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山东云峰山郑道昭摩崖石刻的关注与拓本研究

庐陵茶人阿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差路过济南，遇一日本旅华考察团，说是去平度县云峰山考察摩崖石刻。我一听顿生兴趣，因为当时我刚写完一篇旅游散文《中国的摩崖石刻》，顺道跟着考察团学者们去转转，也不失为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未能想到一次偶遇，却带给了我一生离不开的学习与研究。此后，我收藏了云峰山石刻《郑文公上碑》整拓本、清拓本《天柱山八种》以及日本与内地出版的各类研究资料、拓片等。这里我将日本学者对山东云峰山郑道昭摩崖石刻的关注和研究，作一简要介绍：

　　云峰山摩崖石刻主要为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及其子郑述祖所刻，如《郑文公上碑》（511年）、《天柱山铭》（565年）等，但刻成后数百年间未被广泛关注。自北魏至北宋，长期一直湮没无闻。

直到北宋末年，著名金石学家赵明诚才在《金石录》中首次收录《郑文公上碑》，这是该碑最早的文献记载。然而，当时也并未引起书法界的广泛重视。

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对《郑文公上碑》的记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碑的位置

赵明诚记载《郑文公上碑》位于“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阳”（即山东平度天柱山南侧）。

②与下碑的关系

他指出《郑文公下碑》位于莱州云峰山，并提到“上碑在南直四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说明两碑内容相近，但上碑字迹较小且风化更严重。

③碑文内容

赵明诚未详细记录碑文，但提到碑文记述郑羲生平及郑氏家族事迹，并考证了碑主及书碑者可能为郑道昭。

云峰山摩崖石刻直至清代，由于碑学复兴的推动，才被人们重新发现。

清代中后期，书法家包世臣、叶昌炽等因反对“馆阁体”的僵化风格，倡导学习魏碑，埋没千年的《郑文公上碑》才逐渐被书法界重视。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盛赞该碑“集篆情、分味、草韵之大成”，进一步提升了其学术地位。

　　日本学者对山东云峰山郑道昭摩崖石刻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初，并在拓本收藏、学术研究及出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1. 日本学者的早期关注与研究

日本对云峰山石刻的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初期，受中国清代碑学影响，日本书法界和汉学界开始重视北魏石刻艺术。云峰山石刻因其独特的“圆笔”风格（康有为称“云峰为圆笔之极轨”）备受关注。

早期考察：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学者如关野贞、水野清一等在山东进行实地考察，记录云峰山、大基山等地的摩崖石刻，并带回部分拓本。

学术研究：日本京都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者将云峰石刻与龙门造像、冈山摩崖并列，视作魏碑三大体系之一，并探讨其书法史地位。

　　云峰山摩崖石刻（尤其是《郑文公碑》）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魏碑风格“承汉隶之余韵，启唐楷之先声”，受到清代以来金石学家和书法家的推崇。尤其是日本书法界对魏碑书法有着更深入研究，云峰山石刻作为北魏书法的代表作，对日本书道（尤其是楷书和隶书演变研究）产生过影响。清代碑学大家包世臣、康有为对《郑文公碑》的高度评价，也直影响了日本学者的关注。

2. 日本藏郑道昭摩崖拓本

日本收藏的云峰山拓本主要来自战前考察及私人收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

堀越喜博藏《置仙坛诗》拓本：现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为郑道昭在大基山所书五言诗，拓本字口清晰，展现了北魏摩崖书法的自然韵致。

三井文库藏《郑文公碑》拓本：日本三井家族收藏的早期未剔本，被用于书法研究及出版比对。

京都大学藏《论经书诗》拓本：与二玄社出版的版本相比，日本藏本更早，字迹保存较好。

3. 日本的出版与研究著作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更加促进了日本学界对云峰石刻的研究，即不仅限于拓本的收藏，还涉及系统性出版和学术论述：

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收录《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等，采用高清印刷技术，成为书法临摹的重要范本。

京都大学《云峰刻石研究》：20世纪中后期，日本学者结合考古学与艺术史方法，分析云峰石刻的书法风格及历史背景，部分成果发表于《东洋文化研究》等期刊。

水野清一与长广敏雄的对比研究：尽管其代表作《云冈石窟》聚焦佛教艺术，但他们在山东考察时亦记录云峰石刻，并与龙门、冈山摩崖进行风格比较。

4. 日本书法团体的持续关注

云峰山石刻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仍是日本书法界的研究热点：

书法旅游专线：自1998年云峰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后，日本书法团体每年约600人次前往考察，尤以《郑文公碑》和《置仙坛诗》为研习重点。

学术交流：日本书道联盟与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合作，举办云峰石刻专题研讨会，并推动拓本数字化。

日本对云峰山石刻的研究以拓本收藏、学术出版和实地考察为核心，其成果不仅丰富了魏碑研究，也促进了中日书法文化交流。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日本学界可能进一步深化对云峰石刻的跨学科研究。