“大疙瘩”，封土用黄土夯筑或土坯垒筑，墓葬为砖室结构。墓群遗存有砖块及灰色绳纹、蓝纹陶片。西五个疙瘩墓群位于肃南县明花乡的戈壁荒滩上，因地面有5个高大的封土堆而得名。五座墓均用黄土夯筑，略呈方形，面积约1000平方米。地面散布大量的灰陶片，成器形的有瓮、罐、壶、盘、豆等，其器表纹饰有绳纹、水波纹、蓝纹。出土陶器、铜器和金银器22件，其中朱雀纽盖青铜壶、猴形三足青铜案、金钱树（残）、金箔花饰为精品。东汉四灵神兽图画像砖（1990年甘州区明永乡沤波村1号汉墓出土）画像砖从东汉晚期开始流行，集民俗信仰和艺术造型为一体兼具实用、装饰的功能。四灵神兽砖在其他地区多为一砖一兽，此砖作一砖四兽，且中心画区饰以柿蒂纹，极为罕见。汉代推崇五行谶纬学说，以青龙代表东方、白虎代表西方、朱雀代表南方、玄武代表北方，《三辅黄图·汉宫》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这是汉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风气下，将四灵神兽画像砖施于墓葬装饰的一种具体表现。民乐八卦营汉墓群位于民乐县永固镇八卦营村东，墓群面积达246万平方米。墓室结构有单室、双室和三室，墓群出土器物比较丰富，有各类陶器、铜器、木器等物，随葬有陶灶、壶、盆、杯等和汉代钱币，为研究汉代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双墩滩墓群位于张掖市小河乡东五村北，是一处汉晋墓群，面积约30万平方米。采集有釉陶耳杯、灰陶罐以及狩猎画像砖等，地表散见灰陶片及砖块。墓葬保存较好，对河西汉代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东汉模印瑞兽陶仓楼（1970年甲子墩汉墓群出土)甲子墩汉墓群位于张掖市甘州区碱滩乡甲子墩村。面积约5平方公里，有20余座封土墓。夯筑封土，呈方形，地表散见子母砖和大量绳纹灰陶片。出土陶器有罐、壶、釜、案、耳杯等，还有木马、木牛、五铢钱等物。 模印瑞兽纹陶仓东汉（25—220年）1981年张掖县黑水国遗址墓葬出土 釉陶西汉中期以后，开始出现一种器表施铅釉的陶器，釉色有绿色、黄色、褐色等，釉层明亮、光泽照人。釉陶盛行于东汉，器类较多，有鼎、壶、盒等各类容器，还有博山炉、仓、灶、井、楼阁、院落及人物和动物雕塑等，多用作随葬品。汉绿釉陶钟 军马牧苑汉武帝时改太仆为仆，专管养马事务，下设太仆丞，以及下属马厩的令、巫或长、垂。同时在河西走廊大马营草原（今张掖山丹军马场）设牧师苑。培育出的山丹马，驰名天下，逾30万匹，为汉王朝开疆扩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此后遂成为历代皇家军马养殖基地，经久不衰。柁侯堡故址柁(dù）侯堡位于张掖市甘州区碱滩乡，为汉代张掖郡休屠王太子稗侯金日磾（mi di）故址。金日磾，字翁叔，生于公元前134年，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年），霍去病两次西征后，浑邪王杀休屠王归汉，金日磾由王太子沦为汉宫奴，为汉武帝豢养御马，赐姓金，称为马监。因其忠心耿耿，逐渐晋升为侍中、附马都尉、光禄大夫、车骑将军，后成为托孤大臣之一，汉武帝临终遗诏，封其为侯。 山丹军马场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大马营草原，地跨甘青两省、毗邻三市（州）六县，总面积329.54万亩，海拔2420-4933米。 青铜立马汉代（公元前202年一公元220年）1989年张掖市沙井乡（现张掖市甘州区沙井镇）收缴 魏晋光华相对于战乱频仍的中原，偏安一隅的河西地区民生殷富。在张掖地区陆续发现的魏晋墓画像砖中，呈现纷纭世态，弥散千年遗韵，充分反映了当时多彩多姿的生产生活场景。 许三湾遗址位于张掖市高台县新坝乡许三湾村西南。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84米，东西宽66米。墓葬群出土有魏晋时期的彩绘画像砖、模印砖、木牍、前秦时期的木俑、彩绘木板画、牵马俑以及各类陶器、木器等。魏晋画像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张掖高台县骆驼城、许三湾墓群陆续发现了数座魏晋时期彩绘画像砖墓。绘画内容主要为反映墓主人生产生活情景的主仆图、宴乐图、帐居图、狩猎图、进食图、车马出行图等，具有强烈的生活写实气息，被喻为魏晋壁画的艺术长廊。采桑图（骆驼城墓群出土)骆驼城的魏晋画像砖在绘画技法上表现出很高的水平，极具观赏价值，举凡人物、车马、动物、服饰等，寥寥数笔，形神兼备，与这一时期的绘画风格一脉相承，颇有东晋绘画名家顾恺之“春蚕吐丝，传神写照”笔法的神采。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魏晋南北朝时期张掖政权简图 骆驼城遗址高台县骆驼城始建于东晋陲安元年（397年）。是后凉建康郡太守段业另立年号建立的北凉国国都。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骆驼城不但是北凉初建时的国都，而且是汉代乐涫县、唐代建康军的故址。骆驼城遗址位于张掖市高台县骆驼城乡永胜村西3公里处，面积29.92万平方米，分为南、北两城。城内地表遗存有汉一唐时代的砖、瓦、陶片，北城内有建筑遗迹9处。 第三单元北凉风云魏晋十六国时期（317年-581年）东晋隆安元年（397年），段业建北凉国，都建康（今高台骆驼城遗址)。北凉永安元年（401年），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称凉州牧、张掖公。北魏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攻灭北凉，凉州治所移永平，称西凉州。西魏废帝三年（554年），改西凉州为甘州，始有甘州之称。 黑水梵音北凉时期，张掖成为北方佛教的圣地之一。现存于张掖肃南马蹄寺石窟群的千佛洞石窟及金塔寺石窟，是佛教在河西走廊兴盛发展的标志。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具有较强的西域风格，对后世北魏、隋唐的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沮渠蒙逊(366年—433年)临松(今甘肃肃南)卢水胡人，北凉国君。喜爱读书，颇晓天文，有谋略，善用兵。执政期间，能擢任贤才，劝课农桑，国势日强。金塔寺石窟位于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城东南80余公里的临松山中，北凉建窟，石窟开凿在距地面60米高的红色砂岩崖壁上。现存造像229身，壁画近百平方米，金塔寺东西两窟都具有较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特别是两窟内的“高浮雕彩塑飞天”，全国独一无二，是十分罕见的艺术珍品，被誉为“东方飞天之精华”。 第四单元万国咸宾隋唐时期（581年-907年）隋置张掖郡，大业五年（609年），炀帝西巡张掖，在焉支山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这是现代“世界博览会”的雏形。唐河西节度副使兼河西兵马使驻地张掖。现存的唐代铜钟、写经、胡人牵驼砖、波斯银币等文物充分展示了盛唐文化的风采。 炀帝西巡《资治通鉴》记载“帝至燕支山，伯雅、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七国谒于道左……骑乘嗔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隋炀帝西巡路线示意图路线：洛阳一长安一渭河一武功一扶风（今凤翔）一天水一陇西一狄道（今临洮）一临津关（今循化东）—渡黄河一西平（今青海西宁)一大斗拔谷—张掖。山丹焉支山焉支山是祁连山的一条支脉，位于山丹县城东南50公里处。自古便有“甘凉咽喉”之称。因山中生长一种花草，其汁液酷似胭脂，山中妇女用来描眉涂唇而得名。 山丹焉支山焉支山是祁连山的一条支脉，位于山丹县城东南50公里处。自古便有“甘凉咽喉”之称。因山中生长一种花草，其汁液酷似胭脂，山中妇女用来描眉涂唇而得名。 裴矩《西域图记》序(选自清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上》）《西域图记》隋尚书左丞裴矩编纂，记录西域各国地理资料为主的地方志。隋统一南北后，裴矩见朝廷对西域诸国了解不足，编写《西域图记》献给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炀帝亲征吐谷浑、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与裴矩献书有密切关系。 盛唐气象丝路驼队络绎，古道钟声悠扬。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是物畅其流的商贸之路，是文化交流的融合之路。它将沿线诸国的饮食、风俗、服饰、乐舞、宗教等播撒到中土。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又将西方文明传入中原，深深地影响着唐代的民风民俗，突显着各民族鲜明的个性，凝聚着先民杰出的创造智慧。 鎏金铜带钩唐代（618-907年）山丹县博物馆收藏 巡视河西初唐时期河西经济走出困境，得力于武则天，发端于陈子昂。唐武后垂拱二年（686年），陈子昂奉旨巡视考察河西，重点是甘州，事后向武则天奏呈了《上西番边州安危事》，提出关于河西发展的远见卓识，此后张掖屯田活动蓬勃兴起。 大唐流行“甘州曲”唐宫圣乐《霓裳羽衣曲》当垆胡姬笑春风 铜钟唐代（618-907年）原悬挂于张掖市中心建筑钟鼓楼上 模印骑马武士画像砖唐代（618-907年）张掖市甘州区新乐小区唐代墓葬出土模印莲花纹画像砖唐代（618-907年）张掖市甘州区新乐小区唐代墓葬出土模印胡牵驼画像砖唐代（618-907年）张掖市甘州区新乐小区唐代墓葬出土模印牵马武士画像砖唐代（618—907年）张掖市甘州区新乐小区唐代墓葬出土 唐代丝绸之路示意图 军事重镇唐初，甘州的防务相当薄弱，陈子昂视察河西防务后，将安北都护府迁至西安城（今张掖碱滩乡东古城），并在删丹硖口驻军，大大加强了甘州防务。此后，武则天采纳建议，把蓼泉（今张掖蓼泉）守捉扩编为“建康军”，移驻建康城（今高台骆驼城），由甘州刺史兼任建康军使，兼管甘州城防，甘州军事重镇的地位由此日益突出。 商旅络绎在汉唐的千年间，河西社会商业经济十分繁荣。外邦商旅不远千里，蜂拥而至，中原商贾四方云集，谋求商机。随着东方丝绸的西出，西方奇货的东进，商品市场日益扩大。隋唐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河西成为中国对外商品交易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诗咏甘州张掖古郡，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商旅往来之所，更是唐代许多诗人吟咏赞叹的对象。开唐诗新风的陈子昂，边塞诗人岑参、高适，盛唐名家王维，中唐杰出诗人韦应物、元稹，均留下与张掖相关的千古佳作。 第五单元民族交融五代至元代（907年-1368年）唐安史之乱后，吐蕃（bo）乘机占领甘州。咸亨年间，西迁回鹘的一支，在首领庞特勤的带领下，在甘州设立牙帐，进而统一河西。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击败甘州回鹘，建立西夏。元置甘肃行省，张掖为省会，甘州成为河西走廊的驿道中枢和商贸的重要城市。 吐蕃军镇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七月，吐蕃攻陷甘州，至大中五年（851年），统治达七十年之久。占领河西后，吐蕃开始按军事、部落制度实施管辖，采取“计口授田”等措施，以安抚民心，巩固统治。 甘州归义唐大中三年(849年），张议潮领导的归义军驱逐吐蕃守将，攻占了甘州，推翻了吐蕃贵族长达七十年的统治，甘州重新纳入唐朝的管辖范围。 回鹘牙帐唐开成五年（840年），漠北回鹘汗国宰相句录末贺与黠戛（xiá jiá）斯相勾结，杀回鹘可汗，汗国分崩离析。咸通十三年(872年），西迁至河西走廊的回鹘首领庞特勒在甘州设立牙帐，史称“甘州回鹘”。回鹘（hu）原名“回纥（hé）”，是唐代前期继突厥之后，崛起于漠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唐王朝多次以公主下嫁回纥可汗，可汗称唐天子为舅，自称外甥。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改回纥为“回鹘”。 晚唐回鹘西迁路线图公元840年，回鹘政权被黠戛斯推翻后，大部分回鹘人向西迁徙。一支迁到葱岭以西，一支迁到河西走廊，成为甘州回鹘,一支迁到西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州回鹘又向西发展，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西州回鹘后来改称为＂畏兀儿＂，也就是今天的维吾尔族。遣使中原在甘州回鹘政权存在的一个多世纪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除派遣使者朝贡，并接受其册封和回赠外，同时还以“朝贡”的名义和方式进行贸易活动。 甘州回鹘唐末五代之际，长期受回鹘人统治的黠戛斯人起兵反抗，回鹘被迫迁徙，其中一支占据甘州，称为“河西回鹘”（甘州回鹘）。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甘州回鹘败于党项人李元昊，退到柴达木一带游牧，称为“撒里畏兀”。南宋时，蒙古部落进驻此地，两者融合。明代史书把这部分回鹘人和蒙古人统称为“撒里畏兀尔”，今张掖裕固族起源于回鹘。 回鹘文 西夏郡府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五月，党项族李元昊击败甘州回鹘，夺取甘州，进而统一河西。西夏建国初，张掖设甘肃监军司，1037年升甘州为镇夷郡，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又设宣化府，针对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宣抚感化。党项族崇尚佛教，大力发展生产，使张掖成为西夏的粮仓和牧业基地。西夏疆域图（公元1111年）李元昊（1003年-1048年）党项崛起党项族在唐初开始强大起来。唐末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平黄巢起义有功被赐姓李，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后经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子孙三代经营，称雄西北，建立西夏。公元1028年李元昊攻破甘州回鹘，进而统一河西，于1038年建立西夏。 大佛寺西夏崇宗李乾顺时期，国力鼎盛，永安元年（1098年），修建张掖大佛寺。寺内安放的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像，卧佛长34.5米，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室内卧佛像。大佛寺原名迦叶如来寺，明永乐九年（1411年）敕名宝觉寺，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敕改宏仁寺。西夏崇宗李乾顺(1084年—1139年）大佛寺的主体建筑——大佛殿张掖大佛寺释迦牟尼涅槃像佛身长34.5米，肩宽7.5米，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室内卧佛像。造像木胎泥塑，金妆彩绘，面庞贴金，头枕莲台，右手枕于脸下，左手伸于身侧，侧身而卧，双眼半闭，嘴唇微启，形像丰满端秀，姿态恬静安详。胸前饰斗大“”字符号，梵文寓意“吉祥海云相”。卧佛身后塑十大弟子举哀像，姿态谦恭，表情各异，首足处塑大梵天、帝释天立像各一尊，女像云髻高挽，彩带飘扬；男像面目威严,峨冠博带。整组造像造型精美，线条流畅,神态自然，栩栩如生。 白釉印花卉纹碗西夏（1038-1227年）1970年张掖城区五凤楼出土西夏文“首领”铜印西夏（1038-1227年）1989年张按市民乐县出土 黑河建桥碑西夏乾佑七年（1176年）张掖市新墩乡下龙王庙采集 西夏瓷器器型以扁壶、四系瓶、大口缸、帐钩等最具特色，多为黑、褐、白釉，瓷胎呈浅黄色，装饰手法以剔、刻釉为主，纹饰以牡丹等植物纹居多，纹饰简洁、色泽莹润，风格粗犷质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独树一帜。黑釉剔花纹缸通高75、口径57、底径27厘米。2001年，肃南县沙河镇牧民羊圈出土。大口，鼓腹，平底，近底处有一小孔。通体施黑釉，腹部剔刻大叶海棠花，是目前所见器型最大的西夏瓷器。 甘肃行省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至元八年（1271年）定国号为元。全国设中书省及十一个行中书省，其中甘肃行省治所甘州（1281年），又为蒙古世系豳（bin）王封地。这是以“甘肃”命名地方政区之始。元世祖忽必烈（1215年-1294年）建立行省忽必烈建立了行省制度，推行“汉化”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进行改革，加速了蒙古族的封建化过程，他还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河西商埠元代甘州路为甘肃行省省会，是河西的驿道中枢，也是经销茶叶的转口城市。主要有米粮市、皮毛市、牛马市、骆驼市、珠宝市及人市（买卖奴隶），商业主要控制在贵族、官僚、色目人手中。驿站唐代在黑水国（时称“张掖故城”）设立了巩驿；后来，巩笛驿被西夏和元朝沿用，元代在黑水城设立过“巴刺哈孙驿”，民间称之“西城驿”。多元宗教元代是各种宗教并存的时代。随着蒙古统治者的汉化，中原地区的佛教逐渐被接受。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亦同时得以进一步发展。元大德九年（1305年）佛像元代《重修文殊寺碑》拓片（又名“元太子碑”肃南县民族博物馆藏） 青玉荷塘鹭鸶纹纽元代（1271-1368年）1970年张掖大佛寺金塔殿地宫出土 白玉灵楚蟠螭纹纽 白玉海青天鹅纹纽元代（1271--1368年）1970年张掖大佛寺金塔殿地宫出土 青玉荷塘鹭鸶纹纽元代（1271-1368年）1970年张掖大佛寺金塔殿地宫出土 大德年官造玉壶春铜瓶元代（1271—1368年）1991年张掖市碱滩乡老人坝村十一社赵学金捐赠 皇城遗址元代所筑皇城故城，位于张掖肃南县皇城镇东南的皇城村，分南、北两城。城内有宫殿建筑遗址，规模宏大、装饰不凡；有两道护城河和凹凸状的墩台，建筑形制十分独特。皇城滩水草丰盛，宜畜宜牧，自古以来为兵家要地。 1274年，马可·波罗由肃州抵达甘州，进入河西走廊，在甘州停留一年后离去。《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甘州是一大城，即在唐古忒境内，盖为唐古忒全州之都会，故其城最大而最尊。居民是偶像教徒、回教徒及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在此城中有壮丽教堂三所。偶像教徒依俗有庙宇甚多，内奉偶像不少，最大者高有十步，余像较小，有泥塑者，有石刻者，制作皆佳，外傅以金，诸像周围有数像极大，其势似向诸像作礼。——《马可·波罗行纪》第六十一章冯承钧译 元代甘州画师史小玉在敦煌莫高窟绘制《千手千眼观音》壁画场景 史小玉与《千手千眼观音》壁画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莫高窟。第3窟壁画“千手千眼观音壁画”为元代甘州画师史小玉所绘，标志着元代绘画艺术的高度发展，成为莫高窟晚期石窟艺术的绝响。 明代九边重镇示意图 第六单元府城遗韵明清时期（1368年-1911年）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张掖被列为“九边重镇”之一，为河西走廊“襟喉锁钥”之地。明朝初年，甘州设茶马司。清雍正三年(1725年)，设置甘州府，张掖既是府城治所，又是甘肃提督驻地，也是清代保证西北用兵的重要军需基地。明清两代，甘州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城市建设日臻完善，文化教育繁荣鼎盛，始有“金张掖”之美誉。 茶马互市明朝初年，甘州设茶马司，负责管理甘州茶马互市。作为明王朝控制边关的手段和西部少数民族之间沟通的枢纽和桥梁，茶马司在发展经济、保境安民、民族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初西北四大茶马司分布图北茶马古边路线图 边塞重镇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都督宋晟扩建张掖城。明正德二年(1507年)，都御使才宽建镇远楼于城中央，“街巷准此环分”。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巡抚都御使杨博与甘肃镇副总兵吉象，巧借天险，修山南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巡抚都御史陈棐（fei)，修筑“扼边六险”，创造“守城六将”防卫器械，研制“破虏三车”，张掖军事防御称雄河西。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年）《申用懋绘九边图》甘肃镇城部分甘肃镇为明代九边重镇之一，镇守地区相当于今甘肃嘉峪关以东、黄河以西和青海西宁市附近一带，总兵官驻甘州卫。甘肃镇位于九边的最西端，明孝宗曾对臣下说：“盖以本朝边境惟甘肃为最远，亦惟甘肃为最重。祖宗于此屯兵建阃(kin)，非但制驭境外之生夷，亦以抚绥境内之熟羌也。”甘肃镇在明朝的边防体系和对外贸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移民屯垦 龙泉窑豆青釉刻花卉纹碗 明代（1368-1644年）1980年张掖梁家墩乡（现张掖市甘州区梁家墩镇）墓葬出土龙泉窑豆青釉印纹信时荔罐明代（1368--1644年)1982年张掖梁家墩多（现张掖市甘州区梁家墩镇）亲葬出土孩儿枕明代（1368-1644年）1983年张掖征集 军政辖防清顺治二年（1645年），陕西总督孟乔芳率清兵占领甘州，张掖仍为甘肃镇治所。雍正三年（1725年），张掖设置甘州府，下辖张掖、山丹、高台三县，后又分设东乐分县和抚彝（yí）厅。清代甘州府城为甘肃提督驻地，“四面番回”、“华夷交会”，是中原通往西北边陲的重要军事通道。 塞上江南清代，张掖为甘州府、县治所,甘肃提督统军驻地。城内官邸衙署、寺观书院、楼台亭榭、商号市场等鳞次栉（zhi）比、井然有序，往来商贾云集，边塞交易频繁，成为清廷在西北用兵的军需总汇之区。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城市建设逐步完善，文化教育繁荣鼎盛，“金张掖”之誉名扬宇内。 左宗棠设立西征粮台左宗棠（1812年一1885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钦差大臣左宗棠奉命西征新疆，后在此设置西征粮台，采办粮食。左宗棠在甘州期间，组织民众开渠灌田，扩建河西粮道，路旁遍植杨柳，时人称为“左公柳”，并赋诗赞道“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宗棠西征新疆 甘州晋商晋商是清代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晋商除创立和发展了享誉全国的票号外，在茶叶贸易上运销地区包括了湖南、广东、陕西、甘肃、新疆和青海等省以及俄、英等国。晋商往来贸易活跃并促进了清代张掖地方经济的繁荣发展。 张掖钟鼓楼模型2017年甘肃省永靖县木工非遗传承人制作 阿弥陀佛带座铜坐像明代（1368-1644年）2012年张掖大佛寺土塔佛龛取下药师佛铜坐像明代（1368-1644年）2012年张掖大佛寺土塔佛龛取下鎏金释迦佛铜坐像明代（1368-1644年）1987年张掖县文化馆移交 鎏金宗喀巴铜坐像明代（1368-1644年）1987年张掖县文化馆移交鎏金释迦佛铜坐像明代（1368-1644年）1987年张掖县文化馆移交释迦佛铜坐像明代（1368-1644年）1987年张掖县文化馆移交 铁佛明代（1368-1644年）2013年捐赠 甘州府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张掖县知县富斌用朝廷拨款加固张掖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甘肃提督张永清、甘州知府诚瑞、张掖县知县张心镜等人筹款补修。从此,张掖城垣完固，城内官邸、衙署、道观、寺院、庙宇、学堂、庭院、王府、民宅、商号、市场等鳞次栉比、星罗棋布。清人赞叹：“一城风光，半城塔影，苇席连片，古刹遍地。” 文风昌炽张掖是多元文化的交融孔道，清代张掖文化及人文精神具有开放兼容的优势和渗透包容的特性，在此背景下张掖出现了一大批独具特色的人文珍品。明清以来，张掖出现了一些较有成就的画家，其中著名的有贾式古、张心斋和周家惠、周家志兄弟、冯琳等。民间音乐家王珊苔，精通琴艺，造诣高妙。近代，林则徐、李宣、裴景福、罗家伦的诗文脍炙人口。吴可读、阎汶、左宗棠、龙锡庆、曹设的散文不仅记录了历史重大事件，而且也有骇世醒俗之言。清代张掖画家冯琳《雄鹰图》林则徐(1785年—1850年）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五至九月初四,林则徐在流放新疆伊犁途中，行经甘州，当地志士仁人热情予以款待，林则徐在日记中详细纪录了在甘州的行程。 明清时期张掖书院一览 《题甘泉书院八咏》 张掖历史大事年表 历史，是一条河，承载着城市千百年的荣辱波澜；历史，是一本书，讲述着城市每个篇章的曲折传奇。精彩纷呈的历史场景，真实可感的历史物证，前赴后继的历史人物，风云变幻的历史主题，昭示着地域文明演进的本质规律，启迪着张掖人民奋发地开拓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